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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细密画艺术概述

Webmaster: ArtDesign | Time: 四月 21, 2017

1. 奥斯曼土耳其细密画的源头

奥斯曼细密画最初是在15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渐包围并取代东罗马人的拜占庭帝国而自身不断壮大发展的过程中诞生的一种宫廷书籍插图艺术。在当今的土耳其人看来,其突厥民族的绘画艺术最早可以追溯至9世纪高昌回鹘的摩尼教绘画。

图01/摩尼教细密画残页,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Nr.III 6368

德国考古学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von Le Coq)在高昌故城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摩尼教手抄本书页残片,如今保存在柏林国立博物馆内。图中身穿白衣、头戴白高帽坐成两排的回鹘书记员正在誊抄摩尼教经书,另外还有描绘参加庆祝纪念摩尼仪式的回鹘僧侣。出自回鹘艺术家之笔的这些细密画残页,与新疆回鹘壁画十分相似,人物造型都具有长发小嘴、脸颊丰满、鼻子细长、眼如杏仁、眉若弯弓的特点(图01)。

远隔六个世纪和上万里距离的两种艺术之间必然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联结纽带,那就是塞尔柱克突厥人。兴起于中亚黑汗王朝南部的塞尔柱克人在11世纪统一了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后,12世纪分裂为四个汗国,安纳托利亚塞尔柱克汗国将巴格达画派和波斯艺术带到了小亚细亚半岛。但由于后期蒙古人南下后战争不断,这一时期的壁画和书籍大量焚毁佚失,流传下来的作品极其稀少。

图02/瓦尔卡与古尔莎,TSM H.841,fol.38v

现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图书馆的《瓦尔卡与古尔莎的爱情叙事诗》(Varka ve Gülşah Mesnevisi,TSM H.841)是现存最古老的、也是唯一一部完整的塞尔柱克时代的插图书籍。11世纪时,伊朗诗人阿依育奇(Ayyukî)将7世纪阿拉伯诗人乌尔瓦·伊本·希扎姆(Urva Iban Hizam)的作品编译成了波斯语叙事诗,并进献给了加兹尼王朝的苏丹马赫穆德。这部作品在13世纪的早期,由安纳托利亚塞尔柱克汗国的著名细密画师阿布杜姆米·埃尔霍伊(Abdülmümin El-Hoyi)在都城孔亚(Konya)完成了手抄本的绘制工作。书籍中的细密画作品在时间上属于塞尔柱克晚期,页面插图所占比重较小,艺术风格受到了摩尼教绘画和阿拉伯巴格达画派插图艺术的影响,并有所发展(图02)。画面色彩鲜明、构图简洁,极富中亚突厥民族的装饰性,是塞尔柱克突厥艺术中最为重要的细密画作品之一,也是留给奥斯曼人的一件宝贵的艺术遗产。

2. 早期奥斯曼细密画:引进与模仿

自奥尔罕加齐(Orhan Gazi,1326-62)在伊兹尼克(Iznik)崛起后,奥斯曼帝国的早期苏丹在政权逐渐强大后选择在布尔萨(Bursa)定都,这一时期宫廷已开始小规模地赞助插图版书籍的制作,但遗憾的是没有实物遗存保留至今。

 15世纪初,同帖木儿帝国热爱艺术的皇子们一样,穆拉德二世在其驻守阿马斯亚(Amasya)的皇子时期赞助完成了一部手抄本书籍。这部成书于1416的《艾哈迈迪的伊斯坎德纪》(Ahmedî İskendernâmesi,PBNF Turc 309)是第一部奥斯曼土耳其语的“亚历山大纪”,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书中21幅插图中只有三张是原始版本,风格更接近于小亚细亚基督教壁画,明显的奥斯曼风格尚未形成。画面空白处的硕大植物装饰图案和极简单的风景,让人联想到了塞尔柱克和巴格达画派的作品(图03)。

图03/伊斯坎德纪,PBNF Turc 309,fol.24r,46r

15世纪上半叶, 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t,1431-1481)的横空出世让君士坦丁堡的上空开始响彻此起彼伏的悠扬唤礼。1453年以前,奥斯曼帝国首都位于今土希边境城市埃迪尔内(Edirne)。穆罕默德二世热爱文学和艺术,命人使用希腊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撰写了三部史书。这一时期所制作的书籍大部分是没有插图的,插图版文学作品中,则以土耳其语和波斯语诗为主。有趣的是,这些书的内容并不是伊朗帖木儿和土库曼王朝赞助者们通常偏爱的波斯古典诗歌,而是15世纪的奥斯曼当代诗歌文学。

这位年轻的“征服者”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也因此对欧洲文艺复兴艺术充满了好奇与渴慕。在与意大利艺术家的交往过程中,奥斯曼宫廷邀请了大量欧洲艺术家和商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工作。穆罕默德二世还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有过几次联系,他曾向意方提出需要雕塑家、家具和木匠艺人为其服务,甚至还想要一名管风琴演奏家。1479年,梵蒂冈画家贝利尼(Gentile Bellini)带助手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他在这座百废待兴的大都市住了18个月,期间完成了大量来自皇室的订单,如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银币、各类油画肖像(图04),另外还为苏丹画了一幅耶稣圣母子图。

图04/穆罕默德二世像,G.Bellini,1480,LNG,no.3099

受意大利画家的影响,奥斯曼宫廷画坊内也开始涌现出模仿油画半身像的细密画作品,如锡南贝伊(Nakkaş Sinan Bey)创作的穆罕默德二世肖像(图05)和被最新研究认为是其弟子艾哈迈德·希布利扎德(Ahmed Şiblizâde)完成的“虎嗅蔷薇版”苏丹坐像(图06)。有记载称时任宫廷画师锡南贝伊曾在威尼斯画家帕奥罗(Maestro Paolo)身边工作过,习得了阴影和透视画法。穆罕默德二世时代,来自欧洲各国的艺术家对本地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了肖像画这一新画种,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图05/穆罕默德二世像,Sinan Bey,1460-80,TSM H.2153,y.145b

图06/穆罕默德二世像,Ahmed Şiblizâde,Albüm,1480,TSM H.2153,y.10b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白羊土库曼王朝(Akkoyunlu-Türkmen)被萨法维王朝取代,波斯画师开始进入奥斯曼宫廷工作,对宫廷画院产生了新的影响,与此同时意大利绘画也在不断地影响宫廷艺术。曾在热爱书画艺术白羊王朝苏丹雅古伯(Yâkub Bey,1478-90)身边工作过的书法家兼细密画家德尔维什(Derviş Mahmud b.Abdullah)从大不里士(Tabriz)移居伊斯坦布尔后,将白羊王朝的艺术风格融入到了奥斯曼细密画中,并对白羊王朝的传统风格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新的赞助者(图07)。

图07/马力克·乌密列王纪,Derviş Mahmud,1459,TSM H.1123,y.30b

进入16世纪后,能征善战的赛里姆一世(Yavuz Sultan Selim,1513-1520)趁伊朗战事混乱出兵东进。 帖木儿帝国故都赫拉特(Herat)和呼罗珊地区的众多艺术家在萨法维王朝开国君王伊斯马仪(Şah İsmâil)占领赫拉特后归入其麾下,但此时局势未稳,乌兹别克人南下偷袭赫拉特得手,伊斯马仪为保护刚刚到手的宝贵战利品,将众多艺术家和艺术品收藏从战事紧密的东伊朗地区迁往大不里士。未曾想到正中赛里姆一世下怀,1514年查尔德兰(Çaldıran)战役获胜后,赛里姆一世从大不里士带回了大量顶级波斯艺术家和艺术品,这其中还包括帖木儿帝国的末代君主贝迪乌扎曼·米尔扎(Bediüzzaman Mirza)。米尔扎移居伊斯坦布尔后,将余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奥斯曼文化艺术事业。

15世纪末16世纪初波斯艺术家和珍贵插图版书籍的大迁徙,为奥斯曼宫廷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新的审美趣味、新的技法工艺为奥斯曼帝国的绘画艺术走向成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也为其独特的艺术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呼罗珊画派、大不里士画派的不同装饰风格交相辉映,在宫廷画院中让人大开眼界。受呼罗珊装饰风格影响的插图版内瓦伊迪万诗集(Ali Şîr Nevâî Dîvân)中的一幅精美的细密画“恋人相会” 的建筑装饰图案,已经基本具备了16世纪末奥斯曼细密画成熟后经典时期的画面装饰构成要素(图08)。

图08/迪万诗集,1530,TSM,R.804,y.145b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强盛,皇室对艺术事业和艺术家的兴趣和支持也逐步增加,就像其他艺术领域的蓬勃发展一样,除了负责赞助书籍艺术和艺术家的君主本人外,大维齐尔(宰相)、王储、维齐尔(军政高官)、后宫妃妾、地方总督、财政大臣和宫廷侍卫等达官显贵也相继担任起了手抄本书籍艺术的赞助工作。

3. 奥斯曼帝国的宫廷画院

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在新皇宫(托普卡帕宫)正式设立了名为“Ehl-i Hiref”的宫廷画院机构,这一时期宫廷绘本的任务尚不繁重,御用画师和相关艺术家的人数开始逐步增加,到16世纪艺术家总数已达到近千人。宫廷画坊内,除了书页的镀金装饰(müzehhiplik)、细密画(musavvirlik)、页缘描边(cetvelkeşlik)、制色调色(renkzenlik)和封册装帧(mücellitlik)等与书籍艺术相关的工种,还有如天花板纹饰(kalem işi)、瓷器图案(çini)等建筑装饰设计;此外,木制的或硬板纸(mukavva)制成的小匣的外装饰、大小帐篷、地毯和布等纺织品的装饰设计也在这里进行。

在奥斯曼宫廷内工作的细密画师均听命于司库长(hazinedarbaşı),并从司库长那里获取任务和薪金。根据现存档案记载,隶属于宫廷画院的画师、手艺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均按入职时间和专业资历,每三个月从后宫侍官手中领取一次季度薪酬。如有额外工作还会对应有额外的报酬。宫廷画师们的薪金从皇宫第二进院落——未存留至今的旧国政会议大厅(Eski Divanhâne)处领取。根据宫廷预算簿中的记载, 细密画师等级分明,被称为“sernakkaş”的画坊总监负责管理属下各艺术家以及各项复杂艺术工作的质量和进度。

为奥斯曼宫廷服务的细密画师们,与宫廷画院机构一起分散在宫墙内外同时工作。宫廷画院在托普卡帕宫第一进院落的皇家军需库(拜占庭圣伊莲娜教堂)内有一处特设工作室,同时在跑马场边、圣索菲亚的东侧还有两处分工作室——狮子馆(Arslanhane)的顶层空间及旁边的御画坊别墅(Hassa Nakkaşhane)。这三处建筑的形象都隐藏在了不同时代的奥斯曼细密画中。

图09/技能叙事诗I,Seyyid Lokman,1584,TSM H.1523,y.15b.

图10/赛里姆汗纪,1581,TSM H.3595,y.59b.

从《技能叙事诗第一册》(Hünernâme I)中描绘皇宫第一进院落的细密画的一处细节可以看到(图09),皇宫大门内左侧建筑一层当心间拱券正上方的奥斯曼文“Cebhâne-i Amire”说明了这座建筑正是军需库,旁边的木料库房外还有一件一人高的大秤。《赛里姆汗纪》(Şehnâme-i Selim Hân)中有一幅细密画生动地描绘了这座底层被当作动物园使用的“狮子馆”(图10)。这幅画描绘了伊斯坦布尔市民在一层关着两头雌狮子的狮子馆的二层围观从埃及带来的河马头的场景。16世纪苏莱曼大帝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军旅画家马特拉齐·拿苏(Matrakçı Nasuh)在《房屋道路全集》(Mecmu’-i Menâzil)中所画的伊斯坦布尔俯瞰图中可以看到,被后来用作细密画坊的拜占庭教堂左侧紧邻一个有六堵石墙、顶层带拱券的瓦顶建筑,而这座建筑通常被认为是第三处细密画坊。

4. 奥斯曼细密画艺术的成熟:国风时代

16世纪迎来了第三个十年后,被后世称为“卡努尼”(立法者)的奥斯曼第十任苏丹苏莱曼汗46年(1520-1566)的文治武功,让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各领域全盛的“黄金时代”,并维持了近百年的辉煌。卡努尼时代的宫廷艺术在赛里姆一世带回的大量波斯艺术家的影响下,开始了不同风格画派融合与统一的试验过程,即在对波斯细密画的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突出了表达土耳其民族时代特色的内容题材和审美情趣,在16世纪后半叶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崭新的艺术语言和风格特点,开启了奥斯曼细密画艺术的“国风时代”。

苏莱曼大帝戎马一生,与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波斯萨法维王朝持续作战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同时还将地中海、红海和北非的大部分区域纳入了奥斯曼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频繁对外战争,直接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测绘与地图学的艺术化再现——地图类细密画的诞生(图12)。著名航海家、地图制图学家皮里·雷伊斯(Pîrî Reis)在1513年曾为赛里姆一世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之后又为苏莱曼大帝制作一部包含爱琴海与地中海详细海港地形图的《巴赫里耶之书》(Kitâb-ı Bahriyye)。马特拉齐·拿苏在苏莱曼大帝远征期间,由于既懂得测绘与地图学,又能文能武会画,深得大维奇尔易卜拉欣帕夏的赏识,他的众多细密画地图作品不但在当时的战场上有很高的情报价值,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图13)。

图12/热那亚,皇家地图集,1570,IAM no.1621,y.5b.

图13/勒班陀,苏丹巴耶济德史,1540,TSM R.1272,y.21b-22a

卡努尼时代后期,史诗官阿里菲(Ârifî)为苏莱曼大帝撰写了一部《苏莱曼纪》(Süleymânnâme)。这部成书于1558年的精美手抄本用优雅的“奈斯塔里克”(Nestalik)波斯体书法和65幅细密画插图再现了苏莱曼大帝从即位大典到远征匈牙利、萨法维王朝的35年帝王史。这部巨著的细密画插图由五位画师合作完成,人物形象和装饰图案既延续了伊朗大不里士和呼罗珊画派的风格,又具备了较成熟的奥斯曼风格,可以被看作是奥斯曼“国风”细密画完全成熟前的一部成功的探索性作品(图14、15)。

图14/为苏莱曼皇子献礼,1558,TSM H.1517,y.412a.

图15/苏莱曼狩猎,1558,TSM H.1517,y.403a.

真正的奥斯曼经典细密画形成于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赛里姆二世与穆拉德二世执政时期(1566-1595)。这一时期的宫廷画院在画坊总监纳喀什·奥斯曼(Nakkaş Osman)和史诗官赛义德·洛库曼(Seyyid Lokman)的合作领导下诞生了大量典型奥斯曼风格的插图版手抄本书籍,如《赛里姆汗纪》(Şehnâme-i Selim Hân)、《沙赫列王纪》(Şehinşâhnâme)、历代苏丹肖像画作品《奥斯曼帝国人物服饰》(Kıyâfetü’l-insâniye fî Şemâ’il ü’l-Osmaniye)和讲述伊斯兰通史的《史集》(Zübdetü’l Tevârih)。因提扎米(İntizamî)是继赛义德·洛库曼之后的下一任史诗官,他主笔完成了记载1582年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为诸太子庆祝割礼仪式的《皇家庆典叙事诗》(Sûrnâme-i Hümâyûn)(图16-19)。

图16/加拉塔宫附近天文台的工作场景,沙赫列王纪,Seyyid Lokman,1581,İÜK,F.1404,y.56b-57a.

图17/奥斯曼帝国人物服饰,1579,TSM H.1563,54b.

图18/诺亚方舟,史集,1583,TİEM 1973,y.18b.

图19/音乐家队列,皇家庆典叙事诗,1587,TSM H.1344,y.18b-19a.

这一时期有一位多次担任大维齐儿职务的锡南帕夏(Sinan Paşa),这位政治家在收集手抄本书籍、为苏丹制作献礼书籍上颇费心力,其曾于1582年为时为太子的穆罕默德三世的割礼庆典制作了一本插图版家谱集“Silsilenâme”。奥斯曼帝国除了男性书籍赞助人,深居宫廷后苑的女眷们也不时出资赞助精美书籍,比如穆拉德三世的女儿法蒂玛和阿伊谢苏丹(Fatma, Ayşe Sultan)赞助了若干部与天文学相关的阿拉伯语插图版书籍。

除了常规题材的书籍插图,奥斯曼细密画发展到了17世纪后还有一些比较“另类”的作品,如以《占卜之书》(Fâlnâme)为代表的神话、冒险、怪谈为题材的细密画,以及在册页这一独立体裁上发展出的一种装饰性和风格性很强的墨画“Saz Yolu”(图20、21)。16世纪初赛里姆一世从大不里士带回的一批艺术家中,巴格达人沙库鲁(Şâhkulu)由于为奥斯曼宫廷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线条装饰风格的纯绘画而名震画坛。这种风格在随后数十年间风靡所有手工艺领域。从事这种与细密画传统相悖的绘画工作的人在帝国宫廷画院的薪金纪录中被冠以“画家”(ressam)称号,而不是通常所使用的“细密画师”(nakkaş)一词。从17世纪开始,细密画的传统开始逐步从书籍走向册页。

图20/阿丹与夏娃,占卜之书,1616,TSM H.1703,y.7b.

图21/Albüm,1580-90,TSM H.2162,y.8b.

5. 晚期奥斯曼细密画:复兴与没落

18世纪初,既是奥斯曼帝国向西方敞开国门的时代,又是自身改革需求不断增长的时代,因此,也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的“西方化改革时期”。而文化上这个地跨三洲的庞大帝国与欧洲的关系依旧错综复杂,反映到艺术领域:在这一进程的初期,土耳其的艺术也努力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点。奥斯曼细密画发展到了18世纪似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但是“郁金香时代”(1703年至1730年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和宰相易卜拉欣帕夏统治期间)的到来,奢靡的宫廷生活令强有力的艺术赞助人再次出现,并使各艺术领域重新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由此,一大批新风格的作品和极富创造力的高产艺术家相继出现。以莱夫尼(Levnî)为代表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个性特点反映了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一种崭新的奥斯曼文化形态,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奥斯曼传统细密画艺术在新的美学趣味的影响下得以复兴(图22)。

图22/金角湾的庆典节目,庆典叙事诗,Vehbî,1727,TSM A.3593,y.92b-93a.

与波斯细密画的风格和传统不同,土耳其细密画强调的是对客观现实的忠实记录,想象中的奇幻事物、自由丰富的色彩与线条则并不多见。脱胎于伊斯兰书籍艺术的土耳其细密画,特别是发展成熟的奥斯曼细密画艺术,更多承载的是现实主义历史题材中宝贵的信息文献价值,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文化研究领域最为直观的档案资源,也是当代土耳其传统艺术细密画复兴运动的重要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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