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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来致意,对未来质疑

Webmaster: ArtDesign | Time: 五月 19, 2017

科幻文学和新媒体艺术,两者都与科学技术有关。科幻被认为是人类幻想离开现实的阶梯。新媒体艺术也往往提供给新技术一个实践和实验想象的空间。今天,新媒体艺术和科幻会在一起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未来志异:科幻文学与新媒体艺术交汇之处”对谈活动上,科幻作家刘宇昆、陈楸帆,艺术家曹斐、邱黯雄与策展人李棋以及《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叶滢展开了一场基于艺术,与文学、科技、社会学乃至考古学的对话。

 

相似的生活环境以及对未来的思考使这些科幻作家和新媒体艺术家在各自的创作中出现许多不谋而合的观察和思考。他们这次的相聚不仅联结新的编织来期待重新进行智识建构,也源于我们自身不断认识世界和个体新边界的渴望。

 

“未来志异”系列讨论,将引入连续性的”交汇

 

神话与现代科幻:“科幻是现代社会中神话的替代品”

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家的创作会产生巨大影响。艺术家邱黯雄最近刚完成了他的系列作品《新山海经》的第三部,《新山海经》既有神话的元素又有科幻的元素,在前两部作品中,邱黯雄分别探讨了能源冲突,以及生物与太空技术。第三部着力探讨了虚拟空间与现实关系,故事从一个从高空坠落的人,脑中闪回出来的记忆开始。

不过,在最新的第三部影像作品中,邱黯雄的平面水墨动画变成了3D效果。他说:“从2D到3D的工作量可不是2比3,可能有2比30那么多!”近三年的时间里的工作时长却比前两部加起来还要大。

从2006年到今年,艺术家邱黯雄创作的三部《新山海经》经历了12年,他深刻地体会了这期间里技术发生的巨大变化。

邱黯雄认为《山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异类,它没有正统中国文化典籍中很多道德和规训的内容,却充满了自由宏大的想象,虽然不主流但保留了对起源的思考。这使他可以试着换一种眼光来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世界。

虽然《新山海经》中描绘的是今天的世界,但却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神话叙事。如《新山海经》里的汽车、飞机等等都好像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就像老山海经描述的那样。

邱黯雄认为“神话”在古代代表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有关于超自然力量的叙事都可以算是神话。在他看来,科技在今天就是神话的替代品,是某种“魔力”或超自然力量在现实中的投射物。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科幻也具有神话性质,只不过二者的时间指向不同:神话指向过去,而科幻指向未来。

而科幻作家刘宇昆认为神话是人类认识世界最早的方式。他的科幻小说注重历史根源的挖掘,这种强烈的文化回溯与科幻写作之间产生了张力关系。

他说:“人类这一物种没有办法直接认识世界,我们总是需要通过叙事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总是在想它的故事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我们无法看到宇宙的真面目,只能看到一个关于宇宙的神话。所以我写科幻时常常在想,科幻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科技也有它的故事、来历和神话。我想写的就是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和这种科技中的神话的联系。”

刘宇昆曾提出过“丝绸朋克”的概念。它与“蒸汽朋克”类似,丝绸朋克是科学小说与奇幻的融合。但蒸汽朋克受启发于维多利亚时代铬-黄铜-玻璃技术的美学,丝绸朋克受启发于古典的东亚古代遗产。

“丝绸朋克”与“蒸汽朋克”一样,也是一种对现实中没有实现的技术路径的执迷。但不同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源于东方的视觉风格,强调丝绸、竹子、纸等有机材料。如,一艘由竹子和丝绸支撑的宇宙飞船,通过压缩和填充气囊来调节高度,它的动力来自带羽毛的桨。每到晚上,飞船上亮起灯光,就像水母在大海中遨游一样在苍穹浮浮沉沉。

这种来自科幻作家刘宇昆(Ken Liu)小说中有机的“丝绸朋克美学”,似乎可以在艺术家邱黯雄的《新山海经3》中体验到其视觉的呈现:蛤蟆摄像头,乌龟汽车,飞鸟直升机等等。

他对汽车、飞机等现代科技产物重新诠释的方式,也让人想起前不久两人合作的《上海48小时》里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邱黯雄在一辆公交车上实现的公共艺术项目《未来线路》,巧妙地与科幻小说家刘宇昆特别为上海种子所撰写的《上海48小时:国际游客周末观光指南,行星漫游者出品,2116》相呼应,于是他们分别以影像装置与文本的形态,一起讲述一趟发生在百年后的“上海之旅”:

上海,一座变革与跨界的城市,既是历史最悠久的新城,又是处在发展最前沿的古都。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它已彻底失去了中国特色,而对部分游客而言,它又完全地过于中国化。如今的上海——港口、集散中心、试验舞台、半淹在水下、大部分以虚拟呈现——在本质上是结合了本地雄心壮志和外来者往日情怀的两栖巨兽,是一座重塑过去、创新未来的城市……

异化的城市与人:异常作为‘新常态’

艺术家曹斐与邱黯雄曾于2010年一起入选圣保罗双年展,当时参展的是曹斐的《人民城寨》和邱黯雄的《山海经1》、《山海经2》,这次在“未来志异”论坛里的重逢像是又一次汇聚。

《人民城寨》中,科幻和现实主义在艺术作品中都有出现,作品中的物体大家都不陌生,但叠加起来呈现的却是异化城市。而曹斐创作于2013年的短片《霾》代表了她对于未来的一种设想,“以后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人工智能的设备,我们都用网络通话,通过网购来消费,室外就是一片雾,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在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完成的。就像《霾》里面表现的,人和人被现代化的空间割裂,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阶层里面,跨越阶层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每个阶层的人都有各自的空间,在公共流动空间存在的只有快递。”

但艺术家曹斐坦言她本人也不是“技术控”,真正让她感兴趣的,是技术环境如何改变人类的生存,在创作或者审美取向上指引她更多的还是现实主义。她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科幻小说、当代艺术与现实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和艺术家如何将对现实的批判潜移默化地组织进自己的作品里去。

陈楸帆同样写过一篇名为《霾》的短篇小说,但它创作于2006年。那时“霾”还远远没有成为大众议题,“因为我是在北京生活的广东人,对空气质量比较敏感,我当时就觉得这会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他说,雾霾其实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事物,它是一种异常的东西,但同时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定义霾的概念以及大众如何接受霾,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权力运行的过程,比如说想要把霾变成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在‘正常’和‘异常’之间进行的一场话语角逐。而人异化的状态有来自科技的异化、生物的异化、资本以及人类学的异化等多层面的异化。

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可能会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

随着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相继获得科幻文学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中国科幻小说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关注。这种现象,令人想起08年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注解在世界备受关注。

今天中国科幻在海外受到广泛关注,科幻作家陈楸帆认为这一方面归功于刘宇昆的优秀翻译,另一个必然的原因来自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更多的人希望了解:在中国人的想象里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中国作为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很可能会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

作为中国科幻重要的译者刘宇昆则认为西方读者对中国科幻感兴趣的原因,还是他们希望从中国的科幻作品中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尤其是其中与西方不同的那部分。

刘宇昆通过他在海外生活的观察,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对于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震撼,但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回应或还有疑惑:中国是否拥有创新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有水分?中国是真正的大国还是西方的廉价工厂?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恐惧,也有欣然喜悦的。这些因素统统导致他们对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兴趣。

目前,科幻小说的海外输出在中国所有文学类型里可能是最成功的。但最初,科幻文学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这种题材。中国科幻虽然在中国发展,但是根还是在海外,所以这种类型的文学在海外有一定的基础,但多属大众文学,中国科幻可能更倾向于精英文学。

刘宇昆还介绍说,中国主流文学在海外的大众接受度不高,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到海外后,只是在大学里供研究使用,它的受众仅限于一些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人,而非大众畅销书。但是中国科幻,尤其是《三体》和一些短篇小说在海外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主流书店都能看到中国科幻小说作为畅销书摆在醒目的位置,甚至是飞机场的书店也能见到。

科幻作为掩体:科幻现实主义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

工业革命开始后,人类对未来的焦虑以及如何应对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命题促使了科幻文学的诞生。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诞生于1818年。

陈楸帆认为,1818年正是工业革命和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科幻是为了在文化和思想上应对新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下人与技术之间的张力而诞生的一种文学门类”。

中国科幻的创作也比西方晚了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在清末民初才开始的,相较西方有一定的延迟,因此中国的科幻的诞生也比西方晚了近100年”。中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了一些所谓“科学小说”的译介,包括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等等。还有中国80年代文化上西风东渐,使众多西方思想与文学流派涌入中国,其中就包括科幻小说。

同时,中国作家也开始了自己的科幻小说创作。最初是一些具有科普职能的作品,如《小灵通漫游未来》、《割掉鼻子的大象》等,而今天的科幻小说已基本抛弃了科普职能,更多地回归到文学本身上来。

陈楸帆说,回顾科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未来的想象。比如,在明末清初,很多关于21世纪的想象带有很明显的“历史循环论”色彩,是对于王朝更迭的一种延续。

对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未来,陈楸帆却没有表示出乐观,他认为,中国科幻作家的基数、作品与海外科幻作家、作品仍然无法相提并论。“美国的科幻文学产业可能是金字塔结构,但是中国科幻文学产业更像是一把锤子,上面的大头是刘慈欣,下面是非常孱弱的一根棍,非常不均衡。”

在陈楸帆看来,科幻和现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历史上,科幻一直扮演着边缘挑战者的角色,很多作品都是对当时权威的质疑,而质疑的方式是通过想象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当我们通过科幻把现实中的局限和束缚去除掉的时候,可以窥见现实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陈楸帆曾在几年前提出过“科幻现实主义”的概念,一部分人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把科幻变成一种讽喻现实的文类,只会让科幻变得狭窄而功利,甚至带有一定的投机主义倾向。但陈楸帆认为,科幻是一种开放的文类,它允许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风格的存在,“科幻现实主义”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甚至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一定程度上,科幻也只是一种掩体。

因为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讨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丧失了对科技与人之间关系的敏锐关注,也缺乏人与科学技术里存在的可能性。

这让人想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批评家C.S.路易斯以飞机、无线电为例,让人们看到,事实上人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掌握了自然的秘密,最终的实际上是一些人掌握了其他人的权利。避孕药甚至让我们掌握了未出生的后代的权利。所以通过科技征服自然的本质是人在夺取自然的权利,从而掌控其他人的命运。

所以科技技术如何扮演它在社会、政治和经济议题中的角色?如何使用它提供给人们另外一种角度来窥见现实,也许是今天科幻作家思考的重点。

科幻基于科学技术,新媒体艺术也同样深受影响。科学技术在人们今天的生活里无处不在,这也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到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不只是技术方面的呈现,还有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影响。

当今的现代科学竟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人们有没有成为技术的傀儡,如何使用技术以及如何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或许可以使科幻文学突破类型文学的局限,也使新媒体艺术可以有更大的实验维度。正如陈楸帆提到的,科幻小说不仅仅关于宇宙飞船和外星生物的小说,它还可以提供在现实基础上的一种“替代性的”、“另类的”的可能,可以是乌托邦,可以是恶托邦,还可以是异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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