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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德国的难民城镇,到柏林墙的艺术记忆

Webmaster: ArtDesign | Time: 十一月 21, 2017

2017年10月24日至2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五届学术年会主题专场——“全球城市史:环境、城市网络与空间生产暨第三届全球史城市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全球城市与世界文明传承研究基地与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研讨会上,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从多个方面发表了自己对城市史、城市发展等诸多问题的看法和见解。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琼颖博士发表了关于二战后德国难民城镇的德国裔移民融入问题的演讲,四川大学的查常平副教授则从艺术的角度对柏林墙“东边画廊”进行了解读,这两项不同路径的研究都对理解今天的德国政治有所裨益。

融合与记忆——二战后的德国城镇化浪潮中的“被驱逐者”

王琼颖首先介绍了历史上的这次难民潮的背景:二战结束后,德国东部边界发生巨大变动,战时被纳粹占领的国家表示不欢迎德国人及德意志民族后裔,导致上千万德语人口被迫离开家园,进入德国。有数据显示,在1940年到1950年间首波的迁移浪潮中,就有1245万德语人口沦为难民,这些被驱逐的移民主要来自中东欧国家。

她接着阐述了难民来到德国后的融入过程。在这个浪潮中,巴伐利亚由于其特殊地位接收了大量官方及非官方的德意志难民。1950年巴伐利亚的人口数据显示,生活在巴伐利亚的被驱逐人口超过了190万,其中以捷克和斯洛伐克德意志人人数为最多。这些被驱逐者最初集中在一些中小城镇和乡村地带。因为经历战火,德国大城市民房的战损率非常高,而巴伐利亚中小城镇和乡村因为第三帝国时期的经济布局保留有大量的兵工厂与军事保留地,这些场所面积大,基础设施相对完善。难民的聚集点成为了日后难民城镇的雏形。

在战后美占区当局及州政府工业化政策的推动下,被驱逐者很快找到了就业岗位。德国的非纳粹化进程,以及难民多为有资质的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士也是重要原因。难民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难民企业的形成,并推动其在经济上融入德国,从而为日后难民城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地方从最初的难民定居点逐步转变为拥有城市权的真正“城镇”。尽管起初难民城镇的居民同质性非常高,但这种同质化并不影响其日后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到来的新迁入者。

王琼颖以新加布隆茨为例具体分析难民城镇的融入与记忆,从新加布隆茨的名称到城区内的空间布局都有意识地重构难民的故国家园记忆与被驱逐历史。

新加布隆茨城市地图。

首先,它的名称来源于属于今天捷克的一个县“加布隆茨”,这个命名申请直到1952年才得以通过。

1952年城区名称获得通过。

其次是街道名称,除主干道被命名苏台德大街外,城区内其他的街道名称也多以加布隆茨的城区或者周围山村命名;此外,从1954到1970年,城区居民一直试图购买原来家乡的一座雕塑喷泉,最终以100万美元金额成交,而“吕迪格喷泉”也成为这里的新地标。尽管城镇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园记忆逐渐消退,再加上代际更替,使得二代、三代对于祖辈的故乡印象相对模糊,但新加布隆茨为了使后辈能记住根在哪里,还是会每年定期组织活动纪念这段被逐出家园的历史。

吕迪格骑士雕像。

最后她总结道,虽然难民城镇的数量无法与德国普通城镇数量相提并论,但一方面,难民城镇作为整个战后中东欧德意志人被驱逐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实实在在地保存了被驱逐德意志人的家园与迁移记忆。而在这一点上,它又呈现出一个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政治维度,这在巴伐利亚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1980年代,“难民城镇”主要强调的是经济上的融入以及难民为巴伐利亚战后重建和德国战后重建做出的贡献;而进入21世纪之后,突出的更多是”难民城镇“融入背后的共同价值观与构建德国多元社会的文化认同。这一点在当下欧洲难民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容易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难民城镇不仅维系着一段过往历史与家园记忆,它还服务于德国的现实政治。

被驱逐德意志人雕像。

自由的还乡——东边画廊中的柏林墙艺术记忆

查常平介绍,和德国一般美术馆不同的是,柏林墙东边画廊是一个开放的户外空间,无条件向游客开放。人们可以在这里谈论新旧柏林、分裂的德国和统一的德国、破碎的世界和整合的世界等等。东边画廊是两德艺术家协会合并后建立的,在2006和2013年曾有过部分的拆迁。

他指出,这些作品的第一个主题是自由与奴役。柏林墙的105张作品里面,第一张就是俄罗斯艺术家阿列克西的作品《无题》。这个作品就是以墙开始的,从中国的长城、到莫斯科的红墙再到柏林墙,墙无处不在。

俄罗斯艺术家阿列克西·塔拉宁(Alexey Taranin)的《无题No title》。

接着他提到了另一种墙,这种围墙的功能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比如监狱的围墙,但不只有监狱的墙是这样。监禁行为会导致人类的反抗,比如跳墙、爬墙、撞墙,所以出现撞墙行为这样的画。

格奥尔格·卢茨(Georg Lutz )的《大胡子Rauschebart》。

比吉特·金德(Birgit Kinder)的《测试余墙Test the Rest》。

马克·恩格尔这张画叫《一块悬置的木偶》,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其实人类都是处于悬置状态的木偶,但又有着等待新的普罗米修斯的渴望。

马克·恩格尔的《一块悬置的木偶》。

桑多·拉克莫尔纳《等待新的普罗米修斯》。

他还展示了《正是需要拆除许多墙的时候》这幅画。1989年11月9日,当柏林墙拆除的时候,人们涌向另一方。柏林墙的倒塌除了象征着人们冲破来自于制度的囚禁之外,还有另一个主题: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个理想,只要有一人是奴隶,那么所有人都处在受奴役状态,所以他们的心目当中,其实人类原本是一体的,而欧洲实为一心。

伊内斯·拜尔、赖克·赫内曼的《正是需要拆除许多墙的时候》。

左边这张画表现的是柏林和纽约等城市联结在一起,右边则是万人触摸墙留下的手印形成的画面。

格哈德·拉尔(Gerhard Lahr )的《柏林Berlyn》。

克里斯蒂娜·屈恩的《触摸墙》。

另一个主题则是还乡与逃离。为了离开监狱一般的极权统治,人的逃离就是还乡。

这幅画是《精神如鸟儿在空中的足迹》,人的思维完全不可能被囚禁,即便柏林墙挡住了人的肉体,但是思想会自由翱翔。

《精神如鸟儿在空中的足迹》(英格博格·布鲁门塔尔)。

另外这张画是《你能看见无限》。墙体上有几个眼,这个眼实际是看不到对面的,但艺术家进行了想象性的视觉呈现。

拉斯茨罗·埃克尔《你能看见无限》。

另外一幅画是《早晨》,画面里的人们想要翻越围墙,去到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里。1953年,将近30多万的东德居民逃离,1961年,350万民主德国居民逃离,大量诸如工程师、技术人员等背井离乡,逃往西柏林和西欧的其他国家,因此柏林墙才逐渐开始建立。

迪特尔·维恩(Dieter Wien)《早晨Der Morgen》。

1961年,当时东德的工人自卫队用铁丝网建墙156公里,其中有43公里把东西柏林分开,此后通过墙逃离的人就非常少了,这是后来的一个纪念雕塑。靠近查理检查站处,左边留下了一些水泥墙,右边是勃兰敦堡门。柏林墙在东德建立之初,原名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就在刚刚建墙过后第二天,就有东德的士兵康拉德·舒曼的跳墙行为,现在做了一个雕塑来纪念他勇敢的行为。

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名为《简历》。从1961年到1989年,他写了一句话,逃离是动摇极权统治的有力方法,感谢被杀与存活的逃亡者。

苏桑纳·孔亚普-耶利内克的《简历Curriculum Vitae》。

还有一张画是1979年10月7日,勃列日涅夫访问东德,也被艺术家作为一个画面表达的内容。其实在艺术家心中,它象征着一种真正的理想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也象征着一种不再有审查、不再有逃离的还乡的自由。

俄罗斯艺术家迪米特里·弗鲁伯尔的《致命一吻》。

查常平提及其中有一个画面值得注意,叫《上帝如何?她是黑人》,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因为性别、身份、种族、宗教信仰等差异而遭受任何歧视的对待。

克里斯廷·富克斯(Christine Fuchs)自问自答:《上帝如何?她是黑人》。

还有一张画面提示人们不要忘记仁爱,是孩子在血亲共同体当中,与父母、爷爷奶奶三代人之间的仁爱行为。

亨利·斯密特(Henry Schmidt) 的《我不要忘记仁爱》。

查常平最后表示,涂鸦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由于其户外呈现的特点,总是面临被覆盖的命运,尽管现在有一个专门的维护组织,东边画廊也难逃避免。然而,正是在被反反复复涂鸦的过程中,东边画廊才展示出它的开放品质,以及没有被奴役的艺术家原创的天性。他认为这正是涂鸦艺术的重要特征:虽然禁止被涂鸦,但是现在仍旧在被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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