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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与古中国坐具的比较研究

Webmaster: ArtDesign | Time: 六月 11, 2018

摘    要:文章运用比较的手法研究古埃及坐具和古中国坐具。古埃及和古中国具有类似的文明历史时间段,在其历史性相似的前提下,首先通过比较古中国和古埃及坐具的使用功能,确定了两者在设计目的上的一致性,由此确定了其可比性。然后通过比较影响坐具设计的内在因素,发现两者内在因素基本相似或者人为地创造了相似的内在因素,但是最终的设计成果有很大的差异。于是又进一步地比较了影响坐具设计的外在因素,发现由于所处文化的差异,虽然具有同样的目的和同样的客观条件,最终也会形成与各自文化相符的设计产物。

 

关键词:坐具;古埃及;古中国;文化差异

检    索:www.artdesign.org.cn

中图分类号:G04;J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8)04-0108-03

 
引言

在家具领域,坐具设计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人类最早设计的家具之一。在公元前4000年,埃及作为最早的文明古国,其坐具设计是西方坐具设计的起源。而古中国的坐具设计是东方坐具设计的源头。古埃及地理位置在非洲北部,接近尼罗河的下游,而古中国在太平洋右海岸,亚洲的东部地区,有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两国在地理位置相隔较远,互相干涉的因素较小,同时文明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坐具的起源之早,发展沿袭时间之长,应用范围之广,都体现出两个文明古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本文通过比较两者坐具设计的功能设定和外部影响因素及内部影响因素,寻找出影响两者坐具外形截然不同的主要因素以及设计原理。

一、坐具使用功能的比较

坐具使用功能主要可以归纳为生理和心理功能。生理功能是指支撑人体,供人倚靠或坐着工作和休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心理功能则是指坐具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满足人的权利欲望的心理需求。下文将以这两方面的主要功能为切入点比较古埃及和古中国的坐具。

(一)生理功能的比较

坐具的生理功能是自然发展的结局。在最原始时,中国先民是直接坐地上或者垫坐在树叶或动物皮毛上,一直到隋都为席地而坐或跪坐形式。到唐宋后发展为垂足而坐,出现了具有一定高度的坐具。初期的古埃及人,一般直接用石块或者是原始树木作为坐具。文献考证在古埃及和古中国都有跪坐的习俗,也发掘出跪坐时使用的坐具。古代埃及的原始石凳就是用原始石头经过简单的打磨切割而制成。而在其同一时期的中国,古人也有用单块木材打磨制作凳子。中国的胡床是古时行军时官员休息时的坐具;在古埃及的壁画中出现的马扎式X形凳子,也是供有迁徙需求人员休息时使用。两者的最基本的使用功都是支撑人的身体,给人提供坐和靠的基础,使人得到休息。通过这一点比较,古埃及和古中国的坐具功能上是一致的。

(二)心理功能的比较

在中国有一句古话“第一把交椅”,此处的交椅,指的就是折叠椅,象征着等级社会里的权利与地位,在古代主要供统治阶级和权贵使用。交椅一般放置在厅堂中,半围而陈列,用以显示主人地位。一般有客来访时,凭客人身份和地位而定座位,交椅一般用来接待同等地位的贵人。最能体现权利和地位的当属宝椅,宝座的体制较大,配有登座的台阶,通过华丽复杂的装饰手段来显示统治者的高贵。宝座大多单独放置在宫殿的正殿上堂中间,周围一般不再设座位,以体现万人之上的地位。也有放在配殿或客厅的情况,主要为帝王专用之坐具,此时宝座已经代表了帝王的身份。古埃及的宝座从古王国时代开始就一直是王权的象征。在进行某些仪式时也使用,主要为国王或王后使用,作为统治地位的象征物之一。正是出于满足这种象征功用,在古中国和古埃及其造型和结构不是以舒适为主要功用也没有太多的考虑人机关系,主要通过各种装饰强化其肃穆感和威严,从而突出其王权。还有一部分权利象征功能明显大于舒适性功能的椅子主要为古埃及的贵族和法老使用,它的特征主要为极度的强其调装饰效果,和主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通常是用金银宝石、象牙黑檀等珍贵材料镶嵌,并雕刻精良,用来显示其高贵华丽。所以古中国和古埃及寄托于坐具的心理诉求也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支撑人体,供人坐和倚靠以及体现主人身份地位。

二、内部因素的比较

在设计坐具时,基于要达到一定的设计目的从而实现其应有的功能,我们需要考虑很多的内部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例如形制,用材,结构,工艺,装饰。要达到一种什么形制,基于什么材料,采用什么工艺,施加什么装饰才能实现?下面就这几点一一进行比较。

(一)形制因素的比较

从考古资料和古代壁画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坐具的形制的规律。从古代绘画作品《挥扇仕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坐具有矮型的、矮型向高型期过渡的、高型的三个阶段的坐具状态。在这幅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坐具都是四足式或三足式。四足直立或略微倾斜支撑椅面以使重心稳定,多出现于带靠背的坐具中。而且所有的坐具都是对称的。中国交椅、圈椅和太师椅,以及官帽椅等都具有这些相似的特点。古代坐具往往只能坐一人,少有两人座椅。古埃及坐具基本也都是三足或四足坐具,其中四足较多,四足直立或弯曲支撑椅面,包括无靠背的凳,低靠背或者高靠背的椅,其基本形制和中国的类似。

(二)材料因素的比较

中国地大物博,森林资源丰富,无论是建筑还是家具均以木材原料为主,特别是家具。由于木材廉价易得且易于加工,古中国制作坐具的材料主要为木材,有些权贵制作坐具时采用的是珍贵的金属并在椅面附加编织的坐垫或兽皮等。古埃及出土的座椅主要也是木质的,材质有杉木和黑檀木,椅面为木质或覆盖皮革材质。众所周知,古埃及木材资源不丰富,埃及一般只有棕榈树、榕树等小尺寸的树木,得到的原材料的尺寸小,不利于用来制作为坐具。木材的稀缺可以由其建筑材料上看出,他们的建筑以石料为主。虽然埃及木材短缺,但埃及还是有大量的木质家具,包括坐具,这主要由于他们通过购买或交换以得到适合制作家具的木材,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大型木材的短缺的问题。古埃及通过人为力量克服了制作材料资源的不足,使得古中国和古埃及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是相似的。

(三)结构因素的比较古埃及家具大量使用的构造和连接方式与有镶嵌、拼接,榫头和榫眼等,既合理又美观,这些结构特点和我们现今的一些家具结构差不多,可见当时其结构设计的高超水准。同样中国古典家具的结构中,榫卯结构的运用广泛而精巧,除了上面提及的埃及常用的结构以外,还有很多复杂的木结构,比如龙凤榫、楔钉榫、抱肩榫等也比较常用。无论古埃及还是中国古典坐具,运用的结构方式均为榫卯或类似榫卯的构造,所以这两者在结构的使用上是一样的。

(四)工艺因素的比较

基于当时冶铁工艺的发展,从战国开始,铁器的使用逐渐变得广泛起来,从而导致了铁制工具也大量的出现并在农业和木工业中普遍使用,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工具种类。当时的木工工具主要有拉锯、锥子、凿子、钻子、锛子等等。古埃及木工业最重要的的工具是锛子和带有木质手柄的刀片,类似于斧子,一般用来劈木材以及运用于后期对于木材精细的修整中。他们也有凿子,一般运用在精细的木作产品生产中。同时埃及人还有拉锯和钻子等。由此可见古埃及和古中国坐具设计生产时使用的工具也基本相似,先进程度都比较接近。

(五)装饰因素的比较

中国坐具的装饰纹样有夔龙纹、饕餮纹、龙凤纹、自然形体、几何图案等,大都是从人们崇拜或喜爱的事物中提炼出的装饰形象。同时也喜欢使用陶瓷、珐琅、金银等名贵装饰物件加以点缀。这些装饰纹样和材料透露出了当时的政治风貌、风俗民情、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及审美情趣等。古埃及人常用浮雕或镂空的手法装饰坐具,运用的纹样有从植物、动物等事物提炼出来的形象。在一些有地位的人使用的坐具中也会大量使用陶瓷、珐琅、金、银等名贵材料加以装饰。所以从古中国和古埃及坐具的装饰纹样和材料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装饰纹样和装饰材料的类型是相似的。

三、外部因素的比较

古埃及坐具和古中国坐具的具体区别主要集中在这两者的装饰纹样和风格上。前面的一系列比较发现虽然在设计目的和内部因素包括形制、用材、结构、工艺等相同的情况下,但表现出来的视觉形象却有很大的差异,表明上面的因素都不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接下来通过比较其外部因素来探究这种差异的主因。外部因素的比较主要可以归结为文化的比较,包括三点,即民俗文化,宗教法制文化,精神文化。

(一)民俗文化的比较

古中国是个名族多样化的古老国度,其各民族的文化是在物质文化交融中不断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坐具的不同装饰纹样,代表的是古人们当时的审美情趣和民俗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迁徙的牧民民俗文化,促使折叠椅、交椅的出现;由于坐的方式的改变,由最初的席地而坐、跪坐等到后来的垂足而坐的礼仪文化发展,使坐具的形制由矮变高,有简单变为复杂,其可装饰的面也由小变大,后续发展的靠背椅再次的扩大装饰面。简单的民俗场景的复制,具有民俗风情物品形态的抽象使用也在坐具装饰中也逐渐变多。古埃及民俗的发展也大抵相似,但是其寄托民俗风情的装饰却不同。早初的古埃及坐具只有统治者和贵族使用,其装饰主要是猛兽和宴会享乐的场景复制,整体的民俗表现出的是一种炫耀和统摄的情感,代表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实实在在的普遍民俗文化,只是一种上层阶级的意识表达。

(二)宗教法制文化的比较

中国宝座为皇帝专座,皇帝被认为龙的传人,真命天子,皇后为凤的化身。二者坐具装饰主要为龙凤和传统祥云纹样的结合。其他权贵的坐具都以神兽的抽象化形象装饰,具有威慑感,代表着权利与地位。宗教法制的限制,无论是在座椅纹饰上的装饰物或装饰纹样还是座椅的形制规模,都表现出一种高低等级。座与位,代表了一种空间的秩序,同时也具有了尊卑之别、长幼之序、上下之分、进退之礼的政治及礼仪体制,是地位的象征和法制文化的传承。古埃及是政教合一的国度,他们的王权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他们把法老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化身。在法老的坐具中多用神兽、神灵的意象或图腾作为装饰,以坐具代表王权、代表法制。他们赋予坐具一种象征地位,通过神的名义来进行愚民统治,巩固自己的地位。

(三)精神文化的比较

古代中国对于坐具的理解是趋于文化性、精神性和艺术性的。古代中国坐具所呈现出的精神文化寓意也是通过其赋予的装饰来传达的。
坐具也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载体,传达出古人们的意识观念、生活形态、精神情感和审美观念。崇尚自然,向往自我内在的精神文化,这是古中国坐具具有的精神架构,代表了中国古代坐具的精神文化之美。在坐具装饰上面,古人喜用“八宝”纹、吉祥图符、祥云纹等等,都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精神寄托,承载着古人的希望和向往。装饰中运用的线、体及选材等都表现出中国多民族性所特有的精神文化。古埃及的艺术审美主要受宗教影响。埃及的宗教展现出了“万物有灵观”思想支配下的系列表现,无论是无生命的自然物质还是有生命的有机体,这所有的存在物统一组成了“生命一体化”的世界。所以在古埃及的坐具装饰上面有自然中的动植物造型及纹样、太阳河流等无生命物质,包括了大部分的自然物,表现出的是古埃及人的精神文化和世界观。在这一部分可以发现,古埃及和古中国的文化是具有极大的差异的。

 

四、结论

尽管古埃及和古中国在设计坐具的时候,其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满足相同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是基于相同的内部因素,相似的坐具形制,虽然在材料上古埃及本地域不具有和古中国类似的木材,但是他们人为的从其他地区换取或者采购较合适的木材,在选材上也和古中国的一样。两者的生产工具的发展程度没有太大的差别,装饰手法相同,采用的结构更是惊人的相似。但是最后得到的设计产物却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随着两国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大。最后经过文化的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在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二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以及精神追求,直观的表现在了坐具外观的差异上。各自的文化都是独有的,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是独有的,具有民族识别性,是长期民族发展的精华凝结,甚至可以理解为文化情结,这才是造物的核心导向。物质条件不满足可以创造条件和选择,技术能力达不到可以发展和创新,只有文化的的积淀没法选择,这是扎根于设计者内心深处的。■(孙建昆   武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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