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是敦煌保护神

一条

2020-08-06 16: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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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第一天,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是第一任所长。赵朴初为他题写“敦煌守护神”五个大字。常书鸿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法国的艺术家,偶然一天看见法国人编撰的《敦煌石窟图录》,被深深刺痛。他花了6年,带着全家人,从法国回到甘肃大西北的荒漠,1934年抵达敦煌,一待近50年。病危时,他嘱托女儿常沙娜:我的骨灰要葬在敦煌。

敦煌莫高窟

常书鸿带着一对儿女在敦煌洞窟门口,1940年代

晚年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

今年7月,《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新书出版,书的作者叶文玲,20年来专注研究常书鸿,与常沙娜也是老友,一条到杭州她的家中拜访,并进行视频专访。而常沙娜在今年3月满89岁,现在生活在北京,一个人独居,儿子常去探访照顾。因为疫情,她不方便接受面访,在她儿子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一次视频连线采访。一起聊了聊父亲常书鸿的热血与守护,及他的后悔与无奈。

    《画家家庭》常书鸿油画

2020年夏天,专注研究常书鸿的作家叶文玲,出版新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30万字,写常书鸿的一生。

此前,市面上的常书鸿传记,最被人称道的就是叶文玲20年前写的《敦煌守护神》,近乎绝版,二手书也已炒出高价。

1984年,叶文玲(左三)和常书鸿(左四)在莫高窟留影

在杭州的家中,年近八旬的叶文玲一提到杭州人常书鸿,有说不完的故事,还翻出几摞相簿。“1983年第一次跟常书鸿先生见面,他拄着红色拐杖,满口杭州话,‘你一定要去敦煌’,这句话就刻到我的心里头了。”

她6次去敦煌,与老朋友、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一起回忆,怎样去写好常老,“他自己的后悔,很多人都不知道,沙娜她都告诉过我。” 

与一条视频连线前,常沙娜在书房中,2020年7月

受到疫情影响,在北京独居的常沙娜,不出门,也婉拒各种面访。隔几天,由她儿子上门看望。也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她儿子的帮助下,有幸与她视频连线采访。

Q:一条    

A:常沙娜

Q:您看完叶文玲女士的这本新书,是什么感受?

A:文玲,我的老朋友,对我老父亲的一生做了研究、探索,写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0年以前出的《敦煌守护神》,4年以后,出了第二本叫《常书鸿:敦煌铸就五字碑》,一直留在我的书房的书柜子里。

最后这一本是《此生只为守敦煌》,她又下了更多的功夫,含义很深,内容也更丰富、全面。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清楚,比如讲述我父亲是出生在西湖边上的少年,比如她讲千佛洞前的“黄金带”,就是常书鸿带百姓筑起的保护石窟的墙,分析得特别好。看了书,我很受感动。所以这本书我留了两本,另一本留给我的堂妹。

一晃眼今年7月份过去了。虽然她在杭州,我在北京也不方便走动,但我特别感谢她。通过这些书,去促进下一代人对敦煌艺术的了解,一代一代地传承。

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我们的信仰不能变。

Q:您提到,书中许多关于您父亲小时候的成长背景,甚至连您都不了解?

A:当年看到文玲写到我老父亲小时候的事时,很受触动。我作为他的女儿,原来好多事我都不了解。我只知道我们家是满族,不知道是旗人;也不知道原来父亲原名叫灵官,上学了以后我的祖父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常书鸿。

我爸爸是家庭的老二,还有老三老四老五几个叔叔,我不熟悉。我就熟悉大伯伯和我的堂妹,大伯伯也早就离开了。

一晃眼,我也到了耄耋之年,快90岁了。

1935年,常书鸿一家三口在巴黎

Q:您的父亲从法国去到敦煌时,当时您几岁?

A:父亲年轻的时候到了法国留学,第9年,他通过伯希和出了一本书叫《敦煌石窟图录》,他才惊讶地知道我们国家在甘肃敦煌,还有一个千佛洞,后来叫莫高窟。他就下了决心,回来以后一定要去甘肃去敦煌。

我是出生在法国,在里昂,回国时我6岁。所以这个事情我就比较有体会了。在法国认识的老朋友王临乙、吕斯百,都是父亲留学的老朋友。他们非常支持我父亲去敦煌的愿望,梁思成、徐悲鸿都鼓励他。所以那么艰难的时间,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永远离不开了。

初到敦煌时的常沙娜

我回来时又赶上抗日战争,辗转到了重庆,后来1943年才到敦煌,十几岁了。

那里吃的东西也没有,很苦,生活特别苦。所以我妈妈从法国回来带着我在那里后来也受不了了,也走了。我们家又出现了家庭的一种变故。

但是我在敦煌莫高窟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就是童子功,把历代的图案、壁画都研究临摹,这个东西,决定了我一生。

1991年两会期间,父女俩在香山

Q:父亲的晚年是如何度过的?

A:邓小平同志让他到北京安度晚年。他在北京住了几年,那时我经常去看望他,但他说:“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还是在敦煌,我要回去了。”

他觉得人在北京是做客。

他病危时,跟我说:“沙娜,我的画的东西、临摹的东西,一定要回到敦煌,而且要捐给敦煌。另外把我一部分的油画捐给家乡杭州。”

他最后写的一本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50年》,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敦煌啊敦煌,是我永远的故乡。”

常沙娜在美国留学期间

Q:50年代您离开敦煌,但您个人的研究和创作,一直跟敦煌有关?

A: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周总理提出来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把敦煌的艺术拿到北京来展示,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这时候,我认识了林徽因、梁思成先生。

常沙娜设计民族文化宫的大门装饰

常沙娜捐出的临摹作品

在林徽因的影响下,我分专题研究了历代敦煌艺术,做工艺美术设计。除了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以外,还做景泰蓝、印染、服装设计等等。思路就是把敦煌的文化、敦煌图案的文脉,运用到现代社会,符合现代的需要。

元素很重要,文脉也很重要。古为今用,把民族的文化延续下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就一直传承下来。

Q:疫情对您现在的生活有影响吗?

A:北京是首都,应对疫情的管理、控制很严,将近半年多,我哪儿都没去,就按照现在的政策,待在北京的家里。

我生活上需要什么,靠我的儿子崔冬晖照顾我,保护我。我们每一天都通电话,他还办理了出入证,隔两三天就过来看看。

借这个机会,我的生活变得很有规律,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更多了。

不同版本的常书鸿传

我就在家里头看敦煌相关的书,叶文玲写的三本关于常书鸿一生的书,我也来回翻。还在整理书柜里头老朋友们给我的资料,多是有关敦煌艺术发展的。

今年3月我满89岁,原来工艺美院的学生、老朋友,虽然不能上楼来看望,都来电话祝贺我,祝福我身体健康。中央也很重视我们老前辈。

日子过得很快,我的心情,一直是学习父亲的思路,轻松、愉快,面对现实,从来不会去想着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干。

位于杭州的常书鸿美术馆展厅

Q: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敦煌,关注常书鸿。

A:我现在知道的,敦煌市要建一个常书鸿艺术纪念馆,地点就在河西走廊酒店的旁边,面积也很大,会放上我父亲的一生的照片、作品,已经得到了甘肃省里面的同意。

提议、筹备纪念馆的黄女士,之前也组织我的巡回展,我叫她Tina。尽管我年纪大了没有实际参与,他们都告知我进展。本来有计划今年下半年开幕,但因为疫情可能推迟到明年。

四月初八佛诞日的莫高窟,常书鸿画

 清沙,筑墙,修栈道 

1943年3月24日,初到敦煌的常书鸿,吃到了荒漠里的第一顿晚餐。主食是用河滩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灯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

呈现在常书鸿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他想象中的宝库,而是一片无人管理的废墟:

洞窟内流沙堆积,壁画部分脱落,藏经洞文书被劫掠一空,塑像被部分窃取、改头换面,窟前还有牛羊放牧,有的洞被人当作临时夜宿,到处是残垣断壁。

其实这时距离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已经过去了30年。

但当地官僚无能,经费匮乏,可移动的文物比如经书,早就被法国、英国、俄国的探险者掠夺。加上极恶劣自然环境,加速摧残和侵蚀着洞窟。

一条有位北大才女也为敦煌奉献了一生,点击查看小程序

“沙沙沙,真是淘不尽的沙,竟没有一星土。”

沙,是石窟保护的大敌,常书鸿一到敦煌,决定最先要制服它。

用了自制的拉沙排,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清出来约10万立方的沙,最后一排排推到水渠边,把沙冲走。还跟当地人学习,用含碱量很大的水,筑起了1000米长的夯土墙,禁止人们随意进出洞窟。

莫高窟由历代的工匠沿着崖面开凿,最多的地方,竖直面上就有四层。

为了上到高处查看洞窟的情况,常书鸿和同事们自制了一种“蜈蚣梯”,靠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公分钉上一个短木棍。这种独木梯使用起来很危险,要靠人手脚并用地向上爬。

在崖顶有裂隙的地方抹上了泥皮和石灰,防止水继续渗入。原有的栈道几乎无法使用,又做了重新修建,人可以进入上层的洞窟。

 给400多个洞窟重新编号 

莫高窟从南到北全长1.6公里,密密麻麻的大小洞窟依序排开,有的洞窟因为开凿者或功德主的笔迹依稀可辨,能知道它们的名字,如翟家窟,但是大多数洞窟,没有名字,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今天我们参观莫高窟,每进到一个窟前,仔细在窟门口寻找,会发现好几种数字编号,就像这个洞窟的名字一样。

现在不论是敦煌学的研究者、还是旅游向导们,公认使用的洞窟编号,是由常书鸿组织全面调研编写的一套系统。

与张大千的“之字形”编号路径相似,他们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从北至南编号,第二层则从南至北,依次进行,有一窟就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获得一个编号。

1948年4月,重新编号工作终于完成,总计编号465个洞窟。(至1965年加固过程中,又有陆续发现小洞窟,现今编号共计492个。)

 800余幅壁画临摹品,展现各个时代特色 

清完积沙,修完栈道,整理完洞窟,就能进到窟里面做研究。

作为艺术家的常书鸿,之前一直迫不得已做工程,只能画画速写,早就想认真研究,临摹敦煌艺术。

最早,他就挑了自己喜欢的“舍身饲虎”。

纸,经常是就地取材,拿窗户皮纸自己裱褙;画笔,也是一用再用。最难的是颜料,靠动手做试验,把当地的红泥用水漂净、加胶,做成红色颜料,黄泥做成黄色颜料。一早一晚,每人手里一个碗一根小棍,边聊天边碾磨。

敦煌洞窟所在的崖面坐西朝东,大多数洞窟只有一个朝东的进光口,再加上很多洞都有长长的甬道,真正能照在壁画上的光线十分微弱,到了下午光就更加暗淡。

当时,大家只能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拿画笔。有时候临摹洞窟顶部的绘画,就要仰着头去看,然后又低头去画,对身体是很大的考验。

壁画临摹工作量也很大。1947年有了更多人手的加入,效率也更高了。有的是几个人分片包干起稿,但勾墨线,着色都要严格一致。

每到月底,常书鸿就组织大家花两三个晚上,点上汽油灯,将临摹作品挂起来,一起讨论。

临摹按照专题进行,到1948年初,完成了十几个专题,分为历代壁画代表、历代藻井图案、历代飞天、历代服饰等。有的是整体,有的是局部,共计选择绘制了800多幅摹本。

壁画临摹,在40年代,既是因为摄影条件的匮乏,也是为了在画的过程中,不断学习理解古人的艺术。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合影,中间穿中山装的为常书鸿

 一手建立起敦煌艺术研究所 

2019年,前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接触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已经有了几百人的规模,洞窟保护、环境治理、历史研究、美术研究等各个部门,分工细致,每个领域都有重量级学者。

回到70多年前,1942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到西北考察,最初提议要建敦煌研究所,系统保护。

1944年1月1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第一任所长。

当时无论是人手、物力,都与实际所需相差悬殊。张大千离开时曾对常书鸿说了句玩笑话:留在敦煌,就像“无期徒刑”一样。

第二批年轻人到敦煌后合影

最开始,跟随常书鸿在莫高窟一起工作的只有6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加入进来的人,都离开了敦煌,研究所也一度停摆。常书鸿极力奔走,才保住。

实在人手缺乏,1946年5月,常书鸿又到重庆搞招聘。这一批加入研究所的,有后来成为第二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还有莫高窟建筑的研究保护专家孙儒涧等。

在常书鸿心目中,“把敦煌壁画称之为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当之无愧!”但是敦煌到底有多好,要让更多人知道。研究所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要宣传莫高窟。

1957年在东京举办首次中国敦煌艺术展开幕式

经过精挑细选的临摹,从晋到元朝,各个时代的风格和主题,都表现了出来,常书鸿就把这些临摹创作拿到重庆、南京等地办展览,让更多国人了解敦煌的艺术。甚至出国巡展,把洞窟“不动产”的精华,带到大漠外边,带给更多人。

无论是50年前,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每一次敦煌展,都能引起轰动。

常书鸿故居外景

 破庙里搭出一个家 

茫茫大漠,如何安家?

2004年,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把常书鸿的家修复,还请来常沙娜和弟弟嘉陵协助,复原家居陈设。到莫高窟参观,看完南边的洞窟出来,走个5分钟,就能一窥常书鸿全家当时的生活。

“煤油灯、笔、眼镜,都是常书鸿用过,留在敦煌的东西。”叶文玲跟我们一一介绍。常书鸿故居门口的梨树,也是常书鸿亲手栽下的,现在还在长。

复原的常书鸿故居内景

常书鸿选了中寺,又叫皇庆寺的一座破庙用来安家,简陋却温馨的安身之地,便有了。

虽然房间小,但母亲还是追求舒适,再简陋也是整整齐齐的。母亲自己则是每日认真梳妆,穿戴得很有艺术家范儿,有时还穿高跟鞋。

土房里没什么家具,但是讲究的常书鸿,还是发明了一个卡在墙角的三角板架,把洗脸盆放在三角板架上,上方放着镜子,实用又简洁。

敦煌食物匮乏到什么程度?在敦煌戈壁滩,没有什么蔬菜,天然的食用菌菇更难以发现,如果谁发现了哪里有菌菇,绝不告诉其他人。

购置生活用品和工作所需,都要到县城,来回八九十里,当时常书鸿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老牛车,往返县城至少一天一夜。

1944年的夏天,常沙娜的妈妈借口去兰州看病,从此离开了莫高窟。再没回来。

常书鸿与李承仙的婚纱照

2年后,常书鸿到重庆招人。一位叫李承仙的学油画的年轻姑娘,自告奋勇来报名。后来她与常书鸿结婚,两人成了一对“敦煌痴人”。一起做研究,临摹壁画。

 父与女,两代人的敦煌传承 

“没妈的孩子早当家”。早熟的常沙娜还记得当年妈妈走后,爸爸气愤妈妈狠心抛下了家人,他心里还有对家庭破碎的万般无奈。有时候,对女儿和儿子发无名火,冷静下来也觉得很对不住孩子。

他还曾请求女儿退学回敦煌照顾家人,“沙娜,你从酒泉学校回来吧,不然弟弟怎么办?家里怎么办?”

常沙娜回忆说,当时我还不懂,但现在完全能理解爸爸内心的痛苦,家庭和工作压力都大,他太不容易了。

常沙娜在父亲墓地前

1994年6月24日,常书鸿在北京辞世。遵循他的遗嘱,女儿常沙娜将他的骨灰带回莫高窟安葬。

常书鸿的墓,就在大泉河的对岸,莫高窟对面的高坡上,与九层楼相遥望。

年轻的时候,常书鸿就带着女儿一起举办敦煌主题的“父女画展”。

常沙娜临摹158窟

2019年,中国美术馆《花开敦煌》的展览,汇集了常沙娜和父亲常书鸿的近百幅与敦煌有关的创作,引起热议。展览还巡演到了父女俩待过的法国,对常沙娜触动很大。

展览结束后,她还把自己20多幅作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她只捐赠,从来不卖画。 

就和父亲一样,她的话里、心里,都离不开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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