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病毒与城市

李萌

2021-02-26 16: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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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新型冠状病毒的突袭让人类又一次经历了全球的大流行瘟疫。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上早已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全球大流行瘟疫,诸如鼠疫、流感、霍乱、疟疾等,这些流行瘟疫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科技、社会、政治、文学与艺术的发展。纵观艺术史,人类在战胜瘟疫的同时,艺术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病毒肆虐下的社会与城市的状态,为人们驱散恐惧并给予饱受痛苦的人以温暖、光明和希望,在科学不常能触及之处为人们描绘生命的荣耀、精神的力量。

2020年10月15日,纽约布鲁克林默特尔大道1154号

近日,美国的国家建筑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记录十字路口:大流行病下的幸存和纪念 》(Documenting Crossroads: Survival and Remembrance Under the Pandemic)的展览,这是“记录十字路口系列”的第三部,通过图片记录了纽约市和新泽西州纽瓦克十字路口的图景,讨论了自2020 年以来新冠病毒对城市的影响。该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街头小贩:为生计而兜售;吃的东西:邻居间的互相帮助;描述病毒的力量;描绘迷失、窃听与观察到的景象。此次展览用图像真实地记录疫情发生以来城市所受到的影响和变化,包括街头小贩们为了生计而发生的变化,从贩卖的物品到跟随大人来摆摊的孩子们的生活;新冠疫情暴发后为社区困难家庭、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等分发免费食物的情况变化;新冠病毒对视觉文化的影响以及对逝去生命的纪念等。通过对艺术、新冠病毒与城市的探讨,让我们看到了新冠病毒对城市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更是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秩序、文化与艺术的发展。

记录大流行病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众多的大流行病,这些大流行病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艺术的发展。艺术在这其中不仅扮演了记录的角色,更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与大流行病的抗争,看到了人们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通过艺术给予更多的人温暖和希望。此外,通过艺术的叙事方式,让当下正在经历疫情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周遭所发生的一切。

中世纪的黑死病吞噬了欧洲近半数的人口,生命因大流行病消逝的现实与记忆,第一次让真实的死亡进入到欧洲艺术史的视觉表达中。黑死病的特征是发病和死亡都十分迅速,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只要感染,在一两天之内就会死亡。黑死病的大流行使得死亡和祈祷成为了这一时期艺术书写大流行病的主题。诸如16世纪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 的画作《死神的胜利》(The Victory of Death),采用了鸟瞰式全景构图,描绘了骷髅和人类之间的生死斗争,呈现出了一幅充斥着死亡的末日场景。死亡被表现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其画作中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生动描绘,又呈现出了一种内在的艺术悲剧性。

2020年8月30日,纽约大道上的“纪念与我们同行的人”,描绘了在Covid-19中死亡的科罗纳的年轻居民和老居民

1918年,西班牙流感席卷了全球,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感染了这个病毒。这场流感的流行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艺术的发展。维也纳分离派的艺术家埃贡·席勒的作品《家庭》(The Family),这是他的最后一幅画作,被认为是艺术史上最悲伤的一幅全家福。席勒在这幅画中抛弃了过往的荒诞与颓唐,用最温柔的笔触,期待新生命的到来,位于前景的小朋友色彩鲜艳明亮,画面正中央是母亲略带忧伤的脸,后面是脸色枯黄的父亲。在这幅作品中,席勒将自己对家的美丽想象投射在了这幅作品中,画中的小婴儿是席勒未出生的孩子,与妈妈伊迪丝一同因西班牙流感死于1918年。在妻儿过世后的三天,席勒也因西班牙流感去世,享年28岁。这幅《家庭》呈现出了幸福生活的普世价值。此外,还有艺术家爱德华·蒙克的两幅自画像,《患西班牙流感中的自画像》和《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在患流感时的自画像中蒙克身披浴袍坐在靠背藤椅上,后面是还未整理的病床。在面部描绘上,采用了沿自死神形象传统的蒙克式骷髅面孔,眼神空洞,嘴张开仿佛在尖叫,整个画面充斥着焦躁不宁氛围。而在流感痊愈后的自画像中,蒙克穿着白色衬衫、夹克背心和西装外套坐在了书房之中平静地看着画面之外,面部恢复了有血色的红润,整个画面呈现出蓝绿的色调。

2020年3月20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富尔顿街1267号,阿里特立尼达罗迪商店张贴招牌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之际,社交的隔离让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宅在家中。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三位设计师建立了一所特殊的“新冠艺术博物馆”(The Covid Art Museum)。这是全球第一家诞生于新冠疫情期间的线上艺术博物馆,所有的作品都是由作者主动提交。题材、形式不限,人人皆可参与。其中塞浦路斯视觉设计师哈亚提·埃夫伦(Hayati Evren)将达利的作品《记忆的永恒》改成了《新冠病毒的永恒》。他将口罩、塑胶手套、洗手液这些疫情期间的热门物品纷纷画进了名画之中,带来了一种奇特的视觉冲击感。建筑师纳乔·泰拉多(Nacho Tellado)利用3D技术,将疫情中医护人员与新冠病毒的抗争艺术化,记录了当下的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其作品充满了喜剧的色彩与乐观的心态,诸如在“黑人抬棺”的音乐中,被死神带走的不再是可怜的人,取而代之的是新冠病毒。此外还有医护人员用星球大战里的光剑和高尔夫球杆与病毒决斗,以及将疫情数据费力地拉回桶内等,表现出了人类与病毒抗争的机智、勇敢。艺术家皮尔波罗·罗韦罗(Pier paolo Rovero)则将佛罗伦萨、马德里、东京、耶路撒冷、伦敦、巴黎与布鲁塞尔7个城市疫情期间的景色画了出来,没有人来人往的街道,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个个亮着灯的窗口,城市中的人们都隔离在家中过着不同的生活。隔离在家的个人虽然看起来是孤独的,城市中的人们都在隔着小小的距离互相陪伴,这组作品给予了疫情中的人们以温暖。涂鸦艺术家班克斯则通过描绘老鼠在家中和各种生活用品之间的互动让大家看到了宅在家中的新乐趣。

2020年8月17日,等待免费食物的家庭

疫情与城市

“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疫情对城市的影响远比战争来得更为深远,新冠病毒的肆虐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社交方式,更影响了城市的发展方向。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不应再试图回到过去,而是要继续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创造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对与他人接触的畏惧将会持续数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巧妙地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各种危机,创造一个每个人都想共处的世界,以及如何重建我们所丢失的人际关系。

全球疫情迫使城市中的人们居家隔离,生活也因此被局限在了家中的方寸天地之间。阳台就成为人们接触外界世界的起点,是得以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片刻阳光的地方。对城市而言,阳台不仅是城市的风景线,亦是观察私人生活的公共光圈。柏林策展人乔安娜·沃尔莎(Joanna Warsza)和奥乌·杜穆索鲁(Ovül Durmusoglu)发起了一个名为“阳台:生活,艺术,疫情,距离”的公共项目,以“阳台”作为载体,她们邀请了位于柏林普伦茨劳尔贝格区(Prenzlauer Berg)的约50位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在为期两天的时间中,从各自的窗户或者阳台进行装置、表演等展示,并绘制了一份普伦茨劳尔贝格区的作品地图。城市中居民可以从自家阳台、窗户或者屋顶看到这些作品。这一系项旨在探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号召人们走向阳台,以此来拒绝听任病毒所带来的恐惧和一切,并为生活寻找到艺术的方式。其中艺术家劳尔·沃尔克(Raul Walch) 创作了一系列蓝色的漂浮雕塑,在阳台上随风飘动,向人们传达了隔离并非意味着封闭这一理念。曾参加卡塞尔文献展与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奥拉夫·尼古拉(Olaf Nikolai)将三个橘子固定在窗上,致敬了摄影师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的作品《向空中仍三个球以获得一条直线》,呈现了一个疫情中的悬空雕塑,摆脱重力,唤起了人们对宇宙行星与月球时代的崇高愿望。通过这一项目,让柏林的居民开始审视自己生活的城市与生活方式,开始关心周围的邻里,开始思考人们与其生活城市的联系,在疫情下建立新的社群关系。

2020年9月22日,在毁坏的雷明顿工厂的墙上戴着面具的脸

对疫情与城市的探讨,不仅是记录当下,更是思考。英国惠康基金会发起了《疫情都市》(Contagious Cities)项目,从科学、社会学、传播学、艺术等多重维度探讨病毒与人类、城市的关系。其中香港艺术家徐世琪用作品《宇宙急Call》探讨了“艺术应该怎样介入来提高人们对于大流行病的警觉?”这一问题。在《宇宙急Call》中,艺术家用单频色彩有声影像向观众描绘了一段联通宇宙、病毒、生物的故事,来自外太空的入侵者携带着传染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彗星,为地球带来了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瘟疫。通过另类的故事叙事,这件作品将事实和虚构编织在一起,构建了对流行病的新理解。这亦提醒了我们要对疫情的叙述保持警惕,因为叙事的真实与否将会最终影响危机时期人类的生存。同样,这件作品还传达了传染病和人类文明一直在相互塑造的观点。

艺术家林沛莹通过作品《病毒之爱》(Virophilia)探讨了病毒与人类共存的可能性。在这件作品中,林沛莹设想了2210年人类已经征服了21世纪初的致死病毒,并使用这些病毒来酿酒、制造奶酪等,包含了一系列表演、食谱以及品尝会,用超越视觉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理解病毒与人类的关系,进而为城市公共医疗体系与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提供启发性的思路。

2020年5月2日,手绘标志贴在纽约布朗克斯市Aldus街附近的南部大道的当铺上

此外,柏林的多媒体艺术家西比·纽梅耶(Sybille Neumeyer)还创造了一条艺术之路,通过与科学家与民众的对话,她搜索和聆听了许多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媒介,追溯了柏林自然博物馆及其周边地区的关于大流行病毒的故事,搜集了城市里诸多病毒的“声音”。在其叙事绘图上,汇集了历史、文化、医学和社会活动,引导人们对病毒暴发事件细致阅读与辩证性思考。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的末尾曾写道:“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痛苦置之度外的正义之士,一定会做些什么。因为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永远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通过艺术的叙事方式,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了病毒对城市,对人们的影响。其意义不仅在于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关于疫情的历史,给予了人们与疫情抗争的信心,纾解了疫情中人们焦虑的情绪,更在于帮助我们解决疫情所带来的公共卫生与社会管理的危机,给予人们对未来城市发展启发性的思考。黎明前的清晨总是特别寒冷,捱过黑暗与雾霭终将迎来曙光!


文章来源:《艺术与设计》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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