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平 张锐玲丨重回垃圾分类生态的良性循环

许平 张锐玲

2020-11-04 14: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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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的垃圾分类收集治理工程虽然已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试点,但仍然存在分类不够彻底、运行不够顺畅等系统协调性问题。垃圾分类行为与行为环境的构成有着直接联系。一方面,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是构建彻底的城市垃圾治理有序环境的硬核内涵,可以阻止和扭转影响治理目标的环境行为;另一方面,已成惯性的垃圾投放方式会反作用于垃圾分类的设计效果,消解环境约束力,致使重塑行为的机会消失,甚至导致治理无效。因此,通过对垃圾分类收集系统应用场景的进一步关注与更新设计,提高垃圾分类行为的主体认同与自觉性,将有利于形成一个更加“主动、积极、可持续”的垃圾分类生态良性循环。

关键词:垃圾分类  良性循环  行为设计  应用场景  产品环境 


今天的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让生活恢复当年的朴素雅净、平和安详。人们总是记起早年北京胡同的青砖灰瓦、绿树红墙。正如老舍先生笔下所写:“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1〕老胡同里的从容、安详与四合院生活的勤俭、干净是一个整体,胡同人家长年保持量入为出、节俭持家的传统。有部门做过统计,20世纪60年代胡同里的人家平均每天出不了一簸箕的垃圾,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然后家家把那一小撮垃圾送到相应的地点。在胡同生活中,垃圾清理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

今天的垃圾分类处理再次成为生活文明水平的标志。在人口高度密集、生活快速更新的城市,如果垃圾分类处理不能做到便利、细致、人性化的组织实施,关于城市治理的施政决策将会变形落空。在上海、北京等示范城市,十分重视垃圾分类处理的“最后一公里”施策,精心组织、精心落实,有的社区细心地为垃圾收集点设置洗手水池,以方便爱干净的住户安心投放;有的社区还利用网络环境,专门设置垃圾回收“绿色账户”与“智能积分处理系统”,让垃圾回收成为一种乐趣。一种强调人性化内涵的垃圾分类生态良性循环正在重回今天的城市生活。


上海某小区内设置的垃圾回收“智能积分处理系统”


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收集治理工程日见成效,以上海、北京等城市展开试点为标志,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的社会工程已成为现实的生活议题。在系统收集、分类投放能力显著提高的同时,也暴露出分类不够彻底、运行不够顺畅等系统协调性问题。其中固然存在区域布点、设备升级、数据配套等“硬件”条件的不足,而文明意识、行为习惯、分类知识等“软件”支持的不足同样不可忽视。

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是现代生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构建完整有序的城市治理环境的硬核内涵。生活垃圾的处置,虽然只是垃圾“扫地出门”的最后一环,却是连结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反映着城市的行为组织水平与道德约束水平,与公共约束之下的环境行为水平有着直接关联。

在行为研究理论中,“环境行为”指人在环境指导与约束下形成社会行为的能力。“垃圾分类收集”属于为构建城市有序生活而达成约束性共识的群体行为,是一种精细生活文化的塑造行为。有效的投放约束可以引导和鼓励正确的生活垃圾分类、制止和扭转影响治理的投放行为,而长期积累的负面习惯会反作用于分类收集的公共约束力,致使重塑机会消失,甚至治理无效。由此可见,分类收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固然与硬件准备不足有关,但行为心理的准备不足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所在,是更需要关注和深入求解的环节。

从环境行为研究的角度来看,垃圾分类的环境约束力不足与系统应用场景的功能缺陷有关,它恰好为设计学介入垃圾分类治理工程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


设计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和经济创新的方式,也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法。设计思维主张将生活对象视为一个彼此关联、动态变化的整体,通过问题导向、寻找和发现重新感受和塑造生活的可能。这种反思、感受和塑造的方式就包括从各个方面进行环境塑造,进而改变环境应用和环境约束力的可能。在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聚焦为系统的“应用场景”方式。

应用场景是评价产品功能与产品应用环境系统匹配性的概念,是环境影响要素的逻辑化、视觉化、整体化表现。环境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行为能力、行为心理与行为环境三种要素的影响。行为能力是一个结合先天条件与后天习得两种方式的成长过程;行为心理是一种基于经验积淀与认识反应的发展机制;行为环境是提供行为依据或行为动机的外部构成。三种关系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环境影响,因此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环境行为。

在人类与自然长期依存的漫长进程中逐渐形成深层的行为心理。早期的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自身行为,同时为自身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改造周边环境;改造形成的新环境又会刺激人们产生新的行为响应,从而导致人与环境之间循环往复、互为影响的双向塑造过程,或称为互构过程。随之发生变化的,不只是人的外在行为表现,也包括内在的思想动机、人文信仰等心理构成。环境内涵也因此更加丰富,既有具体生动的自然构成,也包括抽象闳约的社会人文,如此丰富多义的环境构成聚焦于现实的行为场景,使应用场景成为支撑人行为的环境系统,同时也成为约束环境行为有效的影响因素。

应用场景设计即对应于上述场景内涵,将其转化为行动支撑与约束的系统设计。应用场景设计从产品环境的角度评价产品或产品系统与使用需求之间的匹配关系。应用场景不是单纯的环境设计,而是将人的行为心理、潜在需求充分融入“产品—环境”系统的人文设计。如果将垃圾分类收集过程视为一个整合的产品系统,这个系统与投放行为之间就存在一个“应用场景”的空间界面,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设计主题。


北京某社区内的垃圾分类收集系统场景


垃圾分类收集处于城市法制管理与人性管理的边际,是一项响应标准极高的社会工程。支撑这种行为的投放心态,至少包含着合法性、合理性、合宜性三种不同层次的回应诉求。前期的城市垃圾治理实验多数归于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低估了其内涵的复杂性,过于简单地处理分类投放的行为标准,最终导致工程失效。

从设计角度来看,一个分类收集点就是一个完整的应用场景,由“集中—收纳—存放—运送”等环节构成彼此关联的内在结构,这种结构的组织水平越完善,越有利于应用环境的形成。这里的应用场景“合法性”要求是指投放行为的组织依据。政府与社区制定的一系列公共政策与管理规定是投放行为合法性的支撑。在这个层面上,收集点的场景可以更多地通过视觉信息设计强化投放行为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强化行为的心理支持。做得好的收集点把有关政策、知识、公共信息做成提示板,让市民知晓并依照执行。而忽略了这一点,就可能使行为约束力失之于无形。

应用场景的“合理性”是指建立在合理关系基础之上的行为组织。分类收集空间如何更开敞、更卫生,收集过程如何更简洁、更便利,收集时间如何更实际、更便民,收集方式如何更快捷、更简易等等,都会影响投放行为的有效达成。行为流程不合理,投放组织就可能夭折或遭拒绝。细心的社区在收纳区安置一个供住户洗手用的水池,垃圾投放结束后可以洗手甚至消毒,动作不大却十分暖心,让住户倍感尊严,对组织投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合理的收集方式往往是需要场景智慧的焦点。一个完整的场景结构往往是时空间交错组织的成果。如厨余垃圾的收集存放就是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智慧解决。由于进场之后处理工艺的原因,厨余垃圾需要在收集时“去垃圾袋”处理,但“去袋”过程需要住户自觉配合,且存放过程中容易引来蚊蝇。粗放化的收集方式下,蚊蝇飞绕、遍地污渍,收集点变成污染源。而有的收集点采用“定时”收集的方式,只在规定时间内投放,并有志愿者协助快速分理;需要在其他时间投放的个别住户则做个别处理。这样灵活有效的收集方式有效减少了垃圾存放时间,收集点大部分时间内都整洁无蝇,使大部分住户对收集环境满意,但对住户的配合度要求高,需要做更加细致的组织设计。解决好了,就容易使分类收集工作得到社区支持。

应用场景的“合宜性”响应,就是指分类收集效果达到让人改变感知的程度。这是工作最为细致、但也是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层次。合宜性设计不但要解决应用场景的合法、合理问题,还要使收集过程舒适、有趣,住户乐于参与。真正做到这一点,才是对分类收集处理机制的持久支持。如上海等地改变收集模式,试行“绿色账户”和网络化“智能积分处理系统”,利用网络环境,完全改变了垃圾收集方式与场景效果。收集点变身为一个干净利落的“投放亭”,住户可以事先通过手机APP预约,按时到达,打开屏幕,依提示要求将垃圾投入,收集装置自动关闭,并将投入垃圾按重量换算成反馈金额,计入“绿色账户”。整个投放过程轻松方便且“游戏化”,变成一个有趣的交易过程,不仅垃圾变身生活资源,还增添社区生活乐趣,很受社区青年人的欢迎。


影响垃圾分类、干扰场景效果的因素还有很多,不同程度的构成影响分类收集的瓶颈,需予以更多关注并研究解决。

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从产品生产直至垃圾形成的一系列过程要素,目前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随着环保建设基金的投入,增设了大量新型垃圾桶、垃圾箱,并对原有设备进行升级更新,垃圾收纳、处理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以上海为例,2019年6月时,干垃圾焚烧能力为1.93万t/d,湿垃圾资源利用也达到了5050t/d。〔2〕但另一方面,面向垃圾分类的产品设计还有不少有待补充和优化的环节。比如从源头的商品生产、包装、运输、消费等各个过程到垃圾形成后的袋、桶、车等垃圾收纳设备,垃圾堆放空间,垃圾处理终端等,直至贯穿整个过程的宣传品及特定标识等,都需要从设计角度提出各种优化对策。比如不少商品从源头开始就缺少必要的垃圾分类标识,影响到后来的垃圾分类行为;作为垃圾收纳前端的垃圾袋材料仍不可降解,处理垃圾的同时又增加了塑料污染等等。再比如,垃圾投放与垃圾收集缺乏统一标准,各个城市对策不一,尤其厨余垃圾的收集处理不尽一致,在“袋装”或“去袋”投放上举棋不定,扰乱市民意识还带来后续进场处理不便,不利于分类治理的持久执行。此外,垃圾桶、箱自身标识不够清晰明确,布点不够合理等短板也普遍存在〔3〕,需要进一步破除瓶颈,力求迅速改进。


上海某社区内的垃圾分类收集系统场景


我国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程的社会环境正在向好发展,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等〔4〕,这些有利因素为垃圾分类目标的最终实现提供了极好的战略契机。2017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2020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通过,并将于2020年9月1日起实施。在这些政策、法规引导下,各地也先后出台了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垃圾分类具体条例、细则,这些法律法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逐渐培养、提高了民众的垃圾分类意识。

如前所述,垃圾分类收集是一项涉及面广、工程量大、影响力深远的系统工程。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技术储备、工程基础、条件资源,更需要广泛动员的文化共识、舆论配合、人文治理等软性条件构成的社会环境。只有这“软”“硬”兼备的系统合力,才能最终形成一个个以垃圾分类处理可能性为指向的应用场景。这一场景中既包括宏观的政策背景、深厚的人文背景,也包括微观的社会服务形态与产品细节,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设计主题。比如以产品——商品为源头的分类收集功能预置设计,首先需要设计一套简洁、统一、明晰的垃圾分类标识系统,并从源头端的商品开始进行强制应用,贯穿垃圾袋、垃圾桶以及各种宣传品设计制作环节;进而强化对垃圾制造、垃圾收集、垃圾投放全过程的标识引导,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人们垃圾分类处理的准确率,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帮助人们建立起垃圾分类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智能时代的到来也为垃圾分类工程设计提供了更多维的契机。人们可以通过居民垃圾投放类型大数据分析,进一步优化调整垃圾收集点的布点分配以及装车运送的运行线路,提高垃圾分类投放、处理的工作效率;垃圾袋、桶的制作设计也可以融入相应的智能技术,优化人们的使用体验。新型的垃圾桶、箱也可以进行适当的功能扩展,进行资源化、信息化、服务化甚至景点化赋能等,更好地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再如目前大多数家庭的垃圾处理、投放主要由女性负责,女性还是陪伴孩子成长的主体,在垃圾分类宣传品设计时可以选择适合女性和孩子的形式,如漫画、影视、游戏等,在强化亲子关系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垃圾分类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的代际传承,让孩子在母亲的影响下建立起垃圾分类意识,实现家庭内的良性循环。

建立可持续的垃圾分类行为模式,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政策法规毫无疑问也是实现社会行为约束的重要方式。要达到垃圾分类的预期工作目标,就需要进一步强化各种法规制度,尤其是奖惩制度的执行力。以香港为例,乱扔垃圾或混装垃圾的,罚款额度高达1500港元(约1350元人民币),高昂的违法成本对垃圾错分、不分等不当行为形成了极强的约束力。人的行为是出于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而刺激可能是机体自身产生的,如动机、需要与内驱力,也可能只是来自外部环境〔5〕。人既是环境的改造者,同时也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实施垃圾分类是人与客观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必然选择。人类垃圾分类观念的形成、价值的梳理、行为的实施都有赖于产品环境、社会环境的约束和刺激,而设计可以健全、完善、优化产品环境和社会环境,达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应用场景,使其日益成为塑造垃圾分类文化、促进垃圾分类治理的总体性的社会工程。

综上所述,通过对垃圾分类收集系统应用场景的进一步关注与更新设计,提高垃圾分类行为的主体认同与自觉性,将有利于形成一个更加“主动、积极、可持续”的垃圾分类生态良性循环。


注释:

〔1〕老舍《老舍散文》,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2〕王垚、王子彦《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实施中问题的分析》,《环境保护科学》2020年第3期。

〔3〕常纪文《北京垃圾分类制度的思考和建议》,《中国环境报》2020年7月2日第3版。

〔4〕陶应虎、顾晓燕主编《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李道增《环境行为学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许平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锐玲   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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