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设计与艺术,夺回我们的生活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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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3 16: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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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9日至22日,深圳华·美术馆发起了为期四天的D-TALK线上论坛“让生命胜出(In the Name of Savoir Vivre)”。此次论坛特邀陆兴华作为学术主持,邀请18位国内外学者、设计师和艺术家,从各自的领域经历出发,反思当代技术生活与人类世境况。


论坛主题的理论背景是2020年刚故去的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关于活、做、思的知识,即用来生存和生活的知识、用于实践的知识技能以及用于思考的理论性知识。斯蒂格勒之所以要强调活、做、思的知识,是由于自19世纪开始,大量的知识和技能被委托给机器,而20世纪在消费主义的主导下,人的生活方式被预制,消费者被“卸下”负担和塑造自己生活的责任,降维成购买力单位。当下,随着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兴起,城市发展对人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环境的加速灾变,我们的生活和知识被进一步剥夺。因此,我们迫切要夺回自己独特的活、做、思的知识,而当代设计与当代艺术则是帮助我们构建新生活模式、新社会系统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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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术馆D-TALK#15线上论坛“让生命胜出”




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


1、“真正的知识” 在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思想中,“知识”的概念尤为重要,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套关于知识的全新概念,包括思的知识,即理论知识;做的知识,即实践和专业技能知识;以及活的知识,即知晓如何生活和生存的知识等。学习总要求我们自动化,斯蒂格勒认为人们通过创造活、做、思的新方式,既能去自动化并获得“真正的知识”来改造自己,也能切实参与到世界多元化构建和社会演化之中,因此,知识实践被斯蒂格勒描述为“负熵”活动,即多亏了各种知识的实践,人类才得以产生新的进化和多样性。(Anne Alombert,博士,哲学家,任职于里尔天主教大学)



2、多元性 关于未来的问题,斯蒂格勒的回应基本在于知识的多元性和欲望的多元性之中,通过知识的培养,可以创造美好未来的意志和欲望,同时他强调,多样性是意志和欲望永葆健康的关键。(Daniel Ross,博士,哲学家,电影制作人)


3、“负熵”价值 斯蒂格勒一直倡导知识的“负熵”价值,同时批判广泛的无产阶级化带来的熵增过程,其不但导致了标准化行为,也磨灭了人们做事、生活和思考的独特性和多元性,因此他提出有必要建立新型经济模式来阻止知识的毁灭。比如,斯蒂格勒认为工作的定义应该是将活、做、思的知识投入实践,从而创造出各个领域的作品,但当工作被简化成雇佣关系下标准化的体力劳动时,知识的价值就被降维到交换价值。(Anne Alombert)

4、无界性 我在“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在线图书馆项目中担任图书管理员,该平台的创始人曾谈到公共图书馆带有斗争的概念,因为在近年国际上的一些抗争事件中,如埃及解放广场事件,临时图书馆会伴随运动同期出现,因而对于变革者而言,图书馆是激进的,尤其蕴含着思想观念层面的革新可能性。在我的实践中,我感受到的则是不一样的斗争。“世界记忆”平台上有海量正规渠道难以获得的学术文献资料,平台切实地为全球无数的书友带来了帮助,尽管平台被出版业无礼地称为“盗版图书馆“,我却认为这是在当下知识被所有权逻辑所殖民的困境中的斗争。技术、知识和文化的本体特征赋予其无界性,因为它们不会因流通而耗竭,而这种无界性被法律、产权等概念一洗而空,我更希望知识能为更广泛的读者创造美好的生活形式。(梁日明,“另类法律论坛”联合创始人)

5、自由获取 我理解的建筑设计,是一个code和space的关系,code可以代表建筑的知识和工具。建筑界学者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曾批判现代主义城市的树状系统规划把生活的丰富性和厚度降维,为此他做过一个项目是把建筑的知识和工具以象征物的形式交由参与者,自由设计自己的房子和城市。我同样反对这种树状规划带来的大规模旧建筑拆建,现实当中也许未必能硬性地改变规划,我采取了一种“软”的方法介入。我曾通过“全球艺术家参与计划“邀请建筑师、艺术家在台北宝藏岩区一个原计划要被拆除的村落中,与居民合作做作品,让政府看到违建户与国际艺术村可以相融,最终这个村落的违建建筑以艺术村落的名义得以保留。

Code既可以是建筑知识和工具,也可以是艺术,亚历山大的项目意义在于解放了建筑的知识和工具,当“硬性”的工具无法被解放时,我们也能采取“软”性的方式寻求解放。正如斯蒂格勒的理论中常提到的无产阶级化,我们当下有太多赖以为生的、有生产性的知识和工具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垄断、剥夺,因而必须寻求知识的解放,让code可以有开放、自由、任意使用的机会。(黄孙权,建筑学者,艺术家,策展人)
6、知识体外化 斯蒂格勒的理论广为人知,我想提几个他著作中不为人们所常议论,但蕴含珍贵思想的要素。其中一个是,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生命不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技术层面的,因为技术创造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因而我们除了“体内生命(endosomatic life)”还有“体外生命(exosomatic life)”。知识是体外生命所需,用以关照其自身未来发展之物,也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通过了解“体外生命”的历史纪元,斯蒂格勒认为“体外生命”会产生熵,具体而言,人类自工业革命初期开始步入了“熵世纪(entropocence)”,人们在制造机器、建设工厂时,需要把脑海里的知识“语法化(grammatization)”,变为可分析、可复制的信息输入机器程序中,这一人类行为外化过程看似对人类有利,但实际上,外化的知识会反过来破坏我们原有的记忆和知识。(Daniel Ross)


7、方向 为了活得更好,我们需要知识,知识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寻找自己的未来。如果这个方向不清晰,就要通过实践去生产自己的知识,这个知识会把你带到未来。而设计师和艺术家的作品应具有类似的作用,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使用者找到自己的未来。因为当代艺术和设计的影响力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巨大,一些我们尚未涉足的领域,艺术正在帮我们呈现,一些尚未来到的问题,设计师也已开始寻求解决。(陆兴华,哲学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们该有怎样的城市和生活方式?
8、趋同 当下的城市面貌趋同,如无文字说明只有照片的话,我们恐怕难以区分多伦多、伦敦、香港、迪拜等国际大城市,尽管他们分布在寒冷的北美、欧洲的温带、亚洲的亚热带以及中东沙漠地区,但城市建筑用着相似的材料、有着相似的封闭形态。我们的建筑体里有许多设备管道,这些管道用于在封闭的建筑内控制一个舒适的环境,但这个封闭控制的环境和外部气候基本没关系,这个问题已被一些学者,如库哈斯(Rem Koolhaas),关注和批判。我认为可以从传统建筑、传统城市规划里吸取灵感,比如非洲的一些部落为了缓解炎热,他们设计的街巷是可以相互遮阴的;也门的一座沙漠古城把街巷设计得非常曲折,沙漠白天热夜晚冷,曲折的街巷在白天可以吸收热量,并为夜晚保持热量。(李麟学,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9、感知冲突 已有许多学者从城市经济学原理出发研究城市,但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论与个人对城市的感知之间是有巨大冲突的。冲突包括,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提出城市的集聚效应,尤其是知识的集聚,让许多现代的发明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只能在大城市里出现,可相对应的,现代城市生活由于空间逼仄导致人心情压抑,由于竞争激烈导致生活内卷、人际关系冷漠;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泽(Edward Glaeser)认为城市生活是最环保的,因为美国城市人均碳排放比全美人均更低,但同时,城市里不仅有空气污染,还存在光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我们普遍认为城市因多元和包容而更自由,可城市里遍布的安防监控设备其实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还有学者认为城市因医疗水平高、环境整洁、生活条件完善等原因,比乡村更有助于保障生命健康,但城市里的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病毒在城市也更易传播。所以城市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和我们个人感知到的城市是存在出入的。(梁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0、多巴胺成瘾 斯蒂格勒曾与我深入研究人类健康和生命力的问题,我想着重介绍一点他生前我们已启动的一项研究工作,在《分叉:别无选择》(Bifurquer: Il n'y a pas d'alternative)第九章当中,我们关注了“多巴胺成瘾“和”边缘资本主义“两个概念,从长期存在并不断被开发的大脑边缘多巴胺能激励机制的角度,审视资本主义历史,基本理念是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当代社会的高压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消费成瘾和病态消费观,即“多巴胺能亢进”生活方式造成的影响时,才能理解人类世下的气候变化。因为囤积商品时所积累的多巴胺成了我们应对社会压力时的精神稳定点,帮助我们暂时性缓解本应被身体自主排解的压力,寻得内心的“安全区”。(Gerald Moore,哲学家,英国杜伦大学教授)


11、致瘾消费品 成瘾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难解难分,尤其是致瘾消费品的生产系统性地促进了多巴胺的过度分泌,如让人上瘾的止痛药、洗脑音乐、垃圾食品等,随着当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更是将多巴胺成瘾推向了一个巅峰,而多巴胺的统治让越来越多人患上人体奖励机制超负荷失调后导致的“多巴胺能亢进疾病”,如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等。(Gerald Moore)

12、被动 城市里所有的广告、标语都在诱导你产生或压抑某种欲望,但我们不能被规训得只会顺势发泄欲望,这是一个很被动的社会状态。我们要积极地创造、发明自己的欲望,在城市里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形式,自己设计自己。(陆兴华)


13、标准化 人总需要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经验来源,文化认同往往建立在某个地方特有的历史情感上,然而在当下,地方之间的差异性逐渐被抹除,整个世界像一个光滑的平面,我们的房间、社区、街道、城市、农庄都在加速标准化,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风格,我们则变成流动的无产阶级的合体。因而我们要通过code重建差异性,code可以理解为改造世界的工具、技术、知识等,我们要让这些code具有任意使用的机会,任何人都能对公共空间进行编码,从而抵抗垄断造成的一致性。(黄孙权)

14、混杂 有感于城市里的消费主义,我从大量消费品中提取视觉元素,在影像作品中串联成一种未知的生物,且在影像表面叠加一层半透明的浮雕,形成多图层效果。这也表达了我对当下城市生活的感知,城市生活就像网络世界一样,非常碎片化,所有东西都处于一种混杂的状态。(李汉威,新媒体艺术家)

15、热力学 考虑到疫情对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我们需要新的角度来思考未来城市建筑,比如从能量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城市和建筑。我从2014年开始与哈佛大学合作,从热力学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建筑,热力学是研究能量的一种科学,关注能量运行的规律,放在建筑领域就是研究建筑内外的能源交换和转化,其中涉及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城市、建筑研究领域有许多学者关注这个话题,业界有学者意识到,自然界的能量进出和交换系统会影响物质的形态,比如北方的树为了御寒而瘦长生长,南方的树因气候炎热而形态松散,而我们的城市既有封闭的热力学系统也有开放的热力学系统,我们如何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我们的城市和建筑?建筑中的能量、生态和我们的环境是什么关系?我们能量的范畴是什么?这些都是从热力学角度思考建筑的点。
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可以把一个建筑环境做得非常封闭、可控,可控是当时较为强调的概念,但在当下,可控性则不是唯一的追求,建筑应该更多思考怎么跟自然、环境、四季以及人类各方面的情感产生关联。我们可以以热力学作为设计的引擎,思考全球范围的能量、资源可以如何利用,比如赤道区域如何收集热量并充分利用;建筑如何根据四季变化利用风能,夏季引入舒适的风,冬季抵挡寒风;光线充足的地区,建筑表皮如何通过调节设计控制光线的进入等等。(李麟学)
16、复合 当下的物质世界、社会系统以及互联网产生的虚拟世界正在通过一种复合的方式交融,这种新模式和可能性的发生来自创造力,建筑师的创造力正在促进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等领域之间产生复合的关联性。因此,未来居住方式的核心应该是创造更多的活力,并且让建筑智能设计和机器人智能建造的新技术成为推动这种活力的核心驱动力。(袁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17、创造性反抗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但可以改变自己对空间的利用,我们可以挑战或反抗城市的设计,创造性地对待现有城市设计和自己的生活,以平衡城市设计与个人选择之间的矛盾,比如我们在城市里自由行走也是一种反抗,即不按交通规划的路线来认识一座城市。(梁捷)

18、亲近 社会创新第一次浪潮中提出的“亲近关系城市”理念在当下正不断蔓延,即旨在重塑被城市规划所分割和疏远的城市空间,缩短城市活动分区间距离,让居民日常生活所需都能在附近完成。这契合了我们在疫情期间的需求,疫情对社交距离的强调反而让人们意识到亲友邻里的重要性,关怀的重要性和住宅周边服务健全的重要性,并渴望“近距离社交”。(Ezio Manzini,米兰理工大学荣誉教授,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创始人)


19、屏幕 未来的城市居住也许会围绕屏幕展开,许多行为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我与艺术家朋友共同设计的《史莱姆引擎》是一个线上艺术平台,所有项目内容都通过网络平台与观众见面,疫情期间,我线下的展览都受到了影响,唯有《史莱姆引擎》可以正常展示,这让我对线上的可持续性有了更大的感触。(李汉威)

20、新美学 建筑材料可以通过计算化的智能设计方式被赋予新的美学意义,让材料产生与其本身完全不同的质感,甚至表达情感。我曾有感于编织物的形态,于是通过编号的方式制作了一定数量的模板,将便宜的砖块按照模板上的角度和排列方式组织成一面起伏变化的建筑外墙,让砖墙展现出丝绸般温柔的一面,这背后是计算化的思维和通过计算赋予材料可建造性的转移,即我在建筑实践中关注的两个方向,可计算性和可建造性。(袁烽)



我们的社会需要怎样的设计与艺术?
21、共情 城市里的各类人群对城市和建筑的需求存在差异,在做城市建筑设计时,也应当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设计可以打开一个群体的生活圈子,改变他们的交往模式。我曾从摊贩的视角了解城市与建筑,也曾鼓励学生以共情的方法为弱势群体做设计。
其中一个案例是,我组织学生去到我所任职的扉美术馆隔壁的菜市场,拍下了每一位摊主带有常年劳作与岁月痕迹的双手,尽管这不是建筑设计,但我认为记录也是建筑师很重要的工作,这批照片被摊主们挂在了各自的摊位上,菜市场忽然之间成了一个美术馆。从这场展览开始,一墙之隔的菜市场摊主们开始与扉美术馆有了不同形式的交流,甚至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了美术馆的艺术项目,我们也陆续帮助菜市场进行了一些改造设计,摊主们之间更有了频繁的联谊。(何志森,策展人,建筑师,扉美术馆馆长)

22、关怀设计 我做设计时,会把人的需求、各类相关知识、不同的角度都考虑在内,我称之为“关怀设计”。以我过往设计为例,我在“消失的奶油芝士瓶”项目中表达了设计需要尊重人们的记忆和意愿的观点;“城市改造师”项目中,我和团队将圣保罗利用率很低的一块区域改造成有机菜园,并进一步设计了可供堆肥的卫生间及有机食品售卖活动,让原本荒废的地块变成了社区里活跃的聚集点,体现了设计对社区生活的改变;“森林出品”项目则从设计师的角度探索了亚马逊雨林区域的本土手工制品,通过电子书的设计和出版,展示了根植于非消费主义的文化,表达了我关注自然的设计理念。(Andrea Bandoni,概念设计师,建筑师)

23、思辨性 我注重挖掘不同人群未被发现的需求,我的设计未必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总能引发关注。当我关注肥胖症人群时,我通过餐具的设计让肥胖人群改变进食方法,降低进食速度并直观地看到食物的分量。我关注墨西哥由于官方语言和各地本土语言的冲突带来的种族歧视问题,为此设计了新式西语键盘(Nueva  Qwerty)。
我强调设计的思辨性,设计不仅服务于当下,批判性设计还可以辅助人们预测潜在的威胁。我通过观察卡苏集团(Grupo Carso)的内部运转,超前地考虑到未来垄断型企业内部将充满监视,为此我和团队设计了可以骗过监控设备制造持续工作假象的装置,尽管不实用,但引起了人们反思当下的经济制度。此外,我通过思辨性设计实践,发掘了设计在预测潜在文化现象、辅助理解本土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潜力,我希望思辨设计能成为设计的常态,让设计能帮助我们为未来做准备。(José de la O,设计师,墨西哥创意设计工作室delaO创始人)
24、不堪一击 疫情之下,许多我们自以为的智能在自然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甚至被病毒所利用,比如没有飞机之前,病毒不可能全世界大范围传播,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把智能设计放在城市背景下重新思考。(梁捷)


25、不可替代性 当代建筑的建造过程中,机器人的参与延展了我们对建筑材料的控制,帮助建筑师利用在地材料重新创造具有当代性的空间。但人工智能代替不了建筑师设计房子,因为房子的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几何变化,需要不一样的计算方式,设计和建造过程也有不同的智能软件工具和硬件工具参与,这背后离不开建筑师的知识和逻辑,智能只是分步式地参与。(袁烽)


26、工具 软件技术对于创作而言依旧是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也能帮助我发现现有视觉审美之外的美学可能性,当代艺术比较有趣的地方正是抽离于已有的主流审美,或者技术本身也可能成为作品的素材内容。(李汉威)

27、过程 数字技术可用于审视艺术本身,当艺术家通过数据审视自己的实践过程,艺术实践便活跃起来。Raqs小组曾组织了一场名为《五百万场意外》(Five Million Incidents)的项目,前后集结了100位艺术家共同在歌德学院交流并创作一个形式不限的作品,项目聚焦于艺术事件制造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关于公共空间、时间、艺术媒介、交流和互动的实验场。然而由于疫情的爆发,项目后期采取一半线上,一半保持社交距离的线下形式继续,我们通过“生命点和线”的数据统计方式记录项目的进展,“生命点”意味着过程中新生的项目(pup up event),“线”表示项目间的联系,如此,数据让每个作品项目不再是简单的幕后制作和幕前展示,成为了持续的瞬间。

数字化时代,艺术家不能仅仅呈现自己的工作,还可以呈现自己的生命状态。当数字基建和设备被用于重构和重演艺术事件发生过程时,它不再消极地参与传播,而成了积极创造的代表并肯定了个人的存在。(Raqs Media Collective,印度新媒体艺术团体
28、威胁 在数字化时代,活、做、思的知识受到了一定威胁,例如,生活的知识、如何建立人际关系的知识,可能被网络社交平台所摧毁,人的实践知识、技术技能,也可能被机器人摧毁,甚至理论知识也可能被算法和数据破坏。这也是斯蒂格勒认为数字化颠覆性的发展导致了无产阶级化的原因。(Anne Alombert)

29、无产阶级化 人类技术的进步关乎“语法化”类型的历史演进,工业革命中机器的诞生并非终点,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视听生命”的语法化,如电视机、电影院的兴起,这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关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到了21世纪,数字和网络技术见证了万物的语法化,也进一步扩大了无产阶级化。(Daniel Ross)


30、依赖 斯蒂格勒将全球疫情视作“多巴胺能亢进“社会提速的契机,这一观点不容小觑,如居家办公让我们愈发依赖数字化技术和各种屏幕,疫情加速了高科技的发展,原本属于更遥远的未来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降临,万事万物都越发依赖屏幕作为媒介,这削弱了人类社会外界刺激的多样性。(Gerald Moore)

31、防止集权 技术系统本身并不具有文明或厄运之说,所谓的文明或厄运实则是我们特定的知识实践嫁接到技术系统之上的政治及伦理价值。就数字图书资源而言,网络平台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信息集权。(梁日明)

32、形成网络 城市、建筑的进步依赖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进步,很难依靠单一的系统来实现。通过社会系统的运作,建筑设计与技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信息化、智能化建造系统对建筑业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有的砌墙的工人可能对智能计算系统的把握超过设计师,而他们也是最直接接触房屋建造的人群,因而要整体社会系统的推进才能促使未来居住方式的改变。这也要求知识生产者、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和基层的“细胞”主动形成网络,共同研究、解决问题。(李麟学)

33、开放 计算机的介入、BIM(建筑信息模型)的介入让我看到目前的建筑设计和建造过程越来越向社会开放,建筑师的功能除了设计,教学法功能也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建筑师在设计好图纸后,就在社会系统中开启接力的过程,建筑师实际上是在通过自己的工作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介入到建设过程中,他的社会责任被放大了。因而我们需要一个行动者的网络,把不同领域的人、计算机、材料、自然界的能量等组织成网,并且这个网络是面向未来新的行动者开放的。(陆兴华)

34、跨区域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艺术市场仍旧聚焦于中国的艺术家,那么在未来的十年,从画廊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应该注重对不同地方的市场、当地艺术家、藏家的了解,聚焦于跨文化的对话,让更多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参与进画廊的社群。尽管在疫情之下,本土经营显得更为重要,但画廊仍需不断地开拓新市场,并找到自己的市场竞争优势,寻找支撑画廊运作的外部资源及提升内部运作能力。

画廊未来的经营策略里,需要为画廊所在社区和社会基础设施做贡献,从而打造品牌并获得市场地位,这比高预算的营销效果更好。画廊的业务重点也应从单个艺术品销售转为与其他艺术机构进行跨区域、跨国的内容合作和交流。(董道兹,伦敦里森画廊上海总监)
35、新时间观 我和我的团队Raqs小组曾发起“思考慢式双年展”的项目,一旦从不是由人类生产所主导的时间观念出发,我们便开始反思并质疑在策展实践过程中被想当然的时间观念,从“非人类”的时间维度重新思考双年展这一展览形式,会激发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艺术的表达、实践、策展、接力和交流等问题的新思考,因而我们倡导以全新的角度审视时间。(Raqs Media Collective)


36、常年性 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去思考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艺术环境,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持续的、渐进的、多层次的艺术行为,创造一个能够拥抱和维持实践多样性的环境。这引出的指向是,常年性的状态(perennial state)是艺术实践表现的最佳周期,常年性要求我们在自己的艺术工作上持续深耕,同时需要多方参与的情感上的交流,交流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维系,久而久之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反馈,并在某一时刻激发出新的思考,更重要的则是在这种常态之下不断寻找新的伙伴、新的共情,激发新的动因。(Raqs Media Collective)


37、回到自己 尽管国际艺术市场持续关注中国的艺术品,但我观察到,近几年国际上艺术领域的学术系统逐渐减少了对中国的关注。我认为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机会,让大家彻底从在MOMA、TATE办个展的幻想中解放,回到自己,回到艺术本身。

同时,我还观察到当前无论是年轻艺术家还是成熟艺术家,作品都很难唤起我们的好奇心,创作出现审美疲软,因而我们可以尝试慢一点,从容一点,不再像过去那样不断追赶西方的审美,走出欧美艺术潮流的笼罩,寻找我们自己的当代美学。(鲁明军,历史学博士,策展人,剩余空间艺术总监)
38、建立连接 从地缘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广州、深圳、香港三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居住的大多数人群操着相近语言,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国际化程度颇高,然而三地在当代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却超乎想象的匮乏,呈现出分离式的发展状态。它们都在极力谋求某种国际地位,却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隔阂,不能形成区域化的整体认同,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置身全球化语境中的无所依傍的文化孤儿。因此,地域间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仍会是未来的实践重点。(胡斌,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


39、自我构建 我在拍摄关于稻民和稻田文化的《稻电影》实践中看到了中国乡村的问题,土地的神性彻底瓦解,因追求高产稳产,传统的劳作方式也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用化肥农药种植的杂交水稻及农户私自种植的转基因稻。对于农民而言的做的知识,即如何种植,也由于现代化农业的普及而被“剥夺”,传统耕作知识出现无产阶级化。
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土壤中生物多样性下降,土种子的减少,整体环境的变化催促我们要重新发明更适用的知识。于是,我做了一个“逆熵”的实验,回归传统生态主义的生产模式,目标是把百余亩的稻田改造成不依赖化肥农药依然可以稳定生产的生态,构建我自己的知识,从而影响他人。(毛晨雨,独立导演,“稻电影”系列作者)

40、协作 21世纪初的社会创新第一次浪潮是从自发组成的“创意社群”开始的,他们关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社会服务业的提升,食品供应链的改变,新型销售关系等。随后的十年间,这些小型团体或解散,或进化成更有组织的、更稳定的社会企业式群体,以发起大型项目的方式继续推动社会创新,如“15分钟巴黎”计划、“超级街区”计划。从创意团体到大型创新项目,我们看到“协作”的概念成为核心,取代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强调的个体间竞争,这也引申出“协作的幸福感”正成为社会创新的结晶。(Ezio Manz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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