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如何影响艺术发展?

张剑蕾

2021-05-12 1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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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Letter to the World (The Kick), from Martha Graham》,丝网印刷,91.4×91.4cm,1986年


从优雅的芭蕾到动感的爵士舞、浪漫的华尔兹,再到人人皆可参与的迪斯科和街舞,跳舞不仅让人心情愉悦,也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对现当代艺术更是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进入翩翩舞姿下的艺术世界。

痛苦亦愉悦

想必学过舞蹈的人都曾有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感触,腰酸背痛、跌打损伤早已见怪不怪。跳舞,之于非专业爱好者,也许愉快大于痛苦;但对职业舞者而言,恐怕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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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舞蹈课》(The Dance Class),布面油画,83.5×77.2cm,1874年

这种酸甜苦辣的人生感受激发了许多现代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印象派画家德加(Edgar Degas)就是其中绕不开的名字。他笔下芭蕾舞女的经典程度不亚于莫奈的睡莲、梵·高的向日葵。虽然他从34岁才开始以舞蹈为主题创作,但其一生作品超过半数均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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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舞蹈课》(The Dance Class),木板油画,19.7×27cm,约1870年

相较于台前的风光无限,德加更倾向于刻画舞女在幕后的真实状态。无论是认真上课、调整舞裙与系鞋带,还是按摩酸痛肌肉、疲惫发呆,德加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样的视角,也让人一窥当时芭蕾舞行业背后的阴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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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Ballet Rehearsal》,纸板蜡笔,1875-18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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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Dancers Practicing at the Barre》,布面混合媒介,75.6×81.3cm,18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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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Dancers, Pink and Green》,布面油画,82.2×75.6cm,约1890年

如果说痛苦是德加画中舞女的底色,那对于其他印象派画家来说,跳舞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则代表着休闲与愉快。到了将色彩“玩弄于股掌间”的野兽派,跳舞则成为一种永恒生命力与元气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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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Two Dancers》,水粉、剪纸,80.2×64.5cm,1937年


1910年,马蒂斯受俄国艺术收藏家谢尔盖·舒金(Sergei Shchukin)委托,以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为灵感绘制了代表作《舞蹈》(Dance)。该作的构图被普遍认为是“马蒂斯艺术生涯及现代绘画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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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Dance I》,布面油画,259.7×390.1cm,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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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Dance II》,布面油画,260×391cm,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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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剧《春之祭》

与舞蹈结下不解之缘的马蒂斯不仅以此为主题创作了许多绘画、剪纸和壁画作品,他还为莱昂尼德·马辛(Léonide Massine)的芭蕾舞剧设计戏服与舞台场景,让人沉浸在其跳脱的色彩、优美的动感与乐观的氛围中。从德加到马蒂斯,痛苦与愉悦无疑是舞蹈的两副面孔,你看到是哪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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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与莱昂尼德·马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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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为芭蕾舞剧《Rouge et Noir》设计的服饰



抽象的舞步


上世纪初,舞蹈随着各种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开始走向革新。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颠覆了古典芭蕾的机械与僵化,崇尚富有生命力与自由精神的现代舞,成为首位披头赤足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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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


邓肯之后、被称为“舞蹈界毕加索”的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不断将现代精神发扬光大,她独创的葛兰姆式舞蹈技法风靡世界。而现代舞的无拘自由也促进了抽象艺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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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家玛莎·葛兰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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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Meltsner《Martha Graham Dance Class》,布面油画,约1939年


毕加索本人就对舞蹈充满兴趣,曾创作《三个舞者》(The Three Dancers)以纪念逝去的好友皮乔特(Ramon Pichot)及其经历的三角恋。画中不仅富含超现实主义意味,扭曲的身体与面孔也与其代表作《亚维农少女》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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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The Three Dancers》,布面油画,215.3×142.2cm,1925年

另一位立体主义代表人物弗朗西斯·毕卡比亚(Francis Picabia)则敏锐意识到舞蹈可作为通向抽象艺术的“指挥棒”。他将立体派语言与舞蹈动作相融合,进一步推动了具象与抽象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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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毕卡比《Udnie (Young American Girl, The Dance)》,布面油画,290×300cm,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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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毕卡比亚《Star Dancer and Her School of Dance》,纸面水彩、炭笔,55.9×75.6cm,1913年


而未来主义领军人物吉诺·塞维里尼(Gino Severini)对该流派常见的机器主题并不感兴趣,而是结合舞蹈与城市场景来表现未来主义的动力理论,并在后期发展为半抽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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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塞维里尼《Dynamism of a Dancer》,布面油画,60×45cm,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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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塞维里尼《Dancer》,纸面蜡笔,49×32cm,1912年


推动抽象艺术走向全新境界的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更是一位狂热的舞蹈爱好者,他痴迷于爵士,还学习了探戈、狐步舞(fox-trot)等现代舞。无论播放什么背景音乐,他都能以独创的舞步风格表现出来。虽然舞姿颇为尴尬,但他完全秉承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这一原则,丝毫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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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蒙德里安《Fox Trot A》,布面油画,78.2×78.3cm,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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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蒙德里安在工作室中


上世纪20年代,蒙德里安开启了荷兰风格派运动(Neoplasticism),而这一流派的名字来自“plastique”一词,意为“自由舞蹈”或“空间中的纯粹运动”。他曾说:“在我们的年代,节奏愈显重要,不仅在艺术中,在机械化世界与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节奏充满活力、坚定美好,体现于真正的爵士、摇摆乐以及布基伍基(Boogie-Woogie)乐曲与舞蹈中。”毋庸置疑,抽象艺术在舞蹈中得到了重要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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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 Boogie Woogie),布面油画,127×127cm,1942-1943年



“运动”的先锋


除了绘画,雕塑艺术也在舞蹈的推动下被赋予全新意义。动态雕塑创始人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与其老朋友蒙德里安一样热爱爵士,性格开朗的他还自学了奔放的桑巴舞。在未实现“蹦迪自由”前,艺术家不惜向自己母亲借钱也要去参加舞蹈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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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大·考尔德《Dancers and Sphere》,10×64.5×29cm,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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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考尔德《Dancers and Sphere》,1938年


这种如痴如醉激发了他对动态雕塑的灵感和探索,让人在其灵动雕塑中感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魅力,正如舞蹈也是这两者相结合的艺术形式。美国艺评家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将考尔德称为“一个起舞的男人”;而在其去世后,人们引用叶芝的诗句来悼念他:“虽然舞者已逝/但舞蹈永存/你留给我们的只有快乐/没有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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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Dancer》,铜,68.6×60.3×45.1cm,1944年


同时,舞蹈也为叛逆、反艺术的达达主义提供了充足养分。早期,马塞尔·杜尚与曼·雷均热衷于描绘人们跳舞时的动作,创作了一些带有立体主义风格的作品。而跳舞伴随的偶发事件激发了两人向达达主义风格转变,两位艺术家也开始用现成品来创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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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雷《The Rope Dancer Accompanies Herself with Her Shadows》,布面油画,132.1×186.4cm,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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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雷《塞吉迪亚舞》(Seguidilla),纸板、喷枪水粉、钢笔和铅笔,55.8×70.6cm,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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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Sculpture for Travelling》,胶乳,尺寸可变,1918年

当然,富有感染力与戏剧性的舞蹈无疑也为行为艺术的诞生助上一臂之力,甚至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偶然性”(Happening)艺术就诞生于美国舞蹈家默斯·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的表演。当时,钢琴家大卫·图德(David Tudor)为其伴奏,坎宁安四处跳舞,艺术家劳森伯格的《白色绘画》悬挂在空中做装饰,一种新艺术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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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白色绘画》(White Paintings),布面油画,182.9×243.8cm,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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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家默斯·坎宁安


而无论是克莱因(Yves Klein)“自由落体”般的一跃,还是博伊斯(Joseph Beuys)在表演《Sonne statt Reagan》中的即兴舞蹈,或是“行为艺术之母”阿布拉莫维奇担任编舞创作的芭蕾舞剧《Boléro》,舞蹈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早已难分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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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担任编舞的芭蕾舞剧《Boléro》


社交“工具”


除了艺术创作,舞蹈的社交功能也不容忽视。上世纪20年代,热情的考尔德来到巴黎,当时正流行一种叫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交谊舞。他因此在派对中结识了胡安·米罗等许多前卫艺术家,也认识了不少舞蹈圈的朋友,如上文提到的葛兰姆,并为其设计过两次舞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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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与雕塑家玛格丽特·法兰西(Margaret French)一起跳舞,妻子路易莎·考尔德(Louisa Calder)演奏手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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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右一)与葛兰姆(右二)

作为“夜店动物”的安迪·沃霍尔自然也离不开舞蹈。他在50年代第一次来到纽约就沉浸于舞蹈世界中,并开始描绘舞蹈家们的肖像。同时,他还得以结交众多社会名流,这为他带来了不少肖像画订单。不得不说,由舞蹈联结的社交网络成为沃霍尔的“财富密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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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Karel Shook》,纸面墨水,42×34cm,1952年,Karel Shook为美国芭蕾舞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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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纸板丝网印刷,91.5×91.5cm,1986年


除了沃霍尔,波普艺术家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迪斯科文化也情有独钟,还曾为纽约的AREA俱乐部创作店内装饰,巧妙地将蹦迪与视觉艺术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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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哈林《Untitled(Dance)》,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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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在AREA俱乐部的墙面上创作

舞蹈带来的社交功能不仅拓宽了艺术家的业务,更带来了爱情。1934年,曼·雷结识了舞蹈家阿德里安·菲德琳(Adrienne Fidelin),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持续了六年的情侣关系。几年后,他又因为舞蹈而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专业舞者朱丽叶·布朗纳(Juliet Br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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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雷《The fifty faces of Juliet》,1941-1955年

纵观现当代艺术的演变,舞蹈对不同前卫流派的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每一次现当代艺术的“华丽变身”背后几乎都离不开舞蹈的功劳。而在今天,无论是《这就是街舞》等综艺,还是剧院中的各种演出,舞蹈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文章来源:时尚芭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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