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书籍装帧设计:和本、洋本、菊判、円本

東京製本倶楽部

2021-09-28 16: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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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的“装帧”既可以理解为一张书籍的“脸”,也可以理解为“广告”,在出版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书、电子化出版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书”这种形式已经走到尽头了吗?书籍装帧之美又该如何存活?这个问题始终是平面设计师无法回避的探讨。
去年六月整理了两份关于日本书籍、杂志装帧设计的清单,之后,许多朋友留言,想了解更多关于日本装帧设计的历史。于是为大家找了这份资料,2013年明治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书籍装帧展览。

关于东京装帧俱乐部“東京製本倶楽部”于1999年成立,面向活跃在装帧设计第一线的装订家、出版人以及喜爱装帧传统工艺的人。自2000年首次举办主题展览以来,“东京装订俱乐部展”围绕制本工艺,以材料、历史等主题每隔一年举办一次展览。不仅影响了东亚地区,还吸引了许多欧美装帧设计师的目光。另外,近年也着眼于“和纸研究”以及工艺装订技术史等领域。

©️本文翻译于東京製本倶楽部、岩切信一郎的相关资料,仅限学术交流。

©️本文的最后附有2013年展览作品图鉴清单,版权归東京製本倶楽部、明治大学和泉图书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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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ur是指一种法国手工书籍装帧的工艺,中文被翻译为“精装书”。15世纪中期,古腾堡活字印刷的发明以后,书籍迎来了印刷时代。初期的印刷本,从字体、排版、装订方式等都是模仿雅致的抄本样式。随着印刷术在欧洲各地的传播,当时印刷书物主要使用河流运输,大多都是运送半成品的书物。装订工作由当地的书店和读者负责。因而,这些书物会根据地域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装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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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ur 制本过程中所用到的冲击压力机(右),以及线装机器(左)。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收集、研究并出版了大量的古典文本,这有助于知识分子间的交流,法国也出现了让·格罗利埃(Jean Grolier de Servières)等爱书之人。此外,拜占庭、伊斯兰世界创造了烫金技术——在皮革封面上的图案和小块装饰上开始使用金色。在装订方面,使用皮革或麻绳的线装方式,粘合后盖上装裱材料。特别是15世纪被称为商业印刷之父的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出版人——阿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Pius Manutius)的名字。近代印刷技术的鼻祖约翰内斯·古腾堡与阿杜斯制作的书籍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有无页码(页码)标记以及书的尺寸。古腾堡设计的书籍,尤其是圣经不仅尺寸巨大,而且没有标记页码。而阿杜斯不仅标注上了页码,还将尺寸缩小了八倍,创造了“随身携带”的小型书籍,这是书籍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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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为:1535年Juvenalis. Persius格罗利埃式装订阿杜斯·马努提乌斯印刷书物、1581年范法尔风格的书物、约1629年扇型花纹装帧书物


17至18世纪的装帧技术主要服务于王公贵族,这些书籍大多是珍贵的精美藏书。在封面和背面用烫金的花型图案装饰。但为了满足市民阶级的需求,也制作了一部分制有简单装饰的书物。18世纪末,装帧技术也在工序的省略化上下了功夫,出现了半皮革装订、皮革装订的书籍。19世纪产业革命引起的造纸、装订机械化等的技术革新促进了出版量的增大。与此同时,面向对材料、内容、印刷都十分考究的装帧家举办工艺装帧展览会,成为众多装帧作家展现才能的契机。法国的马里乌斯·米西耶尔工作室(日译:マリウスミシェル工房)将皮革和贴金技术运用进新艺术装帧之中。中世纪的艺术运动中,由画家负责装帧,对活字和材料进行精心编排后再出版。到了20世纪,开始尝试将装祯表现为书籍内容表现的切入口。以保罗·博内(Paul Bonet,在日法国设计师)、皮埃尔·勒格朗(Pierre-Émile Legrain,法国装帧、家具设计师)为代表的设计师与工匠的合作,创作出了许多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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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魂落威尼斯》莫里斯·巴莱著,保罗·博内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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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伊特鲁里亚之壶》皮埃尔·路易斯著,马里乌斯·米歇尔制本


明治时代,西方的装帧技术传入日本,但工艺装订技术并没有被引进,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在海外学习传统技术的设计师们介绍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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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江户时代的和装订书(和本),明治时代以后由西方的装订技术制作的日文书籍被称之为洋装订书(洋本)。和装书从木板整版印刷进入活字印刷书的时代,当时,从海外大量进口的语言教育用的教科书,大部分是板纸的厚封面上贴着丝带装饰的简易装订书,被统称为“洋装”。直至明治6年(1873年),加拿大人W.F.Patterson才教授了真正的皮革装订术。这种装帧与穿线技术在和本装帧师中得到了极大的普及。这种技术对贵重文件的装订非常有用,主要应用于在政府机关和银行的账簿装订上,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并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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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小说黄薔薇》从和装书到洋装书均由三游亭圆朝口述,石原明伦笔记,金泉堂出版,四六判开本,文字为活字。左图是和式装本(正面木版多色折摺线装订),缺少内衬。右图为洋装球封面书(纸板,封面为石版多色黑石版印刷),1887(明治20)发行。


当时,文明开化期诞生了“日本的洋装本”。这种普及是在明治10年代中期(1881-85)到20年代(1887-1896)年间发生的。因此,从木版整版的文字变成了铅字(金属铅字组合成活版印刷机)印刷。其封面是江户时期以来的和式装束(锦绘摺贴),里面的内容是用铅字印刷的西洋纸,是和式与洋式的折衷。“洋装化”装订方式从明治16年(1883)到19年(1886)急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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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ひげ男(胡子男)》富冈永洗制,菊判,正文活版,插图摄影制版。幸田露伴著,博文馆1896年(明治29)出版
明治时代从英国进口的纸张多为英国纸张“クラウン判”为基础规格。出版物经常使用“4寸×6寸”尺寸(原纸尺寸:788mm× 1091mm),因为容易取用所以被称为四六判。(在如今的出版物市场中,四六判开本和B6开本的书籍约占出版物总数的30%。)在印刷方面多使用活字印刷机器,油性墨水活跃的时代到来了。这些明治时期的洋本书继承了江户合卷的尺寸,都是四六判开本。这可能是考虑到了日本人的手的大小吧。正文部分从将单面一张印刷的纸对折后装订,变成了双面印刷。自此,开始逐渐变成近代印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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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判是指日本从美国进口的纸张尺寸(原纸尺寸:636mm×939mm),主要用于新闻纸。最初只打算在报纸上使用,但后来也开始在其他出版物上使用。“菊判”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是因为进口纸的商标使用了大丽花,和菊花很像。另外,菊花是皇室的纹章,日文中的报纸为“新聞(しんぶん,不是中文中news的意思)”的文字中有“聞(きく)”这个汉字,与“菊(きく)”的发音一样。因为菊判比单行本中常用的B6、A5等尺寸大一圈,在书店里很容易看到,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书籍中使用菊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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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俱乐部》
菊判承袭了江户时期读本的尺寸,多用于小学教科书和杂志。明治20年代中期(1890-1894)变为文艺书单行本的版式固定下来。这种倾向在明治28年(1895年)《文艺俱乐部》(博文馆)的创刊上有所体现,次年《新小说》(春阳堂)第2期出版时更为明显。从这种代表性文艺杂志出现到大正初期,是明治时期菊判的全盛时期。准确地说,明治后期的文艺书单行本出版中,除了四六判之外,菊判也是一种文艺书的主流倾向。这种类型的书多使用彩色木板印刷的封面,再加上丝线装饰和绳结装饰,装帧设计非常优美。内容页还插入了生动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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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左图是书函,右图是封面)桥本邦助制,菊判,封面石板印刷,标题字体镀金,正文活字,彩色卷首画(照片制版),田山花袋著,今古堂书店1909(明治42)出版
当时,卷首画的成功与否被认为是能否出版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文艺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卷首画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一直持续到大正初年。其中有用珂罗版(collotype)着色的稀有作品,也有最新式印刷的石版作品,最受好评的是运用江户锦绘残留下来的色彩鲜艳的木版画。另外,纸板上胶着布(Book cloth)的方式被作为封面材料在菊判本中广泛使用。当然,还有菊半截、三六判、三五判等各种各样的判型尺寸出版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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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之歌舞伎》1916年(大正5) 和平出版社


这一时期的装帧设计师多为日本画出身,同时还有许多作家出身的装帧艺术家。他们对菊判本推崇倍加。一方面,泉镜花设计的一系列著作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了这种顺应时代取向的版式变化以及书籍体裁的变化变迁。泉镜花(1873年11月4日-1939年9月7日)本名镜太郎,是日本小说家。活跃于明治后期到昭和初期。除了小说以外,还创作了戏曲和俳句。因其深受江户文艺的怪异趣味和特有的浪漫主义影响,被评价为幻想文学的先驱者。因其装帧精美被称赞为“镜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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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琴菊》1934年(昭和9)3月,菊版,厚紙装,小村雪岱装帧,昭和書房出版。在雪岱装帧的镜花本中,这是最大胆、色彩最鲜艳的一本。书中收录了《斧琴菊》、《灯明之卷》、《神鹭之卷》、《贝壳洞里有河童(貝の穴に河童の居る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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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猫(吾輩は猫である)》桥口五叶装帧


另一方面,以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吾輩は猫である)》为首的一系列漱石名著被称为“漱石本”。夏目漱石的御用设计师桥口五叶、津田青枫的装帧设计在具有庄重感的菊判主流出版中颇具看点。从这个时候开始,装帧不仅要讲究设计,还要注重正文的组合,以及装订书的美感。从明治后期到大正时期,出现了具有个性设计的装帧家。镝木清方、小村雪岱的装帧作品以精致的绘画图案营造出浪漫主义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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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兴起的大众文学的文艺书(时代物、侦探物)在以上的框架上又构筑了一个书籍设计的新时代。但是,在昭和初期,出现了“圆本”的书物,即一册一日元的廉价书。一时间“圆本”书物被大量出版,实现了大众化。然而,廉价的“圆本”书籍基本都是一个模样的简易装订,看不出装帧设计的魅力。随后,从昭和初期到昭和中期,各出版社开始根据书中的内容进行装帧设计,通过个性化的书籍设计来吸引读者。从新潮社、中央公论社、白水社、改造社等各出版社,可以看到许多反映时代风俗、眼花缭乱的装帧设计。在昭和时代的现代装帧中,经常看到恩地孝四郎、川上澄生、阿部金刚、伊藤熹朔、安井曾太郎、小穴隆一、中川一政等人的作品,这是出版社竞争的时代。而且,即使是在实行纸张管制、出版管制的战争时期出版的书籍,也能看到精心设计的装帧。战后日本的出版行业更加重视书物装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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円本 大正時代

随着出版的繁荣,饱藏书籍的书斋也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书斋文化。桌上放着镇纸、小刀、香烟、烟灰缸、钢笔等。主人坐的椅子背后排列着装满书籍的书架。在男性社会中,人们喜欢这样的空间,并将其视为理想。与此相对,明治后期,1934年的《女学世界》、1935年的《少女界》、1939年的《少女世界》等女性杂志被急速普及。但是,女性在人前读杂志、书物的样子还是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常常会被指责为“嫁不出去”、“自以为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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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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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世界》往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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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世界》特辑 附录
就像每个国家的书尺寸不同一样,与“书”对应的文化也不同。日本这一百多年来的存在方式,主要集中在大众化(出版量扩大)和低价化(低单价)上。出版社所在乎的“好书”指的是书中的思想内容,而不是装订。为了留存后世而制作的坚固的书籍,大多是学术书或特装书,而大量陈列在书店里的出版书籍,在装订上却很少考虑留存后世。日本近代书籍的弱点是装订太过草率。在文艺书单行本中很少能看到容易翻阅且坚固的圆背书。

如今,在电子媒体席卷而来的时代中,书籍和杂志的存在渐渐开始显现出阴影。可悲的是,“爱书人”、传统的纸质书等“读书兴趣”是否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呢?在出版的巨大变革期,希望读者能重新关注书籍之美,对“装帧”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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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TAKU 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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