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靖:乡村更需要设计,而不是艺术

离村

2021-10-03 0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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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设计:思考与实践(2000-2020)”正在华·美术馆展出,展览由长冈贤明和左靖担任策展人,一方面呈现“长效设计”理念在面对日本不同地域及社会问题时的回响,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提供其在中国在地化思考和实践样本。我们和左靖进行了一次笔谈,从“长效设计”与“地方设计”的理念出发,围绕他近期几个重要的乡村工作,延伸至对中国乡村建设不同面向的回应。


两年前,左靖曾在厦门的Olé艺·述沙龙的演讲中介绍、反思自己过往的乡村工作,提及乡建工作重在文化的浸润。而在这次的谈话中,左靖说到,艺术介入乡村,至少在他的工作中,重要性没那么大了,设计成为了新的关键词,通过“关系生产”编织社会力量则是工作生产的基础,这样更务实,且更容易落地。


文章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导入和输出


ARTDBL:你一直坚持“乡村——城市”同步的展览策略,以此构建文化和资源双向输出的桥梁。在华·美术馆做的这场“长效设计”展,是否也是你所描述的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的一部分工作,乡村价值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是什么?

 

左靖:2019年9月,华·美术馆的艺术总监冯峰问我有没有兴趣在华馆做一个展览,当时好像说的是米展。那时,我们已经在碧山村开设了D&DEPARTMENT在中国的首家店铺,如果有一个机会通过展览呈现“长效设计”的理念,将其介绍给中国的观众,我觉得是件很好的事情。设计圈内有不少人知道“长效设计”,但大众仍少有人知晓。对于我的建议,冯峰欣然惠允。于是,我开始跟长冈贤明先生约这个展,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后来疫情爆发,展览计划受到影响,一直到2020年10月,我和冯峰才正式确定了开展时间。因为疫情,日方没办法来现场,所有的沟通全在线上。


据我了解,这次华馆的“长效设计”展是2000年长冈先生提出“长效设计”概念以来,做过的最大、最综合的展览。展览囊括了20年来,“长效设计”理念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角度的思考与实践,我们把展览的名称定为“长效设计:思考与实践(2000-2020)”,因为在中国举办,还增加了“长效设计”在中国的实践部分。


对于我来说,这次展览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在地方设计(创生)领域,长冈贤明可谓是最重要的一位。我有时候觉得,“长效设计”这个词有点掩盖了长冈先生的贡献,通过长效设计的实践来振兴地方才是他价值的最核心部分。通过展览的d47 MUSEUM的47人工艺展、虔诚的设计,d设计之旅和d47食堂等单元,我们能够看出,长冈贤明把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作为自己的工作框架,公平、均等地看待每一个地域,通过挖掘和鼓励地方设计、地域观光手册的出版、地方长效设计产品的贩卖和地方食物的研发来寻找日本的地方之光,从而“一公分、一公分”地提高整个日本的文化力和竞争力。


“往乡村导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是我在这几年乡村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路径。在这次展览中,碧山工销社、《d设计之旅·黄山》、夏木织物、klee klee的独龙毯等项目算是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的部分。


关于碧山工销社,我已经说得太多了。《d设计之旅·黄山》是我们严格依照“d设计之旅”编辑标准采编的,目前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不少关于d mark的提案遭到了日方的否决,而最终确定的案例,比如猪栏酒吧乡村客栈、碧山书局、工销社、狗窝酒吧等,都集中在碧山。这让我们非常苦恼。黄山市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非常丰厚,之所以遇到上述问题,要么归咎于当代设计在黄山有比较大的缺失,要么我们还不够努力,未能找到合适的内容提案。


夏木织物是一个关于“浏阳夏布”的复兴项目。独龙毯则是云南独龙族的特有织物,在一些社会机构的帮助下,klee klee作为主要操作方,在前期调研、织女培训、设计升级、生产组织和推广销售等各个环节做了很多工作,至今已发布5期产品,有近30名当地织女参与织布。我们把这样一些乡村的价值,通过展览介绍给城市观众,希望搭建城乡资源联结的桥梁,特别是在寻求城市资源助力的同时,为城市打开通往乡村的窗口,提供多元化的价值参考。


另一种事关人类幸福的价值观


ARTDBL:本次展览的主题“长效设计”针对的是当下被资本逻辑、商业模式所裹挟的消费观,你认为当中有什么紧急且深重的问题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回应和解决吗?

 

左靖: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生活都是在和自然的共生中进行的。这种与自然为友的生活方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文化形态,甚至哲学观。工业革命之前,“可持续”这一理念也许并不存在,虽有一个更为通俗的说法“惜物爱物”,却多源自生产力低下所导致的物质匮乏。所以说,不同的消费观念,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塑造的结果。


时至今日,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使生产与消费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尤其是一些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为刺激消费而制造出的场景比比皆是,人们往往乐在其中。经济全球化以来,消费社会更新迭代,尽管国与国的发展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国家的消费观念都被社会——特别是其中的资本逻辑——所裹胁。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因贴近产业和具体的消费品而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长冈贤明提出的“长效设计”理念因应上述问题,希望对时下的消费观念进行及时的教育,同时,也是对上述服从资本逻辑的“设计”理念的审视、反观,以及“纠正”。长效设计“更加贴合生态系统,没有牵强的形式或过度的人工雕琢”,它是一种“不设计”的设计。究其本质,对长效设计的倡导与实践是一种社会设计。换言之,长效设计着眼的是对当下社会所塑造的消费观念的“重塑”,使不负责任的生产与消费欲望重归理性,重归环保、诚实、克制、友善和可持续。


一种理念得以深入人心,依靠的不是理念本身,而是实践。“长效设计:思考与实践”是一个完整的知行体系,从其诞生的2000年算起,迄今已有20年。就其诞生地日本而言,消费社会已历经多次迭代,步入了更注重共享意识、环保意识、国家意识和地方意识的时代。而中国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简而言之,近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消费观念的深刻变化,使得我们对长效设计理念的学习和践行尤为急迫。


2020年爆发的疫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理念的重要性开始被更广泛地提及,并慢慢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就这个展览而言,尽管中日两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更有不同的社会环境、消费理念和公众教育水平,但我们希望通过对“长效设计”理念的学习,和在中国进行在地化的思考与实践,寻找更多的认同者和践行者。在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价值观之外,从“长效设计”的理念出发,敬畏自然和生命,尊重地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多样性,重新发掘另一种事关人类幸福的价值观。


这是我组织这个展览的基本动机。

 


有限的商业发展方式


ARTDBL:比起乡村,消费主义在城市里更为明显。碧山工销社跟D&DEPARTMENT在日本一样,却开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远离最躁动的消费中心,对你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左靖:2000年,D&DEPARTMENT的第一个店铺开在东京当时相对偏僻的世田谷区,算是东京的乡下了。2012年,长冈先生在东京创立D47,这是一个集美术馆、商店和食堂于一体的复合空间。D47MUSEUM是日本47个都道府县地方设计的常设发表场所,是鼓励和提升地方设计水平的一个平台。从这个角度来说,D47开在东京最繁华商圈之一的涩谷区,是出于传播方便的考量。其他D&DEPARTMENT店铺虽然开在城市里,但都不把地段作为特别的考虑,北海道店和爱知店则要更偏远一点。


可能唯一真正开在偏远乡村的就是黄山店。可以这么说,D&DEPARTMENT店铺的选址并没有遵循所谓的商业逻辑——选择优质的商业地段,而是迁就志趣一致的合作伙伴,甚至故意开在较为偏僻的地方。长冈先生在《开店术》一书中就特别提到,希望把D&D开在比较偏僻的地方,这样可以避免某些因为偶然路过而产生的消费冲动。就黄山店的开设而言,在长冈贤明看来,是有一小群人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做着跟他类似的工作,他因此受到感动,从而决定去帮助他们。


既然商业逻辑不是优先考量,那么追求利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长冈先生一直对过度商业化抱有警惕。事实上,D&DEPARTMENT店铺心目中理想的客户并不是大众,而是对自己的需求有着清楚的了解,特地前往店铺去选购,以及认同长效设计理念的人。此外,如果你想了解某个地方的魅力,最好是去到那个地方,去购物,去品尝,去体验。


1981年,日本农林水产省推出“地产地销”战略,促进当地农产品更大程度地在当地消费和利用。一时间,地产地销概念深入人心。每间D&D的店铺都设有咖啡馆(餐厅),因为品尝到地产地销的食物,是了解一个地方最直观的体验。在通过食物传达地域文化与节气风物的同时,D&D店铺还能成为人们轻松共聚、举办文化交流分享会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D&D店铺溢出了杂货店的概念,成为地方文化交流和学习的活动体。在韩国济州岛,D&D更是新开出了住宿空间D ROOM,便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此小聚,学习并交流长效设计的心得。


在很多人眼中,碧山村有一个D&D店,东西还卖得那么贵,与村民的关系看起来很“疏离”,其实是不了解D&D的概念,不了解D&D在“长效设计”和“地方设计”两方面所做的思考与实践。


ARTDBL:碧山工销社是一种“有限的商业发展方式”,在当下都追求扩大商业影响力的趋势下,为什么要选择“有限”的方式?做商业,难道不应该追求的是价值和利润的无限吗?

 

左靖: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有限的商业发展方式”的意思是不把逐利作为唯一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碧山工销社算是一家“文化机构+社会企业”。


我们对工销社的定位是,它是一家综合的文化空间,拥有出版、展览、零售、餐饮、住宿、驻村、手工艺体验等多项内容。以“百工十条”(良品良工、百工习得、地域印记、日用之道、传统家园、当代美学、城乡联结、社区服务、环境友好,公平贸易)为理念,以碧山村为起点,努力探索立足于中国本乡本土的百工复兴之路,并逐渐完善一整套城乡互动的方法和体系,努力构建一个互哺型的城乡共同体。当然,它还承载了传播“长效设计”理念和地方文化振兴的功能。


我们工作中的出版和展览属于传播推广,对外发声,需要一些资金投入。我们会通过其他项目收入或向社会募集资金,不占用工销社的营收。目前,碧山工销社的所有员工都是本地村民,经过这两三年的学习和实践,她们分工明确,各自独当一面。目前,整个店铺的运营收入完全可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工销社创始人不从中支取任何报酬。在此,我要特别向我的合伙人王勇先生致谢,没有他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碧山工销社不可能走到今天。前不久,我在华·美术馆做了一个讲座,标题是“一家‘不赚钱’的店:关于碧山工销社”,讲座的整理稿比较详尽,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出版是乡建工作的“应有之义”


ARTDBL:D&DEPARTMENT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d design travel》,你也有持续出版《碧山》,你认为媒体在乡建工作当中可以塑造怎样的作用力?

 

左靖:2019年底,我们在河南省修武县启动了大南坡计划。开始进行大队部的老建筑改造,景观提升,策划“乡村考现学:修武的山川、作物、工艺和风度”,创立大南坡艺术中心,并引入碧山工销社、方所乡村文化,本地食馆等文化商业机构。2020年10月,策划举办了“南坡秋兴”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南坡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北方小乡村,一跃成为乡建领域里独具特色的一个案例。


特别是在对“南坡秋兴”的报导中,几乎所有到场媒体都从自身的关注点出发,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度报道。还有一些一直关注、跟踪我们工作的媒体从自己的观察出发,写出了各具特色的稿件。之后中央媒体、地方官媒对大南坡进行了大量报导。这些报导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乡村,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乡村工作。


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看到这些报导来到大南坡,在当地形成了旅游的消费和文化的交流。此外,还不断有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希望能够进驻大南坡,为乡村贡献力量。在与这些研究者和观光客交流的过程中,大南坡村民充满自信和自豪。按照日本地方创生的代表人物服部滋树的话来说,判定“地域活化”是否成功的标志,首先就是“县民骄傲”(civic pride,让当地居民感到骄傲之意)。南坡小学的孩子们也得以对接一些社会教育资源,广州美院的研究生在这里陆续开设了美育课程。今年夏天,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牵头的大南坡儿童美育夏令营即将开营,内容包括美术、雕塑、影像、街舞等等。我想,如果没有媒体的鼓与呼,大南坡肯定不会这么快获得社会各界力量的关注和帮助。


在新闻报道之外,乡建主体自身的媒体建设也非常重要。比如,《碧山》杂志书迄今出版了13辑,发行量差不多有20万册,内容涉及传统教育、乡村建设、永续农业、百工民艺、乡村建筑等等,成为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领域一本还算不错的出版物。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碧山》《百工》《黟县百工》这些出版物,促成了长冈先生很快同意与我们合作吧。


长冈先生特别重视出版。2014年,我在涩谷遇见D47,最初打动我的就是《d design travel》。可能因为自己一直有出版情结吧。D&DEPARTMENT的出版自成体系,从《LONG LIFE DESIGN》开始,到2009年创刊《d design travel》,以47个都道府县为工作范围,用设计的眼光发掘它们的地域个性,迄今已经出版29册。有别于以都道府县为层级的《d design travel》,《d design travel WORKSHOP号》则聚焦日本的“市町村”,在地理范围缩小之外,地方居民亦成为编辑成员。季刊杂志《d news》是《d design travel》的延伸,作为后者发生变化后的补充和更新,2019年之后改版进化为《d LONG LIFE DESIGN》。此外,长冈先生的每个展览都会有出版物,与上述出版一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里,我要感谢打边炉对我们工作的关注,钟刚把做出版物视作“为时间铸铁”的说法,让我感同身受。上次应钟刚之邀在厦门讲座,今年,根据讲座内容,他们整理出版了我的《乡村工作》,成为打边炉首套Zine中的一本。钟刚还在筹划自己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让我庆幸又多了一位同道中人。


我们最新两辑《碧山》将于今年下半年出版,是关于“食物”的话题。首本以县域为单位的出版物《修武地方手册》的编辑工作也近尾声。我始终觉得,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让纸媒失去光辉,反倒最近纸媒开始逆袭,新的期刊不断出现。总之,在我看来,出版是乡建工作的“应有之义”,它会为地方发声,为我们的行动留痕。



乡村工作更多的是需要不同设计的参与



ARTDBL:碧山工销社的产品包装都很精美,你如何看待“包装”和“装饰”?

 

左靖:在很多次的分享活动中,碧山工销社的产品包装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让人通过包装,迅速地对产品发生兴趣,是对消费者审美的尊重。但我觉得“设计”和“包装”是两个概念,吸引观众的主要是设计,加上适度的包装。


我们特别反对华而不实的过度包装。D&D有一个购物袋回收再利用的故事比较有趣。大家知道,在日本购物,出于传统原因,往往会过度包装,这样每天会产生大量的购物袋。为了避免浪费,长冈先生有了一个创意,就是专门“回收购物袋”,并用 D&DEPARTMENT的胶带贴在上面然后再次使用。D&D的店铺收银台旁边都有一个“回收购物袋”的牌子。开始顾客不太习惯用这种“旧袋子”,慢慢的,回头客来店时都养成了自己带袋子的习惯。现在还有不少商店表示“想效仿”这种做法,这是用环保理念改变人的行为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碧山工销社的绝大多数产品是手工制品,还有一些农产品,跟手工、自然关系密切。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上,我们合作最多的是刘庆元,比如碧山村的工销社精酿,徽州的地方物产茶叶、杂酱,还有我们为景迈山做的一套茶品包装等。木刻这种形式跟乡村有着天然的适宜性,它鲜明、强烈的手工感,可以简单、直接地打动到人。木刻的可复制性又能将自己从“版画”的概念里解放出来,跟不同设计师的合作,又可以拓展和丰富木刻的表现力。我向来认为,木刻这种形式天赋异禀,既传统,又当代,似乎在一切视觉媒介中,都可以自由呈现而毫不违和。所以,我们的产品包装往往会首选木刻这种形式,这也慢慢成了我们产品的包装设计风格。


ARTDBL:近年来你一直在做乡村工作,那么你认为“长效设计”概念在中国,能为中国的乡建工作带来怎样的启示?

 

左靖:一方面,我们不希望重复发生在城市里的错误。从乡村开始,就应该有环保意识的教育和环保实践。比如,在河南省修武县的大南坡村,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奇村发起成立了“美丽南坡环保队”。组织村民捡垃圾、开展零废弃教育。提倡大家出门带水杯、手帕,减少塑料袋、纸巾的使用。开展各种环保活动和培训,在全村形成爱护环境,保持清洁,养成环保的意识和习惯。特别是建立了村民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的长效机制,从而在大南坡村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另一方面,也是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通过长效设计的实践来振兴地方。众所周知,城市扩张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食品安全、就业压力等等,都促使越来越多人离开大城市,去到小地方生活和工作。从长效设计与地方的关系看,人口越少的地方,受到流行潮流越少的乡村,那些长久既存的东西反倒留存得比较多。那些去到乡村工作的人,除了把城市的资源带到乡村,还可以通过基础调研和发掘,来找寻该地方长久存在的事物,利用出版、展览、贩卖、游学等形式,向世人展现各个地方不同的个性和魅力。


ARTDBL:通过艺术介入乡村,和通过设计介入乡村(包括建筑设计和手工艺品的设计),你在乡建工作中都有涉及。不同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针对点?如何共同作用于乡村?

 

左靖:艺术介入乡村是早期的提法,原因在于我们都有文化和艺术的工作背景,也就是说,我们擅长把文化和艺术的资源带到乡村。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艺术介入乡村,至少在我的工作中,重要性没有那么大了。其中一个原因是,艺术介入乡村,最成功的案例也许是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和台湾地区的美浓黄蝶祭(当然后者常被认为是一项社会运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着迷于如何让大地艺术节在中国落地,但大地艺术节所要动用的社会资源过于庞大,由于得不到政府和资本的帮助,我的一些努力基本上是浅尝辄止。


直到我遇到了长冈贤明先生。我发现“长效设计”和“地方设计”理念,更务实,且更容易落地。再加上在贵州工作期间,我提出了“三个生产”的概念,我发现,乡村工作更多的是需要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产品设计和视觉设计的参与,设计因此成为我工作的关键词。去年“南坡秋兴”的“南坡讲堂”单元,只有一位艺术家发言,其他十余位基本上是设计师、媒体人。但,艺术在我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地方文化发掘中,是表现力最强的一部分,当然这部分往往是跟展览相关。


上个月,在江苏盐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我和王彦之为当地一家研学中心策划了“鸣鹤在荫:东亚文化中的鹤”展,展览规模不大,但形式颇多,除了从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梳理了鹤的形象在东亚文化中的迁徙外(相对应的,是鹤的自然迁徙),还有关于鹤的诗歌、绘画、音乐、摄影、舞蹈、文字设计等,让人耳目一新。在大南坡的展览、景迈山的展览中,艺术家的创作是其中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三个生产”中,展览属于文化生产,空间生产和产品生产更多的是设计师的事。



“打开一个突破口”


ARTDBL:你曾提到,“以艺术为基础的乡村建设(艺术乡建)已然成为中国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主要内容。”这当中似乎更强调艺术对乡村的作用,反过来,你看到乡村和艺术参与乡建的模式,为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什么?

 

左靖:这句话有上下文。大多数时候,我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当代艺术体制。但,我们的乡村实践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艺术介入社会”的一种转型。从这个角度来说,“以艺术为基础的乡村建设(艺术乡建)已然成为中国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主要内容。”这句话没错。


通常我们在乡村的工作,被媒体和艺术界习惯称之为“艺术乡建”或“文艺乡建”。有意思的是,2011年,碧山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的。这体现了我们的工作与艺术圈的某种关系,且在早期对艺术系统的依赖。近年来,乡建项目开始频繁地参加各种当代艺术展和建筑展,其中原因之一,是做文艺乡建的基本上都有当代艺术的背景。靳勒、渠岩和焦兴涛是艺术家身份,王南溟和我是策展人身份。随着乡村成为热点,建筑师在乡村的实践,以及艺术介入社会的话题在这几年的中国也开始时髦起来。


2019年6月,我受邀参加朱青生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18”展,这可能是“艺术乡建”第一次被纳入“年鉴展”的内容。艺术乡建被视为走出美术馆,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参与并改变乡村生活的一种艺术类型。同年9月,崔灿灿邀请碧山工销社参加在华·美术馆举办的“策展课:策展与设计”,之前碧山项目还参加过他的“十夜”展,这是缘于崔灿灿对艺术与偏远社会、艺术与普通大众的项目特别关注。在今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中,高名潞把碧山、许村、石节子和羊磴的乡村项目专列一节,作为2008年前后中国当代艺术走出体制风潮的一种重要现象,指出其自甘边缘的出发点,以及在美术馆时代呈现出的某种难得的理想主义实验。甚至,早在2001年,黄专对我们在安徽南部的泾县查济村策划的一场艺术活动也有类似评价。


把乡建纳入当代艺术展览或著述中,有一个共性的原因就是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即所谓艺术介入社会,这种被称之为社会参与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的“艺术门类”,这几年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尽管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有此称谓。2017年,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任教,且对这一领域深有研究的艺术系教授王美钦,受我之邀,从《碧山》第10辑开始,主持开设了“艺术介入社会”专栏,每辑介绍一至两个“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案例。目前已经积累了近十个案例。


王美钦教授认为,近几年在中国兴起的社会参与式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转型。在《碧山》“艺术介入社会”专栏的创栏语中,她写道“这种转型,已经在为疲于应付权力和资本的纠缠而陷于困顿的中国当代艺术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打开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不仅仅是艺术内容和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甚至可能是中国当代艺术得以真正摆脱多年来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流派与思潮后面的这个被动局面的一次重要的自主发展。”


我和王美钦教授的结识,缘于她2015年第一次到访碧山。之后她不辞辛苦,走访了包括茅贡、景迈山在内的我的乡建工作目的地,并于2019年出版了英文专著《当代中国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其中有一章,对我的工作予以了评述。


我非常感谢上述策展人和批评家,并欢迎一切能为乡村贡献力量的见解和关注。



良好关系的存续是社区的粘合剂


ARTDBL:你将你的乡村工作步骤概括为“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本次展览与“产品生产”相关,“产品生产”跟“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之间是怎样的相互关系?

 

左靖:最近我在三个生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生产——“关系生产”。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既非个人主义社会,亦非集体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关系社会。对中国关系结构的研究,有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从这个思路来看,社区内外的结构性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关系生产是其他三个生产能够进行的基础。


良好关系的存续是社区的粘合剂。从地方到世界,外部关系的建立为社区面貌的转变提供持续的动力。在地方与外部的合作中,以灵活的策略和平等的意识,创造正向的关系流动,形成对本地经济与文化的回馈路径,缓解紧张的城乡关系与人地冲突。最终,围绕着信任、共情和对他人的尊重,使社区团结在一个互惠互助的生产性网络之中。


我对产品生产的定义是,利用本地物质条件和文化资源设计生产出可供销售的产品,为当地产生经济效益,反哺文化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产品生产与文化生产关系密切,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后者得以持续的条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产品生产难度最大,原因是,空间生产和文化生产,它们成立的条件,在于事前约定的投入。而产品生产,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且形成一定量的消费。


这次“长效设计”展的日本部分,展出了大量成熟的产品,说明日本在产品生产领域非常专业,商品转化率特别高。反观中国部分,多数构想仍处在概念范畴,在商业转化上尚属起步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RTDBL:你如何看待当下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当前势头似乎很凶猛。大南坡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吗?


左靖:2019年底,受河南省修武县的委托,我决定担任大南坡计划的负责人。一开始,我就向修武县县委书记郭鹏建议,放弃文旅思维,专做文化。大南坡是北方一个非常普通的村落,不具备任何发展旅游的条件。为什么一提到乡村振兴,就要发展旅游呢?中国有多少好地方被简单、粗暴的旅游开发给毁了,不能再走老路。


我们的做法是,一是关系生产,作为策展人,我比较擅长把不同领域的社会力量编织到乡村建设的网络中:为建筑改造选择匹配的建筑设计师;邀请艺术家来进行专项的艺术创作;引入适合的文化商业品牌等等。对于关系生产而言,策展人身份的优势在于开阔的视野和广泛的文化艺术资源,以及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实现文化和资源双向输出的势能。社区内关系的建立,则需要其他团队的协作,特别是社区营造团队。使社会各界力量与政府、村委和村民处在一种强联结的关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系生产是一种总体性的生产。


二是空间生产。具体到大南坡,就是改造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旧大队部片区的公共建筑。场域建筑的设计策略是,空间布局只需做些微小调整,比如拆除院墙,将广场向街道敞开,增设一些砖砌的长条坐凳,便于村民来此闲坐、聊天。使大队部广场转变为对所有人开放、自由步入的公共场所。单体建筑则保留原来的风貌,墙体进行加固,每个空间根据内容需要进行室内的设计。唯一新建的茶室位于展厅与书店之间,既有展示和观景的功能,也巧妙地设置了通往第二展厅的过道。目前二期礼堂的改造已经完成概念设计方案。


三是文化生产。进行县域文化的发掘,在大南坡艺术中心展出“乡村考现学:修武的山川、作物、工艺和风度”,《修武地方手册》的编写进入尾声,通过展览和出版,让观众了解修武地方的个性和魅力;联合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广州美术学院等机构,进行修武美育教材的驻地创作和编写,以及为大南坡小学定期开设艺术课程;在社区营造团队的努力下,恢复中断了四十年之久的村怀梆剧团,使公共文化生活重回大南坡,目前我们正在为怀梆戏团制作第一张正式出版的CD;引入方所乡村文化,为大南坡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定期开设南坡讲堂,以及举办一年一度的“南坡秋兴”活动。


四产品生产。引入碧山工销社的产品和销售体系,作为城乡互动的重要节点,考察焦作地区的地方风物,研发、包装当地产品;销售农民寄卖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此外,工销社焦作店还设有“五条人士多店”在全国的唯一线下专柜。引入民宿品牌隐居乡里和餐饮品牌本地食馆,并自主运营集餐饮和住宿为一体的“老村小馆”。除方所乡村文化、碧山工销社焦作和老村小馆已经正式营业外,其他商业业态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全部开业。


大南坡计划在推进的过程中得到了各方的关注,特别是修武当地政府、平台公司和村民的大力支持。尽管也遇到一些困难,但各项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南坡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文章来源: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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