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嘉磊 | 革新与保守——南玄北儒思想分野下的东晋十六国石刻书法研究

陆嘉磊

2022-05-14 1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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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西晋末期,不同家学的北方士族在南迁问题上的去留选择,极大地影响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两地不同的石刻书法表现。玄学士族的南迁带动了新体书法在东晋的快速发展,促成了南方石刻书法的革新。儒学士族的留北及十六国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促使儒学复兴,从而强化了旧体书法的应用,使北方石刻书法表现出保守的发展态势。

【关 键 词石刻书法  东晋十六国  玄学士族  儒学士族  南玄北儒



一、永嘉之乱与元帝东渡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洛京沦陷,长安倾覆。永嘉元年(307),司马睿东渡建康,建兴五年(317)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建武二年(318),愍帝崩问至,司马睿乃即帝位,史称晋元帝,晋朝的政治中心遂由北转南。

在政局发生变化之时,北方汉人同样发生着人口的流动,永嘉七年(313)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1]而为了谋求生存,寻求发展,不同家学的士族也在留北与南迁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玄学士族普遍南迁,儒学士族基本留北。[2]而这种独特现象的产生,离不开以下三大因素的影响。

一是地理因素。西晋末期的人口流动主要有三个方向,分别是南方、东北与西北。但由于战乱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皆沦没”,[3]北方边境又为五胡占据,是故南方成为主要的迁移方向,而东北次之,西北又次之。司州、豫州、兖州、徐州、荆州距东晋立国后的边疆较近,南迁路途短,风险较小,因此南迁士族多出自这五州。而该地又玄学兴盛,那么在这些南迁士族中以玄学士族为主当是自然之事。反观儒学士族,其人多居黄河以北,若为避乱迁移,不如流向东北、西北,自然不欲南徙。是故地理因素成为影响西晋士族迁移与否以及迁移方向的一大客观因素。

二是经济因素。虽历经汉末战乱,但延续至西晋末年的儒学士族,无一不在地方上有长久的耕耘。他们不仅有声望的积淀,更有人口和财富的积累。族人枝繁叶茂,家族势力根深蒂固,这些儒学士族对社会基层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当北方战乱发生,家族庞大的体量使迁移变得困难,而对当地长久的经营以及历经风雨而不倒的经历,也使避地南迁对于这些士族而言并非是一个最为合适的选择。留守北方,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反倒成为稳妥之举。反观玄学士族,截至西晋末期,往往发家不过数代。琅琊王氏,发轫于王祥;陈留阮氏,著名于阮瑀。他们大多应汉魏之变而起,族居城市之中而少地方根基,是故积累有限,难以自守,族人数量精简,便于南迁。家族势力的深浅、有形与无形财富的多寡也成为西晋士族迁移的重要考虑。

三是思想政治因素。玄学士族与魏晋统治者基本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玄学与玄学名士凭借着曹魏的崛起而得到极大的发展,曹魏更是借此势力与传统的儒学士族相抗衡。司马氏虽在高平陵政变后高举名教大旗打击亲曹势力,重挫玄学,然司马炎在代魏称帝后便为玄学正名,玄学士族重新得到发展。至晋惠帝统治时期,元康玄学兴起,中朝名士辅政,西晋中后期的政治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玄学与玄学士族,致使儒学士族不受朝廷青睐。又司马睿在琅琊王氏的帮助下立足江左,以南迁玄学士人为主体构建了“百六掾”统治集团。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儒学士族南迁怕是难以保持高门地位。而事实上,南迁的儒学士族如琅琊颜氏、幽州祖氏、弘农杨氏在东晋一朝也的确未曾进入统治核心,如此顾虑可谓切实。

二、革新的东晋石刻书法

自从东吴为西晋统一后,该地士族往往钦佩中州且倾心玄学,这为玄学士族南徙以及东吴接受北人迁入营造了合适的思想文化环境。在如此背景下,受晋武帝禁碑政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墓志,随着北方士族的南迁开始于东晋风靡。与此同时,受禁碑政策的直接干预而在西晋罕见的墓碑却又在南方复现。《宋书·礼志二》云:

至元帝大兴元年(318),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4]

又有晋元帝下诏为周访立碑:

帝哭之甚恸,诏赠征西将军,谥曰壮,立碑于本郡。[5]

吴郡顾荣,江东士族的代表。晋元帝始过江,尝对顾荣说道“寄人国土,心常怀惭”。[6]可见当时晋元帝对南方的统治不稳与东渡北人的心理不宁。而以顾荣为代表的江东士族对东晋朝廷的支持无疑帮助了中原正统在南方得以延续,那么顾荣故吏上表请立墓碑而为朝廷所特许,既符合程序又合乎情理。而周访之碑虽未有故吏上表请立,但为皇帝亲许,其亦合乎禁碑政策下的立碑条件。因此顾荣、周访二碑皆在朝廷掌控之中。东晋初年的禁碑政策仅凭此二则记载尚不能体现松弛之势态。然在王敦之乱(322)后,晋室内虚的实质为士族所明了,禁碑政策被渐次僭黩。《晋书·孙绰传》记载:

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7]

《晋书·江惇传》记载:

(江惇)养志二十余年,永和九年(353)卒,时年四十九,友朋相与刊石立颂,以表德美云。[8]

从上述两则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禁碑政策的松弛先从中兴晋室的公卿勋臣开始,而后渐向未曾任职的名士扩散。至东晋末年,更是发展到了“世立私碑,有乖事实”[9]的局面,禁碑政策荡然无存。面对这一境况,尚书祠部郎裴松之提出了“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10]的禁碑方法,然此方法在监管程序上与曹魏西晋的禁碑政策并无太大区别。禁碑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不在于程序是否合理,而在于朝廷的专制集权能力是否突出。毫无疑问,在表现为皇权羸弱、门阀政治的东晋王朝,禁碑政策的松弛乃至荒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今出土的东晋石刻书法以墓中石刻为主,其中包含墓志、墓砖、买地券等。而在文献中多有出现的墓碑,在实际情况中却十分罕见。竖于地面的墓碑与神道碑皆出自边地,而在建康、荆州等政治文化中心地区却未有收获。依据现有的文物并结合文献,我们可以对东晋的石刻书法做出以下总结。

一是材料形制的革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志之作不论死者贵贱皆由砖制成。东晋初年的《谢鲲墓志》(323)与《张镇墓志》(325)因制作时间距西晋不远,不免受到西晋墓志传统的影响——卓有身份之人往往以石质材料制成小碑形墓志。但是受到南方自然环境的制约,石材的开采不如北方便利,石墓志的使用由是减少。而砖墓志制作工艺的提升,使其成为石墓志的优良替代品,这是东晋墓志以砖为主的物质原因。在思想文化方面,南迁之人尚存的“克复神州”[11]之志,也使他们认为当下仅是假葬南方,那么在墓葬规格方面也就便宜行事,无须苛求。物质和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砖质材料代替石质材料在墓志方面的稳定使用,而受到砖自身传统形态的影响,东晋墓志的形制也大多呈长方形,对西晋墓志多样化的表现进行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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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张镇墓志》 ˉ 太宁三年(325) ˉ 纵45cm,横30cm ˉ 南京博物院藏

二是志文的革新。西晋墓志的志文已发展到与墓碑所差无几,死者姓名、籍贯、卒年、生平事迹、赞颂一应俱全。但在东晋墓志中我们尚未发现连篇累牍者,大多只是务实地记录死者信息、籍贯、卒年、官职等内容。赞颂全然不见,族谱反倒成为志文详尽者之必备。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复苏的墓碑往往由富于文才者撰写,从而使墓志无须承担美饰死者的功能;另一方面还是因为东晋人的假葬观念——山河收复归葬祖茔,墓志中的族谱越是翔实清晰,越能保障回迁准确。于是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志文内容的革新。

三是书体书风的革新。此革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石刻隶书的楷化表现。在《谢鲲墓志》中,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方扁的字形、宽博的结体、细挺的线条、带有切笔的起收,显示西晋的隶书风格并未因社会的大动乱而完全断绝。然而,两年后的《张镇墓志》却打破了西晋隶书风格在东晋的传承,开启了东晋隶书的新风格。此作文字字形方正,收放关系微弱,横画的波挑省略,起收切笔方强,线条粗厚,横势不明,章法安排布如算子,全然一副楷书模样。这种石刻隶书的楷化,大抵是受到了楷书盛行、隶书失传的影响。王导东渡,“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衣带过江”[12],其“以师钟、卫,好爱无厌”[13],表明楷书的艺术价值在东晋时期为士人所重。反观隶书,却鲜有人关注,东晋名家中未有以旧体闻名者,而楼兰文书中不见隶书踪迹更可说明隶书在日常生活中亦不再流行。但是石刻书法所蕴含的“礼”的属性使其仍需以“正书”书写,于是形成了掺杂着石刻隶书特征与楷书方正字形的特殊书体书风。

第二个方面是墨迹书法的入石。永和元年(345)的《颜谦妇刘氏墓志》是东晋时期较早的一件明确受到墨迹书法影响的石刻。该作字形并无统一的大小,结体收放自然,线质圆润,兼具古韵与新妍,与同时期王羲之《姨母帖》颇为相似。毫无疑问,士人对行书的艺术追求开始进一步影响传统石刻书法的表现,而这一追求的产生又与玄学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玄学以道家价值为道德目标,士人对道德的追求和修身养性,表现在感情上便是塑造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和创造独特的审美情趣。汉末伊始,草书因具有“不达于政”“无损于治”[14]的无用之用,并创造出了一种与正书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而为士人所追捧,使书法获得了一种新的道德和修身价值。西晋时期,“名教即自然”的创新理论使玄学与礼教并行不悖,书法于是重归儒学大传统。介于隶书与草书之间的行书,因符合玄礼双修中平衡规范与自由的追求而成为士人普遍倾心的书体。在此背景下,南迁的玄学士族为东晋带来了慕尚行书的风气,而“名教即自然”的理论也使行书这类原本用于表达自然性情的墨迹书法得以影响体现名教思想的石刻书法的表现。这种受到了墨迹书法影响的石刻在之后的士族墓志中常常出现,譬如《王康之墓志》《温式之墓志》《王康之妻何法登墓志》等,成为与楷化石刻隶书同时存在的另一种石刻书法风格。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石刻书法风格的运用并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别,出土于南京市北郊象山琅琊王氏墓茔中的多块墓志就同时包含了以上两种风格。但随着历史的推进,二者逐渐融合,共同构成了南方石刻楷书的面貌,并在南朝的《爨龙颜碑》与《刘怀民墓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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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颜谦妇刘氏墓志》 ˉ 永和元年(345) ˉ 纵32cm,横14.5cm ˉ 南京博物院藏

三、保守的十六国石刻书法

东晋石刻书法的改变主要发生在器物、文体与书体书风三个方面,其中器物和文体的变化与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书体书风的变化则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新体书法的兴盛息息相关。相较于东晋石刻书法的日新月异,十六国前、中期的石刻书法在动荡的政局下减缓了发展的脚步,而在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受到佛教文化与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北凉出现了石塔这一全新的石刻书法形式。但从整体而言,十六国石刻书法还是明显表现出保守的发展态势。

存世的十六国石刻书法数量稀少,其中制于中原者与制于凉州者各占其半,合计三十余件。中原作品的形制大多赓续传统,内容以墓葬类为主。明显表现为墓志的有《鲁潜墓志》《元玺四年墓志》《护国定远侯墓志》《田焽墓志》等,而《梁舒墓表》《崔遹墓表》《吕宪墓表》《吕他墓表》等虽被称为墓表或碑额自题墓表,然其往往出土于墓内,故实质仍为小碑形墓志。除此之外亦有标记类的界碑,如《元氏县界封刻石》《广武将军碑》;以及纪念类的修祠记,如《西门豹祠殿基记残石》《邓太尉祠碑》。相较于中原作品多样的形式、分散的出土地点与制作时间,凉州作品的形式则较为统一,皆为小石塔形,制作时间接近,集中于北凉统治时期。综合以上条件,学界将其统称为“北凉石塔”。从石刻书法的角度进行考量,北凉石塔的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乃十六国石刻书法之一大革新。该形式之原型为印度佛教纪念性建筑——窣堵波。中亚贵霜王朝的小窣堵波是应信徒供养需求而对其发生的改变。小窣堵波先传西域,后入河西走廊,受凉州特殊的地缘文化影响,产生了中国化的发展,遂成北凉石塔。北凉石塔以小窣堵波为基础,创造性地集佛像、佛经、发愿文、护法神王、易经八卦于一身,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石刻形式。它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石刻艺术中以图像或文字为单一主体的局面,形成了图文并重的新关系。除此之外,佛经、发愿文在其中的刻凿也拓展了中国石刻书法内容的范围,成为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石刻书法兴隆景象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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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 ˉ 承玄元年(428)  ˉ 纵44.6cm,底径15.2cm ˉ 甘肃省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十六国时期的石刻书法数量虽少,但形式与内容却并不单一,传统得以保存,创新得到发展。石刻书法未因北方长年的战乱而全然荒废,大抵因为墓主身份高贵,界碑有官方背景,修祠活动得到了地方官绅的支持,而石塔又有宗教的庄严属性,所以十六国时期的石刻书法多继承了西晋隶书的风格。其结体富有法度,无论精良或是草率,皆有明显的隶书体态。用笔多具西晋隶书之特征,在保存良好之作中往往能看到带有切笔的起收。当然,隶书的楷化在此时期的石刻书法中同样有所表现,但这一表现的发生明显比东晋来得更晚。《梁舒墓表》(376)出现了欹侧的体势,《崔遹墓表》(395)发生了波挑的减省,《田焽墓志》(420)则有了楷书的结体。石刻书法由隶书向楷书的演变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样的变化在十六国时期并不是连绵不绝的,这些作品更像是在汉魏石刻传统笼罩下的点点星火,微弱而坚定地呼应着石刻书法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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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邓太尉祠碑》 ˉ 建元三年(367) ˉ 纵170cm,横64cm ˉ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照片由罗小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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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梁舒墓表》 ˉ 建元十二年(378) ˉ 纵37cm,横26.6cm ˉ 武威市博物馆藏

相较于东晋石刻书法之变,十六国石刻书法明显保守了许多,而其中之关键则在于北方士族文化的保守。《世说新语》中就有关于黄河南北两地学问差异的记载: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15]

黄河以南的玄学士族灵活清简,黄河以北的儒学士族严谨周全。待玄学士族南迁之后,此南北学风的地理关系就对应于东晋与十六国,由是北方十六国的学问以儒学为主。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儒学士族受到学风影响也表现为多传承而少变革。在西晋玄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大多儒学士族开始涉及新体书法,然而旧体书法也不曾遗落,卫氏家族便是其中代表。而当玄学士族举族东渡,玄风随之东迁时,新体书法在北方就失去了支持其迅猛发展的文化土壤,儒学士族家学中的旧体书法则拨云见日。此消彼长之下,新体书法在十六国时期虽仍有延续,但并不新妍,反显古质。旧体书法通过儒学士族的家学而得以传承,因此也不会像东晋那般被革新得如此迅速。世传儒业的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在书法上的表现便是此时期北方士人书法之典型:

(崔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16]

初,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白马公崔玄伯亦善书,世传卫瓘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17]

崔悦子潜,潜子玄伯,玄伯子浩;卢志子谌,谌子偃,偃子邈,邈子玄。卢谌(284—351)与崔悦齐名,当为同辈,则卢谌父志当生于魏晋之际。崔悦法卫瓘,然其所学当为卫氏家传的古文、鸟篆、隶草,而非卫瓘“草稿”,否则无须学习“索靖之草”。卢志法钟繇,则其所擅应为钟氏八分隶书、正书、行书。其子卢谌在法钟繇的基础上进习“索靖之草”,如此一来,卢氏所传便是八分隶书、正书、行书、章草。

作为儒学士族的崔、卢二氏不仅在旧体书法上各有所长,在新体书法中亦皆有钻研。然而,他们新体书法的取法对象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逐渐被视为古质。在看待钟繇书法方面,东晋初期书家王导虽将《宣示帖》“衣带过江”,王廙则“传钟法”,但到东晋中期,王羲之“俱变古形”,[18]使钟书被更具“今妍”的王书所替代,士人纷纷效法王书。而此时此刻,北方仍承西晋风气,师法钟繇,南北书风之差异一望而知。在看待索靖书法方面,西晋人早将其视为传统的表现。“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19]索靖章草应在字形、用笔上与张芝更为接近。王僧虔《论书》称索靖笔势为“银钩虿尾”,[20]则其章草波挑当是特征明显、短促有力。结合张芝、卫瓘、索靖的刻帖,可以想见西晋人认为索靖更好地传承了张芝草书,更为传统。选择索靖,传承钟繇,崔、卢二氏明显更倾向于传统、古质的书法,而这种倾向也正好与其保守的学风相呼应。

北方士人书法相对传统、古质的表现对于十六国石刻书法自然起不到革新的作用,而旧体书法在儒学士族中得到的良好传承则使得十六国的隶书远比东晋的隶书更为精美与标准,因此我们看到了十六国石刻书法对西晋石刻书法的大量继承。但是,除了士人群体对文化的影响外,统治者对文化的态度也会一定程度地左右文化的发展。幸而五胡中的匈奴刘氏、羯族石氏、鲜卑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皆重视经史之学对于治国的作用,这一方面促进了胡汉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北方的儒学氛围。与此同时,他们还以玄学无治于世而往往对其兴致寥寥,这更是弱化了南方玄学对北方的影响。在缺少了思想文化的铺垫后,依托于玄学思想而在南方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新体书法在北方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而旧体书法则在北方浓郁的儒学氛围中得以顺利传承,那么十六国时期的石刻书法自然表现出保守的发展面貌。

结语

综上所述,玄学士族与晋朝的南迁使儒学与儒学士族在北方重获发展的空间,十六国统治者对经史的重视促进了北方儒学的复兴。玄学与儒学两相比较,体现出革新与保守的相对关系。作用在书法之中,便表现为新体书法在东晋因受到玄学的推动而得以迅速发展,并对石刻书法产生了明显的作用,而旧体书法则凭借儒学与儒学士族的复兴在北方得以传承,十六国石刻书法也基本保持了西晋隶书的书体面貌。

注释:

[1]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 1746 页。

[2] 王建国:《东晋南迁士族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第 38—43 页。

[3] 房玄龄:《晋书》,第 463 页。

[4]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第 407 页。

[5] 房玄龄:《晋书》,第 1582 页。

[6]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第 49 页。

[7] 房玄龄:《晋书》,第 1547 页。

[8] 同上书,第 1539 页。

[9] 沈约:《宋书》,第 1699 页。

[10] 同上。

[11] 房玄龄:《晋书》,第 1747 页。

[12] 张彦远:《艺术文献集成:法书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第 20 页。

[13] 同上。

[14] 同上书,第 7 页。

[15]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 193—194 页。

[16]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第 623 页。

[17] 同上书,第 1050 页。

[18]张彦远:《艺术文献集成:法书要录》,第 19 页。

[19] 房玄龄:《晋书》,第 1057 页。

[20] 张彦远:《艺术文献集成:法书要录》,第 23 页。

 

(陆嘉磊,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3期第62页~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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