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阳江:循着街道、石头、了园、植物、河流,并置身其中

沈军

2022-05-17 14:04:00

关注

甫一走进“叱咤于街中”的展厅,穿过《消费就是理想,消费更解恨》(郑国谷,1998)中酒沫横飞的现场,目光久久停留在《我的老师》(郑国谷,1993),不愿移开。照片中,郑国谷与一位阳江街友并排蹲在街边,街友笑得癫狂极乐,身旁的郑国谷随之一起大笑。这张照片如此富有感染力,我想是因为它将郑国谷的实践中关切的事物铺展在同一个瞬间:自我,身边的人,周围的街道,与自由的状态。 


图片

郑国谷作品《我的老师》(1993)在“叱咤于街中”展览现场(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惠允)


图片

《消费就是理想,消费更解恨》,郑国谷,1998,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惠允


为了挪移一种激发行动的情境(situation),策展团队一开始就放弃了重制旧作并妥善放置在白盒子展厅中的回顾展模式,而是大费周章地邀请冯火作为“对话实践者”与郑国谷合作,将整条“街道”概念化地呈现在展览里,作品与街景层层掩映。策展人之一李筱天依托阳江青年的档案文献虚构写作的穿越小说《阳江青年》则加深了时空叠加的错觉。这些举动令人惊喜,让展览受到了一种身体经验的加持。某种意义上,展览试图将阳江作为个案置于更加广阔语境中所展开的对话,在阅读小说、展览中穿行时便开始铺陈了。观者在兀自倾斜的、突然变窄的、不得不绕道另寻出路的“街道”里兜兜转转,走出展厅时未见得能尽数把握阳江青年的作品,却在时过境迁的感慨之余,获得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感。行走间,观者无法忽视那些穿墙凿地、横亘四处的金色石头,那是郑国谷藏下的暗喻之一。是布展前,郑国谷特意从阳江来到广州预先留下的。


图片

“叱咤于街中”中“帝国时代”的空间里,金矿、含羞草与土地单据埋在石子里。图片由作者拍摄


它们是电脑游戏“帝国时代”中金矿的化身,意味着一个“帝国”发展进程中的资源累积;是生活里无法翻越的障碍,人必须学会与它相处。而如果在展览末尾,以郑国谷的建造实践“帝国时代/了园”为名的圆弧形空间里停留一会儿,就会发现地契贴在弧形墙壁、罚款单埋在地面石子中,像是同样埋在石中的含羞草。俯身碰触含羞草的叶片,它不出意外地开始合拢,内心深处激起片刻挑衅的快感,再等她慢慢复原。这种进退的探测触动了内心的某些边界,也是艺术家埋下等待发芽的“种子”:藏在石子之中的植物开启了“世界”的孔隙;而许多看似坚固的,在更漫长的时间维度下都在流动。


图片

阳江老城深处的自建房,图片由作者拍摄


我在好奇心驱使下到达阳江——缺乏了肉身经验的“地方”总像是某种抽象的理论话语。在长期疫情而催生或延宕的种种旅行中,如果不是因为阳江青年标记了一种特殊性,阳江或许并不算是特别的一次。而这次行走中,郑国谷的建造实践则成为理解某种时间与场景的线索。


回到阳江


图片

回到阳江加入一美设计公司的郑国谷常常往返于建筑工地,图片由沙业亚拍摄


图片

一美设计公司旧照,图片由艺术家及策展团队惠允


90年代末的广州,商品房与装修的热潮正酣。昼夜颠倒、忙着赶项目的日子让郑国谷身体透支。世界变化太快时,人就病了,无所适从的身体里装着无处皈依的灵魂。那个年代里,南下广州的火车一票难求,郑国谷却决定返乡。1994年,从广州回到阳江的路上,郑国谷对何赞说,感觉身体都快活了。


图片

沙业亚拍摄的郑国谷,图片由艺术家及策展团队惠允


 我一直坚守在这个小城里,从未尝试过走出去。艺术不一定会有边缘感,艺术的灵感不会因为身处大城市而增加,也不会因为小城市而减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郑国谷语)


郑国谷用“去历史化”来形容故乡之于传统的关系,或许这种感受正对应着他创作中的轻盈与自洽。动荡的年代松绑了“传统”的风筝线,阳江在改革开放初期或更早的时间里,已经畅然拥抱流行文化、消费主义与叛逆精神。距离香港只有100海里,风从东南边吹来,风浪裹挟着新潮与自由之息。城市的命运往往如此,人们主动或被动地抛弃一切,从零开始,才能心无旁骛地追赶时间,加入一次次剧变。回到阳江加入了一美设计公司(1993年由何赞、沙业亚与曾青柏成立)的郑国谷,与伙伴们以建筑设计装修为业。相较于观念艺术,建筑改造是一砖一瓦、日积月累的,是对环境的直接干预和塑造。建筑空间提供了一种更加明确的体验,使得人们对于“内部与外部、封闭与开放、黑暗与光明、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区别”生动起来(段义孚,2017)这些鲜少进入当代艺术视野的实践,实质上为后续的地方自组织社群活动提供了物理空间和物质条件,也反向滋养着他把握现实的能力。


图片

阳江组合《你去看书法还是量血压》阳江组合,2002年,立轴装裱书法,宣纸,按摩器,血压计,尺寸可变


图片

郑国谷作品《七套商品房》在“叱咤于街中”展览现场,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惠允


在亲切的故乡小城展开创作,郑国谷称自己为“在家的周围活动”。90年代受邀去上海参展的郑国谷对商品房模式印象深刻,千禧年前后,阳江也卷入了这样的市场。远离中心城市,阳江的时间也是错位的,时空错置为一些新的可能性提供了缓冲地带。2001年,郑国谷在阳江市区买下了一栋九十年代末典型商品房中顶楼两层的七套房间,第一次开始将他改造生活的理想付诸现实。他成功游说开发商,从土建过程开始介入,将七个空间贯通并建造成为一座“迷宫”。盘旋的楼梯、绚丽的彩灯、造型奇异的梁柱,空间是视觉拼贴的盛宴。那些在郑国谷摄影作品中虚构出来的叛逆生活,《阳江青年越轨行为》(郑国谷,1996)中的古惑仔与少女,似乎可以在这个平行世界拿到入场券。正如胡昉在《刹那,从我家到你的博物馆》所说,“几乎是一种强制性的改造生活的策略”。七套商品房嵌入标准化的商品楼之中,是艺术家在快速更新的城市化进程中主动创造出来的行动空间,寄生在公共建筑之内的私人建筑,社会系统之下潜藏着的个体系统。它的内部空间则提供了理想的居住(dwelling)定义,“根据自己的身体或者与其他人的接触获得的经验来组织空间”(段义孚,2017)


图片


“七套商品房”文献图片,郑国谷,2001-2003,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惠允

博弈游戏


图片


正在建设的“帝国时代”。郑国谷,2004-2013,后更名为”了园“并持续至今,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惠允


如果你经历过千禧年代,或许会记得那些在电脑前玩到红眼的日子,那也是郑国谷与伙伴们的集体记忆。风靡一时的历史模拟即时战略游戏《帝国时代》(1997)将人类的技术进步历程设计成为通向胜利的路径,玩家需要在初始土地上勘探、开发、整合与分配资源,将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帝国。最痴迷的玩家也可以明确出电脑游戏与现实的边界,除非他恰好是一位擅长以虚构的语言把玩现实的艺术家,并长期致力于创造不可能之事的可能性。2001年左右,他在阳江郊外设法购入一块5000平方米的土地——这就是玩家郑国谷的初始地块,其后在持续协商与交涉中一点点扩大到2万多平方米。在这座名为“阳江”的实验室,“帝国时代”得以从虚拟走向现实,由一张张闲时挥就的草图手稿,经年累月落成为一座座建筑实体。对于郑国谷来说,现实版的帝国时代远比电脑游戏复杂有趣得多,而他是一位乐此不疲的大玩家。他称自己为“土地公关”,协商、交涉、退两步进一步。这场庞大而漫长的建造实践(如果我们以改革开放作为时间标尺量度的话)注定是一场个体与世界的博弈游戏,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空间”(胡昉语)


图片

阳江组合(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麟),《最后一日,最后一搏》,2006年,纸本书法,服装,丝网印刷,尺寸可变


2006年,在北京长征空间题为“违章建筑”的展览中,“帝国时代”以图文方案的形式参与展出。展览直指以现代为名、自上而下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知识系统、身体经验以及自然与空间观念的颠覆。在彼时的艺术中心北京,《帝国时代》是一则生猛的狂想,为干燥严酷的北方带来了一个富有亚热带气息的例外状态。不过,郑国谷的“陌生化建筑”(陈侗语),恰是得益于还未框定边界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空白之地。在同一展览的多位艺术家用批判性的视角揭示丢弃传统、丧失精神性、醉心消费主义而招致的种种危机时,郑国谷似乎更像是有策略地利用了上述这种断裂。卢杰在展览论述中写道,“现代性叙述的吊诡就是在将临时性建筑转化为永久性建筑的同时,永久性建筑也成了临时性的违章建筑”,为我们理解“帝国时代”提示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背景。


图片


帝国时代中建到一半的建筑,图片由作者拍摄


当我终于来到“帝国时代”,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如今已废置的砖石与混凝土建筑。建筑远远超过人的尺度,巨大的立柱支撑着多个圆形交叠的平台,藤蔓缠绕着残留的水泥骨骼,赋予了一种超越建筑本身的时间感。它几乎是“帝国时代”开始的地方,因为种种现实原因未能完工。这恰好是将游戏带入真实世界所遭遇的种种现实之一,“造园”并不总是可以顺利将草图变现,更多时候是改变、退让、求而不得和另寻他法,这个无章可循的游戏总是伴随着协商而推进。沿着没有栏杆的步梯,小心翼翼地登顶,可以俯瞰整个建筑群落的样貌,如同村庄或部落,依山傍水按照建造年代与风格集聚分布。宏大的建筑往往容易掩盖细微之处的温情,那是以艺术之名留存的个体记忆:“帝国时代”里的河流来源于郑国谷儿时经验,巨大的柱子则是被拆毁的阳江人民礼堂的重现。夕阳西沉,环顾四周,在阳江山景环抱之下丧失了现实感。但现实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二十年过去,曾经的农地被规划为城市新区,听说这里也快要有高架桥穿过了。


图片


立柱上藤蔓傍生,图片由作者拍摄


建筑重塑着身体经验,因而在园中,时间似乎流淌的更慢一些。当城市的新陈代谢让“地方”成为陌生又标准化的经验,这里保留着一个自造的系统,掌握着自我更新的速度、形式与方法。多少如阳江这样的城市,一代代的人走远,对于郑国谷来说,留下来更多是直觉使然:觉得舒服,就留下来,通过留意周围来把握时代的样貌。


出神入化


时,郑国谷到了,指引我们沿着小桥渡到对岸,进入茶室。对岸的建筑是风格迥异的园林景观,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工人还在敲敲打打,这个区块最近几年才逐渐建起来。茶室的格局方正,却有一个高于主体空间数倍的尖顶,顶上安置着郑国谷请来的水晶。眼前一切诉说着建造者的人生变化,这里不再是“帝国时代”了。



曾经,《帝国时代》游戏将遥远的历史交付在玩家手中,虚拟世界为此附加了无上权力,凭着不断累积的智慧、策略与努力,在游戏界面中并无身形的玩家,平等地扮演着白手起家的成功者、造物主和破坏神。在与策展人沈瑞筠的对话中,郑国谷提到大概在2011年前后,电脑游戏《帝国时代》没人玩了。敏锐如他,察觉到这个表征背后的社会转向。2013年,郑国谷将“帝国时代”更名为“了园”,一个“能量”更高、更简约的名字。


图片

了园内景;图片由作者拍摄


图片

鸟瞰阳江(李继忠拍摄并惠允)


图片

春夏季节,“帝国时代”隐没在藤蔓里。(朱湘拍摄并惠允)


 从扩张的‘帝国时代’到注重感知的‘了园’,说明了它正向另一种审美骤变,一种有别于符号学的审美,它是一种土地能量学的审美。(郑国谷语)
试图拆解土地能量学的原理,追问或许不如相信本身来得重要,就如同我们不能局限于自己的身体经验,来向郑国谷求解何谓“自由是每个人内在经络的解放”(郑国谷语) 。我不确定意识是否可以生长为植物、河流、房子与园林,却暗自向往他所描述的,一种扎根土地、疏通经络、与万物同频共振的状态。或者说,我宁愿相信一定是因为人类普遍的局限制约了我们窥见万物的全貌,日常世界才会常常显得如此难以理解。不再是叱咤街头的游戏,空间在此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与郑国谷种植的植物一样,空间从土地中生长出来,不断变化、流动、生灭。植物的根系在地底穿行,造园的举动如同一场漫长而持久的种植计划,松动的不只是与之接触的地表,一同生长的也不只是物质世界中的亭台楼阁。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的“帝国时代”与“了园”恰是周遭的映射。曾经,人们从认知系统的颠覆中获得了空前的破坏力与行动力,剧变的裂隙让不可撼动的有了可乘之机,而当裂谷愈深、摇摇欲坠时,新的策略以审美的名义,将失序的一切重新联结。在危机四伏的当代迷藏中,郑国谷自造的系统不失为一种“治愈术”,在裂变时代里维护着一方错置的时空,偏安一隅,出神入化。


图片

“叱咤于街中”中“帝国时代”的空间里,地契藏在石子中。


图片

金矿”预先摆放在展厅里,展墙为它让出空间。


图片

“叱咤于街中”展览现场中展出了“帝国时代”的地契文件,图片由广东时代美术馆惠允


不同于离散者心中的神圣原乡,真正的地方故事势必要从泥土里生长出来,那是一个由石头、植物、河流共构的故事,一个人置身于周遭万物之中的故事。将郑国谷的建造行为置于他所处的世界之中,就会明白这样的实践远不止于制造奇观而已。无论在回到阳江时是否已经明确地带有地方意识,二十余年的建造行为已经让郑国谷与土地、社会与地方文化深深纠葛在一起。无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在当下自身的现实情境中想象一种类似郑国谷的自造模式。但如果将他的建筑作为空间实践的行动过程来看,在缺乏社会与文化意义上的基础设施的时代,或是缺乏精神信念感的当下,郑国谷的建筑实践都指向一种自发的、替代性的、可持续的在地建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择木而栖创建理想“世界”,也可以选择面对各自的“地方”,选择相应的土壤、问题与策略,应对一种复杂而真实的地方样貌。走出了园时,我与伙伴们讨论如何站在今天的视角阅读郑国谷与他的建造实践。这样的讨论最终回到重新定位个体的位置与策略:今天我们站在哪里、如何选择行动的策略?




文章来源:艺术新闻中文版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