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从狂野东方到广阔世界

巴塞尔艺术展

2022-06-25 0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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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爱乐音乐厅(Philharmonie Berlin),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


当第十二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于6月10日开幕之时,也同时敞开了德国首都面向世界的窗户。这次双年展的策展人兼法国艺术家卡德‧阿提亚(Kader Attia)解释道:“我们主要想提出的疑问之一是如今该如何谈论殖民主义。”这个议题与艺术界大有关联,更连结多样性、全球化和种族主义等独立议题。阿提亚曾倾注很长一段时间于广泛意义上的修复,他补充道:“殖民主义带来的集体创伤从未被治愈或修复,像一只幽灵之手萦绕于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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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Tempelhof Airport)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


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柏林作为国际艺术之都的声誉与它作为世界派对之都的地位并驾齐驱——这里成为一个承载多元文化的“狂野东方”。它的艺术领域也一直被敏锐的知识分子不断推动——特别是得到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等机构,以及从2000年起就在当地出版的杂志《艺术文本》(Texte zur Kunst)的大力支持。然而,德国殖民历史的问题往往被历史时间上距今更近的大屠杀和冷战创伤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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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


专注于社会介入型艺术的KOW艺廊联合创始人亚历山大·科赫(Alexander Koch)说,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是柏林变得更加多样化。“从199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不停地移居到柏林,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长此以往,我们看到艺术家中的男性、白人和德国人逐渐减少,同样的情况在掌门人层面——艺廊主、策展人和艺评人——也愈发趋于多元化。”这种视角的广度让我们有机会把以往被独立检视的德国历史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引用科赫的话说,柏林仍然是“全球当代艺术话语具领导地位的中心”,但他更强调这是由构成艺术界的个人关系网而成,而不是大型艺术机构——这种动态便是令柏林艺术生态既灵活又脆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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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W艺廊入口,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


今年的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对展览和公众活动给予同样重视。策展团队的成员Ana Teixeira Pinto表示,“我们展开了有关修复、生态和恢复的讨论,比如有些是关于殖民开采与当今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在前两届分别侧重于呈现非洲和拉丁美洲艺术家作品的双年展中,“去中心化和鼓励多元化”的努力也有所体现。Pinto相信“这种走向多元化的转变十分重要”,尤其因为原本的发展方向并非如此。她补充道:“十年前,我记得玛利亚·林德(Maria Lind)说过,柏林艺术就是北约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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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的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摄


这可以被形容为纽约—科隆通道带来的遗留问题,并且对德国战后艺术有深远影响。但同时,正如2017年于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展览“Parapolitics: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所阐释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软实力工具。荷兰艺术家威廉姆·德·罗杰(Willem de Rooij),从1990年代开始就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西方经典以外的背景,他认为“对美国教条的持续认同”导致了对多样性的困惑。“柏林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地方,只是有很多白人。在1990年代,柏林有必要关注东欧。随着全球的转向,这一点已有所淡化,现在我们幸运地看到了更多的方向。但与东欧和前东德之间可能的交流在今天无法发生,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我们看待多样性的角度会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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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y Contemporary的入口,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


阿提亚对殖民主义的探索将会回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第十二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在城市东部的利希滕贝格地区,将前东德秘密机构(Stasi)的前总部,即现在的Campus für Demokratie,作为展览场地之一,把前社会主义的欧洲卷入一场通常只针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对话当中。阿提亚提到,“很多东柏林的人们认为统一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殖民化,这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被提及过的历史部分,却于展览中的数件作品中得以呈现。”双年展的另一个展览场地Wilhelmstraße 92,即1884/85年柏林西非会议所在地,也让这座城市与殖民主义的历史连结变得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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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车站美术馆,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摄


就艺术机构而言,由策展人朱莉娅·格罗斯(Julia Grosse)和维特·穆通巴(Yvette Mutumba)创立的专注于非欧洲艺术的杂志《Contemporary And》和艺术空间Savvy Contemporary都是后殖民话语的重要阵地。从2009年Savvy成立时就已经担任负责人的Bonaventure Soh Bejeng Ndikung,将于2023年1月接任注重话语权的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馆长。其他很多策展人,比如Gropius Bau的策展人Zippora Elders和娜塔莎·金瓦拉(Natasha Ginwala),以及汉堡车站美术馆(Hamburger Bahnhof)的策展人Anna-Catharina Gebbers等正积极地回应这些议题。这一切表明,多间机构都在发挥它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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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论坛,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摄


可是,这一发展背后看似最显着的推动力却令人失望。新设立的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柏林的一个大型博物馆项目)中,民族博物馆(Ethnographic Museum)和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Asian Art)以及其他艺术机构在呈现非西方作品的方式上却让人感觉勉强而老套。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馆(Frankfurt’s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前馆长、现于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担任副策展人的Clémentine Deliss称,柏林的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上的新城堡“令人震惊“。她说:“这就如同目睹历史重演,比如说,在双年展上,提及归还的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经常发现,聚焦于归还会掩盖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就是让公共去接触这些所谓民族藏品的过程更民主化,而只有洪堡论坛的机构能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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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印第安纳(Robert Indiana)位于新国家美术馆的雕塑《IMPERIAL LOVE》(1966/2006)局部,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摄


当被问到任命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为重开的新国家美术馆(New National Gallery)馆长,以及 Sam Bardaouil和Till Fellrath这对二人组在这座城市的艺术场景中的地位时,Deliss用了一个词回答:“专业”。这个词在20年前绝对不会与柏林的艺术界联系在一起,但如今早已时过境迁。科赫说:“这里的艺术世界已经变得更加专业了。以前你可以开设一家艺廊,带着试验意味,然后在某个时候发展壮大。如今,这要复杂得多,这意味着大艺廊和小艺廊的差距正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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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普杜音乐厅(Tempodrom),图片由Mila Hacke为巴塞尔艺术展拍摄


柏林艺术界的特殊之处仍然在于自下而上的举措。科赫提出,“我很惊讶于有上百个项目空间存在,这真的很棒,他们需要支持。” 威廉姆·德·罗杰列出一些积极有效的发展,像Asian Feminist Studio for Art and Research这样的民间组织,以及更多成熟的机构,例如国家赞助的ifa艺廊,它持续呈现发人深省的非西方艺术品展览,还有Brücke博物馆最近举办了与馆藏历史有关的展览。虽然德国首都可能不再“贫穷但性感”,但像洪堡论坛这样乏味之处却具有讽刺意味地延续了柏林的青涩与反叛。在柏林,人们仍然喜欢争论,这可能就是这座城市的风采得以延续的原因。


Kristian Vistrup Madsen是一位驻柏林的作家、艺评人和策展人。他的作品曾在《艺术论坛》(Artforum)、《frieze》、《Mousse》和《The White Review》等杂志出版。他的著作《Doing Time: Essays on Using People》在2021年由Floating Opera Press出版。


来源: 巴塞尔艺术展 巴塞尔艺术展 ArtBa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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