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跨越与共生:跨国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心路历程

黄玲

2022-06-29 17: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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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十几年的田野行走与问学写作,我经历了从比较文学到文学人类学,从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到跨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多次转换。虽自愧不才,但可以借《民族艺术》开设的《学人治学》栏目与学界同仁交流分享实为一大幸事,也就尝试着把这一心路历程做些梳理与思考,与大家共勉。




一、问学与反思:

从比较文学到文学人类学的跨越




我自小喜欢文学,高一时在湖北的《少年世界》刊物上发表了一首诗,点燃了我的文学梦,每天沉迷在小说诗歌的世界中,直到高考前一个月,父亲把我的《安娜·卡列尼娜》等长篇小说锁了起来,我才有所“收敛”。天天临渊羡鱼幻想北大且非中文系不读的我,高考志愿虚高,只能调剂到本省高校。大哭一场后,不愿复读的我冷静做出选择,在广西大学和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之间选了后者,理由是那里有一个相思湖作家群。但入学后吸引我的不是文学社团,而是中文系老师们的授课。老师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当讲到自己的乡土故事时,狭窄的教室就转换为灵动的文学场景。大学时光就在读书写作中晃晃悠悠度过了。毕业后考研因政治科目没上线也不想调剂,就回到了家乡的一所师专中文系做老师,打算边工作边复习备考。与大多数南方的孩子一样,我希望能够跨过长江去冬天飘雪的北方上学,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

2002年,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走出了生活多年的广西。西安位处秦岭南麓,古称三秦大地,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西北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多元文化汇集的地区。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参与了导师韦建国教授主持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一书的写作,讨论陕西当代作家如何通过跨文化写作来构建秦地文学的世界性。硕士论文研究对象是英国20世纪作家奥威尔,奥威尔在缅甸担任殖民警察的经历使他的写作充满对大英帝国文化殖民及技术极权的批判与反思,被称为“一代人冷峻良心”。硕士研究生阶段,我还阅读了德里达、福柯、拉康、海德格尔、本雅明等后殖民理论的著作,为后面学习人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也锻炼了一定的跨文化视野和问题意识。

2008年9月,我回到陕师大读博士研究生。2009年夏,我参加了北京大学东方文学暑期学校第一届学习班。暑期学校毕业前一天,季羡林先生仙逝,我们在毕业典礼上举行了简短的追思仪式,季先生克服人生苦难潜心治学的精神感召着在场每一个人,我更是坚定了排除万难完成学业的信念。多年之后回想,这应该是我从事东方文学教学研究的缘分之始。暑期学校学习期间我拜访了北京大学越南语专业的赵玉兰教授,赵老师在了解我的情况后鼓励我进行越南文学的研究,同时她还推荐我回母校广西民族大学去拜访范宏贵教授。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范老师热心地为我提供了很多学术信息,甚至去书房从那一摞摞书籍中翻找对我有帮助的资料,拿去学校文印室复印并装订好,留待我下次来时拿取。正是由于范老师提供的这些珍稀资料,让我对中越两国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和口头传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暑期学校结束后,我通过申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再次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第一个学期先跟随越南语专业的一年级新生学习越南语言与文化。也许是性格内向不敢张口说的原因,虽然上课路上我都抓紧时间对着地铁门玻璃练习越南语发音口型,但效果不佳。一学期下来听力口语还是很弱,辨音很难突破,仅限于阅读文献和简单写作。第二学期到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跟随陈岗龙教授学习民俗学和东方文学。陈老师研究涉猎神话学、民俗学、红学等领域,对图像、版本、笔迹等实证研究也颇有心得,还擅长用蒙古族母语写诗和翻译日文诗歌。陈老师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对我进行指导,列出了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普罗普、柳田国男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经典阅读书目,尤其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对中国的神话传说、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在东南亚传播的相关研究,有扎实严密的材料实证,又有细腻敏锐的文学阐释,激发了我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好奇与兴趣。

博士研究生期间,我通过导师李强老师的《民族戏剧学》一书了解到,我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有着悠久丰富的民间艺术交流。在参与导师李强教授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实证与民族戏剧学研究”项目过程中,除了在图书馆从史籍文献中爬梳民族戏剧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史料,还来到田野现场去理解地方性知识及其生活实践。家乡百色附近的田林县有2006年入选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北路壮剧。当时,我访谈了北路壮剧传承人闭克坚。闭老先生自幼喜爱壮剧并苦练,对唱腔、曲调等进行借鉴与创新,即使遭遇磨难也从未放弃,现在国家重视和保护传统戏曲保护,他更是毕其心血将自己记忆中的壮戏录写下来,六七十岁了,还亲自带领剧团到各村屯甚至应邀到云南贵州的临近县乡演出。田仲一成认为戏剧是集体化的互动仪式,是“以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自由和主动态度,去共同体验一种被强化的文化过程和生命经历”。在田野中通过接触具体的人、情、事、物,我感受到了戏剧不仅是表演,还是人生;不仅在舞台,更在乡土;不仅为娱神娱人,更为一种精神传承。

2011年5月,我以中越文学比较研究为选题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答辩主席王向远教授对我说的一番话印象至深,王老师说“文学可以磨砺思想”。得知我回到家乡所在地的高校工作,王老师更是叮嘱我,不管到哪里工作,保持学术感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停地思考。这些话是鼓励,也是鞭策,一直伴随着我。

说到我的人类学引路人,不得不提及徐杰舜教授。2009年陕师大承办“东西方文学与民族文学”会议,邀请到了著名的人类学家、时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的徐杰舜老师。会议上,徐老师提出以人类学理论方法去拓展当前的戏剧研究,引起强烈反响。会后,在整理徐老师的近两万字讲座记录过程中,我按图索骥,去查找涂尔干、格尔兹、特纳、田仲一成等学者的相关著作进行研读,尝试去了解祭祀仪式、文化空间、象征隐喻与社会结构等人类学理论和相关概念。而人类学最吸引我的是其比较视域与反思精神,这也是我能够从比较文学顺利转向人类学的原因。《百色学院学报》有一个特色栏目《文学人类学研究》,每期都会刊载栏目主持人叶舒宪老师的文章。从 2009 年至今,这个栏目已经超过了 10年。叶老师曾在陕师大任教,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就曾多次听叶老师的讲座,从原型批评到四重证据法,从神话历史到中华文明溯源,每次听都觉得脑洞大开。2012年3月我到《百色学院学报》编辑部工作后,紧接着就到重庆文理学院参加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和文学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其间也接触了徐新建教授“多民族文学研究”与彭兆荣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究”等新的研究领域,深受启发。出于补齐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短板的考虑,我向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表达了想去他那里做博士后的想法。彭师在广西做过很长时间的瑶族研究以及岭南走廊研究,听了我简单的介绍,就很高兴地同意了。2012年底,我向厦门大学递交了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申请并通过了审核,于2013年2月正式进站。




二、田野与写作:

家乡人类学的日常与非常




“人类本性和人文价值,是为文学人类学研究之本。”在具体的研究中,彭师常说人类学家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是图书馆,一是田野。我的第一次真正田野是在中越边境广西那坡平孟的NJ屯,我带着满满的预设而来,没想一开始却落空了。当时脑海就像边境深山的夜空一样黑,不得已向彭师求援。彭师在电话的另一头说:“你想过了吗,为什么找不到这个仪式的线索?是你自己了解不够深入,还是当地人没有告诉你,再或者这个仪式失传了。这些原因其实才是你要去深入调查的所在。”听了彭师的话,我不再着急去求证仪式的显在,而是尝试去融入当地的日常。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仪式的“在”与“不在”,与地方文化主体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安居乐业,则文化绵续,家园不存,传统焉附?如今的乡村,很多青壮年为了生计到城市打工,村子渐渐空心化,而边境的安全离不开边民参与其中。那么,边疆家园如何植根与守护,这一问题开始凸显。

在自己家乡做田野,属于自我的人类学(Au-to-anthropology)。这样的田野,容易进入,但也有不足,因为处处感觉理所当然,难有文化震撼,难以发现问题。于是,我在进行博士后研究时选择了广西防城港东兴京族三岛之一的巫头村作为田野点。在日常中发现非常,是人类学家非常重要的专业素质。在京族田野中,一块石头打破了我对京族想当然的镜像。田野中有一天,我随着老香公去巫头村的公庙婆庙上香,路过村里的古井,我看到井边立着一块30厘米高、10厘米厚的石块。老香公解释说,传说巫头村人的祖先在海上打鱼遭遇海难,在昏迷后被海水冲到岛上时,就是这样一块石头把他们拦住,祖先醒过来后就在此栖居。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位村民家聊天,他就曾说到自己父亲打鱼回家途中被一块石头绊倒,于是拿回家当作家传宝物的事。后来,我在村里很多人家家门旁设立的神龛里发现会供有石块,上面一层是天官赐福,下面一层是本家土地,而巫头村五队新建的村庙里也供有这样的石块。京族人的祖先记忆、家庭祭祀和村亭祠庙都存在这样的石块,可见石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但关于石块的意义,村里人说可能是在海边滩涂很少有大石块所以觉得稀罕。这个解释似乎还不尽然,直到哈节的一天晚上,我找到了答案。一天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聚到哈亭即将开始唱哈,吴亭长用大喇叭广播,大概内容是要求村民管理好自己的土地,不要因为现在生活富裕了就将土地丢荒,不要忘记了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传统。亭长说话的时候有些激动,喇叭声音在夜空中随着海风响彻乡村的夜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京族人虽然以海为生,但石头象征着稳定坚实的陆地。厘清了石头(陆地)—土地(家园)之间存在的转喻关系,我们再来聆听京族史歌,就会了解京族人如何从动荡漂泊的海上生活转向安宁稳固的地上家园的建设过程,进而理解京族人“家园意识”如何提升为家国情怀,也就明白了京族人不同历史时期守边富边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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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年厦门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我多次跟随彭师参加了集体田野,比如到沙溪地区考察盐马古道和古镇集市,到青海黄南地区考察唐卡绘制和参观了藏医药博物馆,到云南和顺侨乡去追溯穿山华侨到缅甸“走夷方”与回乡修路的故事,到傣族村寨去倾听象脚鼓舞和傣族织锦技艺的古今对话,到瑶族村寨去体验祭铜鼓的古老仪式和“铜鼓舞”非遗进校园,等等。每年假期,我都会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到越南、缅甸、斯里兰卡、日本、英国等国家,尽可能探访当地的文化遗产地或博物馆。伯克认为:“历史是对过去‘他者(other-ness)’的理解,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相反的思考,并且是一个‘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和‘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补充过程。”在进入这些异文化中行走体悟,我不仅感受到了文化震撼,也在对自我文化进行反思时多了些换位思考和文化自觉。

除了扎实的田野,人类学的另一个看家本领就是民族志书写。人类原初语言遵循“诗性逻辑”,这也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特征。但民族志写作是“以符号形态存在的,一系列思想、观念、感觉的综合体”,其书写形式体现为多样性,“比如日记与小说,当然,专著和论文,诗歌、歌曲和剧本,还有农田的轮廓和耕耘方式;型塑、支撑身体的方式及文身和衣着的式样;跳舞、谈论政治、演说、交易、战争等活动的方式等”。换言之,人类学的书写是以立体多样的方式将人们意识的碎片进行整理并赋予秩序和意义。这里我想到了在云南沙溪调查时关于“一副对联”的故事。在沙溪古镇戏台上的魁星楼里看到一副窄窄的手书对联:“笔点文章先点德,斗量阴骘后量才。”据说这是1990年政府维修戏台时,村里老人觉得新对联不如老的意义好,就又把老对联誊写下来紧贴在魁星像旁。“阴骘”在《书经·洪范》《文昌帝君阴骘文》都可见到,但在沙溪白族人心中指代的是本主大黑天神。沙溪地区广泛流传着来自印度教的大黑天神体恤民情、造福于民的神话传说。可见,白族人民用自己的方式,记忆、书写和实践着大黑天神效行阴骘、积德行善的美好品性。

在王明珂看来,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族群)对本民族文化的叙事,关键在于尝试理解书写者的“情感”与“意图”,以及产生如此叙事的各种情境。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习性”这一概念,认为作为集体记忆,“习性”能够形塑与激发个体生命的思想、表达与行为实践。传承历史的过程就是“形形色色的叙事性和生动的‘活动布景’被依次组装起来”。现在地方社会所传承的神话传说、仪式信仰和民间故事,都是族群集体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累积而成的一种“共同体叙事”。因此,我们的田野调查要深入地方的文化历史进程,了解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关注文化持有者的生存与情感。同样,在进行民族志写作时,我们要注意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叙事者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讲述、实践,通过记忆选择保持或遗落了哪些元素,在哪个环节发生了补充与重组。在此,人类学与文学可谓互为观照、触类旁通。也就是说,人类学的文化阐释与田野深描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具实践性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而文学研究的原型批评、隐喻象征、叙事策略、记忆想象、艺术审美等文化诗学,以及文献考据、符号分析、文本细读等释读方法,则为人类学者进入研究对象的社会心理、族群记忆、个体情感提供了观看视角与体悟路径。




三、互动与共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国共享




在人类学看来,“边界”的象征意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如王明珂指出:“由于资源、国家主权及跨边境交流等因素,国家与民族‘边界’是最神圣也是最危险的,最遥远也是最切身的,最易被忽略也是最受密切关注的。”维克多·特纳认为:“(边界)可以成为对文化进行观察的自由实验场。”汉内兹则将边界视为“文化与文化相加”;赫兹菲尔德认为,“边界”是“一个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地区,一个双方可以相互接触的地区,一个群体间的断裂有所弥合的地区”。巴斯认为,族群边界是社会边界,“接触中的族群维持不仅仅意味认同的标准和标志,也意味着文化差异迁延的互动的构建”。2016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 5 年的修改完善即将出版,彭师建议我在原有的书名加上“跨越中的边界”。因为文化边界是弹性富有张力的,这一隐喻强调了文化流动与边界跨越的动态性与互动性。

我在2014到2017年期间,曾3次去到越南的河内、胡志明、顺化等城市参观博物馆,到汉喃研究院、民族学博物馆等机构去交流访书,到文化遗产地去参观考察。这样的方式虽然较之于人类学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而言是走马观花,但因为之前有大量历史文献做背景,一到现场,一景一物则显得意味深长,问题意识也浮出水面。比如在越南芽庄的浦那格神庙,一边是占族人热闹地给游客表演传统歌舞,一边是虔诚信徒跪坐在林伽像旁默念祈祷,两种景观形成强烈反差。这不禁让我思考,哪一幅景象才是文化遗产的“真身”?从神庙旁静默矗立的梵文碑刻和汉字碑刻可以看到,天依女神从最初印度教湿婆林伽的生殖崇拜到国家和地方保护神的华丽转身,其名称和功能发生了多元衍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将天依女神事迹搜集撰文并刻碑于此的阮朝官员潘清简,明乡人身份的潘清简将中国的灌溉技术引入当地的稻作生产为民生造福。可见天依女神的民间信仰和文化遗产是中越历史上文化交往与技术传播的见证和缩影。但现在只有物的沉默在场,而人与物的交流历史和信仰观念遭到悬置。再来到会安古城,日本桥和街道夜空中摇曳的日式灯笼是会安旅游宣传的标志性符号,但实际上会安作为港口的历史兴衰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踏步会安古城的大街小巷,错落有序的街道上坐落着明乡社、观音寺等空间符号;福建会馆、潮汕会馆等几个华人会馆和中华会馆则以网络与层级的方式维系着地方社会的经营、祭祀和社交;博物馆里出土的土陶铜钟、陶瓷博物馆里来自中国的16—17世纪的瓷器与广东绸缎庄的绫罗绸缎交相辉映;咖啡香气在一座座古老幽深的木制房屋和古香古色的汉字楹联中氤氲萦绕。这些文化景观都以物的方式在讲述会安的历史与今天,但却处于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尴尬境地。

2019年12月,在广西社科院赵明龙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缅甸参加首届国际泰学研讨会,同时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调查。到了缅甸,我们首先走访了曼德勒大学、东枝大学,参观了大学和城市里的一些博物馆,以及坐落在伊洛瓦底江边的达光古城遗址、蒲甘古城。有“万塔之城”之称的蒲甘古城2019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一座白色的佛塔正封闭修缮,据说是由中国西安市来帮助援建的。交流过程中,缅甸学者提到了对一些文明遗址的考古信息多从英文文献获取,而从中文研究成果了解到的不多,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多交流。会议期间,掸邦佛教大学校长坦玛沙弥长老邀请我们去做客,这位长老是在牛津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就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为了回馈家乡又回到掸邦首府东枝市创建了这所佛教大学,招收佛学硕士和博士,按照牛津大学的课程开展教学研究。在参观掸邦佛教大学图书馆时,长老给我们展示了馆内珍藏的《乾隆大藏经》,以及一些手抄的典籍文献,他说里面讲述的内容与中国有很深的关系,希望有机会能与中国学者开展合作共同研究。可见,缅甸人民对中国文明充满了敬仰,对中缅文化交流与人文合作也充满期待。返程时我们从曼德勒转机回中国昆明。曼德勒是一个有着丰富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位处于古代中国、缅甸和印度三国往来的交通要道。中国的农业技术和建筑技术曾流传到缅甸,明清时期有华人从中国缅甸经密支那到此开发土地、生活经商。19世纪中期建成的贡榜王朝的皇宫,就有中国工匠和华侨参与建造,其御花园名为“德由乌因”,意思就是“中国式的花园”。而英国殖民时期西方的制度与文化在此留下了深刻印记,曼德勒也是奥威尔在缅甸担任殖民警察工作了5年的城市。多元文明交汇的缅甸,让我想起莫斯对文明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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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看来,任何文明都不过是一种特殊集体生活的表达,而这种集体生活的基础是由多个相关联、相互动的政治实体构成的。在莫斯笔下,社会实体依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联系着穿插在界线之间、赋予人与社会内涵的各种貌似外在于人但却构成人的本质的因素。在世界文明交流与借鉴中,易于流动与传播的有物品、技术、知识、观念等,而艺术和技艺因其富有隐喻、象征和审美等功能更易于为不同文明背景或文化传统的人群所认同、接受与吸收,并结合本土的文化实践发生采借、转化与创新,成为跨国共享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编者加)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到:生活在国界两边的不同族群可能共享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遗产。或者,同一个民族被划定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再有历史上或者晚近发生的移民现象,使得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类群体共享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遗产。这对文化遗产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保护传承提出了新的挑战与命题。”世界文化遗产运动实质上是一个话语政治。周星也关注到在毗邻接壤和彼此具有悠久文化交流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跨境文化遗产的存在,但也担心容易因此激发民族主义的问题。文化遗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彭兆荣提出另一个维度的思考:“国界两边共享资源环境(如空气、水、动植物、矿藏等)和历史记忆(民族、历史、宗教、生活等)的人民,出于共同的或相关的生活特征和文化共性,需要跨越国界的交往和互动,并逐渐形成了跨越国界的共同生活地域。”由此可见,边境地区实为一个开放的文化场域,从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视角来观照,会有更多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新命题。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互动空间。如朝戈金所言:“文化遗产保护与‘民心相通’关系密切,发掘其中的话语资源可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基于历史文化记忆、人文思想脉络和多重身份认同的智力支持,丰富‘文明交流互鉴’的学理阐释。”在共同保护理念的敦促下,中国—东盟各国联合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实际合作已初现成效。2020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将广泛流传在中国闽南和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攘灾祈福的“送王船”祭祀仪式,命名为“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申请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样的合作为后续中国—东盟跨国共享遗产的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国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还有很多,在实践操作层面还没有形成两国或多国合作保护的共识和互动传承的机制。

彭师常常提点我,在有了扎实的田野调查文化和一定的异域文化阅历后,进行研究就要站立起来,要与世界学术话语进行对话。中国与东盟各国包含着多元文明的会遇交汇与多层文化的历史累叠。中国与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交界地带,既是历史上百越古道、铜鼓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通往中南半岛的陆地通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历史的累积,是可以分享和共享的。中国—东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双边(多边)的交流并构建出和平跨居、互助互惠的生动景观,体现出亲近性、竞争性、协作性和创新性的时代特征。我们从区域文化的整体性格局和异质性呈现中去探寻族群互动与文化共生的可能,探求跨国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底蕴、相通脉络、生长肌理、契合逻辑和互动机制。例如,我在中越两国天琴文化的民间交流中看到“礼以天作,乐以地制”的自然之道,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天下之道,再到“亲亲仁民、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的共生之道。而我家乡右江河蜿蜒流淌的广阔区域里,《布洛陀经诗》的神话叙事与稻作文化相关祭仪依旧活态传承在民间社会里,成为壮族人民记忆历史和感恩祖先的情感纽带,并在中国举国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东盟各国也具有丰厚的稻作文化传统,这为传承与创新东盟乃至世界的农业文明提供了生动有益的借鉴。当我把所调查田野点的庆丰收祭谷魂庙会视频制作好送去给村民时,村民们从一个区域文明的大格局中看到了他们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文化自信也有了一定的提升。这些包含着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材料、影视记录和论文著作等多形式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合保护与交流互动,促进民心相通。这些田野案例也告诉我,区域和国家之间跨境文化交流的亲善互惠,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人类文化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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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格局来观照跨国共享非遗的价值内涵与历史演变,这对于学者个体而言,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但有幸的是,我得到很多师友同仁的支持与协同,长期合作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壮侗语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民族大学跨境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的广西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中心等研究团队。我所负责的“跨境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于2016年获得广西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的支持,“中国—东盟跨国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课题得到2021年国家民委民族研究立项。同时,我们还以工作坊的形式进行团队田野,除了到中越、中老、中缅等边境村落做调查,还到了越南、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当时我所负责的《百色学院学报》还开设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等栏目,举办了跨境文化遗产论坛,《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推出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教学科研、学术合作、国际交流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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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我离开了工作整整10年的百色学院,来到母校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工作,教授东方文学。这样,我从编辑又回归到了文学学科,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研究的方向当然要有所调整。现在倡导大文科,文学是学科之本,但视野和方法却不能仅限于此。从世界文明的格局来看,东方文明不仅历史悠久璀璨多姿,东方各国还有着频繁的交流与互动,东西方文明也有着深远渊源与密切联系。在这一文明背景下,东方文学是长时段、地区性和多民族的文学集合体,东方各国家(民族)的神话、史诗、戏剧、歌谣、故事以口头传统、仪式实践和身体展演的方式进行交流共生与活态传承,形成一个跨国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生态。季羡林先生一直倡导东方文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进行对话。富有跨文化的色彩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研究中也积极倡导区域研究和跨学科的视角,强调文学对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学术研究的创新精神与此密切相关。安德森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英格兰人,父亲来到中国海关工作时安德森出生在中国昆明,童年在中越边境度过,一直到日本侵略昆明才离开中国。安德森长期在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做田野,他认为比较不仅仅是方法,而是“一种话语策略”,是“借助实际差异反映出变化的视野、框架和(政治)意图”,在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中,他还强调年轻学者要“学习跳出椰壳碗,留意自己头上的巨大天空”。因此,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更应立足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理念与范式,去探求东方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共通性与多样性,以此呼应人类与宇宙万物的多样共生,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生态文明与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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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正如《礼记·学论》云:“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十几年的研习历程,一路走来,山重水复,但只要秉持上下求索、从实求知的精神,终会获得豁然开朗、触类旁通的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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