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时代罕有的博物馆,还能如何进化?

出色WSJ中文版

2022-07-02 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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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斯·霍伦,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从他的办公室里朝西望向中央公园时,他能看见欧洲绘画展厅上方的天窗。作为总额将高达约 1.5 亿美元、进行中的改造项目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天窗最近被更换了。


这个数额——换来的是很多人甚至永远都不会注意到的变化,并且这个数额足够在世界其他某个地方再建一整座博物馆了——却能让人体会到大都会博物馆当下进行中的变化的规模,而精力充沛的霍伦从 2018 年八月起,就一直是这座博物馆的馆长。“我们正在重构博物馆大约四分之一的部分。”他说到。


这样级别的野心需要大规模地筹款,而这座博物馆的最大单笔筹款成果,在 2021 年十一月对外宣布,是一笔 1.25 亿美元的指定用途捐款,针对的是博物馆现当代馆已推迟日久的翻新计划,捐款人是博物馆长期赞助人唐騮千(Oscar Tang)和徐心眉(Agnes Hsu-Tang)夫妇,而这笔捐款也是博物馆历史上最大数额的金钱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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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尚未选定建筑师,博物馆已经为该计划制定了一系列的范围,据博物馆表示,计划将会耗资 5 亿美元。计划内的工作不会连续进行,而从 1967 年起,自当代艺术成为博物馆正式关注的领域算起,连续进行改造是其通常选用的方式。新的若干空间同之前相比,将面朝毗邻的中央公园,亦会轩敞得多。


“建设一个现当代馆的想法已经想了十年了,”已经担任博物馆董事会成员近三十年的退休金融家唐騮千表示,他之前一直专注于针对该机构亚洲藏品的捐款。现当代馆计划曾在 2017 年时被临时停止,原因是过去十年以来的财务问题,其中包括了多次赤字、裁员以及前任馆长、同时兼任首席执行官的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突然离职。挑战并非皆由过去而来:博物馆不得不在 2020 年时筹措出 1 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并在 2021 财年结束之际录得了 760 万美元的经营赤字。


卢浮宫(the Louvre)也许规模更大,盖蒂艺术中心(the Getty)也许更宽裕,但在很多方面上,大都会博物馆都为所有的博物馆设立了标准。这所历史长达 152 年的机构在非疫情年份能迎进 700 万名参观者,并拥有超 150 万件藏品以及 43 亿美元的赞助(该数字在两年内飙升了约 10 亿美元)。在 2020 年,博物馆闭馆近六个月,这是它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次关闭超过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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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改造计划中包括了对迈克·C·洛克菲勒馆(Michael C. Rockefeller Wing)耗资 7000 万美元的翻新,负责人为库拉帕·扬特拉萨斯特(Kulapat Yantrasast)和他的建筑公司 WHY,以及 Beyer Blinder Belle。这处 40000 平方英尺的空间里陈列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艺术,古代美洲艺术以及大洋洲艺术,将会在 2024 年重新亮相。


霍伦和他所辖的策展人们渴望重新思考非西方艺术的展示方式。“我不想批评别的博物馆,但很多时候,非洲和大洋洲的艺术被展示在一个昏暗、戏剧性且充满创伤的环境中。”关于库拉帕的计划,霍伦表示,“充满了光线,是崭新的,有着彻底的现代审美。”除了设计一面朝向中央公园的透明的玻璃幕墙,扬特拉萨斯特还计划使用天然纹路的木材、石料和金属来创造出他口中的“一个对这些原材料怀有敬意的现代环境。”


同在计划中的还有针对古代近东及塞浦路斯艺术馆,总额 4000 万美元的翻新,由先锋的波士顿公司 NADAAA 操刀,将带来一处更舒朗和开放的平面空间。


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意愿已经吸引到了喜欢大胆想法的赞助人,比如唐騮千和徐心眉,后者本人是一名人类学家及艺术史学家。2020 年,他们开始认真同霍伦及博物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亦是负责筹款的丹尼尔·H·魏斯(Daniel H. Weiss)讨论捐款。正如徐心眉所说,“我们决心要成为新冠疫情之后(博物馆的)文艺复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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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奥地利,现年 52 岁的霍伦,拥有着全面的能力——磨砺自早前在古根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的工作经历,以及他之前在旧金山美术博物馆(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以及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Städel Museum)的馆长经历——这些能力同赞助人们对新空间的想象完美契合。唐騮千表示,“他在当代艺术中的经验对于这个计划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助力,并结合了他认为我们必须拓展现代和当代这一定义的观点。”


魏斯认为霍伦具有必不可少的气魄。“他的精力富有感染力,其他人因此想要成为他从事项目中的一员。”


图片霍伦曾在法兰克福市的多家美术馆、博物馆任职,由市长颁发歌德纪念


霍伦是作为一个外人来到大都会博物馆的,他是六十多年里,第一个之前没有在这座博物馆工作过的馆长。“进到大都会博物馆在很多层面上都是政治上的交锋,”霍伦的导师,古根海姆前馆长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透露,“博物馆馆长的工作是要给予一大伙关键人物以信心,从策展人到博物馆保安再到主要赞助人,而麦克斯把这一切做得出奇地好。”


“大都会博物馆是建立在非常非常多人的慈善之举上的。”霍伦认同这一点。但这一点也可能是复杂的,证据之一就是十二月初时,大都会博物馆宣布将会把萨克勒(Sackler)家族的名字从七处展览空间上移除,以回应该家族通过所属公司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在生产销售阿片类药物奥司康定上导致的争议。七处空间中就包括陈列了著名丹铎神庙(Temple of Dendur)的馆。


博物馆在领导职责上的分工让其成为了魏斯去商量谈判的事务,他是在 2015 年加入博物馆的。霍伦的任务是负责项目,因此在自己办公室接受采访时,他同时也被四个风格高度多样化的艺术品环绕就并非意外了。海伦· 弗兰肯塔勒(Helen Frankenthaler)的《内部边缘(Inner Edge)》(1966),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七号(Number 7)》(1952)都代表着上世纪中期美国艺术家们的成就,但它们中混入了一个古埃及的石头像和一个来自印度的、十一世纪印度教铜像。


霍伦想要赋予有色人种及非西方传统的艺术家们突出地位。“应该有能孕育不同声音的多文化视角。”霍伦说到。在同现当代艺术策展主管希娜·瓦格斯塔夫(Sheena Wagstaff)及她的团队共事时,他推动选取了肯尼亚裔美国艺术家瓦格希·穆图(Wangechi Mutu)的作品来填补博物馆长期空置的室外壁龛,后者入选的作品混合了非洲装饰图案和惊人的当代造型,并以女像柱雕像的形态呈现。


图片瓦格希·穆图(Wangechi Mutu). Yo Mama. 2003


他还支持选取了肯特·蒙克曼(Kent Monkman),一名加拿大克里族(北美原住民的一支,译注)艺术家,将其作品,两幅叙事性的画作,陈列在了博物馆著名的入口区,大厅(the Great Hall)里。在这个形如帐篷的空间里,蒙克曼描绘了自己超自然、性别流动的第二自我,Miss Chief Eagle Testickle(直译为:老鹰睾丸大人女士,且睾丸一词为艺术家自创的拼写,译注),作品角色脚蹬黑色路铂廷(Christian Louboutin)高跟鞋,其余地方则几乎不着片缕,身处在虚构的历史之中。其中一幅作品,在其他目的之外,呼应了埃玛纽埃尔· 洛伊策(Emanuel Leutze)1851 年的著名绘画《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后者是大都会博物馆的永久藏品,但在这幅画里,几乎全裸的大人女士取代了华盛顿,跨站在船头。“它们是巨型的、暗示了不同历史的绘画。”霍伦这样评价这组委托创作的作品,如今这些画也是博物馆的永久馆藏了。


当下进行的展览是对时代屋(the period room,指博物馆中对某个历史时期室内陈设的复原展出空间,译注)的再发明:“昨日之前,我们翱翔:非洲未来主义时代屋(Before Yesterday We Could Fly: An Afrofuturist Period Room)”,该展览得到了霍伦的大力支持。展览提出的问题是:要是塞尼卡村(Seneca Village),十九世纪早期在如今中央公园的位置上蓬勃发展的黑人社区依然存在会是怎样?(这个村子在 1850 年代被纽约市拆毁,以修建中央公园。)在房间里,当代物品,比如一对用紫色干草和铜制珠子重新装饰过的安乐椅,一个由陶艺家罗伯托· 卢戈(Roberto Lugo)创作的、主题是斯泰茜· 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美国非裔政治家、律师、投票权活动家,译注)的瓷盘,这些同一个 1850 年代的盐盒,一个十九、二十世纪饰有玛瑙贝贝壳的喀麦隆凳子共享着此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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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我们翱翔:非洲未来主义时代屋”展览现场


霍伦还想让十七个出了名独立的策展部门群策群力。亚伯拉罕·托马斯(Abraham Thomas),是 2020 年被霍伦聘入,负责现代建筑、装饰艺术及设计的策展人,他表示说霍伦的这一策略是自己接受面试时的核心部分。“麦克斯说他想要确保自己招来的每个策展人都有能力并且有兴趣跨部门合作。”托马斯说到。


2020 年,霍伦发起了一系列小规模但重要的展览,统称为“十字路口(Crossroads)”,该系列展览陈设于博物馆从一个专区去到另一个专区的沿途。其中一个正在展览的,“帝国和商业中心(Empires and Emporia)”,就包括了从五个部门汇集来的展品:武器与铠甲部,亚洲艺术部,美洲馆,欧洲雕塑部及装饰艺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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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成员们的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打造更多的跨部门合作,”霍伦说到,并强调说比做要容易,“我记得第一年里人们一直在说,‘麦克斯需要多和我们沟通。’而我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沟通。”他说:“要是你了解太多,听得太多,你就会在这所机构的历史里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到了某个阶段,你几乎就窒息了;你无法再往前走了。因此,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是个挑战。”


博物馆建馆一百五十周年的展览,“创造大都会博物馆 1870-2020(Making the Met 1870-2020)”表明了这样的立场,即它的创始人们将博物馆的建立视作是一种以艺术来疗愈内战后国家的方式。


“我认为这座博物馆是我们当下时代里罕有的地方之一,在这里能进行辩论,能进行更广泛的文化讨论,并且是以高水平且无敌意的方式进行的。”霍伦表示。这种观点受到了魏斯的支持,甚至是放大;两人每周见面,每天互通邮件。


“麦克斯和我都拥抱大都会博物馆是一个普适机构的想法,这同百科全书式还不是一回事,一个普适机构旨在差异中构建社区。”魏斯说到。换句话说,它不仅仅是陈列物品的完整目录,而是一个从咋看上去似乎毫无关系的物品中发现人性共通之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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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霍伦与妻子在 2021 年的 Met Gala 上


霍伦的父亲,汉斯·霍伦(Hans Hollein),是一名身居维也纳,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包括了法国圣乌尔(Saint-Ours)的维尔卡尼亚博物馆(Vulcania Museum),建筑呈现出惊人的、圆锥状的结构,旨在复现一座火山,他亦杰出到共有四件设计作品入选了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大部分博物馆馆长都喜欢建造,但不同之处在于麦克斯明白建筑意味着什么。”魏斯评价到。


麦克斯的母亲,海伦妮·霍伦(Helene Hollein),曾经是一名时尚插画师,而艺术家们曾是他童年生活中的固定存在。他记得在十二岁的时候让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一本目录的每一页上都签了名。“所有一切都是围着艺术转的。那就是我长大的方式。”霍伦此刻回忆到。


霍伦在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学习艺术史,然后在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获得了 MBA 学位。对于他那痴迷艺术的父母,霍伦玩笑说,他们对这个务实选择的反应是,“我们儿子出什么事儿了?”他喜欢在自己的简历中强调这一点,以表明自己着眼远大。他的妹妹莉莉·霍伦(Lilli Hollein),是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Vienna’s Museum of Applied Arts)的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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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霍伦、妻子与三个孩子在一起


他在克伦斯麾下的古根海姆的五年时间——后者二十年的任期中见证了史无前例的扩张,形式是让博物馆的分馆遍布了全球,以及像是“摩托车艺术(The Art of the Motorcycle)”这样极具争议的展览——证明了类似严峻考验的可行性。当时,博物馆在柏林、毕尔巴鄂、拉斯维加斯和阿布扎比等地扩张。至于他为什么会雇佣霍伦,克伦斯回忆到,“他妈妈要求的。”那个要求,是为时年十八岁的霍伦要一份实习工作,直到后者二十一岁时才得到;当时,未来的导师告诉霍伦,等他完成了硕士学业才能有一份正经的工作,而克伦斯的确言出必行。


霍伦的头衔随着他的升迁不断变化,从策展助理到主任,再到欧洲关系经理。霍伦如今表示,“我尤其学会了需要尽可能长久地轮换各种选择,直到一切尘埃落定,你的机会就到了眼前。你必须当个赌徒、当个参与者。”


1990 年代,克伦斯基本上算是引领着未来博物馆馆长们的学校,他的学徒,比如麦克· 戈万(Michael Govan)将会去主管迪亚艺术基金(Dia Art Foundation),之后则负责了洛杉矶郡立美术馆(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而朱利安· 苏加萨戈伊蒂亚(Julián Zugazagoitia)如今统领着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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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也把霍伦变成了一个根植在这座城市当代艺术世界中的纽约客。他和妻子,前建筑师、如今的时尚设计师妮娜·霍伦(Nina Hollein)曾经住在地狱厨房区(Hell‘s Kitchen)的一间一居室公寓中。“我们当年认识的很多艺术工作者如今都成了顶级艺术家,我们依然还是朋友,”霍伦说到,并提到了乔治·孔多(Geogre Condo)和道格· 艾特肯(Doug Aitken)。“人们总说七十年代的艺术界是紧密交织的,但我感觉九十年代也是如此。”


如今他们有三个分别是高中和大学年纪的小孩,住在上东区一栋租来的、距离大都会博物馆不远的排屋中,能轻松走去上班,甚至当博物馆闭馆时他也会走这么一段路。霍伦为本地人的身份自豪。他表示自己喜欢在曼哈顿骑行。“这让我们更贴近这座城市和彼此。”


妮娜的很多设计都是为女性制作的委托作品,并是在疫情期间由她亲手制作的,她专注于可持续、可循环使用的材料。这对夫妇在他们的故乡维也纳还保留了一所小公寓(冬季假期的时候他们刚刚去过),同时也在纽约保留了一点故乡城市的气息。“我们保留了大部分的奥地利。”妮娜说到,比如清炖牛肉( tafelspitz )这样的食物,以及雕塑家沃尔特· 皮赫莱尔(Walter Pichler )和装置艺术家洛伊丝· 魏因贝里耶(Lois Weinberger)等奥地利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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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霍伦最长的工作经历是在法兰克福,那次为期十五年的停留改变了这座城市里的众多博物馆。到了结束工作时,他所带领的不仅是一开始雇佣他的机构、专注当代艺术的席恩美术馆(Schirn Kunsthalle),还包括了拥有着大量欧洲早期艺术作品的福施泰德博物馆,以及利比希之家雕塑博物馆(Liebieghaus Sculpture Museum)。尽管它们依然是独立的机构,但霍伦当时统揽了对它们的领导。


正如克伦斯本人赞叹的,“他能够说服城市的负责人们接受计划。”霍伦同时还扩张了福施泰德博物馆。“我们通过一个大型建筑项目为博物馆增加了约 50% 的空间,我很爱那个项目。”他说到。


他在旧金山为期两年的工作时长太短,而无法带来类似的影响,但霍伦表示自己在美术博物馆(Fine Arts Museums)的经历对自己充满了教益,尤其是涉及维护社区关系的部分。他本没有计划仅短期工作。“我要是没有得到大都会博物馆的机会,我是不会离开的。”他说。


当他在福施泰德博物馆工作时,他收到的大量欧洲工作机会并没有吸引到他,原因在于他能感受到,“在未来十五年里,那些地方都不会发生什么事儿。我更感兴趣的是此处有着进化性质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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