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诗卷作图经

公元901年，唐朝气数将尽，韦庄来到成都，任西川节度使王建的掌书记。韦庄是唐代最后一位有成就的诗人，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佳作传世。后人说他的诗歌走的是杜甫开创、白居易发扬光大的现实主义道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写战乱中人的悲剧性命运，上承杜甫“三吏”“三别”的写法与精神。他还是词这一新的诗歌体裁的开创者之一，开创了成都花间词派。韦庄来成都几年后唐朝灭亡，他所辅佐的节度使王建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于是韦庄便做了前蜀的宰相。

此时杜甫离世已经100多年了，韦庄的祖父与杜甫关系莫逆，韦庄没有忘记前辈诗人曾寓居成都，筑过草堂，于是按照杜诗所描绘的“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去寻找，果然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蔓草荒烟中找到了草堂旧居的几根立柱和基础。于是他开始重建草堂，之后历朝历代，杜甫草堂屡废屡建，总有朝廷官员、文人学士来到草堂朝拜。

就这样，成都杜甫草堂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杜甫纪念地。此后这样的纪念地越来越多，杜甫曾经去过的地方，纷纷建起了祠堂、纪念馆、衣冠冢，如今全国的杜甫墓至少有八个。

成都杜甫草堂是历史上第一个杜甫纪念地（黄宇 摄）

杜甫一生漂泊，他幼年时成长在洛阳，青年时在京城长安住了六七年，寻求声名与仕进，但徒劳无功。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投奔肃宗，但在朝不顺，被贬至华州，后弃官，从此开始他的流浪生涯。他先前往秦州，再往同谷，在成都寓居数年后，他携家眷沿长江而下，来到夔州，几年后再次漂泊到湖南，最后病逝于长沙到洞庭湖之间的湘江舟中。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孙微对本刊说，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是因为他走到哪里都写诗，且纪实性很强，有的诗中记录的时间、地点清清楚楚，时间甚至精确到月和日，地名直接被写在题目里，他的诗又与史实紧密联系，于是自古就有文人学士踏访杜甫行迹，陆游入川、黄庭坚筹建大雅堂，南宋林亦之说“杜陵诗卷作图经”，即杜诗本身就是一幅细致的地图。到了明代，人们说“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能读杜诗”。

孙微告诉我，按照现存史料来看，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系统性全部走完杜甫之路的人是清初的周篆。很多学者都是坐在书斋里研究杜诗，甚至连注杜大家仇兆鳌也不例外，因此对杜诗存在很多误解。周篆是明遗民，他用了2年时间，走了3万里路，详细地考察了杜诗的所有历史现场，通过亲身实践，去理解杜诗。

“巫峡漏司南”这首诗的题目是《鸡》，在巫峡，周篆发现夔州白天天空也是阴沉沉的，当地百姓只能靠鸡打鸣来确认时间。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作《悲陈陶》与《悲青坂》，当时学界已经考证出陈陶在哪里了，但对青坂的位置一直众说纷纭，于是周篆去寻找，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还开创了反对穿凿附会的传统，破解了很多旧注中的误解。

东屯是杜甫曾经在夔州时期住过的地方（张雷 摄）

仇兆鳌是周篆的朋友，后来仇兆鳌写《杜诗详注》，大获成功，成为至今最权威的注本之一，也是杜诗学史上唯一被收入进四库全书的注本。仇兆鳌在《例言》里提到，自己吸收了很多周篆的成果《杜工部诗集集解》。

“自此之后，重走杜甫之路，就成了杜诗学的必备工作，是注杜前最重要的准备”，孙微说，周篆开启的这种诗史互证的考察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49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注杜研究工作。

1978年，72岁的杜诗学大家萧涤非带领自己在山东大学的团队开启了重走杜甫之路的考察，他们用时一年多，从山东出发，再到西安、天水、成都，以及湖南一带，有时当地文联能帮助一下，但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坐公交车、骑自行车去各地考察。考察结果集合成了很薄的一本小书《访古学诗万里行》，成了编制巨著《杜甫全集校注》的基础。

可惜编辑工作中途停滞了约30年，直到2009年重启，此时萧涤非已经去世，他当年的学生张忠纲接过主持工作，赵睿才、綦维、孙微等人也加入进来，参与完成了其中的很多工作。这套22卷的《杜甫全集校注》，涵盖杜甫每首诗从唐代到现在的所有校注，成为近几十年杜诗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永远有人在重走杜甫之路，每个人都为更好地理解杜甫贡献自己的力量。学者叶嘉莹也曾多次实地考察杜甫行踪，提出“夔州诗的空间感”，认为杜诗通过对夔州山川形势“浩大空间”的描绘，对应杜甫晚年身世飘零和内心的沉郁顿挫。

雾气缭绕的最高峰就是赤甲山，它的右侧就是白盐山，两山夹峙即是夔门（张雷 摄）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左汉林最近也用五年时间重走杜甫之路，推翻了很多旧注。他发现灵武在黄河南岸，根本不需要乘船过河。杜甫在“三吏”“三别”的《潼关吏》中写，“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人们此前只知道“大城”是潼关关城，左汉林到了现场后发现，原来小城指的是在城外修筑的碉堡，经历1000多年风雨还有痕迹。

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简锦松使用实地研究的方法，通过考察历史上三峡的水位变化，推断杜甫当年坐在奉节长江边是看不到“月涌大江流”的，而应该是在湖北荆门。他还通过卫星定位系统，结合杜诗推断，杜甫曾经住在长安城启夏门附近的通善坊，现代科技手段的使用，让他的定位精准度超越了历史地理学大家前辈谭其骧的手绘地图集。就这样，杜甫吸引着一代代人重走他的人生之路。

成为唐诗的标准

校注杜诗，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文人的功课。

尽管如今人们通常将李杜并称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但孙微从接受史和阐释史的角度去理解两人的不同。杜甫在宋代已经是“千家注杜”了，此后历朝历代都有集大成的权威注本面世，甚至如今每年还不断有大量解读杜诗的新书出版。

而李白诗的注本在后代总共只有五六种。“因为李白的诗不太需要注释，”孙微向我解释，“李白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加不加注释都能读懂，比如‘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所以说小孩背李白的诗最顺溜。”而杜甫的诗中大量用典，他的格律精严，讲究结构和技巧，可以被分解并教授，因此学习杜诗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纪录片《中国》中的李白（上）和杜甫（下）

从诗的体式来看同样如此。李白古体诗写得最好，以歌行和乐府诗为主，更自由，再加上李白天才般的想象力，后人很难学习。而杜甫近体诗写得好，以格律为主，有固定的字数、押韵和声律要求。

孙微读硕士时跟着老师韩成武一首一首、一个字一个字数过，标准符合平仄粘连规律的，杜甫七律的合律程度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九十，而王维诗只有百分之六十多，李白更低，格律会限制他的天才，故而乐府歌行更适合李白发挥才华。

从诗歌史本身来看，经历了汉魏、齐梁、初唐，诗的各种形式与风格大备，对仗、用事、声律等技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正等着大诗人出来，兼收并蓄地继承，推陈出新地转化。杜甫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为七律定型。在杜甫之前，陈子昂写过很多“折腰体”，诗人们还在慢慢摸索格律，尚未凝定下来，而杜甫的《登高》《秋兴八首》，将原本唐初只用作唱和的七律转变为严肃、郑重的诗歌形式，格律工稳，表现内容丰富，达到与五律并驾齐驱的程度。

实际上任何体式过杜甫的手，都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夔州，杜甫吟咏夔州山川形势、自然风光和古迹名胜，连写十首绝句，成就联章组诗《夔州歌十绝句》。在秦州期间，他先后写了20首五律，这些联章组诗抒写伤时感乱之情和个人身世遭遇之悲，统题为“秦州杂诗”。杜甫之后，唐诗很快就定型了，他也因此成为唐诗的标准。

白帝城的这个杜甫雕像背后就是夔门，也是10元人民币背面印的景观（张雷 摄）

科举考试很大程度上也帮助了杜诗的传播。“现在的高考作文，你会发现要求字数在800字以上，除诗歌以外的任何形式，这是因为诗歌的评价标准很难把握。”孙微说，但放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杜甫的诗是最规矩的，最能够有一个评价标准的。从宋代以来，杜诗几乎达到了与“四书五经”同等的地位，科举考试第一科先考帖经，然后考诗赋、考六韵的五言排律，加两句就是标准的律诗。于是人们纷纷学习杜诗的格律、对仗和起承转合，随着宋代印刷业的崛起，市面上出现了大量杜工部集，一举成为科举考试的“教辅材料”，一印几万册，一下子就能卖光，以当时的人口体量，绝对风靡一时。

当时的杜诗注本也是非常功能性的，并非如今人们看到的绝大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版的编年注本，而是以分体、分韵的顺序进行编排，前面是古体，后边是五律七律，再后面是五绝七绝，人们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迅速学习如何咏花鸟，如何咏离别。到了明清时，科举考试的题目更是直接从杜诗里出，题目是杜诗中的一句，让考生模仿。

当然，在杜诗纳入科举的过程中，儒学的兴盛也是重要原因，从中唐以来，一直到宋代理学的发展，杜诗中忠君的一面正好迎合了这一思想风潮。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科举传统的结束，民国时期，少年时接受私塾教育的大学者们，如陈独秀、梁启超、陈寅恪等，都能把1400多首杜诗背下来。

无论如何，杜诗高超的艺术技巧与深广的现实内容，让杜甫逐渐被后世推尊到“诗圣”的位置之上。

杜甫的真实形象

然而长久以来的“诗圣”形象，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杜甫诗人形象和他的诗歌本身。左汉林对本刊表示，不同时代的需求不同，每个时代都只能看到杜甫的一面。宋代以来，因为儒学的兴盛，人们对杜甫的接受严重偏向他忠君爱国的“儒家”品格一面，就像“一饭未尝忘君”这个说法所概括的那样。宋金战争爆发后，人们逃向南方，此时人们看到的只有他忧国忧民的一面，完全不提他寓居成都期间记录日常生活的诗。到了20世纪，他的形象又与“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不再提他的士族出身。

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对本刊表示：“宋代以来对杜甫的接受是戴着道学眼镜的，怎么可能还拨动21世纪读者的心弦呢？”那个轻松、古怪、有趣的杜甫，几乎完全消失了，他的形象出现在两极之中。一极是中学课本中蒋兆和画的杜甫肖像，庄严肃穆、充满关怀地凝望远方，心中装满了国家和百姓的命运；另一极，则是这幅肖像画的涂鸦恶搞版，在2012年一夜之间疯传于互联网，道德严肃性成了恶搞的对象。但是，不管哪一极，对作为诗人的杜甫来说都是不公的。“我们的时代在改变，我们对杜甫的认识也应该有所改变，”田晓菲说，“如果抱着一个简单化的杜甫不放，只能导致更多的‘杜甫很忙’这一类的嘲笑挖苦，反而毁灭了我们伟大的诗人。”

西川从一位现代诗人的角度去看杜甫的地位。“杜甫处理生材料、处理当下的能力特别强，每一代诗人都需要面对自己的现实，杜甫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西川对本刊表示，杜甫之所以伟大，是他直面现实，把现实写进诗中。

诗人西川（蔡小川 摄）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盛唐帝国逐渐走向衰落，却造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离开京畿地区，开始四处漂泊，一路经历战乱、别离、饥饿、疾病、死亡，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惨烈和破败疮痍的大地，诗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将所见到的现实全部写入诗中，“四万义军同日死”，“烽火照夜尸纵横”，“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然而同一时期，其他诗人几乎完全不写了。王维被叛军逮住，接受了“伪职”，不写诗了，李白隐居庐山，直到被永王征召，写的还是“为君谈笑静胡沙”，全然不知天下已经从古中国转向近世中国，高适、岑参、元结的作品也明显地转向了保守。

安史之乱前，是空前繁荣的盛世，大唐的黄金时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总结说，积极昂扬、开拓进取的情绪，弥漫在帝国的方方面面。那时唐诗的主旋律是边塞诗，诗人们把个人命运与朝廷功业牢牢绑定在一起。至于山水田园诗歌，作者往往是有官员或准官员的身份，他们描写隐居山林的美好，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隐隐透露出来的，实际上是官员的心境闲适而精致，农民生活安乐而富足，也是盛世景象。

“然而当一切原有规则和控制坍塌之后，对一个文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怎么去诚实地面对真实的世界，当曾经的主旋律已经过时、完蛋之后，怎么去寻找、创造一种新的审美。”西川说，杜甫是非常诚实的，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在中文语境中，我们经常把诚实理解成一种道德概念，但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诚实指的是你的写作与你的生存状态之间的那种直接关系”。

从潼关唐城看向潼关古城，远处是渭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陷落，玄宗奔蜀，杜甫也开始了他的逃亡（缓山 摄）

在西川看来，杜甫是带着历史意识去写作的，这种文化上的高视角，历史上绝无仅有。杜甫的写作虽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作品又非个人的。因为杜甫，中国人对史上同样惨烈的永嘉之祸、黄巢之乱、靖康之难、甲申之变的记忆，都不如对安史之乱来得清晰与深刻。若唐代无杜甫，若安史之乱无杜甫，我们今天感受到的历史肯定会略有不同。

田晓菲站在文化史的角度看杜甫。在杜甫之前，宫廷和京城是文化成就和文化生产的中心，在那个世界，抱怨蔬菜粗劣、感谢仆人做家务、指导儿子建造鸡栅的诗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杜甫一直身在长安，在宫廷任职，有很多固定的社会性场合需要写诗，他的诗歌题材范围可能也会狭窄很多。但杜甫长期的漂流，远离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远离喧嚣，远离友朋，甚至远离人群，他需要用诗来维持一个想象的社区，他写诗给周围的朋友，也寄给远方的亲友，诗往往直接取材于每天的生活。

杜陵北侧。杜甫称自己为杜陵野老，相传他在长安时就住在杜陵、少陵附近，目前没有确切位置（缓山 摄）

与此同时，旧秩序摇摇欲坠，中央政府的权威被藩镇削弱，文化领域也出现了离心力，地方——特别是江南和蜀地——开始变得更加重要。文化世界将随着狂放怪奇的中唐一代的兴起而发生变化，而这代人很多都是杜甫的仰慕者，他们从他身上获得了一些东西，将之发扬光大。杜甫是在这个分水岭转型过程中崛起的人物，他的作品影响了这一转型。

杜甫从日常中提取诗意，提取出一只鸡、一条狗、一只鸟的诗意，提取出一棵树、一道山泉、一声闷雷的诗意。如今的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些日常题材曾经是多么的新颖别致，是杜甫的巨大影响才把它们变成了后来诗人的常规主题。

不同人生阶段的杜甫

杜甫是如此的特别，自有文学以来，从未有人如此充分又诚实地写过自己，我们不但掌握他外在的行踪，还能透视他内在的心迹。尤其是在他40岁之后，如今存世的1400多首杜诗中90%是40岁之后写的，他经过的每段日子，一言一行，一悲一喜，都历历可辨。

这也是我们这期封面专题决定重走杜甫之路的初衷，我们想去杜甫生活过的不同地点，体会他不同时期的不同诗歌和不同面貌。

安史之乱前，杜甫在长安求官十年，这一时期，他写了大约110首诗。为了能走上仕途，他写过投赠诗，也开始将目光向下，由己及人，关注现实与百姓，逐渐超越盛唐的主流，直到发生真正的变化。我的同事李晓洁去了西安及周边县区，去了杜甫经常游览的曲江池、渼陂湖，去了他向往的大明宫，登上的大雁塔，还有杜诗中写到的玄宗与贵妃冬日避寒的骊山华清宫。

大雁塔，也称大慈恩寺塔。天宝十一载杜甫曾与高适、岑参等人一同登上顶层，同题作诗（缓山 摄）

755年至759年，安史之乱爆发的最初几年，是杜甫一生中最为奔波艰辛的几年，也是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他唯一真正参与政治的一段时间。经历安史之乱，杜甫逐渐打破优美空灵的盛唐诗歌趣味，留下大量安史之乱的现场实录，也逐渐形成他诗歌中“把决定国家命运重大事件的描述和对个人生活与情感经历的书写结合起来写作”的“诗史”特点。同事艾江涛追寻了杜甫一家人两段集中的旅程：从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的逃难路程，以及从秦州（今甘肃天水）经同谷（今甘肃成县）到成都的陇蜀之行，看看这一路上到底是什么让杜甫成为后来的“杜甫”。

天水市甘泉镇路口 的“杜甫秋吟”铜像（黄宇 摄）

759年，杜甫在战乱之中终于抵达成都。他安家草堂，此后的几年里，过上了一种彻底放松下来的田园生活。也许是大自然疗愈了他的内心，杜甫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在成都的三年多时间里，写了200多首诗。他诗歌的题材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杜甫深受巴蜀文化影响，他将日常生活入诗，将朋友之间的真实关系入诗，将成都自然山水和市井烟火气入诗。我带不同的采访对象反复去了很多次杜甫草堂，发现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杜甫留下来的诗以及解读在后世又定义了巴蜀文化。因此冯至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成都杜甫草堂植被茂密、水系蜿蜒，是天然的疗愈场（黄宇 摄）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杜甫在夔州度过了21个月。同事驳静来到奉节，寻找杜甫在夔州住过的四个地方：西阁、赤甲山、瀼西、东屯。杜甫想在这里安家，却又少有家的感觉，充满异域风情的帝国边陲更容易引发人们对帝国的系统性思考，杜甫也在这里进入了对自己人生的总结阶段，杜甫的创作进入了最后的爆发期。他通过《壮游》《昔游》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创作《八哀诗》《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追忆朋友和历史。

采访的结尾，我问田晓菲，我们应该如何剥离所有历史堆积的光环和遮蔽，去看到杜甫“诗人”形象和他诗歌本身？田晓菲的回答很简单：“读杜诗全集，回归杜诗本身。读杜诗全集，遮蔽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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