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重彩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蒋采苹先生，于2026年2月11日19时50分在北京辅仁医院离世，享年92岁。
我一生听从自己心的呼唤，
去察觉人性之美、
丹青之美。
——蒋采苹
蒋采苹，1934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62年起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98至2010年，先后受聘于文化部教科司、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持中国重彩画高级研究班共12届；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5至2009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蒋采苹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重要画展，并多次获奖；《摘火把果的姑娘》《憩》均藏于中国美术馆；《雪》获中国当代工笔山水画展一等奖；《三月三之夜》获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首届大展银牌奖。出版画集、文集、技法材料书籍等专著数十种，研制高温结晶颜料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证书。曾任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美协中国重彩研究会会长，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
蒋采苹传承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郭味渠、潘絜兹、刘凌沧、黄均、王定理等先生教诲，深探壁画丹青的博大瑰丽，又取工笔重彩的精微细致，在“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的会通之间，以华采而不浮、清润而有力的画貌回应重彩画复兴的时代条件，重建工笔绘画语言的当代可能。
教学上，蒋采苹擅将色粉笔画与工笔画技法相参，以“尊道重器”为理念，依托传统六法，衍出重彩“创意、构图、造型、色彩、技法、画材”六要素；进一步提出中国画“新三学”，即构图学（经营位置）、色彩学（随类赋彩）、材料学，强调画材知识的综合训练，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画工笔语言在造型、设色与材料运用上的再开拓，使当代重彩创作既有传统根柢，又能呈现时代精神气，为后学留下了可循的尺度与方法。蒋采苹先生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为工笔重彩的延续与更新，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的当代整理与展示中，蒋采苹于1985年创建了中国画系工笔人物画室，是长期关心并支持学科建设的重要前辈之一。先生辞世，中央美术学院师生以先生所倡之学术与教学精神自勉，谨致沉痛哀悼。
1978年我画《李清照》，又在1982年画《易安居士小像》。我想李清照不应只归为婉约派词人，她只两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堪与苏东坡、辛弃疾、陆游并列为宋代诗坛巨匠而毫不逊色。她天生的艺才与后天的学养所铸成的独特气质，与她生命中的坎坷经历，形成了她婉约与雄健并存的诗词境界。
我画《秋瑾》，因为我曾两次在绍兴参观秋瑾故居。我见到秋瑾烈士临刑时的囚衣，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冲击。她的遗影上是清秀的江南女性典型风姿，但她的神情却是那么坚毅果敢，那是超乎她同时代女性的一种清丽与刚烈融为一体的美，是一种大美，很难于表现。比达·芬奇画《蒙娜丽莎》难多了。
我画《叶浅予先生》，是在1996年他逝世一年后。在他80岁高龄后3年间，连续举行了“叶浅予师生行路团”的活动。四十多位60岁左右的老学生追随他老人家赴浙江、两湖、山东各省市的文明古迹和名胜之地感悟和采风。我画的是叶先生在曲阜孔庙杏坛讲学的情景，他当时教导我们要研究齐鲁文化和孔孟之道。正当西方文化强劲涌入中国之时，我们为之动容。
我画少数民族题材较多，是因为从1977年起，三十多年间我去了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海南岛、台湾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我不只欣赏他们服饰和民居的美，更看到人和自然和谐的美，看到失落了的中华文明的美。一些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他们将自己的历史绣在服饰上，或凝固在自己的习俗中。我也看到在他们身上和环境中自远古至明清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明大融合，这种大融合难道不也是一种大美吗？
为了求“真”，我坚持多年写生。为了与我的工笔重彩画创作相衔接，在写生实践中，我逐渐将素描上加入了色粉笔，又将素描中的写意线变成了近似工笔白描的细线，结果就变成了近似工笔重彩画的色粉笔画。至1978年我的这种方法就固定了、比较完整了。不只是画人物，也可以画风景和花卉。有人问我：“你是如何将西方的色粉笔画民族化的?”我回答：“因为我是画中国画的，又是画工笔重彩的，自然地就突出了细线的造型，而色彩也就比较单纯，并没有刻意考虑民族化的问题。”
关于我在艺术上的美的追求
我长期以来重点追求的是“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两种传统美感的融合，也就是大俗与大雅的融合。传统美感的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回归后的工笔画呈多元形态展示着：工笔与写意的融合，重彩与水墨的融合，装饰性与绘画性的融合……。我的作品根据不同的题材和审美，在以上的这些多元形态中穿棱往来着。
1998年我提出“重彩”一词，并非取消“工笔”一词，而是要以唐朝命名的“重彩”，显示回归传统的必然性。“重彩”是“着重色”的意思，即指使用天然矿石颜料，具体是指古典壁画中所使用的各类天然矿石颜料的方法。所谓“重”也并非涂很厚的这种粉质颜料，而是要坚持传统的“薄中见厚”的原则。
我的作品《三月三之夜》《侗妹》《盛装苗女》《金秋》《台湾排湾族新娘》《月下撒尼女》等都是重彩与水墨融合的作品。我坚持用温州皮纸这种比较生的纸作画，就是为发挥它生的特征。此类画中墨色不少，或在背景上、或在部分衣服上，造成画面上有实有虚、虚实互相衬托的效果。
我画《叶浅予先生》一画，因为他是远去的人，故全用淡彩单色法。也用皮纸，可以产生画面一些虚的成分。只在叶先生的白发上用了白云母矿石颜料勾细线，此画技法上有工写结合的意味。
我也有纯重彩技法的作品。譬如《摘火把的姑娘》和近期所绘的《鄂尔多斯迎宾》《洱海渔讯》等画，我用石色做平涂背景、衣饰等，石色占全画面百分之九十，一如永乐宫壁画方法。只面部略渲染，相近明清肖像画的方法。我的此类作品强调装饰性，因为是题材需要这种表现方法。
我的创作还涉及花鸟画和山水画
1953至1958年，在我求学期间，李可染、李苦禅、张仃等先生也给我们授课。这是我敢于涉及这两个画种的基础。1991年，我的一幅名为《筛月》的重彩花卉画，展出后得到国画界认可，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这给了我鼓舞。我又陆续画出《老芭蕉》《金芭蕉》(用了金箔和朱砂)《轮回》等芭蕉系列，还有《三部曲》《夜深沉》《夜荷》等荷花系列，以及《紫荆花开》《木棉之华》《家乡的牡丹》《一品红》等重彩花卉画，还有不属于植物范畴的《红珊瑚》《银珊瑚》等珊瑚系列。
我的山水画或称风景画的作品不多，只有《北京的雪》《胡昂—雪》《野柳月色》等。其中大幅的《野柳月色》是专为纪念李可染先生而作。此画是依据1996年在台北市附近海边野柳公园中一处极有特色的小港湾写生而作，我希望能体现出中国画传统的大空间图式的及水天一色的诗境，还有石青和云母色的材质美。
上面所谈有点像流水账，但我学艺从艺60年不算太短，而每幅画都是我一段段的艺术生命的体现，因此舍弃不了。近20年来，我的工笔重彩画传统的因素更多一些，如审美原则的“简而又简、损而又损”，意境希望更深邃一些，更向古代壁画的装饰美和材质美靠近。总之，我相信“回归就是前瞻”。我一生听从自己心的呼唤，去察觉人性之美、丹青之美。现在已近“80后”，头上的青丝已变为白发，但我的心态尚年轻，并未感到老之将至，我希望我的寻寻觅觅之情绵绵无尽期。（摘自蒋采苹自述《已有丹青约》，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
我认为真善美是人生的真谛，也是艺术创作的真谛。我数十年坚定地走写实绘画之路，虽然在20世纪80-90年代似乎显得保守和落伍，但写实功夫是我的长项，我想只有严谨的写实才能体现“以形写神”的传统。我曾认真临摹过西方画家的色粉笔画原作，但我最终还是走到以线的造型为主，以“随类赋彩”的原则减弱复杂的色彩和光线，以其与工笔重彩画创作接轨。
——蒋采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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