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天起，我开始拍摄中国，在日本和中国间往返三十来趟。一个月前我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走遍中国21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整个过程我用了1000天的时间，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正好可以为这趟旅行画上圆满的句点。

1975年春天，我见证了金边和西贡的陷落。在那边的拍摄工作将我的目光转向亚洲。从那时起，我有意识地离开美国，而我的摄影师生涯正是开始于那里。我决心多去亚洲看看，特别是印度以东的国家。

我得以进入中国拍摄，缘于我跟深受中国人敬重的西园寺公一先生以及新华社吴先生的相识。我请他们帮忙说项，好让我获准到中国拍照。拿到官方的拍摄许可比我预想的困难许多。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北京还是遥不可及。到了1978年秋天，西园寺先生跟我联系。他问我：“你还想去中国吗？”我说：“想啊，可是怎么去！”同年10月底，我终于来到了北京。

一入住北京饭店，吴先生就到我的房间来看我。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五年。1973年秋天前后，我给他写过两次信，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时，他为没能回复那些信件表示歉意。

第二天上午，我到新华社总部拜访。出乎意料的是，社里包括吴先生在内的50个领导在宽敞的接待大厅里迎接我。我那时还不习惯这种场合，很紧张。这家国有新闻社的摄影部主任孙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想在中国做哪种报道？”

我很清楚我的回答会显得我太傲慢，但当时我还是说了：费用我自己出，希望至少在中国拍摄五年。我还说要走遍所有省份，而且要单独行动。孙先生倒没有被我吓到，只说了句：“好的，我们来想想办法。”我回到东京，对他们答应的事将信将疑。到了第二年1月，他们通知我3月28日到北京，还说给我94天的签证，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妻子可以在5月到上海跟我同行。

我抵达北京，然后从那里乘坐30个小时火车到桂林，跟我同行的是新华社的翻译。那就是我的中国摄影报道之旅的第一步。

我无意详述数据，但记住以下这些或许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中国拥有约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超过10亿，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除汉族之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与苏联（编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朝鲜、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以及越南接壤。关于中国的一切都是规模宏大的。在桂林的第一晚，我熬夜到很晚，感觉力不从心，不知道怎么去捕捉这样一个国家的宽度、深度和复杂。

在桂林的前三天，一直下大雨，又因为大雾，我根本没机会一睹那让人想起中国传统卷轴画的群山，而桂林正因山而出名。桂林城区也相当特别。我问桂林市外事办的负责人我能否不住市中心的旅馆，而是住到杨堤和兴坪人民公社（编注：1984年，兴坪人民公社更名兴坪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准许。他们告诉我从来没有外国人获得允许到公社去，而且那里的厕所和其他设施不好，不适合我去。很明显，他们担忧的是厕所不是冲洗式的。

然而有一天，我住的漓江饭店的西式马桶坏了，脏水溢到浴室地板。事实证明，这种时候你对西式马桶简直无能为力。我回去找那个人，跟他说了发生的事，并且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老式非冲洗式的厕所比西式马桶更合理。有了这个借口，我得到他的许可，搬到了公社去。第二天早上，我从饭店搬到了桂林以南50公里外的杨堤乡。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要是拍摄桂林和周边地区，就得手脚麻利些，赶在清晨起雾前。如果我继续待在桂林市区的宾馆，什么也做不成。兴坪公社有一座红砖建筑，总共大约30个房间。由于城市以外的地方没有宾馆和小旅馆，那里充当了访客的落脚点。几乎所有到兴坪停留的人都是出公差。但因为桂林是风景胜地，全国各地的画家和美术生也会到杨堤和兴坪来。

每个房间有两到四张床不等。顺带一提，中国南方的床一般都带蚊帐。由于我是外宾，所以通常自己住一间。不过就我所知，中国人是习惯跟陌生人共住一间的。大部分公社，包括杨堤和兴坪，都没有洗浴设施。每天早晚，他们给我几桶热水和一个脸盆。我就用这些洗脸洗澡。我还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在晚上上床睡觉前用热水洗脚、暖脚。

早餐通常是稀饭（粥）、馒头（蒸面包）、油条（炸麦饼）和汤面。热牛奶和豆浆是常见的饮品。在杨堤和兴坪，晚餐我经常吃滚烫的砂锅鸡或砂锅鸭，还有漓江的鱼。每道菜都配有大量的蔬菜。

结束一天的拍摄后，回来坐下跟翻译、司机、向导一起吃晚餐，总是非常愉快。我也非常感激，因为我从跟他们的交谈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几年我看到的中国马路可不太安全，都很狭窄，而且基本不用护栏。在同一条路上同一时刻，你可以看到大卡车、拖车、吉普车、轿车、拖拉机、农用机械、牛车、自行车、人、狗、鸭、猪、羊，彼此在狭窄的马路上擦身而过。

机动车跟自行车发生的事故很多。晚上自行车不用灯，骑车的人又常穿深色衣服，这就使得汽车驾驶员很难看见他们。机动车也一样，晚上相向而行的两辆车快要遇上时，司机习惯关掉前灯，只留小小的侧灯开着，示意车辆的宽度，但这些侧灯经常是坏的。很多很多次，在山路上，当我们的车就那样经过另一辆车时，我在车里心脏都停跳了。

对于长途旅行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坐飞机或火车。飞机有时会超载。从北京飞往包头的时候，中间的过道塞满行李，乘客坐在靠窗的小座位上，就像在军用飞机上。有一次我乘一架小型双翼机从南昌飞往景德镇，飞机到达指定高度时，副驾驶员从驾驶舱跑过来给乘客倒茶水。有意思的是，过去一年左右，所有国内航班都禁止在飞机上吸烟。

整个国家的机场安检非常严格。很快，用来检查随身行李的X光设备广泛投入使用，甚至敦煌和喀什的小型机场也不例外。全身检查也变得非常彻底。

机场这种检查对摄影师特别不友好。我不想让安检人员把我的胶卷和上了胶卷的相机暴露在X光检查设备下，所以经常跟他们起争执。有一次在黄山，我用一架8×20超大画幅相机拍摄。我用这架相机拍了40张左右的照片，把曝光过的胶片装在一个盒子里随手拿着，不让他们用X光检查。其中一个安检人员坚持要打开盒子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他的穷追不舍简直让我头疼。好在一个中国摄影师协会的人从上海市政府那里拿到了特殊文件，在外面待命。安检人员检查过那些文件后才不情愿地放我过去。

火车上基本没空调，仲夏时会有点窒息。大部分火车头是蒸汽引擎的，一开窗煤烟就跑进来。不过一等座的四人包厢还是相当舒适的。

乘船旅行也是很愉快的。二等舱（船上没有头等舱）可以住两人。乘船游长江可以悠闲地享用美味的川菜，还可以欣赏这个国度的辽阔风光。游三峡是另一场不可错过的乘船旅行，可以沿途欣赏三峡美丽的自然风景。

1979年，我在桂林度过4月后，在上海度过5月。上海是中国的摩登之都。上海人更加精致，而且自视甚高。

上海宾馆的服务是一流的，尤其是和平饭店和锦江饭店；在各个方面它们都是中国最好的饭店。服务人员是经过精心培训的，餐馆的菜单和服务更是完美无缺。

以“人民”为名的饭店，比如像西安和重庆的，给我留下了相当不愉快的印象。饭店女服务员的服务之差必须亲眼看见才会相信。回头想一下，那些挂着“为人民服务”招牌的百货商店和零售商店，服务员的态度一般都很差。

我是1979年初夏到新疆去的。6月，戈壁沙漠的温度已经高达45摄氏度。即便在年降水量只有6毫米的吐鲁番，天山的雪也开始融化，补充水源，形成绿洲。葡萄和哈密瓜长势喜人。当你从低于海平面的吐鲁番盆地爬上海拔2000米的天山，戈壁沙漠就变成了植物的世界。自然的秘密多么神奇啊！新疆的自然奇迹，以及中国确实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喀什，中国最西边的城市，是维吾尔族文化的中心。它位于北京以西3000多公里，比印度首都新德里还靠西。天山的畜牧民族哈萨克族、吐鲁番和喀什的维吾尔族的面部特征和风俗习惯跟汉族截然不同。

中国住着55个少数民族，人口6700多万，仅占总人口的6.7%，但他们的居住地占中国广阔领土的一半。这种文化多样性让中国更加丰富迷人。

1981年报道西藏新年也是一次非凡的经历。成千上万的藏传佛教徒从遥远的青海、云南、四川和甘肃聚集到大昭寺。他们脸颊沾满污垢，汗水闪烁，身上裹着厚厚的羊皮外套，表面涂着牦牛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人们排成看不到尽头的队伍，耐心等待着轮到自己进大昭寺朝拜。不远处，我看见藏传佛教徒在“磕长头”（这种姿势叫作“把整个身体献给神”）祷告，一遍又一遍地倒向地面，朝拜队伍缓慢前进。

穆斯林同样非常虔诚。吐鲁番夏季酷热中的主麻日礼拜；庆祝斋月结束的开斋节祷告；在西宁东关清真寺的穆斯林......这一切都带着静默热忱的氛围。在天津，天主教堂举行的平安夜弥撒也充满热忱。参与者中有一个最近的转化者，他30岁，过去10年一直找不到工作。望弥撒时他把父母给他的一小笔钱贡献出来，沮丧地说，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上帝手中。

我在东北平原度过了两个冬天。南部的城市，比如大连不是很冷，但吉林和黑龙江的冬天冷得刺骨。我在宜春拍摄森林地区、在大庆拍摄冰上捕鱼的时候，气温低到零下三十七八摄氏度。

就像人必须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寒冷一样，设备也需要特别的保护。我用来拍摄东北平原、内蒙古、戈壁沙漠和冬日黄山的照相机（一台配三个镜头的徕卡，两台配五个镜头的尼康和一台全景相机）都有防冰装置。在零下20摄氏度或更低的温度下，过片和倒片时必须非常小心，以防胶卷齿孔破裂。把冰冷的相机或镜头带进室内前，必须先把它裹在一块厚布里，再放进包里，避免表面形成水珠，损坏设备。好在我戴的是防雾眼镜，镜片不会因为水汽变模糊，事实证明这是很有用的。我还多次试验过戴手套。戴男士厚手套的话，我没办法换胶卷，但天气实在太冷，不戴不行。所以我就戴一双薄薄的女士手套作为“内手套”，外面再戴一双厚的。需要复杂操作时，只需脱掉外面那双。“内手套”真是无价之宝。

既然我已经聚焦在中国冬天最寒冷的地区，我的目标就是拍摄看上去真的很冷的照片。但说比做容易。黑龙江人对寒冷习以为常，他们看起来一点也感觉不到零下25摄氏度的寒冷，好像也不需要穿笨重的外套御寒。因此为了达成目的，我就得找更低的温度和雪天去拍。

过去几年，允许外国人游览的中国地区比以前多了。但仍有很多“不开放”的地区，外国人不能去。就这些地区而言，或者在一些特殊场合，比如新中国成立纪念日，或者包机航拍，要拿到拍摄许可是很难的。回想一下，我能两次获允航拍桂林几乎是奇迹，一次在1980年秋天，一次在1981年春天。我计划于1981年1月在中国美术馆展览我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因为我希望展出桂林的航拍照片，我向展览公司的上级部门申请1980年初夏的拍摄许可。由于没有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航拍的先例，希望渺茫。但出乎意料的是，展览公司爽快地答应帮忙。

两个月后，展览公司告知我，许可应该可以拿到。因此9月5日下午四点，我坐在运五型飞机上开始航拍桂林。这是一种小型复翼飞机，隶属中国民用航空总局11号航空队，从300公里外的湖南省衡阳起飞。

我租用这架飞机整整30个小时。从空中看，绝美的桂林山水就像梦一样。拍完这些照片之后很久，展览公司的人告诉我，拿到航拍许可并不容易。申请书必须由文化部、外交部、国务院、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最后经国务院总理批准。展览公司的领导几周来几乎天天为我的事跑这些政府部门。

沿黄河而下1600公里，有一个大峡谷，叫龙羊峡。就在这个地方，黄河上最大的水电站坝正在建设中。从决定拍摄龙羊峡，到1984年8月25日我终于从龙羊峡的峭壁之巅俯瞰200米下湍急的黄河水流，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经过水利电力部顾问西园寺先生和他的中国朋友们向水利电力部呼吁，拍摄许可最终拿到了。

我没有被允许参观神秘的黄河壶口瀑布。这是整个旅程仅有的遗憾。

从1978年10月到1985年1月，我亲历见证了许多事物。我决心拍摄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是为了能全面了解这个广阔多样且复杂的国家。不仅如此，对那些重要地区，我一次又一次前往拍摄，直到心满意足。因此，我去了桂林六趟，新疆和内蒙古五趟，上海和黄山四趟，除了西藏、贵州和福建，每个省份至少两趟，往来北京无数次。我大胆选择拍摄季节。有时候我甚至使用超大型相机拍摄中国的标志性风光。当我完成这趟旅行时，我按下快门超过200000次。在7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在中国度过了1020天。

毫无疑问，我用照相机记录的那些年将是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阶段。这个国家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恢复过来，1978年12月，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实施，中国已经踏上全新的旅程。

1984年10月，更加自由的政策通过了，中国将以非凡的步伐转变。

在这个国家，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之流，让我想起一条大河的能量。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未来，这也将跟我们自己的国家息息相关。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并且理解中国。

最重要的是，我建议尽可能多的人去中国旅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国家。如果我的照片集能够作为一种动机，我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