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ntwerp Six, 1985, © Photography: Patrick Robyn

The Antwerp Six, 1986, © Photo: Karel Fontyene.

The Antwerp Six, 1987, published in WWD, © Photo: Philippe Costes.

The Antwerp Six, 1988, published in Elle US May 1988, © Photo: Thierry Bouët.

Geert Bruloot：一切的起点，是Dirk Bikkembergs的鞋——他赢得了金纺锤大奖。那时我和Eddy Michiels已经在安特卫普开了一家小小的设计师鞋店，店名叫Cocodrillo。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我们看到了他的设计，立即觉得，就是这个了，我们要卖这双鞋。我们还负责分销——这才能让制造商愿意生产。但我每次打开箱子，所有店主都说：“不行，这太丑了。”

可奇怪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店里，这双鞋在年轻人中卖得飞快。跑了两季之后，我受够了，就对Dirk说：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得出去。当时我对伦敦有一些了解，因为我有一位朋友在安特卫普开了一家叫Closing Date的店，专门销售英国设计师的作品——BodyMap、Galliano都在她那里。我曾跟她一起去伦敦看秀，逛展厅。我知道那里在发生什么，知道哪些门可以敲开。

想法就这样来了。Eddy说，好，我们想办法筹钱，他来操持。然后我想，还需要衣服。我就去找Walter。结果当天晚上Dries就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我不能来？”就在那一刻，我有了这个念头：六个人都应该来。

Linda Loppa：很多媒体说我是安特卫普六君子背后的推手，这并不准确。我没有策划这场活动。在安特卫普，大家本来就是互相帮助的氛围。我开着一家买手店，陪Dries去过日本，见过川久保玲。我自己也是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比他们早很多。后来进了学院教书，但从未教过这六个人。

我们有同一位老师——Mary Prijot，可惜从来没有人提过她的名字。我真正做的事，是在安特卫普创办一系列时装活动，后来成为MoMu博物馆馆长，也是皇家艺术学院时装系主任。那是一所公立学校，那时我们没有体系，也没有帮手，一切从零摸索。

我的学生是Bernard Willem、Olivier Rizzo、Peter Phillips——那是属于我的那一代。人们把很多事情混在了一起：我、六人组、那场运动。但这是三个不同的故事。我们澄清过，只是误解大概永远不会消散。皇家艺术学院之所以卓越，是因为它有一套特殊的教育体系。老师不断引导你向内挖掘——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恰是艺术院校的使命，也是时尚在其最佳状态下所需要的。

Geert Bruloot：他们的作品与当时的流行趋势没有任何关联。那是非常个人化的诠释。皇家艺术学院那时是非常严格的学院派，他们学了扎实的技术，学了如何制作时装的整套体系。他们也互相影响——Dries那时为了付学费已经在行业里工作，他把这份专业性带回了朋友圈。Walter则和艺术家们走得很近，深受那个时代的音乐和Bowie的影响，他把这一切也带进了群体。

Ann当时的男朋友Patrick已经是一名摄影师，他把摄影的眼光带了进来，比如他为Ann的作品做了那些美丽的黑色小盒子，白字印在黑底上。他们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但这份教育只是被用来塑造和强化各自的品位与视野。这六个系列的力量正在于此。他们完全不同，是截然不同的六个个体—这才是整个安特卫普六君子的故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

Ann Demeulemeester, Spring/Summer 1990, © Photo: Patrick Robyn.

Walter Van Beirendonck：在安特卫普读书和生活，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眼界大开。我来自利尔的一所寄宿师范学院，在那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后来我在《AVENUE》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安特卫普时装系的文章，感到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创作者的熔炉，置身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之中。Bowie不再是什么“怪人”，而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我也和绘画系、雕塑系有很多来往。Bruno Hauptman和Narcisse Tordoir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把我带进了那个年代的艺术世界：激进的展览，行为表演，TODAY'S PLACE是当时必去的地方。我们一起第一次去了威尼斯双年展。那些一起经历的音乐会和表演，至今难以忘怀。

在那个安全的朋友圈里，我可以百分之百做自己，探索世界，探索自我，在艺术上无拘无束地成长。时装系的每一天，都是关于享受与成长的。当然，最重要的时刻，是Dirk (van Saene)进入我的生命。他读一年级，Martin (Margiela)和我升了二年级。Dirk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一头野性的卷发，第一天上学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毛衣。那是一见钟情。我邀请他去阿姆斯特丹的PARADISO看Blondie的演唱会，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从那以后，我们形影不离：灵魂伴侣，爱人，合作伙伴。

Dries Van Noten：学校里有一种强烈的团队精神，一种真实的群体归属感，同时也存在一种良性的竞争。每个人都想推动自己，不断进步。看到别人在成长，反而会促使自己去确立独有的美学，一点一点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世界。就算互相较劲，我们始终是一群好朋友。拼命工作之余，我们也度过了不少疯狂的夜晚，派对从不缺席。

Walter Van Beirendonck：我会首先把我们几个人定义为朋友。一群满怀热情的时装学生，带着无穷的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渴望—尤其是对令我们着迷的时装世界。一切都是新的：安特卫普、时装、生活本身。我们寻找、发现、实验，将各自的所爱介绍给彼此。我们在Cinderella's Ballroom、Versailles、The Popcorn、Marcus Antonius和Valentino出没。我们去听音乐会：Blondie、Patti Smith、Suicide、Bowie、Human League……我们拿着自制的假邀请函，去看巴黎时装周的所有秀。我们一起旅行：日本、伦敦、巴黎、纽约、佛罗伦萨、米兰，还有威尼斯双年展。Bill Cunningham那时就已经是我们的粉丝了，在杜乐丽花园的秀场入口，他给我们拍过好几次照片。

Dirk van Saene, Spring/Summer 1988, © Photo: Henze Boekhout.

Dries Van Noten：1986年，我们把各自的系列带去了伦敦。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一个小展位里很简单的展示，驱动我们的是一种相当朴素的热情。我们已经在比利时展示了五年，面对的基本都是国内的受众。为了继续走下去，突破早就是必要的了。我们只是想去试试，看看会发生什么。又过了三四个季度，我们才决定做第一场正式的时装秀。

Geert Bruloot：我们得硬闯英国时装协会的体系。比利时？比利时是哪里？放到今天，就像是六个爱斯基摩人来申请参加——完全在时装版图之外，根本不存在。经过两番周折，他们才允许我们参加。

Linda Loppa：我当时人恰好在伦敦，偶然去帮着张罗。这一切听起来确实像个童话故事：一群人租了一辆卡车，没有预算、没有邀请函，直接开去了伦敦。那是一场冒险，但也并非毫无组织。我们在二层展示，那个空间一点儿也不时尚，但偏偏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媒体。

Geert Bruloot：我们满怀期待地去到伦敦，以为这将是突破的时刻——结果被安置在二楼，周围全是婚纱。得立刻想办法自救。Marina——六君子之一，前不久刚刚离开了我们——其实是Marina想到做一批传单，把所有设计师的logo放在一起，再手写一句：“来二楼看我们。”这引发了大家的好奇，二楼到底发生了什么？

Marina Yee, Spring/Summer 1988, © Photo: Andrew Macpherson.

Walter Van Beirendonck：我展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系列：BAD BABY BOYS。展位上放着一个装满积木的大箱子，既是展示道具，也是我写订单时用的桌子。Stef（Etienne Russo）是我的御用模特，陪我一起来到展会。他穿我的衣服好看极了。我们疯狂地到处派发传单，把人拉到我们偏僻的展位。

一切都像是第一次：做系列，准备邀请函和展位，和六人组一起去伦敦，在时装之城伦敦住下来（和出去玩）。那是一段精彩冒险的开端。最重要的是，六位雄心勃勃的设计师之间迸发出的合力，给了我们飞翔的翅膀。

Linda Loppa：Ann当时怀孕了，所以她本人并没有来伦敦，只展示了一系列眼镜。Walter Van Beirendonck有一个巨大的展台，像一朵蘑菇。每个人的系列和展示都截然不同。“安特卫普六君子”这个名字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是记者创造了这个说法，然后它就留下来了。生活就是这样，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

Walter Van Beirendonck, Revolution, Autumn/Winter 2001-2002, © Photo: Elisabeth Broekaert.

Geert Bruloot：第二天，我和时装记者Tim Blanks聊天，他说：“我们在楼下，听说有动静——你应该去二楼，有新东西在那里。六个人，还是从比利时来的。”这股口耳相传就这样散开了。问题在于，大家念不出也记不住六人的名字，太难了。于是他们开始说“安特卫普六君子”——用英语Antwerp Six，这就容易多了。全世界的时装媒体都到了，都在问：你们从哪里来？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们？

Walter Van Beirendonck：那个时候，伦敦是与巴黎并肩的欧洲时装之都。我们常常去，逛博物馆和店铺，更重要的是出去玩、听演唱会。那里有一种年轻的活力和能量弥漫在空气中。作为年轻设计师，我们感到在那里更受欢迎，也更放松。我们去TABOO和CLUB FOR HEROES，迷恋Vivienne的SEX、WORLD'S END、MUD……这些店，还去看了BODYMAP的秀，Leigh Bowery以超模身份出场！

Dries Van Noten：那个时候的伦敦充满实验性，令人兴奋，创意氛围非常浓厚，很多年轻设计师都在探索新的可能。对比利时设计师而言，伦敦提供的机会远比巴黎更多。比利时在时装领域毫无名气可言。而买手和媒体都在伦敦积极寻找新面孔，这正是我们选择去那里的原因。

Dries Van Noten, Autumn/Winter 1997-1998, © Photo: Marleen Daniëls.

Geert Bruloot：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种新的时装已经开始出现。时装与音乐开始产生连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Vivienne Westwood和Malcolm McLaren——一位时装设计师与一位音乐制作人一起创造了朋克。随后的Blitz时代和新浪漫主义，真的是音乐与着装的双重剧场，奇装异服成为一种表达。

所以，由音乐、街头和年轻人孕育出的全新时装时代就此开启。进入八十年代初，时装成为了极具份量的社会现象。任何想被视为有文化品位的人，都必须与时装发生关联。有人选择穿日本设计师的衣服，那是一种更具知识分子气质的着装方式；有人选择更具权力感的着装，比如Moschino和Versace的Power Dressing；还有人想要更华美、更张扬，于是选择Mugler、Claude Montana和Gaultier。

时装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并存——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工具。那个时候的安特卫普在时装版图上还是一片荒地，但年轻的设计师想要参与这股浪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共同决定去伦敦，Vivienne Westwood在伦敦，John Galliano在伦敦，BodyMap、Catherine Hamlet、Scott Crolla，所有这些八十年代了不起的设计师，都在伦敦展示。那里才是一切发生的地方，那里才是当时真正沸腾的核心。

Kaat Debo：安特卫普六君子对时装的改变，与其说是通过某种可辨识的风格，不如说是通过一种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时装业仍被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既有体系所主导，他们证明了设计师可以独立运作，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一套完整而自洽的创作世界。

他们的作品有知识分子式的抱负，也有激进的实验精神，同时又保持了高度的专业性，以完整系列的形式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拓展了人们对时装的理解：时装不仅仅是衣服，更是一种由思想、语境与合作所塑造的文化实践。他们证明了一件事是可能的：自己发明规则，同时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安特卫普六君子让我们明白，激进的想法一旦以严谨和专业的方式付诸实践，就能抵达全球受众。

Dirk Bikkembergs, Eleven European football players, photographed in the Karoo Desert, South-Africa, 10-17 june 2008, © Photo: Luc Williame.

Walter Van Beirendonck：在比利时摸索了多年之后，那一次真的感觉像是真正的起点。我们终于突破了比利时和荷兰语的边界，终于有国际报纸和杂志对我们的作品感兴趣，真正对我们进行报道。拿到第一批国际订单时候，感觉难以置信。我还清晰地记得，来自汉堡Thomas I Punkt的一位买手，双臂满满抱着我那些价格不菲的手工BAD BABY BOYS毛衣逐一挑选的场景。那是第一届英国设计师展，在我记忆里就是一场大冒险。

我们终于走出了比利时，终于可以把作品呈现给国际观众，那种感觉太好了。从头到尾，都是纯粹的兴奋。在这股全新的浪潮之上，世界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令人惊叹的多品牌零售店，规模都很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arneys百货公司。他们一开始只做男装，当它决定向世界顶级设计师伸出橄榄枝、拓展女装部门时，这套完整的销售渠道，成了年轻设计师进入市场的入场券。

当时第一个下订单的买家就是Barneys。那是所有设计师的梦。你必须理解这一点的分量：因为有了美国的顶级销售渠道，美国媒体紧跟着就来了。逻辑就这么简单：占领了最顶尖的零售高地，话语权就随之而来。今天的设计师只要有想法，做出来，一个按键就随着社交媒体传遍全世界。但在那个年代，关键在怎么把系列呈现给公众？在哪里卖？那些多品牌零售店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Dries Van Noten：我们的成功来自独特的环境组合、恰当的时机，以及对的能量。除了外部环境，好奇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全球的买手在寻找新鲜的东西：先是巴黎、意大利，再到西班牙、日本……比利时时装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

Kaat Debo：安特卫普六君子之前，比利时没有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时装文化。是他们的崛起，将安特卫普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彻底推到创意中心。正因为比利时没有深厚的时装传统需要捍卫，反而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自由。设计师、摄影师、平面设计师和老师们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网络，让新的想法得以生长。同时，结构性的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纺织计划和金纺锤竞赛等项目，让年轻设计师有机会在没有即时商业压力的情况下完成完整的系列。加之皇家艺术学院对个性的高度重视，共同将安特卫普变成了一个时装新思维的实验室。

Walter Van Beirendonck, W.&L.T. AVATAR, Autumn/Winter 1997-1998, © Photo: Ronald Stoops.

Linda Loppa：1960年代的安特卫普已是一座艺术之城——这里有鲁本斯，有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底蕴，有安特卫普皇家美术馆。我们成长于这样的传统之中。另一方面，时尚却是一片空白。而空白，正适合万物生长。地下运动并非安特卫普独有，纽约有，东京有，上海也有。但安特卫普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博人眼球——而在于真实，一种近乎绝迹的、诚实的态度。

Geert Bruloot：当时比利时的纺织业全靠制造商支撑——我们有极好的制造、纺织与织造工艺，承接大量外国品牌的代工，生产大量商业系列。但这些衣服挂的永远是意大利或法国的商标。随着失业率上升，政府成立了ITCB。他们委托麦肯锡做了一份市场研究，结论一针见血：比利时制造业品质极高，但完全缺乏创造力。

就在这时，Jenny Meirens出现了——她后来成了 Martin Margiela的商业伙伴。她在布鲁塞尔经营着买手店和传播机构，是最早洞察到安特卫普时装学院潜力的智者。她意识到，那里的学生必须被推向媒体，与行业接轨。当ITCB这个政府机构在苦寻“创造力”时，Jenny指了条路：去那里找。

“金纺锤”大奖（Golden Spindle）由此诞生。规则很明确：十位入围者必须从头到脚使用比利时制造商和面料来完成展示系列。自此，制造商开始学习如何承接怪才们的创意，年轻设计师也学会了如何与工厂协作。比赛的目标极其纯粹：做出非商业性的、完全自由的趋势作品，没有任何业绩指标。

随后，由ITCB负责争取国际媒体的曝光。这对包括Martin在内的七个年轻人至关重要——他们得以在毫无财务压力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一整套系列，这真正让他们做好了准备，在日后能以最硬核的姿态开启自己的品牌。

Linda Loppa：他们很务实，也知道时尚是肤浅的，却仍使它成了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以局外人的身份出发，安特卫普不是一个商业城市，他们一开始就未被体系污染。布鲁塞尔有Jenny Meirens——她把Martin推向国际舞台，帮他建立了事业。Christine Mathys帮了Dries。我也为Dries工作，去日本、中国的showroom推销系列。

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互相帮助。遗憾的是她们都去世了，原本应该是我们一起讲述我们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时，我感觉是有某种心跳存在着。我们感觉有话要说——某种更具人性、更具‘地下’气息的话语，这些话终将掷地有声。

Marina Yee, Micro Book by Marina Yee in collaboration with Laila Tokyo, 2018, © Photo: Johan Mangelschots.

Dries Van Noten：这是一场“对的人，在对的地方，于对的时间”的相遇。而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我们每个人后来都走出了一条极其个人化的道路。“安特卫普时装”从来不是一种单一或定义的风格。虽然我们看待时装的方式殊途同归，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比如Dirk Bikkembergs、Ann Demeulemeester、Walter Van Beirendonck和我，我们的系列始终截然不同。那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一种独特的动能与诸多因素的汇聚，巧合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回望那段时光，我满怀悦愉，心中只有美好的记忆。

Geert Bruloot：在伦敦展示了三年后，我们移师巴黎，群体开始各自独立。我们当中没有人再主动延续六君子的故事，但神话却流传至今。这在时装史上从未发生过——这不是一个共同创作的团体，而是六个独立的创作者，共享着一段特殊的经历与氛围。我们共享的是后台信息：财务如何运营、代理关系如何处理、客户需求是什么。我们在后勤层面深度协作，思考如何共同成长。但最终，每个人带回家的都是属于自己的系列、故事与形象。

一切都是独立的。那个年代之所以非凡，是因为一切都不关于奇观，而是关于内容。安特卫普的设计师没有一个被大集团收购，这就是秘密所在。独立品牌可以保持小，但今天“大”已经是默认答案。在主流与真实之间维持张力很难。社交媒体是一个陷阱，如果它成了全部，质量就会坍塌。你必须用内容、用清醒的眼光、用诚实去填满那个空间。

Ann Demeulemeester, Spring/Summer 1994, © Photo: Patrick Robyn.

Geert Bruloot：现在比利时已经没有类似金纺锤的项目了，生产也都转移到了东欧。这六位设计师，还有Margiela，整个职业生涯都保持了独立，拥有自己的公司，这对今天的年轻设计师来说太难了。整个体系已经完全不同，太多的品牌和风格，市场被快时尚和奢侈品集团所主导。ITCB和金纺锤大赛那套模式，放到今天也恐怕激不起任何水花了。

Dries Van Noten：我觉得当年的成功已无法复制。那是独特的环境、恰当的时机与对的能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时我们是一群铁了心要闯出名堂的年轻人。今天，全球化与社交媒体让突围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但集体行动依然有力，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与La Cambre依然是孕育潜力的重镇。

Walter Van Beirendonck：四十年间，时装和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起步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信息。所有令你感兴趣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搜寻。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次启示，一场冒险。秘密还有待揭开。我们觉得自己是征服世界的人，雄心勃勃。我们相信创造力的力量。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秘密的世界里，被信息淹没。商业和机会主义让时装僵化，创意总监和前排明星说了算。当今的时装世界，实在没有多少美可言。

Dries Van Noten, Autumn/Winter 2012-2013, © Photo: Patrice Stable.

Kaat Debo：他们的故事让人明白保持独立性是很重要的，在主流体系之外建立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有可能的。今天的时装业节奏太快、结构太紧，年轻设计师很难有空间去慢下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语言。安特卫普六君子提醒我们，保护创作自主权、培育允许实验的生态系统，是多么珍贵的事。

Linda Loppa：今天，安特卫普学派的很多人如今已是各大时装屋里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是认真的人。佛兰德人都很认真——当你做一件事，你就把它做好。名声会把你带向错误的方向。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是那些从未忘记自己从哪里出发的人。我依然相信，也依然在为一个更好的时装世界而战——一个创造力与希望仍然主导一切的时装世界。

Geert Bruloot：Dries曾说，他完全反对早春、早秋系列和胶囊系列。他宁愿花六个月的时间去思考一款印花，去思考他在印度定制的刺绣。我当时想，现在哪个品牌还肯这么做？很多创作者还留在体系里，是因为他们已被榨干了。我相信一切终将轮回。我相信一种新的真实性会回来，也许不是和过去一样的形式，但会是新的。我能感觉到它正在回来。今天年轻一代对安特卫普六君子的故事很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渴望那种真实性与情感，想要成为那段历史中散发出的精神的一部分。

Kaat Debo：我们希望观众离开时，能对安特卫普六君子有更加细腻的理解。展览以一种轻柔的方式拆解神话，呈现背后的复杂性。他们不是一种统一的风格或者运动，而是六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交汇。我们邀请观众去思考：究竟是怎样的条件，让才华得以生长？四十年前，他们崭露头角；四十年后，他们的遗产仍在发问：在深刻剧变的行业里，我们该如何培育人才？创作自主、知识抱负与协作精神，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文章来源：Numero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