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人工智能艺术的伦理挑战与中国回应（一）

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艺术带来的伦理问题，不仅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关注，也成为全球范围内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2021年10月9日，波恩贝多芬管弦乐团在电信论坛（Telekom Forum）上进行了贝多芬《第十交响曲》的世界首演现场直播，引发全球音乐爱好者的关注。这部作品是为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由多位音乐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共同研发的“贝多芬AI”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与创作”，对贝多芬未竟之作的续写。2022年8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艺术博览会的年度比赛中，AI画作《太空歌剧院》（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获得数字艺术类蓝色丝带奖。诸如此类的事件，引发了艺术界关于如何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简称GAI）作品在创造力、艺术性、作者身份、版权、审美、真实性等问题上的广泛争论。此类争论并不新鲜，早在摄影术诞生之初就已出现，如果我们仅仅将关于GAI艺术的争论理解为对既有艺术观念的冲击，就可能重蹈覆辙，陷入不断重复的争论之中。事实上，GAI艺术所带来的最本质的挑战，不在于作者身份的模糊和版权归属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电影、戏剧等集体创作中早已存在，况且所有AI作品都面临类似的困扰——而在于它对艺术的存在论基础提出了挑战，并由此衍生出在传统伦理学框架内难以消解的伦理困境。本文试图通过对GAI技术及GAI艺术各自的特殊性进行探讨，揭示GAI艺术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并提出化解思路。

[美]杰森·艾伦：《太空歌剧院》，Midjourney生成图像，2022年。

要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的特殊性，首先需要明确在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中，GAI技术本身有何不同。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艺术的创作与传播方式总是会随着技术变革而发生深刻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AI技术出现之前，技术对于艺术而言，只是艺术家表达情感与思想的辅助工具，仅具备纯粹的工具性。GAI诞生后，技术表现出的工具性与类人性，使其成为一种介于人与工具之间的、新型的“异质性主体”。所谓“异质性”，是指它不同于人类，它是物理与数学意义上的主体；而之所以称之为“主体”，是因为它具有适应性、互动性乃至自主性，并日益介入那些原本需要人类思考才能完成的领域。这带来了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双重自动化与智能化。

这种双重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发展，使人类生活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被不断数字化和智能化，正在形成一个“智能世界”。在三个传统的世界中，人类曾是唯一的主体；而在智能世界里，首次出现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主体：人类与人工智能。在主体性问题上，人类与人工智能最大的差异不在于功能，而在于是否具有自主且自觉的价值承载与责任担当。如果我们将那些基于人类认知所确立的自主性、意向性、创造力、审美判断乃至意识等概念，直接套用于作为“异质性主体”的GAI上，便很容易陷入语义陷阱。为避免由此造成的无意义争论，我们需要意识到，GAI的类人性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概念投射，而非价值意义上的概念赋义。这意味着，人类如何学会在这个双重主体的世界里更好地生存，已成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域来看，现有的制度安排、概念框架、问责机制、社会秩序、思维方式、创作理念、审美标准等一切社会秩序与人文涵养，都是围绕人建立起来的。当前，GAI系统的概率运算机制虽然会将训练数据中最有可能的“共识”呈现在输出结果中，但就其实质而言，GAI系统本身并不具备人类主体性意义上的自主且自觉的价值理想。GAI系统固有的“功能模拟”与“价值缺席”之间的内在张力，正是当前GAI系统无法解决价值对齐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GAI艺术领域，价值对齐问题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在审美层面，GAI系统需要对齐的究竟是什么？是当前艺术市场的“畅销风格”，还是艺术史经典作品的“权威品味”，抑或某种理想化的“审美多样性”？在文化层面，GAI系统会“内化”并放大主流文化，同时遮蔽弱势文化。由此可见，如何在智能世界里与GAI更好地共存，不仅是学界理解GAI艺术需要直面的问题，更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文明挑战。正是智能世界中的“异质性主体”与GAI系统固有的“功能-价值”悖论，使得GAI艺术与此前所有技术介入的艺术形态都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由此，GAI艺术的特殊性得以显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的特殊性，归根结底来自GAI作为“异质性主体”介入人类文化核心领域所引发的变化。GAI技术不只是为艺术工具箱里增加了一种新的“画笔”，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家对“谁在创作”“创作意味着什么”“为何珍惜艺术”等元问题的思考。GAI系统固有的“能说会做”功能模拟效果，使GAI艺术成为可能；而GAI系统所缺失的那种自主且自觉的“价值承载”，则引发了关于GAI艺术的“技术决定论”与“人文艺术中心论”之争。技术决定论者主要立足于GAI的功能模拟，认为GAI同样具有创造力，其作品同样具有艺术性；人文艺术中心论者则站在艺术人文性立场上指出，虽然GAI系统能写诗、谱曲、作画，但其固有的“本质缺失”使它丧失了艺术应有的时空追溯与意图来源，也缺乏嵌入世界的意义表达及对真实性的担保。参与论争的双方之所以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智能世界里双重主体之间的互斥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争），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也忽视了由此所导致的深层变化。 

事实上，生活在智能世界中，需要超越以单一主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将作为“异质性主体”的GAI纳入考量视域，并在“人机双向赋艺”的实践过程中推动艺术的超越性发展。然而，“人机双向赋艺”并不是无艺术造诣的人或初学者所能驾驭的。普通人借助GAI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家借助GAI进行创作，在意图的深度、控制力、价值判断及作品的一致性上，往往属于不同的级别。根据美国现象学家德雷福斯（Dreyfus）的“技能获得模型”，学习者在技能进阶过程中，其能力的提升并非源于规则的积累，而是必须经历一个从遵循规则到超越规则的转变过程。只有嵌入真实的实践，并在试错中不断积累经验，才能培养出直觉能力。学习者只有通过亲力亲为的实际操作，才能最终成长为专家级的艺术家，也才有能力对GAI艺术作出鉴别与判断，并从中汲取富有创造性的灵感，实现技能进阶。毕竟，没有专业能力，就谈不上鉴别与选择。

202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发布了一项实验研究：借助智能工具进行写作的实验组，相比于不使用工具的“纯脑组”，前者的大脑神经连接数量逐渐减少，其作品的雷同性也较高，并出现“技能退化”现象。同样，艺术创作者如果过早地依赖GAI进行创作，其认知和操作能力很可能被锁定在初级阶段，从而丧失对艺术的鉴别力与判断力。事实上，GAI技术虽然在表面上降低了艺术创作的门槛，却对艺术家的艺术鉴别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GAI艺术的创作过程与传统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截然不同，至少体现出五个方面的独特性。

第一，创作主体的特殊性。传统艺术的创作主体是单一的自然人，如画家、诗人、作曲家。即使在电影、戏剧、大型壁画等集体创作中，我们仍然可以识别出最终的“作者”或一组可明确归责的人类主体（如导演、编剧、制片人等）。这些主体具有可追溯的创作意图、大体可控的创作过程，以及在现代法律框架下的明确身份。GAI艺术的创作主体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个体，而是一个“复合主体”，既包括决策者、程序员、语料提供者、标注员、架构师、提示词的提供者等众多人类参与者，也包括作为“异质性主体”的GAI系统本身。这种多主体形态在艺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创作来源的特殊性。传统艺术高度重视个人体验，而GAI艺术则依赖数据库。GAI艺术基于数据库获得最大概率的共现，体现的是“平均值”，实质上是特定人群基于过往经验所形成的“集体印记”。创作者特有的个人经验、情感寄托、人生阅历、人际交往等在艺术表达中至关重要的元素，GAI艺术并不真正“拥有”。更准确地说，GAI艺术所呈现的并非个体的独特感受，而是许多人共有的时代性经历。GAI的创作来源高度依赖训练数据，因此GAI艺术的风格本质上是训练数据库中最有可能存在的风格，而非源于创作者的真实体验与个人情怀。

第三，创作方式的特殊性。传统艺术创作，无论雕塑、绘画还是诗歌、音乐，都是人类技能的呈现。例如，画家在画布上一笔笔涂抹，音乐家在乐谱上反复修改，这个过程既体现了艺术家在创作时的身体性投入，也承载着创作者的所思所想。而在GAI艺术中，创作变成了一种“配置”行为：创作者成了GAI系统的使用者，GAI系统反而成了“创作者”，它根据接收到的输入信息，生成输出结果。生成结果的概率机制，使得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对于使用者而言像是一个“黑箱”。于是，艺术创作者仅仅成为提示词和要求的输入者。这种“配置式创作”或“提示性创作”在降低对创作者艺术素养要求的同时，也弱化了创作者对作品的控制力。

第四，作品形态的特殊性。在多数以人类为主体的艺术创作中，每一件作品都可被视为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同一位艺术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心境下创作相似的作品，其形态也各不相同。传统艺术作品往往承载着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意图，以及创作的时间、地点等个性化要素。而GAI艺术品与这些个性化特征无必然关联，因而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唯一性：在相同输入且固定随机种子的条件下，GAI系统可以生成相同的结果，这使得“原作”与“复制品”在本体上不再有必然区别。因此，GAI作品不仅可以无限复制，其数字形态也不再具备物理载体所承载的那种质感。

第五，作品与鉴赏者关系的特殊性。传统艺术中的审美关系，建立在创作者与鉴赏者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风靡世界并成为传世经典，是因为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中捕捉到特有的情感共鸣与人生启迪。而面对GAI作品时，我们往往不再优先寻找情感共鸣，取而代之的是对其输出效果的惊艳与赞美。这是对技术效果的惊叹，而非对作品背景与意图的挖掘。虽然GAI作品的模仿性使其与被模仿的作品存在某种相似性，但它已经与传统艺术鉴赏过程中通过情感共鸣来理解作品的审美方式解耦。GAI艺术是一种无主体的艺术，它强调的是“效果”而非“表达”，是“模仿”而非“体验”。

以上五个方面的特殊性表明，GAI艺术并非传统艺术在新技术条件下的简单延伸，而是在创作主体、创作来源、创作方式、作品形态及审美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的新型艺术形态。正是这些改变，使GAI艺术陷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

艺术家chacha855使用Midjourney生成的作品，图片来源：“AIArtWorks”微信公众号，2026年6月13日。

现有研究在讨论GAI艺术的伦理困境时，通常关注的是作者身份、版权归属、算法偏置及真实性的消解等问题。这些讨论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仍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直接回应上，对问题背后更为根本的、深层次的追问回应不足。GAI艺术陷入伦理困境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从德雷福斯的“技能获得模型”来看，GAI艺术虽然与“多主体”相关，是集体之作，但作为“异质性主体”的GAI是“无身”的智能系统。它的“无身”性，使其无法承担人类技能发展过程中与身体、情感、判断等息息相关的伦理责任。因而，GAI艺术的伦理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自律到他律的伦理困境。在传统艺术中，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存在自律关系。这种自律既包括创作的自由，也包括责任的承担，即艺术家需要对作品负责，不能以欺骗手段对待收藏者或鉴赏者。一幅画是否为倾心之作，一首诗是否是真诚的表达，都指向一个可被追问、可被评价的道德主体。在康德的伦理框架中，自律是道德行为的根基。而GAI系统本身并没有这种自律性，它本质上是“他律”的：所谓“创作”驱动力来自外部因素，即训练数据、算法架构、用户提示、平台规则等。GAI艺术的他律性，将传统意义上的自律拆解为彼此隔离的决策行为。当我们试图用单一主体的责任框架去框定多主体、无中心的“人-机复合体”时，自然会处处碰壁。从自律到他律的转变，不仅是艺术创作范式的改变，更是责任伦理范式的改变。这迫使我们反思：当GAI艺术消解了“有意愿的主体”这一责任前提时，如何重建可操作的问责机制？是建立类似产品质量把控的严格责任原则，还是建构新的“算法责任保险”与“分布式追溯”体系？这些问题目前尚无现成答案，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根本的认知：在智能世界里，我们的伦理与法律框架必须作出结构性调整。

第二，价值偏置（Value Bias）客观化的伦理困境。在传统艺术中，艺术家的偏见通常被认为是主观的，源于创作者的个人经历、情感倾向、价值立场与审美判断等。正因偏见是主观的，艺术家需要为其作品所体现的偏见承担道德责任：无论是蓄意传播歧视，还是无意中强化了刻板印象，都可以追溯到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主体，并据此进行问责。而在GAI艺术中，偏置（bias）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GAI系统的既有偏置被认为是客观的，因为它内嵌于训练数据之中，固化于数据编码与模型框架之内，是系统运行无法避免的伴生结果。这种客观化，可能导致伦理责任被稀释或消解，使追责程序陷入“有集体行动，却无人买单”的僵局；也可能带来弱化问责机制的风险，最终使人们对艺术作品之价值立场的敏感性与社会批判性发生萎缩。这意味着，GAI艺术的伦理已不再是“艺术家如何做好自己”，而是“我们如何共同设计一个更公正的系统”。价值偏置客观化并非取消伦理责任，而是将责任从个体层面提升到制度与技术的集体层面。如何在这一新格局中既不消解问责，又不陷入技术决定论，成为当代人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第三，“本质缺失”的伦理困境。GAI艺术没有内在意图——这一“本质缺失”由其运作机制所决定。在传统艺术中，意图是艺术作品的道德与价值基点。作品背后可被追问的“创作者意图”，是对艺术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如是否蓄意欺骗）、责任追究（如是否抄袭）及价值追问（如作品想表达什么）的前提条件。创作者的意图使艺术成为有源头、可解释、可负责的人类实践。而GAI艺术使这些追问失去了问责的靶点，侵权指控陷入“有损害，难问责”的僵局。例如，当GAI作品在匿名测试中能够“以假乱真”，甚至在某些审美维度上获得高于人类艺术家的评分时，艺术的价值评判标准本身是否正在被技术重构？这不是传统伦理学中的“无心之失”（如过失）所能涵盖的，而是“去主体化的伦理事件”。因此，GAI艺术的“本质缺失”所带来的根本性挑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概念性的：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可能，为没有内在意图的创作行为建立新的责任框架？这个问题不再是简单地修改版权法或扩大“合理使用”范围所能解决的，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作者”“意图”“责任”“创造力”等概念在双重主体世界中的适用边界。

第四，结构性置换的伦理困境。传统艺术的基本结构是“人—世界—人”。艺术家借助作品表达其对世界的感知、体验与理解；观众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回溯艺术家的意图。这一过程构成了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解释学循环，艺术由此成为人类共情与相互理解的媒介。而在GAI艺术中，这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置换，变为“人—算法—人”。这意味着，GAI艺术所面对的不再是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数据投影；技术固有的“幻觉率”甚至会使作品产生扭曲或“幻觉”，生成在统计上合理但事实上不存在的对象或关系。这样一来，GAI艺术不再是通向真实的桥梁，反而成为遮蔽真实的幕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赋予GAI艺术“向善”的追求，已不是向创作者提出“真诚”“负责”等道德要求所能解决的，而必须通过外部约束来实现，如设计中的价值对齐、数据筛选中的伦理审查、使用过程中的责任分配等。GAI艺术的责任外嵌，向我们提出一个深层追问：在智能世界里，我们该如何面对一个只有效果却没有情感共鸣的艺术世界？

第五，有损害却难问责的伦理困境。一方面，在传统艺术中，从艺术家创作作品，到作品造成损害，再到艺术家承担责任，这个过程有着清晰的因果链条。然而，在GAI艺术中，从训练数据的选择、模型架构的设计、参数的调试、用户提示的输入，到输出结果的生成与传播，涉及无数个环节与决策点。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对最终输出产生影响，但没有一个环节是独立的决定性因素。当GAI系统生成侵权内容、复现有害偏置、输出虚假信息时，虽然它展现出超出简单工具的自主性，却没有道德主体的内在性，因而无法承担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这就出现了一种“人人有份、人人无责”的现实困境。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肇事者逃逸”，而是“肇事者缺失”，无法被纳入以“主体-客体”二元划分为前提的传统责任框架。另一方面，当GAI生成的作品与原艺术家的作品形成竞争关系时，公平与抄袭的边界在哪里？当“提示性创作”使普通人也能生成“精美”图像，进而冲击专业艺术家的生计与尊严时，技术民主化与职业化之间的张力又该如何平衡？这些问题暴露了传统责任伦理在双重主体的智能世界中的失语或危机，促使我们从寻找“由谁负责”，转向探索“如何负责”。这不仅是法学界的课题，也是整个社会在智能时代必须面对的责任伦理转型。

第六，从“再现世界”到“拟像生成”的伦理困境。传统艺术无论采取何种形态（如写实、抽象、反讽等），其核心特征都在于“与世界或人的指称关系”。一幅写实绘画指向外部对象，一首抒情诗指向内心情感，一幅讽刺漫画指向社会现实，这些真实性既是审美判断的依据，也是艺术承载道德重量的前提。GAI艺术则遵循完全不同的生成逻辑：它不是对世界的再现，而是对数据的重组；不是对情感的抒发，而是对统计分布的采样；不是对真实的指称，而是对符号的再符号化。GAI艺术从“再现世界”转向构建“拟像世界”，不仅从根本上弱化了“真实”的维度，悬置了艺术的求真功能，而且无法承载道德重量，使艺术从“有担当的言说”退化为“无负担的表演”。更严重的是，当GAI艺术加速了拟像取代真实的进程，我们可能会逐渐丧失辨别真实与拟像的能力，甚至丧失对真实的渴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GAI艺术的价值，将直接决定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由拟像构成的艺术未来。

第七，真实性担保缺失的伦理困境。在传统艺术中，真实性担保是伦理责任的前提。正因为作品有真实的来源，我们才能追问创作者是否歪曲了事实？是否美化了暴力？是否篡改了记忆？这些追问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存在一个“本来真实”的参照物。然而，GAI艺术取消了这一对照对象：它不是歪曲真实，而是根本与真实无关。因此，针对GAI作品提出“是否真实”的问题，在逻辑上是错位的。但问题在于，当艺术彻底退出真实的领地时，也就退出了伦理评判的领地。例如，批评一幅GAI生成的“长征图”不尊重历史时，我们无法指责它“撒谎”，因为它根本没有做出任何真实的陈述。这不仅导致伦理责任在真实担保缺失之处悄然悬置，也导致对历史的消解。这不只是技术问题，也不只是美学问题，而是关乎我们如何与历史、记忆、真相和他人发生真实关联的存在论问题。当艺术不再承诺真实，依然可以说是悦目的、惊人的、有趣的，但它已相应地失去了作为见证、作为记忆、作为共情媒介的能力。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将历史记忆、苦难见证、共情能力等交付给一个从未在场的GAI系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定位GAI艺术在文化中的位置，也提示我们是否应该更加珍视那些只有真实身体的在场才能承载的东西。

第八，解构传统艺术理论的伦理困境。关于GAI艺术是否是艺术的争论表明，无论人们认为它拉低了艺术的高度，还是视之为对传统的变革，争论本身的深层意义不在于结论如何，而在于它暴露出一个事实：现有的艺术理论、美学标准和伦理框架在GAI艺术面前已经失效。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艺术理论，也不能沿用工具论视角来看待GAI艺术，而需要从GAI艺术的特殊性出发，把握它与人类艺术的差异，建构适合“人-机复合体”的新艺术理论和伦理标准。因此，GAI艺术带来了解构与重构的双重任务：解构以人类为中心的艺术概念体系及其道德预设；重构人-机共生意义上的艺术理解、价值尺度和伦理约束。这种重构并非“人本主义”的终结，而是成为反思人性之镜，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的内禀性。

总而言之，GAI艺术的伦理困境，并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道德原则的质疑或挑战，而是对我们珍惜真实的能力的挑战。这种能力，即对“什么是真实”的辨识、尊重和依赖，恰恰是我们据以建立所有规则的根基。因此，GAI带来的不是艺术的终结，而是艺术伦理范式的重建。当艺术品从个人情感寄托转变为技术事实，当技术事实成为艺术发展的新入口，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根本性的选择：在一个真实与拟像日益难辨的智能世界里，我们是否仍然愿意为坚守真实付出代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也将决定我们作为人类主体的尊严与边界。

艺术家edmaseda99使用Midjourney生成的作品，图片来源：“AIArtWorks”微信公众号，2026年6月17日。

综上所述，面对GAI艺术的伦理困境，我们既不能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的人文主义怀旧，也不能放任技术逻辑吞噬艺术的人文根基。应将GAI艺术作为照亮艺术本性与人性的一面镜子，采取“人机双向赋艺”的实践进路。一方面，人类有意识地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力、判断力与伦理意识注入GAI系统的设计、训练与使用中，这是“人赋艺于GAI”。这种赋艺不是让机器“学会艺术”，而是通过优化数据库的构成、提升训练数据的文化多样性与历史真实性、嵌入可追溯的意图标记与责任节点，使GAI成为能够服务于人类艺术创造的可靠伙伴。人的艺术修养越高，赋予机器的“艺术基因”便越纯正。另一方面，艺术家在良性的人机互动中，可以借助GAI系统打开未曾预见的视觉可能，打破惯性思维的桎梏，激发全新的创作灵感，这是“GAI对人的赋艺”。这种赋艺不是机器“教人艺术”，而是机器作为“异质性主体”，以其无意图但高效的生成能力，扩展人类审美判断的“可能空间”。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懂得如何从GAI的“错误”与“意外”中汲取养分，而避免被其平均化的输出所驯化。这种“人机双向赋艺”的本质，是一种正向的、相互提升的互补型共生关系，而非相互拉低的技术替代。这一正向过程的展开，同时也伴随着技术架构的伦理化重构，最终使GAI成为人与人精神沟通的桥梁和催化剂，而非屏障和替代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智能技术与哲学发展及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320）阶段性成果。

成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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