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设计 - 皇城与地方的舞蹈PK

皇城构成了今天中国舞蹈的建制，由最高权力部门和最高学府向地方一级一级地贯彻红头文件下的身体规训：古典舞要求“基训+身韵”！民间舞要求“芭蕾规整+汉藏蒙维朝”！编导要求“接触磨合+跌倒爬起”！如此，地方性的藏区舞蹈就要贯彻“开绷直立”（见图1），而布达拉宫的“噶尔”却不许问津中国古典舞（见图2）。不仅如此，江南吴越人要学豪放派的蒙古舞，河西走廊氐羌后裔要学婉约派的安徽花鼓灯……谁敢不从？盖国徽章的比赛、真金白银的考级、政绩工程的舞剧都是地方舞蹈工作者的生存之路，由皇城把关人拍板。问题还不止于此，地方好苗子纷纷涌进皇城，而皇城的专家则不用下驾，只凭巨大孵化器孵化出的徒子徒孙就能用章鱼的吸盘吸住地方，保证建制稳如泰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但“从来如此便对吗？”（鲁迅《狂人日记》）不知道；只知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两汉不是这么做中央和地方舞蹈的。

(图1：藏区的学生要接受当代中国古典舞的规训)

(图2：布达拉宫跳了380年的“噶尔”至今与中国古典舞无关)

集权与赋权的汉代舞蹈管理
以袖舞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好像把一块石头抛到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的波纹”，由此形成“差序格局”，每一圈差序就是一群人，一个地方，一个社会阶层。汉王朝的差序格局是以血缘为核心、按战功行赏的社会关系与价值排序。但从舞蹈的主体身份来讲，“汉家天下四百年”的舞蹈却是一种众生平等、各舞其舞的“无差序格局”，它们既普遍地存在于贵族阶层中，也同样纵向和横向地存在于平民阶层与四夷之中，像西汉皇城长安（见图3、图4）。

（图3：西汉长安皇族礼仪长袖舞）

（图4：西汉长安军士舞及局部单筒袖表演）

这种无差序的袖舞自有其背景，《汉兴》一书将秦末汉初(前 180 至前 141 年)称之为“后战国时代”。这一时代由“军功受益阶层”开创，形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高度政治统一与有效地方治理的和谐状态——脱离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束缚，走向中央和地方的相互支撑和配合，让古代封建社会能够在比较宽松、宽容和多元氛围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凝聚力，它揭开了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背后所代表的一种政治理想:不同于西周，不同于春秋战国，也不同于秦，其特征是朝廷重视和赋权地方，地方高度认同朝廷，双方之间的政治均衡得以建立，国家得以走上长治久安的发展轨道。这种情况从“汉高祖接受相对的有限皇权”即已开始，关注到朝廷与贵族或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由此连接到百姓，使得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形成，从而也带来一种 “和谐因而坚固的政治文化认同”。舞蹈处身文化中，由此也在汉代文化生活中形成一种水银泻地的景观，像长安东西南北和而不同的袖舞（见5、图6、图7、图8）。

(图5：河南长袖舞的肃穆)

(图6：四川长袖套袖舞的活泼)

(图7：安徽长袖套袖舞的雅致)

(图8：陕北长袖舞的厚重)

这种景观在汉武帝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双向并进的格局——中央政府的乐府机构和地方王侯乐舞伎培养各司其职，殊途同归。《汉书·礼乐志》《后汉书》及出土汉简有载：汉武帝扩建乐府后，汉乐府在编的乐工、歌伎、舞者、杂役总计829人，以专职乐舞人为主体。地方诸侯王家伎数量分为制度规定者与逾制者两类：武帝前官方礼乐制规定30–50人；列侯（县级侯爵）限额10–20人。武帝朝普遍逾制，大封地诸侯王及富庶强藩可达100–200人；中等诸侯约60–100人；偏远弱势诸侯多维持在乐礼制内30–50人。汉武帝朝在册诸侯王共20余位，取中间值核算，诸侯家伎总规模约 2000人上下，不含普通列侯。如此，乐府人数：诸侯王家伎人数 ≈ 829 : 2000 ≈ 1 : 2.41，地方不亚于中央，从河北到内蒙，从山东到江苏（见图9、图10、图11、图12）。

(图9：河北赵女长袖舞的妖娆)

(图10：内蒙古长袖舞伎的放达)

(图11：山东长袖巫舞的狞厉)

(图12：江苏长袖套螺袖舞的优雅)

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培养目标各不相同：中央乐府乐舞重国家礼仪规范，场面宏大，强调庄重典雅，如郊祀、朝会、宴飨及乐舞百戏，面向全国，“三百里皆观”，兼具政治与审美功能。诸侯王乐舞重地方特色和日常生活，不染国家大典，礼乐制地位也在天子八佾以下，由此形成区域性和民族性多元风格，凡此均在“长袖善舞”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以西汉长安的手袖威仪（见图3）为坐标，东面有东京河南的肃穆（见图5），燕赵河北的妖娆（见图9），齐鲁山东的狞厉（见图11），楚地徐州的优雅（见图12）；南面则有安徽的雅致（见图7），浙江的优美（见图13），广东的轻盈（见图14）；向西，是巴蜀四川的活泼快乐（见图6）；向北，就是边塞陕北的厚重（见图8）和塞外内蒙古的放达（见图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