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虎镇五毒”是我国民间美术中常见的吉祥图式，多见于端午节相关的民俗活动中。该图式源自阴阳五行观念下的岁时认知，融合虎图腾崇拜和毒虫禳解习俗，体现了贯通天文历法和伦理教化的文化体系。“虎镇五毒”图式具有包括“驱邪纳吉”“护子求生”和“天人合一”在内的三重文化观念，集中体现了“天人相应”“五行生克”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哲学精神。

【关键词】民间美术；虎镇五毒；端午；造型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自古流行佩戴艾叶、系端午索、饮用药酒、竞渡等节俗。在辟邪祛病、祈求安康的朴素愿望下，民间还将“虎镇五毒”这一典型图式广泛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虎镇五毒”图式是民众运用民间色彩、工艺、材料等造型手段，对自然物象加以提炼和概括后创造出来的传统图示，体现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哲学观念。图式的构成通常为“神虎”镇压“五毒”——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等“毒虫”。端午节期间，民众常在家中张贴“虎镇五毒”图式的剪纸、年画，也将该图式绣在儿童的衣帽、鞋子上，其驱邪护佑的文化功能在日常实践中得以延续。

“虎镇五毒”图式蕴含着深厚的民间造型观念。学界既有研究中，对民间造型观念的探讨多从文化观念与视觉形式的关联切入。张道一提出，任何艺术均需借助一定的物质来反映特定的思想意识，成为观念形态^[1]。吕品田认为，中国民间文化观念融合了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审美意识与功利意识，对民间美术的思想内涵、艺术表现和功能产生影响^[2]。亦有左汉中^[3]、孙建君^[4]等学者从民间造型本体入手，从形态学角度研究民间造型特征和图案纹饰。

从图式本身来看，“虎镇五毒”是中国民众基于共同的知识体系、民间信仰观念和审美逻辑，逐步建构并不断传承的造型艺术，反映并满足着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针对“虎镇五毒”图式的探讨，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其一为节日民俗研究，从端午节切入，探讨图式辟邪禳灾的仪式功能。据朱培初考证，“五毒”纹饰在宋代已广泛运用于香包、“五毒”衣等民间工艺，与“艾虎”共同构成端午厌胜体系^[5]。向柏松提出，“艾虎”与“五毒”纹饰通过“以毒攻毒”的象征逻辑实现驱邪保平安的功利诉求^[6]。胡继艳、杜裕民进一步揭示，“五毒”“艾虎”纹饰蕴含着“人道与天道统一”的哲学内涵^[7]。其二为艺术本体研究，聚焦图式的构成特征和形式演变。例如，张蕾以明代“虎镇五毒”方补纹饰为例，解析其“中心突出、主次分明”的构图法则^[8]；郑胜利则将“五毒”纹饰归纳为五方聚合、大小叠合、自由离合三类构图模式，揭示地域性差异和形式多样性^[9]。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对“虎镇五毒”图式的功能描述与类型归纳，尚缺乏对图式内部生成逻辑和外部文化语境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层考察。换言之，在厘清“虎镇五毒”图式的民俗功能和造型特征之后，还需进一步探究：这一图式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保持活力，成为端午节期间民众的普遍选择；中国民众选择将虎与“五毒”形象结合的内在动力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解读“虎”在图式中的核心意象，进而揭示“虎镇五毒”图式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本文立足民间造型体系，聚焦民众对虎与“五毒”造型的认知规律与审美逻辑，探究“虎镇五毒”图式的文化内涵及其在端午节俗中活态传承的理论依据。

“虎镇五毒”作为中国民间美术中的典型图式，其形成与阴阳五行观念、禳解仪式及图腾崇拜等多重文化因素相关。在长期的社会演进中，该图式与端午节令习俗相结合，成为节俗活动中用以驱邪禳灾的重要文化符号。依托活态民俗实践，“虎镇五毒”图式在当代社会依然保持生命力，体现出民俗文化与民众情感的深层互动，是民间美术在当下语境中延续与发展的重要面向。

（一）“虎镇五毒”图式的生成

端午，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五”“端阳”“重五”等，与夏至时令的阴阳消长规律有密切联系^[10]。早在殷商时期，先民总结生产实践中天文、物候的变化，形成夏至、冬至的概念。西周时期，已能规定四个节气^[11]。结合古代时间体系和干支历法来看，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五月即“午月”。“午”在五行中属火。《说文解字》解释：“午，啎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12]古人对五月阴阳之气变化有敏锐洞察，阴气逆行与阳气“冒地而出”体现出自然的动态平衡和变化规律。

伴随农历五月的气候转化，毒虫盛行。《四民月令》载：“五月。芒种节后，暖气始盛，虫、蠧并兴。”^[13]“五毒”一词最早见于典籍《周礼·天官》：“凡疗疡，以五毒攻之。”^[14]彼时“五毒”指五种有毒的药物，尚未与五类毒虫对应，但随着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在汉代之后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器皿中发现多种毒虫形象，如东晋越窑堆塑“谷仓罐”的罐腹分散装饰蝎子、壁虎、蜈蚣、蟾蜍、蛇五种“毒虫”^[15]。这时出现的五种“毒虫”形象与后来的“五毒”文化有了一定关联性。唐代《酉阳杂俎》记载：“北朝妇人，常以冬至日进履袜及靴……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皆结为人像带之。”^[16]可见，北朝时期民间已有“五毒”图像，且承担辟邪禳灾的民俗功能。宋代，“五毒”图式已趋成熟。至明代，“五毒”纹饰基本确定，广泛应用在刺绣、服饰、玩具等手工艺品中。

所谓“五毒”，是由五个具象符号构成的传统图式。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五毒”的形象存在差异。北朝时期民间流行的“五时图”即是“五毒”图式的前身，包括蛇、蝎、蟾蜍、蜥蜴、蜈蚣五类虫^[17]；宋代《武林旧事》中则将“蜈蚣、蛇、蝎、蜥蜴”等归为“毒虫”^[18]；清代《言鲭·谷雨五毒》中记载的“五毒”为蝎子、蜈蚣、蛇虺、蜂、蜮^[19]。综合来看，民间最常见的“五毒”形象还属蟾蜍、蝎子、蛇、壁虎、蜈蚣五种生物；有些地区以蜘蛛形象取代蟾蜍。在五月端午防瘟祛疫的情境下，“五毒”属阴，需要用属阳的生物或物品来震慑。

在中国民间观念中，虎体型雄健，气势威严，代表着力量与阳刚之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们的认知进一步提高，开始通过构建神灵体系实现自身生存发展和阶级统治需要，虎也被赋予特殊、强大的神力。体现在与虎相关的图式上，其既成为羽化升仙的工具，又被赋予驱邪除魔的神力。汉代应劭《风俗通义》：“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20]即指出，虎是属阳性的生物，将其画于门上可以镇压邪物、保卫安宁。唐代《酉阳杂俎》也有相应记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聻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疫疠也。”^[21]这类记载反映出虎在民间思维中从山林猛兽向“辟邪阳物”的转化，同时也推动相关民俗的形成。在陕西民间文化中，虎往往作为阳性力量的象征，被赋予鲜明的性别指向。比如，通常虎头帽只赠予男童，取威猛刚健之意；女童则多佩戴莲花帽、凤凰帽，寓意柔美灵巧。榆林等地清明习俗中，女子要向男方赠送虎馍，寓意男子吃后如虎般强健有力；女子则食用“篮篮”馍，寄托心灵手巧的期许^[22]。可见，虎因其震邪属性与威慑功能，成为民间信仰体系中备受推崇的守护神，广泛出现于民众生活中。

在阴阳相生相克的思想体系下，逐渐形成“虎镇五毒”的独特艺术造型。图式通常以虎为主体，四周环绕由蝎子、蛇、蜈蚣、蟾蜍、壁虎等构成的“五毒”图像，以示神虎镇毒虫。“虎”与“五毒”的结合可追溯至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载：端午“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23]。至明代进一步制度化为宫廷与民间共享的节庆核心符号。故宫博物院藏明代“红地奔虎五毒妆花纱裱片”即为这一时期图式应用的实物例证，纹饰构成直观呈现时人借虎威以禳解“五毒”、驱疫避害的功能指向（图1）。《帝京岁时纪胜》载：“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逢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24]其中，“五毒老虎等式”正是“虎镇五毒”图式在清代京畿地区端午民俗中传承的写照。

▲ 图1 故宫藏“红地奔虎五毒妆花纱裱片”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二）“虎镇五毒”图式的活态传承

农历五月在民俗语境下，常被称为“毒月”“恶月”。为禳灾避邪、规避病害，后世产生诸多禁忌与习俗，形成丰富的端午节民俗，如饮雄黄酒、悬挂菖蒲艾叶、兰汤沐浴、采百草、佩戴“艾虎”等，以此用来防止“恶月恶日”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产生影响，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

在这一特定的民俗语境下，“虎镇五毒”图式成为端午节民众观念的视觉载体，凝聚着民众朴素的生存智慧与精神信仰。随着时代发展，这一图式在岁时礼俗中仍葆有持久的生命力，以刺绣、香包、剪纸、年画等多样化的民间工艺形态为载体，构成传统节俗在当代社会的活态传承。例如，山东省蓬莱地区至今流行一类“老虎除五毒”剪纸（图2），主要在端午节期间剪贴。剪纸融道教符咒、神仙法器、毒虫、神虎于一体，主体为葫芦，葫芦内上部为猛虎，虎爪下部镇压“五毒”。葫芦收口处为厌胜钱纹，一把菖蒲剑斜插过葫芦，为其增加威力。一般将老虎、葫芦贴在双扇门上。五月初一小端午先贴一扇门，待五月初五大端午时再迎着太阳贴另一扇门。同时，还要在门上挂布猴、插艾子，门槛上贴“五毒”蛤蟆和火钳夹蝎子的剪纸。在后吊窗、锅台后、炕沿贴鸡吃蝎子、剪子剪蝎子、锥子刺蝎子的剪纸^[25]。甘肃、陕西一带，端午节前后孩子要穿“虎镇五毒”的背心、马甲，陕北妇女还会在孩子肩头缝上一对布老虎，用来保护儿童，辟邪禳灾^[26]。在非遗文创设计中，“虎镇五毒”图式同样被广泛运用，尤其在端午时节，以该图式为核心的刺绣香包、挂件等衍生品深受消费市场青睐。如陕西西秦刺绣中的五毒布老虎，虎身常绣制蜈蚣、蝎子等“五毒”纹饰，借虎的威猛镇伏毒虫，寓意百毒不侵。2023年，某时尚品牌与云南彝族刺绣传承群体合作，推出“虎镇五毒”主题端午香囊，在当地土布上施以打籽绣、平针绣等传统针法，呈现民族工艺特色。

▲ 图2 山东省蓬莱地区“老虎除五毒”剪纸^[27]

“虎镇五毒”图式在当代端午习俗中呈现较为稳定的存续状态。从地域分布看，这一图式以黄河流域的乡村为重心，尤以庆阳香包绣制、西秦刺绣、安塞剪纸、烟台剪纸等具有代表性，并辐射至全国多地的节俗实践。造型演变上，也逐步具有时代特征，展现出传承活力。这些现象表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虎镇五毒”并非静止的民俗遗存，而是处于持续流变中的活态文化符号。

民间美术中，“虎镇五毒”图式在长期传承中呈现出灵活多变的造型特征。创作者依据主观想象，将原生性认知与象征隐喻相结合，通过“虎”与“五毒”形象的造型转化传递文化观念。该图式依托多元物质载体，以特定方式承载不同禳解习俗，从而彰显民间美术在视觉表达层面的主观创造性。这种主观性，使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与时代性。

（一）突出主体的构成关系

“虎镇五毒”图式由多种动物造型构成，因此，在空间结构中，主体形象通常处于中心位置，并通过强化与其他元素之间的体量差异，确立起视觉式样的主导重心。这种构图方式旨在达到阴阳调和的审美意趣，使图式呈现均衡稳定的视觉秩序和层次分明的节奏感。

一般来说，神虎起到镇压毒物的作用，视觉效果必定突出，因此多位于中央位置，彰显虎的威严雄武；“五毒”数量多，但体态相对较小，多分散环绕在虎四周，整体布局呈现出匀称均衡的效果。为丰富构图，民间艺人还会在“虎镇五毒”图式四周装饰吉祥动植物，达到远近、虚实均衡的平衡效果，营造出和谐之美。如山西地区的“虎镇五毒”兜肚（图3），神虎口衔艾草居于中央，组合构成“艾虎”纹饰，谐音“爱护”，暗含护佑子嗣、珍视生命之意。上下环绕着蟾蜍、蜘蛛、蝎子、蛇，以示“五毒”，形成主次分明的图示构成。为增强图式的吉祥寓意和层次，还在周围点缀桃子、石榴等植物纹饰。在民间文化中，桃子象征长寿多福；石榴多籽，象征多子多福。此类复合纹饰常被绣饰在孩子的贴身衣物上，保佑孩子健康成长，远离灾难与疾病，隐喻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甘肃、陕西一带流行的“虎镇五毒”布老虎（图4），是以立体的表现手法体现二者的位置关系。其中，布老虎作为主体，“五毒”则以贴绣的形式缝在虎的背部，艺人表示：“这样‘虎’就把‘毒虫’吃到肚里去了。”
^[28]这种行为本质上源自民间艺人“具象转化”的原始性思维，她们将心中危险的动物形象转化为具体图像，通过巫术逻辑和联想隐喻，满足护佑子嗣的情感需求，这也正是民间美术在造型观念上具有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 图3 山西省“虎镇五毒”兜肚

（潘鲁生民艺馆 藏，李静宜 拍摄）

▲ 图4 甘肃省庆阳市“虎镇五毒”布老虎

（庆阳仁民香包博物馆 藏，李静宜 拍摄）

在民间美术体系中，阴阳结合的观念也常出现在表达孕育生命、绵延子嗣的图式中，如婚恋活动会使用到的鱼戏莲、凤穿牡丹、老鼠戏葡萄、蝶恋花等纹饰，皆以阴阳互动、物象和谐的视觉造型象征多子。在构成关系上，“虎镇五毒”图式蕴含的阴阳平衡、匀称和谐的形式美学，是道家阴阳相成哲学思想的体现，也是在农耕文化背景下，中国民众对生殖崇拜、家族延续等朴素认知的体现。

（二）象征性的造型处理

民间美术创作具有主观性，在“虎镇五毒”图式的构成关系中体现出高度的象征性。民间艺人往往在固定程式的基础上依据具体语境省略虎纹或“五毒”纹饰，甚至会将虎的形象在不同物种之间进行转化。尽管形态要素有所增减或异变，但其在端午节期间承载的辟邪禳灾、以毒攻毒的功能内核仍得以维系。

“艾虎”与“五毒”图式同样是端午节常见的辟邪驱瘟形象。“艾虎”指虎衔艾草或虎踏艾草等组合造型。其中，艾草本身具有消灾禳毒的药用功能，虎则象征除恶辟邪，二者结合，在功能上形成禳毒与辟邪的互补关系。旧时习俗中，人们在端午节将艾叶剪为虎形，或以彩绸剪制小虎贴在艾叶上，以求辟邪驱瘟。此后，艾虎造型逐渐扩展至刺绣、面花、布制品等多元载体，成为广泛应用的节令符号。与之相对应，单独的“五毒”图式并非功能的削弱或形态的简化，而是揭示了“五毒”纹饰本源的辟邪观念。民间观念认为，毒物本身具有强大的力量，将五毒聚合一处，意在利用彼此之间的相克关系，构建一种动态的、互相制衡的联系。在造型处理上，图式通常着重表现五毒的躯体形态，弱化四肢细节，并采用五方聚合式构图（图5），强化交感巫术意义上的禳解功能。

▲ 图5 甘肃省庆阳市“虎镇五毒”兜肚（庆阳文化馆 提供）

另外，在端午节期间，公鸡、天师、钟馗等物象同样具有镇邪驱灾的功能。例如，陕西延安一带，端午节时流行在窗旁、门后、炕头、锅台等地张贴“鸡叼蝎子”的剪纸；河南地区同样有贴公鸡叼蝎子、蜈蚣剪纸的习俗；部分山陕地区的剪纸艺人会将蝎身涂以红色，表示蝎子被啄食出血而死。农历五月初四晚上，微山湖的妇女们会在房门中间贴“五毒”、葫芦和穗头连成一串的剪纸，当地流传民谣“五月里，五端阳，吃粽糕，饮雄黄，金鸡贴在俺门上，蝎子、蜈蚣都死光”。^[29]山东郯城则流行一类《钟馗降妖》年画(图6），其中，钟馗一脚踩蛇，一脚压制妖魔，手持利剑刺穿其胸膛；妖魔下方则环绕蝎、蜈蚣、蟾蜍、壁虎等毒虫。可见，在民众的思维中，尽管虎的形象被省略，图式的辟邪意义却并未因此消解。公鸡、剪刀、利剑、天师、钟馗等具有巫觋色彩的锋利神物或神祇形象，与虎的角色类似，都承担起震慑五毒的职能，以期祛除毒物、禳解灾病。这种主体形象的省略与替换，恰恰彰显了民间美术造型体系在功能导向下的灵活性，及其在视觉表达层面所蕴含的象征性特征。

▲ 图6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钟馗降妖》年画

（潘鲁生民艺馆 藏，李静宜 拍摄）

（三）主观情感的艺术表现

民间艺人在艺术创作中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形象塑造并非对客观物象的直接模拟，而是依据主观意图与情感诉求，对所感知的印象进行修饰与改造。这一过程通过概括、夸张、拟人等表现手法，呈现物象内在的自然意蕴与精神特质。

在“虎镇五毒”图式中，艺人们并非刻意突出虫类的毒性和邪性，而是多以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展示出生动质朴的视觉效果。比如，民间女性会将“五毒”的上半身塑造成头梳发髻的女性形象，观者仅能从尾部判定“五毒”的种类。“五毒”和各类吉祥植物分散在神虎四周，神虎昂首，似与之嬉戏，富有动态（图7）。“五毒”并未被简单地视作敌人，而是以拟人化的艺术表现方式融入生活，被赋予文化意义。一来“虎镇五毒”图式多应用于儿童饰品，人首虫身的“五毒”形象不再狰狞可怖，反而显得可爱纯真；二来神虎和“五毒”在视觉上呈现为和谐共处的关系，这种表现手法背后，体现了中国民众对自然万物的包容与智慧，传递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即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追求平衡和谐的状态，而非对抗和征服。

▲ 图7 山西省晋中市“虎镇五毒”兜肚（曹新强 藏，李静宜 拍摄）

“虎镇五毒”图式作为民间节俗中的艺术符号，体现出民众将个体生命意识与社会文化观念进行整合的能动性，凝聚着民众对生命延续与吉祥安康的世俗祈愿，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整体性思维特征。

（一）“虎镇五毒”图式的辟邪观

辟邪禳灾是指通过祝颂、祭祀、祈祷和忌避等行为，达到辟邪禳灾的目的，其背后蕴含着一套融合生存策略和精神智慧的认知模式。《说文解字》释“辟”为“法也”^[30]，强调以规范节制过失，体现古人主动以制度化的手段应对外在威胁的智慧。换言之，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生存资源相对匮乏、自然风险难以预测，民众往往通过一系列重复性的仪式活动和行为规约，与超自然的世界建立联系，以主观意志干预外在环境、协调人神关系，从而获得庇佑、驱除不祥。民众通过这种形式的供奉与创作，不断强化对辟邪禳灾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

在日常生活中，民众主要通过两种基本策略应对各类风险，其一为“退送禳灾”^[31]，即通过驱逐邪祟，恢复空间与身心的洁净安宁。自然界中，虎作为百兽之王，处于食物链顶端，虎的气味、声音能使众多猛兽本能避让，尤其像豺狼、野猪等破坏庄稼、伤及牲畜的动物，往往慑于虎的威猛而退避。端午节期间衍生出虎镇压“五毒”的相应图式，在根本上正是借助虎的猛兽特性辟邪除灾。

其二为“主动预防”，即借助符号、器物与仪式行为构筑边界，强化内外之别，阻隔邪祟入侵。虎在民间信仰中具有吞噬鬼怪、威慑邪祟的神性，因而普遍被视为辟邪防御的灵兽代表。民众在端午节将“虎镇五毒”图式绣制在孩子的马甲、兜肚、围涎等衣物上，或剪作窗花、印成年画贴在家中，一方面起到“看图识物”的作用，提醒儿童远离毒虫；另一方面，祈望通过这种传统的厌胜巫术方式对毒物有所制约和祛除。这体现出民众主动追求平安健康的生活本能，也是辟邪求吉心理在民间艺术中的普遍反映。

“虎镇五毒”图式是被赋予辟邪护宅功能的文化象征符号，背后贯穿着禳灾祈福的心理与相应的民俗实践。以虎为核心的辟邪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农耕时期民众应对生存风险与调节心理状态的重要工具。借助习俗、仪式的重复性表现与代际传递，民众在情感认知层面主动接纳、自觉践行，从而获得精神慰藉，体现出民众对社会秩序与个体安全的深层关切。

（二）“虎镇五毒”图式的生命观

“求生”是民间美术审美创造活动的核心和恒常主题，集中体现民众对情恋婚嫁、阴阳媾和、祈子生育、护生增寿等以生存和繁衍为主线的民俗活动的关注。在特定的岁时节令语境中，“虎镇五毒”图式超越单纯的驱邪禳灾功能，与阴阳交合、生育繁衍亦有关联，承载民间社会对人丁兴旺、家族昌盛的深切祈愿。

原始社会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先民面对疾病、灾害、猛兽等现实伤害，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灾难、延续族群。因此，生育繁衍的愿望愈加强烈，生殖崇拜也随之产生。从生物角度看，虎一胎约孕育2~4只幼崽，繁育能力并不强。但早在原始社会，虎就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成为部落祖先或神灵，这种文化现象绝非偶然。一方面，在一些民族的创世神话中，虎是部落的祖先神，有化育万物的神力。如彝族史诗《梅葛》记述：天地创造之初，为保持天地间稳定，彝族天神将虎尸解，虎的四根大骨用作撑天的柱子，肩膀用作东西南北方向，左眼化作太阳，右眼化作月亮，虎须化作阳光，虎牙化作星星，虎油为云彩，虎气为雾气^[32]。猛虎化解为天地万物，具有浓厚的创世造物神秘色彩。彝族先民将虎视为主宰万物之神，以虎为民族的祖先神。彝族语言称虎为“罗”“罗罗”或“拉”，川滇一带的彝族男人自称“罗颇”或“罗罗颇”，女人自称“罗摩”或“罗罗摩”，彝人自称是虎族^[33]。古代巴族敬奉白虎，同样将其奉为祖先。西汉至宋代，巴族后裔自称“虎子”“虎蛮”，等等^[34]。在汉族的神话体系中，虎也常作为母性神存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35]其中，守九门的“开明兽”，传说是黄帝的后妃嫫母，负责索室驱疫。按彝族的“嫫母”语意，实为母虎的名称^[36]。神话中的西王母同样是母虎女神形象，《山海经》载“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37]。后来西王母又被赋予掌管生育的职能，唐代时西王母与玉皇大帝相配，成为大众熟知的“王母娘娘”，虎的母性神格得到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虎凶猛护子，民众欲借助猛虎威力，保佑后代平安长大。民间婴儿从诞生之初，长辈就要为其制作虎头帽、虎头鞋、虎形围涎、虎形枕和布老虎。陕西地区，孩子满月、生日或过年时，外婆家还要送泥坐虎（图8），为孩子驱恶辟邪，保佑孩子虎虎生威，从侧面反映出民众借神虎形象求子护生的心理。

▲ 图8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泥坐虎

（潘鲁生民艺馆 藏，李静宜 拍摄）

进一步来看，“五毒”之“五”并非随机的数字，而是蕴含自然万物生发循环，涵盖天地变化之理。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五”数关联五行、五时、五方等观念系统，背后承载的是对宇宙秩序和生命终始的整全认知。“五”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刻划符号为“×”形，后演变成八卦中的“爻”，有天地交会、阴阳合德之意。传统文化中“毒”字也并非专指有毒、有害的事物，《道德经》有“亭之毒之”一语，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其质”^[38]。毒，化育也，古时“毒”“育”音义相通，所以“毒”也有化育求嗣之意。此外，“五毒”中常见的蛇、蟾蜍等形象在民间文化中也具有祈子护生、生育繁衍的功能，在长辈为晚辈准备的织物、服饰中，“虎镇五毒”成为常见图式。端午节赠予儿童穿戴的衣物也多绣含有虎形象的图式，而非同样具有辟邪功能的公鸡、天师等。民众将虎与“五毒”的形象组合在一起，不仅有镇邪祛病之意，还借助吉祥语义期盼家庭子孙绵延。

（三）“虎镇五毒”图式的自然观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先民对自然界的认知有限，往往将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于神秘力量的作用。他们认为天地万物，诸如日月星云、山川湖泊、花木鸟兽、风雨雷电等皆有神灵主宰。这种将自然力量人格化的倾向，表面上呈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敬畏和崇拜，实则映射出早期人类在以自身生存和发展为内在关照的前提下，构建出一种神灵秩序来理解并适应自然世界。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民众希望借助自然物象，获得战胜生存压力和社会压力的勇气和力量，进而产生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原始巫术。“虎镇五毒”图式正是民众在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中将自然生命与人类精神世界具象化，有意彰显“虎”与“五毒”两类自然力量的拟人化表达。

原始社会，先民为获取生存资源，希望借助猛兽的力量猎取食物，由此逐渐形成对虎的崇拜和模仿行为。他们通过有意夸大虎的现实物象，赋予其超现实的“神灵之力”，使虎在人们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在此认知基础上，先民进一步将客观存在与主观想象相结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虎形装饰图式，展现出农耕环境下中国民众敬畏自然、崇敬生命的精神世界。“五毒”文化同样是在顺应自然、应时而治的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社会人们面对自然节气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希冀化解邪恶之物，例如，五月流行沐浴兰汤；张贴天师符、“五毒”符；采药、晒药、制药，用以辟瘟疫、预防疾病；佩戴“艾虎”、五彩丝等配饰驱邪避毒，等等。

从生物科学的角度而言，“五毒”本身并非有剧毒的虫类，使用得当还具有药用价值。例如，蝎子、蜈蚣虽有毒腺和毒爪，但毒液大多对人类不构成严重威胁，并且二者在中药学中具有祛风、攻毒、通络止痛等药用价值。普通壁虎在生物学上虽然没有毒性，但在民俗语境中常被视作毒虫。从古籍文献考证来看，民间美术中的“五毒”并非固定的单一概念，其含义和功能经历了从医药概念到民俗象征的演变。《说文解字注》中解释“毒”字：“毒兼善恶之辞，犹祥兼吉凶，臭兼香臭也。”^[39]古时不论善恶都称“毒”，不论凶吉都称“祥”，不论香臭都称“臭”，可见“毒”兼具善恶两意，既可以是“恶”的象征，如伤害生命，又可以是“善”的工具，如药用治病，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相生相成、阴阳辩证的观念。民众赋予蟾蜍、蝎子、蛇、壁虎、蜈蚣等常见虫类一种文化隐喻，象征自然界中的阴邪之气，在端午节广泛应用“虎镇五毒”图式，实则是通过人格化的手法，有意强化动物的自然属性，将神虎与“五毒”意象组合在一起，赋予其向善向好的思想情感，寄托趋吉避凶、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景，承载民众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刻理解，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

“虎镇五毒”图式作为民间美术的视觉表现形态，融汇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思想和民俗生活内涵，体现了民众在面对自然威胁时“化害为利”的生存智慧，借助自然物象，辟邪避害、求子护生，映射中华文明万物和谐、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与生命观，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学观念的外在体现。

“虎镇五毒”图式的艺术功能和文化价值体现在以下三重维度：其一，通过“以毒攻毒”的辩证思维与“厌胜辟邪”的巫术逻辑共同构建的驱邪纳吉功能；其二，依靠阴阳相生观念和生殖崇拜符号承载求子护生的生命祈愿；其三，以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虎镇五毒”图式经历着文化价值、社会功能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民众已经能够正确认识虫类的生物属性，对虎的崇拜心理亦逐渐消解，但“虎镇五毒”图式作为一种融入民众生活的民俗文化现象，所承载的辟邪纳吉功能仍长久存在，并智慧地转化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意象；另一方面，在现代转型层面上，这一图式更展现出强大的文化再生能力，尤其是在端午节庆文创产品中，“虎镇五毒”图式仍然深受大众喜爱，成为传递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重要元素。“虎镇五毒”图式以稳定的文化功能和多元的艺术形态，实现从传统禳解观念向当代文化认同的转化，反映出传统端午节民俗在当代社会中的自我调适与活态延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9ZD2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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