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奠基者”或是“先驱”，这样的名字往往被世代铭记。对于中国舞蹈而言，戴爱莲就是这样一个名字。

在今天的中国舞蹈“学科”里，人们习惯性地划分不同的舞种，其中最为主要、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几个舞种——芭蕾舞、现代舞、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既有源于西方国家的，也有独属中国本土的。有趣的是，无论以上哪一个舞种，只要是在中国舞蹈的范畴内，戴爱莲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即便是在同一种艺术门类之下，不同的舞种或是专业方向之间的所谓“壁垒”也远比常人想象中坚硬。一位能跨越专业方向之间重重壁垒的伟大先驱，难免在后人与史料的叙述中成为神话式的传奇。于是，尽管对于那些与之亲密接触过的人来说，戴爱莲先生是一位鲜活生动的长者，但是对于更多年轻一辈、无缘与先生接近的舞者们，“戴莲”是一个被镌刻在中国舞蹈史书籍中的名字，如雷贯耳却又陌生遥远。

重新回溯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艺术家的人生，也许会让我们发现每段“传奇”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有些与众不同的普通人。

1. “我梦见自己是一滴水，在金池里浮动，那里金光闪烁，但我感到窒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感到渴，一心想寻求属于我的海洋，直到我飞出金池，不停地寻找，发现了一个大海，在那里面，我变成了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挤在熙攘的人群中，我的呼吸变得自主而轻快，我大口呼吸，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

                                                                     ——戴爱莲

1916年，戴爱莲出生在一个华侨世家，生长于异国他乡的她自小接受西方文化的濡染，中文并不灵光。“祖国”对于年轻的戴爱莲来说，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其实每一个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和戴爱莲一样的感受，越是远离祖国，就越是在心理上接近它。1930年，戴爱莲赴英国求学，先后师从于安东·道林、玛丽·兰伯特、莱斯莉·巴若斯-古森斯、库特·尤斯等欧美舞蹈先驱，学习芭蕾舞与现代舞的训练、编舞技法。尽管舞蹈的世界让戴爱莲充满了艺术的求知欲与创造力，但是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向她发出召唤。

对于个体来说，国家不仅是现代政体形式，更是提供文化认同与自我归属的情感形态。无论与祖国的距离是否遥远，对于戴爱莲而言，空间的距离或是时间的流淌都无法冲淡她想要回到祖国、寻觅自身来处的热切期望。战争的硝烟让祖国的召唤变得格外迫切。

“国家危亡，而中国人民正在觉醒，我要投身到抗击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我爱中国传统文化，我要寻找我梦寐以求的中国舞蹈。”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在战乱时期回到祖国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对于戴爱莲而言，这也许是她回归与报效国家的最佳时机。于是，从香港、桂林到重庆——她毅然踏上前途漫漫的“家国”征程。

我们无从得知经历重重磨难的戴爱莲是否也产生过退缩的念头，也许所谓“时势比人强”本就是让看似艰难之事成为无可躲避的前路，戴爱莲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在重庆，日军轰炸挡不住她创作舞蹈作品鼓舞民心士气；

在香港，病痛折磨拦不住她坚守舞蹈阵地宣传抗日精神；

在桂林，战争硝烟遮不住她发现民俗舞蹈的艺术慧眼。

她忠于自己的选择，始终怀抱对祖国的赤诚，经历十年文革未改，饱受病痛之苦不悔。

自23岁，只身回到祖国，戴爱莲失去了与所有亲人的联系。失却了自己的亲缘之家，她以国为家，以舞为亲，维系着自己心中独特的家国情怀。

2.“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

“我就是喜欢跳舞！”

                                                                      ——戴爱莲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舞蹈也许是一种谋生的方式，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下诸多选择中的一种，但是对于戴爱莲来说，舞蹈是她感受世界与自我的方式。所以无论如何清贫，她对于舞蹈的感情始终浓烈如初。

戴爱莲早年求学欧洲，因缘际会，她得以师从众多舞蹈名家，除了跟随安东·道林学习芭蕾舞外，还曾跟随库特·尤斯学习现代舞。她始终拒绝墨守成规，对一切新鲜的观念与方法充满好奇。

早在英国求学时，戴爱莲就开始尝试创作《警醒》《进行曲》等以中国抗战为背景的现代舞作品。回到香港以后，曾经应宋庆龄的建议将演出服装进行修改，通过公演鼓舞与激励抗战群众，实现自身报效祖国的宏愿。

而中国广袤土地上丰富的传统舞蹈形式则令她兴奋不已。无论是在瑶山还是西康，边疆各地的独特民风都让戴爱莲感叹祖国舞蹈真乃浩如烟海的“宝藏”。为了更多地学习与了解曾经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次的“中国舞蹈”，戴爱莲抓住每一个机会辗转边疆各地采风学舞。

1946年的陪都重庆，一场名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演出让彼时的政要、文化界和广大市民纷纷惊叹于“边疆”舞蹈的魅力，《青春舞曲》《嘉戎酒会》等作品一时间风靡重庆、上海、北平等各大城市。戴爱莲“边疆舞蹈家”的名号也不胫而走。

新中国成立后，戴爱莲勇挑重担——她主持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和平鸽》，排演了古典芭蕾经典之作《天鹅湖》；她借鉴民间“荷花灯”的形态创作了《荷花舞》，根据敦煌壁画上的形象创作了《飞天》，不仅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大放异彩，更经历实践洗礼，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舞蹈经典”作品。

至此，戴爱莲的名字成了新中国舞蹈史上的一座丰碑，如同每一个拓荒者一样，她开拓性的贡献为中国舞蹈事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3.“只要你们喜欢跳，这就够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做一件事情，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你们，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戴爱莲

接触过戴爱莲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性情中人，爱笑，直率。她会随手点一根烟，会在聊天时哈哈大笑，喜欢喝咖啡，完全是一个在西方成长的海外华人。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海外背景的艺术家，却坚持在近90岁高龄并且缠绵病榻之时完成自己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令在场的很多人终生难忘。戴爱莲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崇敬与信仰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也许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看来，这样的执着显得有些不容易理解。这种不理解并非完全源于价值观的差异，更多的是不同时代与文化语境之间的疏离。

在人们眼中，戴爱莲是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她是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是心系民族国家的爱国志士。这些彪炳千秋的功绩与振聋发聩的称号让人们觉得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艺术家如此功成名就，令人敬仰，然而人们看得到的是她被历史铭记的人生，看不到的是一个女性所承受的生命之重。

大浪淘沙，千帆过尽，随波逐流易，木秀于林难。戴爱莲的一生和每一个人一样，充满了选择与曲折，她并不比任何一个人更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完成诸多创举。她只是更单纯、更执着。

因为喜欢舞蹈，所以她年少离家，操着不甚纯熟的中文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学舞，可以数十年不停歇地将新中国的舞蹈推向国际平台；因为心怀祖国，所以她为从未“谋面”的祖国奔走呼吁，无惧隆隆战火为抗战尽己所能，敢于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当权势力的笼络招揽；因为忠于感情，所以她将并无血缘关系的女儿视如己出，在时隔数十年后漂洋过海看护与送别曾经的恋人，也有勇气毅然放弃一段爱意不再的婚姻。

如果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执拗、单纯，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女子，她会遭遇更多嘲笑还是更多欣赏？当市侩主义已经将理想主义贬斥得一文不值，除了车子、房子、孩子构建的“生活利益圈”，其他的选择似乎都不再被肯定为价值。

戴爱莲去世时，没有子女继承她的遗产，她将所有的财物捐赠给中央芭蕾舞团，而她全部的财产不过一套小公寓和不足百万的存款。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人生大赢家”的晚景。

戴爱莲的人生不仅是一个舞蹈艺术家的传奇，更是一位不肯妥协的女性的生命轨迹。她拒不低头的岂止是敌人的炮火与威胁，更是那些人间烟火、现世安稳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