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艺生：舞蹈高等教育需要提高文化层次

＞图片来源：《舞蹈剧场》

我在学院的领导岗位上十多年，我是这样思考舞蹈学院问题的。因为北京舞蹈学院（下简称舞蹈学院）是从中专改制转为高校的。我回到学校时，已经改制七八年了，1978年十月一号国务院批准的。舞蹈学院的基本结构，特别是思维，还停留在中专时代。这也是人们看到的。从中专过渡到大学，是在我担任院领导期间完成的。回顾起来从形式上，从结构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遗憾还是很大的。我是1985年做副院长，1986年做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87年做院长。我觉得舞蹈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文化层次。改制为大学的时候我还在伊春市歌舞团做副团长，那个时候听到母校改制的消息。我非常敏感地感觉到，这是为了舞蹈界文化层次的提高。因为作为国家唯一的舞蹈学校，还停留在中等教育上，这肯定不行。改制为大学，不是为了提高谁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这个舞蹈也要跟音乐、戏剧一样，要有高等文化层次的教育。我做了副院长，做了党委书记，我就要观察和思考舞蹈学院的问题。

＞北京舞蹈学院第一任院长：陈锦清

到1988年这个问题就认识得比较明确了。那一年，文化部部长王蒙到学院来搞调研。因为有个外国元首要到舞蹈学院参观，他就必须知道这个学院的情况。他跟我大约谈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他除了了解情况之外，他还向我提出个重要问题：你们培养的表演专业人才，到了舞团三十八岁就不能当演员了，你们对他们未来的第二职业是怎么考虑的？我对这个问题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一下就觉得他点到了我们的要害。这个问题核心就在于，我们在文化层次上就没有给表演专业的学生打下好基础。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我后来发现在陈锦清院长留下的一个笔记本中明确地记录了一段：这所学校的学制要跟苏联一致，定为九年。由于国家急需人才，暂时定为六年。这段话意味着什么？苏联的两所舞蹈学校到现在依然维持中等教育九年制。为什么？据我的考察，就是文化基础。这两所学校沙俄时代就存在的，那个时候就确定了。实质上，今天的大学，它的文化基础就是高中。高中这个基础非常关键。苏联继承沙俄的，这个传统没有改。我们培养舞蹈家，但你的文化基础就应该像普通人那样的文化基础。九年，不是指专业需要九年，专业六年就能打好基础。但是要把高中的课程，包括数理化，全部都要学完。数理化，不是说让你搞数学和物理，它是文化基础，是思维方式。数学就是逻辑思维，不是指算得对不对。王蒙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准确。我们不考虑他具体的第二职业，但至少应该为他们打下文化基础。从近的说，不当演员可以当编导，当老师，做组织工作。这三条如果没有文化层次，就没有思维能力，你的思想高度就不够。

＞1988年，文化部部长王蒙及院领导接见演员

当时作为隶属于文化部的院校，就应该站在国家的文化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归教育口，就应站在教育部长立场上来思考这个国家层次的舞蹈人才应该是什么样。这学校的舞蹈人才文化层次有多高，这个国家的舞蹈界的文化层次就有多高。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创作，然后再到理论建设。这个创作、理论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就是一个文化层次的标志。从我们的创作和理论研究来说，和西方相比较，和苏联相比较，我们差就差在思想高度。思想高度不够，是因为文化基础不行。不仅仅是数理化没有学，文科课也不能达到高中的程度。从教育上讲，这都是舞蹈学院的责任。你要去传播科学理念。大家都不懂，我们作为教育家，就应该从教育角度思考问题，这是根本问题。

＞1981年，李正一教授身段课

推进舞蹈学科建设，我做了很多结构建设的工作。但是从教改的根本任务来讲，就是提高文化层次。王蒙1988年提出这个问题，也跟我原来的思考结合起来。所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公布，我就起草了一个改革方案。在改革方案里明确提出来，舞蹈学院教改的核心就是提高文化水平，文化层次。当时党委很重视，让全体党员都阅读，又经过党委会通过这个方案。报给文化部，当时就获批。当时文化系统两个单位，作为改革试点，舞蹈学院就是其中之一。1992年我做院长已经是第二届了。但是落实这个方案，需要两个方面的落实：一方面是机构和人事体制和安排。另一个就是教学改革。附中的文化课得到了重视，这件事绝不是小事，付出了艰苦努力，而且上下都要统一思想。只有中专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一些，大学就相对好一些。所以我说四十年历程，虽然有很大发展，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就是文化基础问题仍然还是问题。

理论课薄弱，就以《艺术概论》《舞蹈概论》为例，基本上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艺术概论》和《舞蹈概论》，基本上没有属于自己学科理论，就是一个常识，而且常识也是拿大的理论套下来的。比如说，“典型”，这是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但是在文学范畴里，也不是所有文学都讲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要讲典型，但是表现主义文学不强调这个，别的“主义”文学更不强调了。我们原来就是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这必然要求就是表现现实生活，就得讲故事，舞蹈自然就走到这条路上了，所以八十年代的《艺术概论》讲典型。《舞蹈概论》居然也讲典型！舞蹈，假如是表现主义或抽象主义的作品，就无法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非常牵强。我当时做院长，就跟文化部提出，可否共同编写一个新的《艺术概论》，但只有北师大艺术传播学院的黄院长呼应。可见我们整个艺术高校的理论发展很滞后。其实八十年代时，很多西方理论我们都翻译过来了。特别是被我们批判为修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早就涉及到的深层问题，甚至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涉及。

＞《舞蹈教育学》 吕艺生著

我们今天各个高校的舞蹈教育所使用的《艺术概论》和《舞蹈概论》基本都沿用了八十年代的理论。《舞蹈教育学》用的是我的，也是二十年前的东西。我新修订的，交给了上海的出版社，到现在也没出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修订，而且不知道我修订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也反映出我们大教育当中的问题。像这么陈旧的理论仍然还在我们高校普遍使用，而且（教材）改了还要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所以舞蹈学院这文化层次，这个状态，全国高校舞蹈教育的这个状态，这都跟北京舞蹈学院有关系。北京舞蹈学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唯一的这个层次的老校，所积累的教师力量和教材也是全国舞蹈教育最好的，也是最权威的，但本身还存在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全国。

我校是在1978年改制，1978年恰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那年开始的，我们也是从那年改为高校。我们这个学校和中国戏曲学院这两家，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始终要抓住改革，改革就是核心任务。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因为这个高校就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包括我自己的几届班子，虽然在提高文化层次上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建高校并不是从我们那时候才开始的。不能把这个作为中国舞蹈高校的起点。其实早在1950年到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曾经办了两个班——舞蹈干部训练班和舞蹈研究班。研究班的是崔承喜主抓，负责干部班的是吴晓邦。这两个班就是站在高等教育的角度，给新中国舞蹈培养舞蹈教师和舞蹈干部的。欧阳予倩在中央戏剧学院当院长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要站在高等教育的高度给舞蹈培养干部。我们很多老一辈老师，李正一、许婌媖、罗雄岩等，都是从这两个班出来的。这个历史不能忘的。那些出来的老师，包括后来到地方的，比如西北的高金荣，也是从那个班里出来的。之所以能在西北创建敦煌舞，就是因为她有这个文化层次。我们这些老师之所以能撑得起这一代的舞蹈教育，就是因为他们开始就有那个层次。所以不要把我们都看成是开天辟地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是1954年建校的。1950年到1952年两年的训练班。1953年停顿就是为了1954年要建立北京舞蹈学校，那些骨干过来进入舞蹈学校的教师训练班。应该说这是发展得很合理的。

从教育思想来说，建校头三年没有分科的时代，积累了很多今天我们要提倡的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这些经验。我就是前三年的产物。我就是芭蕾舞，民间舞，中国舞，外国民间舞全学的。后来我做院长，对这些东西都不是陌生的。那时候，古典舞还不成熟，还是刚刚起步。我最受益的还是芭蕾舞。我的学生受益的也是我教给他们的芭蕾课。专，不是不学别样，要发展中国学派芭蕾舞，一点中国舞都不学？古典舞的学生连民间舞都不学。这不是越来越窄吗？所以高等教育的事情不提高文化层次是不行的。

原创：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文章来源： 舞蹈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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