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纪录片《大河唱》历时三年，终于面世，

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进行了世界首映。

在国内上映几天来好评如潮，豆瓣评分8.1，

有人说它“每一帧画面都带有泥土气息”。

这部片子以民族摇滚音乐人苏阳为叙事线索，

串起了四个西北民间艺人的故事，

他们分别从事陕北说书、秦腔、皮影和花儿，

这些都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都深深影响过苏阳的音乐创作。

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人

影片由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操刀，

这个工作室曾出品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喜马拉雅天梯》等爆款纪录片。

几个清华学霸沿黄河出发，从源头无人区到入海口，

跨越70万平方公里，

与拍摄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

三年里积累了1600小时的生活影像，

和几十万字的田野笔记，

最后凝聚成一部90分钟的纪录片。

听音乐人苏阳和影片导演杨植淳讲述了创作初衷，

“音乐只是外壳，内核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什么是河？河其实就是人，

再浩瀚的黄河，

都是由每一滴水和每一粒沙来组成的。”

自述 | 苏阳

《大河唱》是我们聊着聊着、聊出来的一部电影。

最早是2016年5月份，我想做一个叫做“黄河今流”的艺术项目。我一直对西北民歌感兴趣，从2000年开始，十几年来不断去黄河沿线采风，积累了很多资料，想用演唱会、艺术展和图书出版的方式，系统地展现一下我了解的西北民间音乐。

就是在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聊，看一块能做点什么。那天下午我们决定拍一部纪录片，把我采风的那些音乐都带出来了。紧接着我就给出了推荐的民间艺人的名单。2016年7月，片方就请了一个音乐人类学的教授进行了前期调研，三个月之后，片子就开拍了。

真正开拍以后，慢慢发现，其实这些被采风的民间艺术家才是最有趣的。最后，我退居二线，变成了片子里的一个线索人物，负责把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

看了片子，我才了解了他们的私生活

片子里的四个民间艺人，都是我认识十年以上的老朋友。

秦腔班主张进来，在银川很有名，我90年代中期就听说过他。因为我媳妇当时也是秦腔剧团的，他们等于是同行。张进来是最大的一个班主，每天都在演出，我媳妇那个团好多人下班之后偷偷跑到张进来那里去搭班，赚点外快。

陕北说书人刘世凯，我们是在酒桌上认识的。我下去采风，和一个朋友喝酒，他在文化馆上班，天天往乡下跑，搜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我问，有没有唱小曲唱得特别好的，他推荐了刘世凯。打了电话，老刘就来了，来了之后不喝酒，只唱歌，我们留了联系方式，后来我没事就老去他家，听他唱歌。

环县皮影在西北皮影里面是代表。过年的时候，每天天一黑，皮影班子就会在街上挨家挨户地演。那次，我一晚上看了十几个摊子，老魏就是其中一个。他算是唱的比较好的，在当地也有点名气，我就跟他搭讪。

当天晚上他就把我领到县城旁边一个小旅馆，坑坑洼洼的，伸手不见五指，卖给我好几张他自己刻的盘。他挺有商业头脑的。我们认识了以后，他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老兜售他的各种皮影资料给我。

花儿歌手是我专门去宁夏固原找的。以前认识那些花儿歌手要么年纪大了，要么去世了。偶尔有一次过年吃饭，一个搞音乐的朋友跟我说，他的高中同学就会唱花儿。我说，叫过来一起喝酒啊。一般花儿歌手喝完酒都会唱，那天玩的特别晚，我就这样认识了马风山。

决定拍片之后，我挨个去跟他们打招呼，说会有人去拍摄你们，感觉他们还挺愿意被拍的。

拍之前拍摄团队没有定性，自始至终没有剧本，就是发生了什么就记录下什么。所以素材量很大，有1600个小时，剪成成片是90分钟。

他们每个人的私生活我都了解得特别少。看了成片，我才知道原来老刘结过两次婚，两个老婆都去世了。每次去他家我就奇怪，怎么老婆一直不在，但我也没好意思问。

说书人刘世凯的两任前妻都去世了，他要死后把自己和她们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基本就是唱唱歌，讲讲段子，不说自己，也不聊什么很正经的事情。我在北京搞乐队、出专辑这些事，我也没跟他们说过。在他们眼里，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民歌爱好者吧。没事就跟他们一起呆着，吃吃饭，听听音乐，帮他们整理整理资料。

有一次我在银川演出，他们四个人都去了。老刘听我唱《珍珠卷帘》，说苏老师嗓子挺好，但是唱的不如他。我想是因为我口音不准，他觉得不正宗。老魏和张进来好像没有表过态，但是马风山还挺喜欢听的。

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节奏感

片子一开头，就放了我和一个鼓手对于一首曲子的节奏应该怎么打的争论。我们说到西方人的节奏和中国人的节奏的区别，这实际上也是我做音乐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

大家可能以为，中国人的音乐节奏感差。其实不是中国人没有节奏感，是中国人的节奏感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我们的语言的节奏本身不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而是不规则的。而我们的音乐的节奏，正是从我们语言的节奏中来的。

我写过一首歌叫《像草一样》，里面有一段曲子的节拍和韵律来自秦腔，用到了秦腔的“苦音”，是介于两个音之间的半音，这个东西很微妙，会说陕西话的人可能更能理解。

其实中国很多民歌的调子，都是从当地方言里来的。每个地方的人有自己独特的呼吸，说每一句话的节奏、呼吸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不能被简单量化规范的。

陕北人唱信天游唱得正宗，因为他说陕北话，一开口就是那个口音派生出来的那个调子。“贺兰山下一马平川，花落花又开”用普通话念出来就不是西北的韵味儿，用宁夏话唱出来就成了秦腔。

从民歌开始，我终于学会了唱自己的歌

我一开始是搞摇滚的。大家提到我，可能觉得我是“西北民族风”的代言人。但其实我出生在浙江，7岁半才来到银川。15、16岁的时候去西安上学，成年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西北人，浙江话完全听不懂了，一到饭点儿就想吃面条。

1995年我结完婚，23岁，自己组了个乐队，在迪厅演出。那是宁夏第一支摇滚乐队，我们主要模仿西方摇滚乐，比如枪炮与玫瑰、Bon Jovi、恐怖海峡等等。那时候我披着长发，梦想着成为一个重金属吉他手，基本上就是贾樟柯《站台》里的那种小城文艺青年。

做了几年，我的音乐走到了令人厌倦的套路。我写了几十首歌，但是如果把唱词去掉，听起来和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外乐队没什么不同。我开始想办法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听，2000年前后，因为偶然的一些机会就接触到了民歌。

我第一次尝试改编民歌是2002年的《宁夏川》。其实灵感来自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民歌，里面有一句经典唱词：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

我亲眼看到，宁夏很多地方自然条件其实是很苦的，从地名就可以看出来：大水坑、喊叫水、草泥洼……

金川银川米粮川，这么富庶的景象，应该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吧？我顺着就写了这样的词：宁夏川，两头尖，黄河的水流富两岸，盼只盼那个吃饭不靠天。

这首歌一唱出来，就很受欢迎，大家都在台下跟我一起唱。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和了解西北的民间音乐，并且把民歌的元素运用在我的音乐中。

文章来源：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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