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交往互通的一个重要典范，除促进了各国物质上的互通贸易外，也促进了文化的碰撞融合。“可巴雅”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典型的服装样式之一，又称“哥巴雅”或“可峇雅”，是马来语“Kebaya”的音译。关于“可巴雅”的起源有“本地说”和“舶来品说”两种，但至今没有定论。从大量视觉图像资料中可以发现，“可巴雅”与曾经流行于中国的服饰“褙子”如出一辙，结合文献史料推测“可巴雅”起源于中国的可能性很大。

20世纪50年代  “可巴雅”和长衣  曾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展出

起源：“本地说”和“舶来品说”

“可巴雅”服装样式盛行地区的气候常年湿热，当地人无论男女，成人、儿童都有“赤裸上身”的习惯，这在16世纪的一幅荷兰雕刻画中有直观的图像呈现。现存于威尼斯国家图书馆的创作于1575年的雕刻画《收获爪哇岛上的胡椒》中的人物也有同样的穿衣风格。此外，当地人本就有“身体本身即是艺术品”的意识，他们把人体作为重要的艺术载体，将是否装饰身体作为区分人和动物以及人是否成年的重要标志。

20世纪50年代  “可巴雅”和纱笼  曾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展出

综上所述，关于“可巴雅”起源的“本地说”很难立足，因为这里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很难产生“可巴雅”这种外衫服装，且与当地“赤裸上身”的习俗相背离。那么“可巴雅”便是一种“舶来品”，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服装样式。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带刺绣边的“可巴雅”  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藏

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可巴雅”起源于中国，还有许多学者多次阐述“可巴雅”起源于中国明朝这一观点，但很多研究成果都对这一观点缺少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而产生，即在物质生活层面影响东南亚。由此可见，学者们的推断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对“‘可巴雅’是受中国哪种服装样式的影响”以及“中国服装样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到这一地区”等问题并没有深入解答。

19世纪末  “可巴雅”和纱笼  曾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展出

形考：长款“可巴雅”与中国“褙子”

将“可巴雅”与中国直领对襟窄袖“褙子”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视觉形象上高度相似。以爪哇王室女子所穿长款“可巴雅”与唐寅《山茶仕女图》中的长款“褙子”为例进行对比，可发现以下几点相似的特征：第一，在整体的视觉造型上，两者同样为修长的“H”形；第二，两者同样是以人体中心线为轴左右对称的直领对襟样式；第三，从细节上来看，两者有相同的连肩衣袖和细窄袖口；第四，两种服装边缘均有华丽的装饰；第五，两者都为“上衣下裙”的外衣形制；第六，爪哇贵族礼服“可巴雅”一般为黑色，很少是当地的褐色、黄棕色等贵族专用色。从上述特征可知，中国的直领对襟窄袖“褙子”服装对东南亚地区的“可巴雅”服装样式有着深刻的影响。

爪哇王室女性成员肖像照

明  唐寅  《山茶仕女图》  故宫博物院藏

衣袖相连的十字形平面结构，是中国自宋元时期就已经确立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服装结构。中国的衫、袍、袄等服装形制多采用这一结构。它体现了中国人不强调人体特征而讲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是一种区别于西方强调三维立体造型的裁剪结构。明朝服饰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结构样式。

明  唐寅  《王蜀宫妓图》  故宫博物院藏

“褙子”是十字形平面结构服装的典型样式，以通袖的肩线和前后衣片的中心线交叉成“十”字形，以直线裁剪结构线为主。前后衣片连裁，形成连肩、连袖、直身、对称的特征。对比来看，早期印度尼西亚长款“可巴雅”的结构同样为通袖，前后衣片连裁成平面十字形。

宋  素罗单衣（此款式被称为“褙子”）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这种衣袖相连的十字形平面结构的背后体现的是东方人的审美意趣，展现了东方女性体态的纤秀之美。同时，十字形平面结构的服装也符合东方人含蓄内敛的气质，与西方强调张扬的立体之美截然不同。

宋  《瑶台步月图》  故宫博物院藏

“可巴雅”与直领对襟窄袖“褙子”的产地虽然相隔千里，但这两种服饰都采用了金线刺绣的装饰方式，可见中国服饰的装饰方式对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金线刺绣这种奢华的装饰方式是明朝贵族阶层女性区分品阶的重要标识，印度尼西亚贵族所穿的“可巴雅”也常常用金线绣来装饰。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印度尼西亚娘惹金线绣品  曾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展出

传播：“朝贡”贸易和“赐服”制度

中国“褙子”服装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本地服饰“可巴雅”样式的形成和发展，而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褙子”服装传入东南亚地区提供了历史契机与传播途径。

“朝贡体系是古代世界上重要的国家关系体系之一。无论是宋朝还是明朝，朝廷在纳海外各番邦的朝贡后往往会回赐其大量的中国物品，其中服饰衣物、布料便是主要的赏赐物品。在频繁的朝贡贸易中，无论是各种质地的丝绸，还是中国的图案纹样以及纺织丝绸的技术，都对东南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该地区服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而这也为“可巴雅”产生的“中国说”提供了物质载体支撑和佐证。

20世纪初  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娘惹绣的新郎外衣（部分）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藏

此外，“赐服”外交直接影响了“可巴雅”服装样式。明朝的赐服制度最为完备，所赐服装、配饰和丝织品材料的数量众多，类型多元丰富。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明朝的服饰被东南亚地区的王室统治者认可和接纳，并主动请求颁赐冠服，这使得中国服装和丝织品材料源源不断地输入该地区，对15至16世纪该地区的服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20至40年代  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娘惹拖鞋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藏

据《明史·舆服志》记载，东南亚地区王妃所受赏赐应为二级命妇级别，而“褙子”服装正是二品及以下品阶命妇的礼服。在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背景下，“褙子”作为赐服样式，在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赐服”作为中国服饰文化的直接输出方式，为“可巴雅”起源于中国“褙子”提供了直接证明。

20世纪初  马来西亚娘惹刺绣作品  新加坡土生华人博物馆藏

“可巴雅”作为“舶来品”，在视觉外观上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征，可以推断“可巴雅”起源于中国“褙子”，以及“可巴雅”是中国服饰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外溢。当中国“褙子”传入东南亚地区，当地人又根据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样式、装饰图案、材料等方面对其进行改造，使其与当地文化融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底色和多元文化特色的“可巴雅”，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共生的例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