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新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中，以社区博物馆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表现亮眼且成效显著。一方面，社区博物馆通过多元行动方的共同参与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社区博物馆通过多样化的社区实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存续。社区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能够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区参与度，进而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的多方话语与诉求，社区博物馆成为人与文化、人与人之间互动交融的有效平台。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区博物馆；多元行动方；活态存续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博物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为“非遗”） 保护中的新近趋势，也被证实是非遗保护的有效方式。社区博物馆与非遗保护的耦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文化展陈场域与其叙述对象相互嵌入的历时性过程。一方面，社区博物馆是博物馆话语权下沉、公众度不断加深，进而逐渐融入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非遗保护的社区转型也为社区博物馆的兴起提供了时代契机，社区成为非遗保护的落脚点，也是博物馆转型的生长点。为顺应非遗保护社区转型的时代趋势，学界付出了诸多努力：不仅在学理层面上极力厘清“社区”这一概念在非遗保护中的内涵与外延，以此回应“中国是否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社区”这一理论困惑，确保社区博物馆在概念上的正当性；而且在实践层面上积极探讨社区博物馆的重要性、可行性与技术性。得益于学界在应然层面与实然层面的左右开弓，社区博物馆开始在中国非遗保护的浪潮中崭露头角。

台湾 寿丰文物馆

与此同时，当前非遗保护依然沿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实践模式。这一模式在实施上简单高效，在质量上却不尽如人意，各行动主体在非遗保护中面临比例失调、地位失衡、话语失焦等众多窘境，尤其是关于社区博物馆如何进行非遗保护的经验性实践尚未有系统性的呈现与探讨。为弥补上述缺憾，本文着力深描社区博物馆所开展的非遗保护实践，以社区博物馆非遗保护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我国台湾地区花莲县寿丰乡文物馆 （以下简称为“寿丰文物馆”） 为切入点，探讨多元行动方如何以社区博物馆为载体进行非遗文化的动态保护实践，力图就社区博物馆非遗保护的实践方式形成基本认知，为后续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切实可依、可供参考的经验性样本。寿丰文物馆所在的G部落是花莲县阿美人聚居的部落之一。阿美人世代以渔猎和耕种为生，早前主要居于山林之中。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当地阿美人的祭仪文化与传统习俗逐渐凋零。20世纪 90年代末期，在我国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复振浪潮中，寿丰文物馆作为当时兴建的 20余座地方馆舍之一，成为传承阿美人传统文化的核心场域，加之以旅游业为依托的部落文化观光活动的逐渐兴盛，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开始探寻自身的“文化根性”。这与当地社区博物馆强调“在地性”的核心价值恰巧契合，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展示内容，社区博物馆都被期待能与地方、特定地域文化有所联结。寿丰文物馆所关注的“地方”，就是历史上阿美人“七脚川部落”所对应的如今寿丰乡一带的七个阿美族部落。寿丰文物馆所依托的“社区”，便是共享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七脚川部落”后代所组成的文化群体。

花莲县考古博物馆

二、共构：非遗保护实践中的多元主体

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是以社区行动为核心的实践形式，具体表现为非遗保护的多元行动方在不同层面上参与非遗保护的实践。寿丰文物馆的行动者较为多元，囊括了当地行政管理机构与文化学者等社区外部的参与者、社区内部的地方文化精英以及当地社区民众。不同的行动方基于不同的话语立场和知识背景，在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总体来看，当前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形成了以“他者”的介入为基础性支撑，以“我者”的共同参与为根本性动力的行动体系。

（一）“他者”的介入：非遗保护的外部支持

当地行政管理机构资助打造的寿丰文物馆坐落于G部落的中心，是一栋三层的宽敞建筑，配有电梯和巨大的院落，村落碑牌立于院门外，整体设施条件优越，与周围的普通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是部落中最气派的建筑。院落中同时还有G部落的社区委员会等“官方”组织，村负责人林民的办公处与寿丰文物馆仅一墙之隔。因此，寿丰文物馆无论在区位上还是在空间设计上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涵。与此同时，寿丰文物馆的负责人是一名外遣管理人员，整体把控寿丰文物馆的各项决策，并监管资金的运行与分配。整体而言，寿丰文物馆是当地行政管理机构宣传传统部落文化、推介地区文化认同的主要媒介。一方面，通过对民众集体记忆的再塑造，当地行政管理机构意图缓和社会矛盾，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寿丰文物馆也就此获得了维持运作的资金以及存续的正当性保障。当然，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介入让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带有权力位阶的色彩，因此寿丰文物馆的存续也时常引发学界对于“地方文化的再现究竟是谁的文化？主体到底是谁？”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寿丰文物馆的文化展示活动也受到外来文化学者与文化机构的影响。D大学少数民族研究所的资深教授吴女士说：“我到他们部落里参加祭祀，那个祭祀本来是不允许女性参与的，但是头目知道我是作研究的，跟我很熟悉，所以也让我进去。不过我最后还是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让我的一个男助手进去观察了。他们部落里的祭仪文化振兴等活动我们都有参与记录，也帮助他们进行历史文化的回顾。”外界学者与寿丰文物馆的频繁互动，对还原文化记忆、复原传统服饰、复现经典歌谣等非遗保护实践大有助益。部落族人也以能够被权威文化机构重视为荣，担任过部落头目的郑在就曾骄傲地介绍自己：“我过去还常常被 D大学的教授请去作讲座。他们的学生现在都不了解我们族群的文化，我是比较知道的，经常讲给他们听。”这些文化学者在与部落的互助合作中自然而然地成为寿丰文物馆的文化顾问，对当地非遗的传播与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可见，寿丰文物馆的建立及其非遗保护的实践往往会依赖“官方”的政策支持与话语导向，也受到文化学者对其所研究的文化事项进行的抽象、提炼与阐释的引导，这成为其得以立基的“正当性”基础。

台湾 寿丰文物馆

（二）“我者”的觉知：文化精英的积极谋划

作为“他者”的当地行政管理机构与文化学者虽然是手握决策权的制度制定者，然而具体的文化阐释往往需要依靠作为“我者”的地方文化精英来落地与执行。这类文化精英兼有“当地人”的成长背景与“外地人”的教育背景，能够有效平衡“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间所产生的张力，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力。林正便是这样一位在当地兼具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地方精英。作为G部落的前头目、村负责人，林正广受当地人的尊重。与此同时，他还是寿丰文物馆阿美人传统服饰“大羽冠”制作技艺的重现、传承与保护实践的引领者。林正夫妇是为数不多能够制作大羽冠的七脚川阿美人。近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大羽冠制作技艺的恢复和整理，并且大力推动社区民众重拾这项技艺。作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每当在文物馆的活动中向外界展示大羽冠或教授大羽冠制作时，林正总是兴奋地介绍大羽冠的前世今生，并为大家展示大羽冠复杂的制作技艺。同时，林正还与D大学少数民族研究所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为该研究所师生的田野活动提供帮助。实际上，大羽冠制作技艺的重现与传承，乃至于整个寿丰文物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位具有传承人属性的地方文化精英的积极响应与参与。然而这类既是非遗文化传承人，又手握政治权力的地方精英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在非遗保护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地方精英，往往是既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又有非遗保护自觉的社区成员。对于寿丰文物馆来说，文物馆的实际策展活动和运营主要是由具有社区人员身份的两位阿美人年轻馆员小林与小曾负责的。来自池南部落的小林与来自秀眉部落的小曾分别在D大学修完文化以及艺术设计学科之后，返乡投入寿丰文物馆的运营和策展工作中。她们是众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后返乡，为自己家乡文化的承续贡献力量的有志青年中的一份子。自两人加入以来，文物馆的绝大多数文化活动都由两人策划并组织。比如，2019年初寿丰文物馆开展的以七脚川系阿美族部落群寻根之旅为主题的“寻迹——七脚川抗战一百一十周年特展”，就是两人共同策划的成果。为了这个特展，她们跑遍了七脚川系阿美人的所有部落，收集整理七脚川战役中与抗日相关的文物和资料，并对部落的老人们进行访谈，还与本族艺术家合作制作陈列装置。对她们而言，如此辛苦的过程无疑是有意义的。小林说：“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觉得有责任做好。我们到各个部落里去作调查的时候也很受欢迎，因为这些历史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我们是有共同感情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抑或是具有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社区博物馆的具体实践中，运用自身所学开展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并能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尊重地方文化的话语立场以及地方民众的主体性，以此讲述“地方的故事”。就此意义而言，他们通过自身的实践将社区博物馆与社区民众联结到一起，使地方民众能够通过社区博物馆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非遗保护路径。

台湾 寿丰文物馆

（三）“我者”的共同参与：普通民众的主动融入

对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而言，普通社区民众的共同参与与主动融入才是真正实现非遗保护的“活水之源”。鉴于此，社区博物馆组织过大量互动式的参与实践。花莲县博物馆就曾动员并组织当地民众学习其祖先用来捕鱼的鱼篓 Sifo的重制。在制作过程中，他们畅所欲言，各自分享记忆中父辈们如何下海打鱼为生的故事，从而唤起对早前艰辛生活的集体回忆。有人甚至在活动结束后，带着自己制作的鱼篓，到海边捡拾海上漂浮的垃圾装入其中，以此纪念靠海为生的父辈，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正是通过制作鱼篓这一集体性非遗互动实践，当地民众不仅习得并掌握了制作鱼篓的传统技艺，而且在此过程中通过集体回溯的方式，引发民众对当地文化的共鸣与情感。寿丰文物馆也组织过众多此类技艺传承活动，比如组织社区妇女在农闲时学习制作传统服饰装饰物。除了手工技艺，寿丰文物馆也广泛动员社区民众收集并整理各类祭祀歌曲。这些祭祀歌曲经由社区博物馆的提炼与推广，再被重新应用到社区民众的祭祀活动中。就此来看，社区民众是地方文化与非遗保护事项的主要实践者和传承者，也是社区博物馆运营与文化保护的基本力量。在这种“从文化主体中来，到文化主体中去”的实践过程中，社区民众通过以小见大的器物制作，唤回根植于器物中的生活技艺与文化基因，在掌握技能的同时重新学习和理解自己的文化，非遗文化也就此得以保护与传承。

 综上所述，在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中，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文化学者、地方文化精英以及社区民众构成的多元行动方展现了极大的参与性、包容性与可能性。社区博物馆作为多元行动方共同参与非遗保护实践的平台与着力点，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活态：非遗保护实践过程的动态存续

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不仅是多元行动方共同参与的结果，也是具有动态性的过程。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逻辑是以“人”的实践促成非遗的活态保护与社区民众文化记忆的重构。首先，社区博物馆非遗保护的过程性表现为非遗文化依托社区博物馆的地方优势，通过社区内部民众的实践实现动态存续。一般认为，博物馆与社区间依靠两种方式联结，一是博物馆与社区合作，二是博物馆通过延伸项目接触社区。而社区博物馆最大的地方优势在于其本身就在非遗文化保护的社区之中。社区博物馆由此获得了比一般公共博物馆更大的区位优势，能够与社区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我们部落的那个文物馆啊蛮活跃的，就在那边嘛 （林阿嬷用手指，她的家与文物馆隔了一条街），我们家小孩子有时候跟着里面的老师学我们自己的文化知识。现在小孩接触传统知识的机会少了，得专门去学的……我以前还跟着学过唱祭歌。”林阿嬷不常住在部落里，只是夏天的时候回来住一段时间，但提起寿丰文物馆她并不陌生。G部落的郑美是 D 大学的研究生，她说：“我平时就在那里做义工，教一些传统文化知识。学校有课程的时候就去上课，这边有需要我就过来。（部落里） 缺教授传统文化的教师，文物馆就组织起来提供地方，我们就在这个 （文物馆） 二楼开课。”从林阿嬷与郑美的讲述中不难发现，居于社区的博物馆与社区民众间围绕非遗文化形成一种默契的配合，无论是非遗文化的传递者抑或非遗文化的接受者，均在社区博物馆这一平台中互动。非遗文化的文化要素也借由社区博物馆这一介质实现了“从人到人”的活态传承。

台湾 寿丰文物馆活动展台

由此可见，社区博物馆特有的区位优势能够大大提高社区民众参与非遗保护活动的积极性，扎根于社区内部的社区博物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高雅艺术的展示场所，而是与民众“朝夕相伴”的日常生活要素。另一方面，社区博物馆进行非遗文化活态传承的要素，往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具有极强的群体针对性，让社区民众在进行非遗保护实践的同时也不用脱离社区原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社区博物馆“就地取材、活学活用”的非遗保护实践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非遗保护在当地整体文化情境中“水土不服”的问题，从而保证非遗保护活态传承效果的最大化。其次，鉴于非遗保护对过程性的强调，除具有区位优势的硬条件外，社区博物馆自身也需要相应地在软条件上下足功夫。有别于传统博物馆对非遗文化事项静态的、物化的客体化展示，社区博物馆在非遗文化的阐释与展示上往往更注重情境性、过程性的主体参与性。鉴于此，寿丰文物馆在具体开展非遗保护实践时兼顾了两者的优势，以地方文化的静态展览、策划与当地社区相关的一系列主题性文化活动以及请手工艺人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非遗文化的过程性保护。值得一提的是，寿丰文物馆依托当地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文化环境，实现了对传统手工艺、乐舞类非遗文化很好的活态呈现。寿丰文物馆通过让社区民众整理祭祀歌曲并加以传唱，教授传统服饰装饰物制作的实践方法和途径，将非遗记忆物化以及将手工技艺内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唤起并升华了社区民众的社会记忆，让非遗文化以一种“生活技艺”的形式复现。

台湾 寿丰文物馆展览

更进一步来看，社区博物馆所实现的过程性非遗保护，是非遗文化从历史记忆走向社会生活情境的复归过程。寿丰文物馆所在的阿美部落，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丰年祭、捕鱼祭和成年礼等活动。与祭祀内容有关的歌谣是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这些歌谣不仅辅助祭祀仪式的进行，也是阿美人传递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全球现代化背景下，阿美人的祭祀歌谣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困境。寿丰文物馆凭借自身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动员林正等非遗文化精英以及社区中的老人们一起开展阿美祭祀歌谣的收集工作，并合作整理出十几首古老的祭祀歌。“这些是我这几年在周围部落里搜集来的祭祀歌谣，以前会唱这些祭祀歌谣的老人都不在了，很多语调都没法考证了”，林正说着，不由得叹气。这些由社区老人共同回忆出来的祭祀歌谣，被林正以阿美语罗马拼音的形式抄录在一沓厚厚的手写纸上，展示在寿丰文物馆中。与此同时，在寿丰文物馆的推动下，这些祭祀歌谣被重新运用到丰年祭与捕鱼祭这些现存的祭祀仪式中，成为助益当地文化旅游发展的一大特色。这种具有应用性的非遗保护方式，不但让一度失传的祭祀歌谣得以重现，还让其重新嵌入社区生活之中；不但具有文化效益，还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整体良性联动。总之，寿丰文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过程生动地显示出社区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的巨大优势。其一，寿丰文物馆借助其在阿美部落内部的区位优势，缩短了社区民众参与博物馆活动的时空距离，提高了互动的频率。其二，无论是开设传统文化学习班，还是开展夜间和周末传统文化手工技艺教学活动，都旨在调动社区民众在闲暇之余参与到非遗文化的各类活动中。这种基于日常生活情境所建构的活动内容与形式，有意识地鼓励社区民众使用非遗技艺制作出各类器物，培养社区民众形成非遗文化的自觉意识，并最终促使非遗文化重新回归到社区民众的生活实践中，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保护的生活意涵。其三，社区博物馆非遗保护内容的生活性有效地唤醒了社区民众共同的记忆，进一步强化了社区民众对社区博物馆作为“社区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其四，寿丰文物馆以社区为中心，充分调动多元行动方的积极性，共同讲述社区自己的文化故事。事实上，非遗文化具有非物质性和可再生性两大特征。非物质性意味着非遗文化通常是一种知识、技艺或技能，需要人来加以表达与保护；可再生性意味着非遗文化的延续性与可变动性，需要人才能实现其发展与创新。寿丰文物馆始终将人才是非遗存续的核心这一理念贯穿于非遗保护的全过程，从而有效实现了非遗文化在自我传承、自我受用链条上的循环和发展。

台湾 寿丰文物馆

四、结论与讨论

随着 20 世纪初中国非遗事业的推进，非遗保护一时间成为各个领域关注的对象。对非遗保护的探讨往往存在多方话语，尤其是近年来，以社区为中心的非遗保护业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社区博物馆非遗保护实践的核心理念强调“整体保护、原地保护、活态保护、自我保护、开放性保护、发展中保护和可持续保护”。本文承袭了对上述核心理念的观照，以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为切入点，鲜活地展现出一个社区博物馆进行非遗保护的实践样态。寿丰文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固然为社区博物馆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经验，但也存在不足。相较于我国其他地区博物馆的体系化、规范化，寿丰文物馆的组织较为松散，运营相对随意。当地行政管理机构虽然极力促成博物院的兴建，但缺乏系统化的博物馆发展规划和人员配置。另一方面，寿丰文物馆是一种“能人当家”的发展模式，博物馆工作在社区的顺利开展主要依靠林正等地方精英的支持，博物馆的日常运营和策展布置仅由几位像小林、小曾这样的能人予以维持。因此，这类社区博物馆发展动力相对受限，发展路径极不稳定。然而，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仍然是推动非遗文化存续、探索非遗保护新路径的积极尝试，是非遗保护最终实现自主、自立、开发的活态保护的重要实践形式。社区博物馆的发展应该着力探索出一种“行政管理机构+能人”双引擎驱动模式，充分利用当地行政管理机构力量建立系统的、科学的、可持续的博物馆发展框架，发挥社区能人的在地优势调动社区内部的内生力量，从而推动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落地。

台湾 寿丰文物馆活动海报

社区博物馆以推动社区民众参与非遗保护、促进非遗活态存续为己任。聚焦到社区博物馆开展非遗保护的具体实践，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是一个多元行动方共同参与的实践。不同背景的参与主体在非遗保护的社区博物馆实践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构了一个社区博物馆的行动网络：当地行政管理机构与文化学者等具有“官方”身份的参与者在政策制定、资金管控与文化阐释等大方向上对社区博物馆予以把控；地方文化精英则在具体的非遗保护事项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社区民众既是社区博物馆非遗保护实践的来源与去处，也是非遗文化的实践者、传播者与接受者。因此，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过程就是一个以多元行动方的实践共同促成非遗的活化与存续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社区民众的身体性实践，其次是社区博物馆利用动态展示策略使非遗从历史记忆回归社区生活情境的过程。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本质上是社区内部人与文化的互动，是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互动，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仅如此，社区博物馆对非遗保护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社区博物馆的实践过程是对非遗保护中的社区民众进行赋权的过程，有利于提高非遗保护的社区参与程度，进而平衡非遗保护过程中各方的话语。首先，社区参与本质上是人的参与，非遗保护根本在于人的保护，提高社区民众对非遗保护的自觉参与程度，是社区博物馆非遗实践的重要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社区博物馆一手重拾过去的文化遗产，一手伸向当下的社区民众，以自身为平台重新建立起非遗文化与人的关系，使遗留的文化重新回到社区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推动非遗保护的社区参与是一种推动文化回归土壤、回到日常生活的活态保护。其次，社区博物馆作为“中间枢纽”，在推动与深化非遗保护社区参与的过程中，赋权于地方与民众，进而平衡多元行动方在非遗保护实践中的话语权。实现非遗保护的整体性活态存续，一方面需要顶层设计来把握政策制度与总体走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底层行动完善并优化地方诉求。由此，在各方力量以非遗保护为焦点展开对话的过程中，社区博物馆获得了一个相对协调的“中枢性”位置，不仅消化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价值与需求，而且积极推动社区参与自下向上的发展，充分发挥博物馆自身的话语互动性，建构话语协调的互动空间。总之，非遗保护的社区博物馆实践立足于社区，依据其群体、文化与空间优势，将社区群体带入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进程中，提高了社区民众对非遗保护的参与程度，同时为非遗多元话语的交融提供了对话平台，从而可以推动非遗事业的健康发展。

台湾 寿丰鄉客家生活館（原寿丰鄉文史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