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并不恒定的新鲜概念出现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我们首先应该正视公共空间概念在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缺位，并正视其内涵外延的扩展与挪移的事实，同时关注公共空间的物理界面和虚拟界面两个维度，准确把握创新界面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用整体治理、技术伦理来恰当地构建全新的公共空间中的公私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空间是一个外来概念，其定义，泛指公众可以进入和停留的场域，或免费长时间使用，或付费并在规定时间内有限使用。其所指范围也颇为模糊，仅可从公共与私人两者差异间做出大致判定。公共空间的定义，往往与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公共关系等几个具体职能相连接和联系。

今天的社会，公共空间在涉及范围、功能涵盖上都有了巨大提升，随着公共交往突破时空限制和移动终端对个人空间的破解再造，公共空间成为我们必须去仔细面对的议题，无论在物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中，如何重新定义它？如何正向管理它？如何有效介入和融入？如何进行恰当的改造和创新？这些都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中国传统空间关系中公共空间的缺位

对传统中国来说，西方的公共空间概念所能适用的范围非常有限，因为在传统中国，集体使用的空间大略可以分成三类，即礼用空间、官用空间和族用空间，具体说，礼用空间大多指国家仪礼、宗教祭祀、封禅等具有祈、祝、祷、求、庆、祀、奠等功能的神圣空间，它们往往对上显示谦卑和虔诚，同时维护良好的关联关系；对下显示威仪和地位，增加震慑从而增加疏离感，如太和殿、天坛、地坛、社稷坛、先农坛、大成殿、城隍阁，这是今天我们仍称为“礼堂”但却早已与礼无关的空间所无法比拟的。官用空间往往指代表地方行政权力的管理机构，以及他们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以判决诉讼、税赋呈缴、刑罚示众等功能为主，如官衙、公堂、驿站、刑场等；族用空间在古代中国更多地承载了基层治理与维系的功能，以家族血缘为联，以长幼尊卑为系，末梢可以下沉到村庄，祠堂、宗祠，是常见形态，甚至包含大户人家的堂屋，很多时候族用空间还兼具了上述礼用空间和官用空间的部分功能，也含有祭祀、审判的成分。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公共空间往往随着时间时令而出现和消失，以集市为例，往往是因节设市，取开犁、收获、年节等节令，伴以交易、敬神等活动，短时间内将原本不具功能的场所变为集中交往的公共空间，今天边远地区如山区、牧区的节庆聚集就是遗风缩影。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空间关系中基本分为国、官、家这三个层级，甚至也可以简化为国、家两个层级，可能有人会问：那些常出现在文学、电影中的酒肆、茶楼、戏院、客栈难道就不能计入吗？前面我提到，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公共关系等几个具体职能相连接，古代中国则更注重统治与管理的职能，在古代中国由于重农轻商，上述社交空间并没有文学想象中那么发达和普遍，我们今天依赖的这些现代社交空间中发生的功能，其实在古代更多地被归并和吸纳到“家空间”当中去了，访友、餐叙、观戏往往在私家和宗族中进行。

公共空间概念的模棱和拓展

以往学界对公共空间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空间本身，以建筑体态、空间规划、人流动线、管理预设等为手段，围绕空间营建本身而展开。公共性的体现则主要考虑容量、体量、机能等考量元素，我们所见的更多是诸如“交往与空间”“紧缩与扁平”等方面的细节研究。

但在我看来，公共空间的所指，不仅仅限于空间本身，还在于整体的场境，这里说的整体场境，从感知角度划分包含视、听、触、嗅等，从物象角度划分包含天、地、墙、饰、光等，均是综合的和交织的。因为人的感知绝不是单向和片面的，我们在接收、体验、记忆等环节都是整体和综合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更倾向于将公共空间与个体、群体的关系讨论放在一个更总体的角度，同时我建议也将公共空间研究和讨论的指向引入更加宏观和融合的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公共空间的出现成为新政体、新关系的显性体现，如公园、广场、文化宫、少年宫、工人俱乐部、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开始成为大众可参与并彰显自信的场所，成为人们工作之余、节庆假日的核心指向场所。今天回看这些改变，确实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些新的公共空间颠覆了传统中国个体与空间关系礼用、官用、族用的三层结构。典型的例子如天坛、太庙等礼用场所成为公园，紫禁城也不再禁而不得进，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中博物馆、会堂、文化宫、宾馆等几乎都是新公共空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自那时起，中国的普通大众开始有尊严地拥有和使用公共空间。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新型体制下的新空间，还有着比较明显的“公家”印记，这是由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我个人并不赞同用简单的优劣去评判它的做法，应知，凡是一种公共空间与个体的特殊关系，均有其特殊性及差异性，我们应从差异入手，全方位检视后做出恰当推进，才是正道。不得不承认，带有“公家”印记的特殊公共空间与个体的关系在管理上有相对的便利，但同时在参与度、互动度与长期黏性上却有越来越明显的不足。这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需求改变都息息相关。

因此，公共空间的定义和意义构成也成为重构人与社会关系的契机。

当下空间的公共性被再次放大和挪移

当今社会正经历由数字技术、万物互联、分布存在等引发的深刻变革，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当我们仔细审视今天的公共空间现状或畅想公共空间的未来场境时，会震惊于其颠覆与新建的力度和速度。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所预言的诸多未来，在今天俨然已经成为事实和常态。以居住空间的改变为例，在物流发达、外卖兴盛和预制菜普及的影响下，原本的厨房、餐厅正在变成一个单纯吃饭的地方，做饭的功能被大大降低，餐具、食器本是主人为餐厅的恒定设置，如今已经变成外卖订单附带的一个选项；随着共享汽车的逐渐抬头，家里的车库也已经丧失最主要的停私家车功能；随着电子书籍与语音伴读的兴盛，住宅中的书房也逐渐失却主体功能，视觉功能与书卷气彰显可能会上升成主题意象，就像现在流行的网红书店，买书看书都比不上拍照发圈。这些变化，诚如雷姆·库哈斯在他的建筑元素（Elements of Architecture）研究项目中，为15项建筑基本元素逐一所做的研究，并尝试建立一套独立于国家地域之外的历史。他说：“我们将建筑的基本元素呈现出来，看看能否在建筑中发现新的东西。”库哈斯让我们学会用全新的角度去思考阳台的公私兼顾性，同时处于入侵者和教化者的双重身份；也会通过研究认识到壁炉作为建筑元素已全无建筑功能，但其作为交流与舆论的聚集地和焦点的功能却始终强悍。

另外一个探讨空间的公共性被放大和挪移的例子，将体现在未来交通工具中，空间公私关系在这里发生了完全倒置的改变。汽车由轿子、马车演进而来，样貌、功能虽有极大改变，但其私有性的空间属性却一直未改变，而随着移动互联的兴盛、共享式自动驾驶的实现，未来的汽车俨然将脱离私有空间的范畴，挡风玻璃将转为梳洗镜，天窗会变身为阅读浏览器，座椅将成为治疗仪和采集器。当外部信息的大量涌入和个体信息的同步外传更新同时实现之时，我们再也无法称其为私有空间。

整体创新介入新公共空间成为可能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新公共空间拓新发展的极佳试验体，物理层面，中国社会的公有体制决定了中国可以更主动地进行物理公共空间的建设和改造，即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中国社会又是互联网经济与数字移动生活的最大受益者和最大使用者，中国的千禧一代被称为“网络社会原住民”，其数量庞大也是世界首屈，超前发达的数字经济使民众对其接受度和亲近度都很高，这使得虚拟公共空间架设拥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受众基础。

在具备足够基础的前提下，仿佛开启了一扇全新创造之门，未来公共空间必将成为创新的主要界面。同时，在扁平化、分布式的思路下，对未来公共空间的创新也将脱离低、小、散的做法，呈现整体创新的态势。但我个人很想在这个全新创新的初期，提出几点建议和提醒：

一、整体创新与整体治理的统一

正如在我们国家历史演进中所积累和延续的那样，公共空间始终坚定地保持着社会治理的核心和首位的功能。“国是一个家”，在现代中国，这种家国一体的思维方式是应该延续和发扬的。我国在新发展阶段中，社会治理已经明确趋向于总体性治理，将公共服务、社区整合、环境生态、基础保障、民生福祉、协同发展等作为思考和研究对象，在思考如何整体创新的同时要思考整体性的治理。

二、整体创新与新公私关系的建立

鉴于公共空间在中国人生活关系中长期缺位和公共空间属性的变动频繁，我们应提前预设基本的新型公私关系，因为我们讨论公共空间本质上是对各种关系的权衡和思考。公共空间定义的不确定，恰恰反映了我们对各种关系的把握缺失，在没有很好地设定新型公私关系的情况下，我们所做的所有“创新”都将在未来付出成倍的代价。

三、整体创新与技术伦理的平衡

新的公共空间架设，无论是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空间，肯定离不开技术的介入和辅助，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正视技术所带来的正负两面的影响。在创新活动中不仅需要考虑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必须考虑其活动的目的、手段以及后果的正当性。始终将人作为前提，将人与物、人与境的关系作为原发和目的，对技术伦理的重视和强调，反过来其实是对人与人群的关注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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