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德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分裂过程，当然这种分裂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但是在最后还是有不可分的东西，那是什么？就是德国的理性。

通过“交织的轨迹——德国现代设计1945-1990”展览，我才意识到两个德国的国徽背后的旗帜是一样的。理性带到现实社会或者现实生活，尤其设计里面很显然的显现就是极简。理性一定带来极简吗？真是不一定。因为我们国家也很理性，但是我们国家肯定不是极简社会，比如车开过来有宝马，宝马的型号里为什么有一个“L”？因为把车加长了一部分，以适应市场。

我用康德的理论实验理性和纯粹理性的辩证关系看问题，认为纯粹理性是走不到尽头的。我们现在都觉得极简好甚至极简的水平很高，如果一件物品设计的很烦琐就显得很LOW，这是先天综合判断。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普遍的规律，有它的必然性而不是豁然性。这是要经过理论认证的。康德把理性做到一个边界，所以理性不是可以无限制的走到它的极点。

在理性的范围里面，无论你想什么事情都是能做到的，但是超越这个范围里面就变成幻想，是做不到的。这是纯粹理性与批判理性的观点。

我们拿基本观点来看，这也是德国思维的方式，德国人崇尚理性，理性在现象中的表现就是极简。如果从艺术史来说，艺术史真正的开端就是从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开始，他写的古代艺术史比康德的纯粹理性还早发表十余年。温克尔曼好像并没有去过希腊，但是他站在西方那种烦琐的世界里反而对东方有一个幻想——对东方的极简的幻想。他提出希腊非常高的艺术标准，那就是搞鬼的单纯和浸默的伟大。同时在罗马有一个作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他和温克尔曼是针锋相对的。皮拉内西借助法国的艺术家对温克尔曼的观点进行尖锐的批判，但是真正他的敌人是温克尔曼。

这种对于东方的想象，东方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抽象，永远是一个理想，德国的哲学家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其他人都有对东方错误的想法。但是他们容易接触所谓的西方——西欧和英伦。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穆德休斯作为德国的工业间谍被派到伦敦，以使馆的官员的身份做了非常深刻的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工业设计的考察。英国人很不争气，他虽然在工业革命领先了，但是并没有在工业设计上领先，手工艺运动向工业革命前的驱动靠拢。他回来以后如何报告了英国的发展，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叫Sachinchkeit，有人翻译为“客观主义”。我觉得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故事主义，踏踏实实没有那么多废话；第二个精神上的超越，精神上纯粹的客观主义或者纯粹的理性主义。这个概念其实影响很深，包括最近建筑界里面对它的讨论很多。1914年第一次德意志设计的时候，穆德休斯自己盖了一个房子，那种非常古典主义化的风格，因为它有别于其他的浪漫主义的风格。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他的设计，尤其是玻璃、楼梯代表了现代主义的诞生——如果按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的话。言外之意德国人靠理性做了审美趣味的选择。

同样展览里面出现了另外一个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他设计的房子光进来的时候是非常绚丽的，那个时候没有彩色照片。这个是或多或少在表现里面暗含了理性的传统，但是真正改变他的世界观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他去了日本。从日本回来以后，陶特又去了土耳其，整个东方之旅对他来说还是有很深刻的学理上的改变。他在日本看到了日本的神社，才写了日本的建筑和日本的人民的书。这都是德国人对于东方那种断舍离有一种天然的接受，说明什么？还是他骨子里面的理性基因。

骨子里的理性基因最终会形成全面化的教育，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包豪斯了。包豪斯教育里面相比其他的风格，我的主题还是极简。但是包豪斯真是极简吗？或者铁板一块的东西吗？其实也不是。如果我们把包豪斯几个老师在1926年5月18日送给格罗皮乌斯的生日礼物来看，这些包豪斯的老师们各自有各自的表演，而且在各自表演里面，一方面能看到他们相对来说都是走所谓的抽象化的路线，但是也并不是全部都是极简化的，甚至从康定斯基的作品也未必看出极简。

包豪斯本身也是非常分裂的一个机构，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包括无论从教程以及历届三个包豪斯校长，他的各自的学术战略也都不一样。无论是约翰内斯·伊顿（Johannes Itten）在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争论，还是跟后继者的汉斯·梅耶（Hannes Meyer），早期还是在更加理性的争论，但是到了晚期是非理性的争论基础上。

这个带来我们对德国教育的混淆，包豪斯根本不是一个包豪斯，是无数个不同的思想。有一本书叫《包豪斯的争论》，里面讲了包豪斯里面所有的派别的斗争之类的。这里有很多的撕裂在里面。所有这些事情都会被一些政治事件从童话变成神话。由于纳粹的介入使包豪斯关闭了，也使我们觉得包豪斯是一个神话。

如果我们考察另外一个学校乌尔姆设计学院，它的领导者也经历了几次迭代。早期学校的创作者，他设计的椅子作品在此次展览里面也有。椅子本来是非常简单的用板材做的东西，可以用做讲台、边桌，但是今天这把椅子卖到了24900欧，我们会看到所有的这些所谓平面化极简的设计最都变成了消费时代的奢侈品。

再往下的领导者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ás Maldonado）可能走了更加极致化的道路，要把设计已经不是从数学化搞到更加的科学化，几乎把美学从这些好的趣味里面排除出去，反而追求一种更加抽象理性的东西，这些都有无端的极致化理性的过程。这个理性过程假如真的能产生非常好的结果也罢了，但是非常遗憾在1968年的时候由于学校财政的问题，学校关闭了，学校关闭的同时正好是格罗皮乌斯返回办一个大展。这样的政治性结局也把这个学校变成神话。我们不要以为无论在一个体制里面或者教育系统里面，我们无限的理性化的教育最终能培养出一代理性化的设计师，因为理性是有边界的。这是康德在这个地方设的边界，理性再往上走的时候没法用理性构想，没法用理性思维的会产生一种经验了幻想。但是康德妙在他在纯粹理性不能实现的地方，通过实践理性来实现了，实践理性并不代表实践就是理性，因为我们在实践里面恰恰经常用一种一般的理性，一般的理性就是各种庸俗的实践理性，但是康德想的纯粹的实践理性。他最终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功利化的想法上，也不是幸福化的东西，是建立在普遍立法的原则之上，建在自律的原则之上，最终实现一种道德律的至善的原则。

其实人需要一种自律，这种自律必须编到体系里面，我们只有体系化的思维，克服所有的日常的生活给你的各种压力、诱惑，最后才能达到更高的自由度。从德国设计来说，乌尔姆这个学校不断跟工业结合，比如说汉斯，这些都是他系统设计的成果。最终我们止境德国最伟大的设计师拉姆斯，他自己给自己制定了实践理性的原则。从中国角度理解，中国有的是实践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的实践并不是实践理性，因为我们往往基于一个一般理性的原则，而放弃了最高对于精神的追求。（编辑：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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