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成都20世纪的部分城市雕塑在历史演变中经历过搬迁、拆毁、重塑，其“原境”都发生了改变。文章以《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为主要案例，追溯成都部分城市雕塑的变迁过程，分析其纪念功能转变的路径及原因，探讨城市雕塑是如何由纪念性转向日常生活的，雕塑趣味的转变对今后城市雕塑的发展将有何启示。

关键词：城市雕塑；纪念性雕塑；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20世纪，中国的城市雕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而兴起，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的时代文化大背景影响了雕塑艺术的观念、风格与发展进程。在众多留学归来的艺术家们的西学东渐下，我国雕塑开始转向现实主义风格，雕塑在内容与形式上从古时的祭祀、宗教的鬼神化造型转变为纪念时代伟人的现实雕塑，题材也由“神”到“人”，此为现代雕塑与古代雕塑的转折点。新城市的兴起与西方雕塑的传入为城市雕塑的兴起与持续不断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城市雕塑传承着城市的历史文化，见证时代变迁与城市发展。成都20世纪部分城市雕塑也历经变迁，其“原境”发生改变，语境的转变致使雕塑纪念性逐步消解，娱乐性趣味增加，此过程中的变迁史也鲜少有人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史料搜集与现场调研等还原成都20世纪部分城市雕塑的变迁过程来探讨城市雕塑纪念性转变的原因。

一、雕塑的“原境”分析

巫鸿在《美术史十议》中提到“原境”一词，“‘原境’的意义很广泛，可以是艺术品的文化、政治、社会和宗教的环境和氛围，也可以是其建筑、陈设或使用的具体环境”①。“原境”与艺术作品是一脉相承、共同存在的整体，随历史与时代的不断变迁，很多艺术作品的“原境”或早已发生变化，解读者也因其“原境”的改变随之有不同的体会。正如弗洛伊德对《摩西像》的释读实际上并不是面对实物所感受到的，而是基于雕像的照片，这种由实际场景到观察照片，是对原始作品的“转译”，而无论是照片、幻灯片以及数码影像等都起到一种中间介质的作用。同样对于艺术作品而言，放置在不同的环境中会产生不同意义，譬如存放于博物馆或美术馆中的用于古代丧葬文化陪葬品的青铜器、画像砖等，作品本身并非艺术品，展厅、展台等新环境对其来说是一种“转译”，给作品本身赋予了艺术和研究的价值。“原境”对于艺术作品的研究来说极为重要，它是还原其历史场景、作品意义的重要依据，对于雕塑作品也是如此。就成都20世纪的部分城市雕塑来说，许多雕塑在时代发展中历经迁移、拆毁、重塑等不同程度的变迁，所处环境、场所、空间与“原境”大相径庭，“原境”的变化对雕塑来说是一种“转译”，在变迁过程中象征意义发生转变，新的意义也会随之产生。

二、成都部分城市雕塑的变迁过程

20世纪20年代，中国城市雕塑刚刚起步，以上海、南京等城市为先发地。到了30年代，成都城市雕塑建设开始兴起，最初以名人与战争题材为开端。例如《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孙中山座像》等；随后产生了社会现实、历史文化、动物等多种题材，例如《收租院》《芙蓉花仙》《五丁开山》等。时至今日，成都的城市雕塑反映着城市的时代面貌特征，成为城市文化的代名词。

在成都众多20世纪现存的城市雕塑中，因时代的发展部分雕塑作品经历过搬迁、拆毁、重塑等，其“原境”都发生了改变。现代雕塑的领军人物刘开渠于1938年辗转至成都后，创作了大量纪念性雕塑作品如《王铭章骑马像》《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孙中山座像》《李家钰骑马像》等，这些作品“原境”都有所变化（表1）。据统计，其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尤为突出，该雕像从初立至今历经了两次搬迁、一次拆毁、一次重塑。

（一）《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变迁过程

1942年夏，刘开渠接到成都市市长余中英邀请，到成都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塑建《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又被称为《无名英雄纪念碑》。该像从1944年初塑到1989年重塑，位置与形式都发生了改变。1989年的创作意图与最初的意图也较为不同，雕塑除了被赋予了纪念意义外，其不断迁移的历史也承载了城市的时代变迁与城市记忆，新的意义与内涵随之产生。

1.位置变迁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于1944年7月7日被安放在东门城门洞（图1），刘开渠在创作经费不充裕，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坚持将无名英雄塑成。该雕像于1965年被毁，1989年在群众的呼声与政府的支持下由刘开渠主持重塑，同年8月15日立于东二环万年路路口，当年川军出川抗日是由此向东出发的（图2）。在2006年因二环路改建迁往库房保存，直到2007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时被迁建于人民公园东大门门口（图3），选在此处是因为1937年的“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就是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召开的，川军队列也是由此踏出的②，并且，1938年举办的“第一次抗日川军将士追悼大会”也是在此处召开。

2.形式变迁

从面部特征来看，1944年初塑时，刘开渠为了表现战士坚定的表情，在塑像上去掉两眼珠，成了两个黑洞，从远处望去，正是非常深沉地注视前方的感觉③（图4），而在重塑的雕像中没有体现此细节（图5）；从体态特征来看，重塑后的雕塑也有微妙变化，傅春禹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前首次由刘开渠塑造的无名英雄弓腰含胸，探着头，暗含一种在危险情境中冲锋杀敌的姿态（图6），而在1989年重塑后的雕像却身姿更加挺直，显然是一种胜利者姿态④（图7）。此时的创作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年过八旬的刘开渠主持和指导下，由四川省雕塑院的张绍蓁重建。不难推断，其外形特征的变化与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主要创作人员的内心情境的转变息息相关，从对敌军的同仇敌忾，想要消灭敌寇的怒气到抗日战争胜利，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的胜利姿态，与新中国站起来的历史情境相呼应，雕塑“原境”的变迁过程也侧面反映出此时的政治氛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成都其余城市雕塑变迁过程

此外，刘开渠所塑《孙中山座像》“原境”也变化明显。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成都市塑孙中山像于春熙路街心花园内（图8），雕像与身后的两棵大银杏树在园内显得颇为安逸、舒适。建国后的《孙中山坐像》1945年于刘开渠重塑，虽位置从未迁移，但当年的街心花园已经改建为开放式的中山广场，雕像也与商业街融为一个整体，成为春熙路熙攘人群中的一个文化空间与地标（图9），两种环境衬托出不同的氛围，原有的纪念性被商业文化所吞噬，取而代之的是中山广场的地标性、休闲性、娱乐性。    

除上述刘开渠的部分作品“原境”改变外，其余部分雕塑也有搬迁经历。例如1985年为纪念一环路开通的《建设者》，1990为纪念四川交通发展的《五丁开山》等（表2），这些纪念性雕塑形式与环境的变迁只是一部分原因，雕塑语境的转变使其原有的纪念性氛围逐步减弱。

三、城市雕塑语境转变对纪念性的影响

（一）纪念性雕塑概念解析

中国的城市雕塑从起始到发展至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纪念性雕塑阶段、城市雕塑阶段、公共艺术阶段。三者除了在时间上的递进关系外，在社会功能上也有一步步递进、增量的内在联系，整个发展脉络逐步走向成熟、完善（表3）。城市雕塑的类型主要有纪念性雕塑、主题性雕塑、装饰性雕塑、展览性雕塑、功能性雕塑等。

注：×表示没有强调该功能，√表示体现该功能。

（美编：蓝字排在表注下方，用楷体，字号与表注相同）

纪念性雕塑是以表彰历史人物和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雕塑，一般安置在特定环境或纪念性建筑的综合体中，具有庄严、永久的特征⑤。纪念性雕塑是纪念和巩固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物质体态，较其他类型雕塑而言相对特殊，因其承担着特定的某位人物或某个事件，内容与形式都由纪念对象所决定，非艺术家的个体意志所掌控，与其所在地的地域、文化、历史等息息相关。

（二）城市雕塑纪念性转变的路径分析

事物的形式和功能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是不断变化的，纪念碑在建造的最初动机是纪念过去的某一事件或人物；在建造成后的意义又或说其纪念碑性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变迁过程中象征意义也会发生转变，新意义随之产生。例如：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变迁中整体环境的纪念性逐步消减，而地标性、娱乐性、休闲性逐步显现，与此同时场所所具有的休闲性、娱乐性、地标性的比重逐步增加。使城市雕塑语境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雕塑“原境”的改变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城市雕塑“原境”都有所改变，“原境”中的物与当下的现实混合碰撞，产生一种奇妙的联系。新环境与新时代对其来说是一种“转译”，新场景是对其重新解读的一种中间介质，重新给雕塑赋予了新的属性和意义，使得读者的解读意味也发生了转变。法国当代艺术家丹尼尔·布伦认为，作品本身特定的形式也会表现出某种独特的想法，它可以吸收环境所带来的特殊意义，并受到环境的启示获得一种独立的精神场，最终与环境达到和谐统一⑥。这些雕塑的“原境”随时代变迁改变，其原有的精神场也随之一起进入到新的场所，作品的意义将会在原基础上重新叠加上新的内涵，产生超出纪念性之外新的含义。

2.艺术观念的改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雕塑的观念逐步发生了改变。当代雕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对原来所排斥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产生兴趣，而曾经被边缘化、招致过不少非议的当代雕塑，也逐渐得到社会认可⑦。自90年代以来，城市雕塑是作为公共艺术的形式存在的，除了自身原有的纪念性之外，立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纪念性雕塑，自然而然附加上了娱乐公众的公共性。例如，1999年的《深圳人的一天》是国内早期以雕塑为主的公共艺术作品，它塑造了18个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将城市景观与城市记忆结合在一起，许多公众也主动参与其中。此件作品吸引了各界的关注，得到了良好的反馈，成为了当代雕塑迈上公共空间的较早实例。对于《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一类的纪念碑来说，立于公园门口或诸如此类的公共空间后，原有的庄重、严肃的纪念性场域被部分消解掉，人们将其作为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不再单单将其作为纪念碑看待，艺术观念的转变使得城市雕塑的形式与内容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3.新的场所精神的构建

场所精神由区位、空间形态和场所特性表达出来，特性暗示着一般的综合性气氛，任何真实的存在与特性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特性会因外部因素而改变，譬如季节、气候、环境、光线等⑧。场所精神是由空间与特性共同主导的，空间是构成场所的一个元素，而特性则指代场所的“气氛”。雕塑“原境”中的位置、空间与集体记忆的主体已经发生变迁，在崭新的环境与人群中增加了新的符号意义。如今迁于人民公园处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与园内《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壮士出川》等一系列爱国主题雕塑一同赋予了人民公园爱国文化遗迹意义，雕塑开放式的空间与人民公园舒适、安逸的气氛增加了公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纪念碑原有的严肃庄严的纪念性氛围渐渐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距今已有近80年的历史，对战争有集体记忆的人群已然老去，审美主体更换也是纪念性消减的缘由之一。而今日立于人民公园东门的“无名英雄”，对于目前大多数活动于此处的人们来说，它就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来宣扬城市历史，记录当时思想，表达城市精神，作为人民公园的地标而存在。

四、结语

城市雕塑随社会发展也在不断进步、演变发展，纪念性城市雕塑未来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中？首先，采用反纪念碑的形式增强纪念碑与人、环境和谐相处。对于历史上留存下来的这类纪念性雕塑作品，最初的意义早已磨灭，如果不能与当下的文化语境相互融合，就会造成与周遭的城市景观相冲突的局面。西方在公共纪念性雕塑上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在此方面有一些值得我们认识和借鉴的成功案例，例如奥登伯格《大衣夹》，林璎《越战纪念碑》，采用反纪念碑的形式，增加与环境的互动交流，更加平易近人，达到印象深刻的效果。其次，艺术家们应该用全球性的视野看待事物，不断更新创作观念，用前瞻性的理念进行艺术创作。包括对雕塑整个寿命期的思考，考虑其后续的价值，而不是被迁来迁去，切断了作品与所处时代、环境的关联性，使雕塑与城市环境相协调，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相契合。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LBYJ2021-018

 

图表来源：

图1、图2、图8：袁庭栋.成都街巷志 上[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

图3、图5、图7、图9：作者自摄。

图4：崔开宏，刘米娜.雕塑家刘开渠[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

图6：程丽娜.人生是可以雕塑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表1、表2、表3：作者自绘。

 

注释：

① 巫鸿.美术史十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4.

② 程丽娜.人生是可以雕塑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63.

③ 袁庭栋.成都街巷志 上[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47.

④ 傅春禹.开拓与发展[D].上海：上海大学，2015：52-53.

⑤ 王鹤.城市雕塑全寿命期问题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5.

⑥ 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83.

⑦ 孙振华.中国当代雕塑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223.

⑧ 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5.

参考文献：

[1]纪宇.雕塑人生 刘开渠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2]崔开宏，刘米娜.雕塑家刘开渠[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

[3]刘礼宾.时代雕像：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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