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五星出东方》的艺术创意与主题构建

王欣 舞蹈中国

2024-05-22 1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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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五星出东方》剧照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尼雅遗址发现的汉代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护膊为主要素材和灵感源泉,通过美轮美奂的舞蹈设计、天马行空的情境设置以及妙趣横生的动作刻画,一改传统历史题材舞剧的套路,营造了古代与当下遥相呼应,千古同一愿的情感氛围。这部作品不仅用历史可能性的想象,激活了中华文化符号,也升华了共偎共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

该剧的上演在业内外引发关注和好评,火爆热烈的现场演出,使得该剧火速出圈,不仅征服业内人士,也赢得了广大观众。实际上,以舞剧讲述宏大主题并不容易,由于舞蹈艺术本体的特性,往往由舞入情,因此“舞”与“剧”的关系是“舞”大于“剧”。但是《五星出东方》的意义,更需要以舞入魂,将核心主旨通过舞的方式成为观赏者的一种自觉感悟,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同时,从文物入手的历史题材舞剧并不鲜见,但如何拉近历史与当下的距离,让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观念真正走入当代人的心里,引发当代人的情感共鸣,也是该剧创作者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已有丰富创作经验,作品多次获得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等最高艺术成就奖项的王舸、许锐这对黄金搭档,并没有选择一条成熟并“保险”的创作方式。编剧许锐在文物护膊以及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春君”“奉”“建特”的记载基础之上,突破人物限制的瓶颈,以凸显主题意象为核心,大胆展开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以“发现的方式来理解叙事”,将“历史的真实”变成“艺术的真实”。编导王舸和团队通过实地采风、考古史实、当地民情、民族服饰、民族音乐等方面多维度深掘历史,提炼艺术语汇,大胆挑战和以往创作手法不同的突破,恰恰就是以“舞”解决了以上问题。在舞剧上演的剧场里,很多观众也跟随剧中多次热烈的舞蹈不由自主地拍起手来,甚至动了起来,以“动觉”调动文化属性的身体记忆,弥合古代与当代的时空间隔,用身体唤起血液里的传统与精神。同时《五星出东方》舞剧在一些网络片段中,在元宵晚会的舞蹈表演中,也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此剧舞蹈设计与文化内在的共情关系。除了舞蹈片段本身创作之外,编导还尝试在舞剧中很少使用的手段,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弥补历史题材古今时空的距离感;二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内化为观演者情感共鸣的自觉意识。因此,于平认为“《五星出东方》是点‘史’成诗,把一个文化的碎片赋予诗的内容,寓庄于谐、喜感满满地表达化干戈为玉帛的主题,传扬了厚德载物的包容性文明,礼赞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如何以“舞”达成这样的目的,概括起来,其艺术创意和主题建构的结合,体现在舞剧的“博、奇、趣”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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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五星出东方》剧照


博:以融为准则的多风格舞蹈映衬多元一体

在《五星出东方》中,以符合历史依据的艺术想象构建起“精绝城”这一特殊“情境”。“精绝城”在作品中不仅作为“背景”而存在,同时也是文物“活化”的空间,通过人物的叙事线索,将“共同家园”的意象,以城中为代表的不同背景、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融合展现出来,即便是抛开剧情,每段舞蹈的设计都能够独立成章,精致完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一)以不同的动作风格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

通常舞剧中的舞蹈风格较为统一,或为芭蕾舞,或为古典舞,或为某种民间舞,即便是不同风格的出现,往往也是作为场景性的插舞短暂存在。能够将一种舞蹈语汇设计好已是不易,但是《五星出东方》却尝试营造“多元一体”的意象,除了精美的服饰之外,用外在迥异的动作形象,通过视觉的方式,融合数种风格的舞蹈语汇。编导用异彩纷呈的舞蹈,贯穿整个舞剧,并且舞段密度很高,令人目不暇接,几乎不见哑剧动作的存在。丰富的舞蹈语言让每段情节都显得格外生动,给观众带来新奇感受。

例如,剧中三位主角奉、建特、春君角色出场之际,都有各自人物标识性的舞段。汉军戍边将领奉的语汇,就是以中国古典舞身韵为底的构建,并在整体风格上更加贴近汉朝乐舞厚重、沉稳的感觉。荒漠中的征战,奉所带领的部队,采用戏曲中虚拟的时空转换,“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舞台后区灯光营造的虚拟空间,从出征一望无际的浩浩荡荡的方阵,战士们不断战死沙场,反映了战争的残酷。舞台中区只剩下将军孤身一人仍在殊死搏斗。这种多与少的对比直接震动观者的心弦。北人首领儿子建特的语汇,是以蒙古族舞蹈的肌底变化而来,骁勇、豪迈、果敢的性格一览无余。北人军队用显著的低重心压在低空间,身体顺边发力的方式,体现出原始、粗犷、彪悍的气势。

春君是整个舞剧的精华所在,她以维吾尔族舞蹈的华丽灵动,展示了如精灵般炙热、活泼、纯净的美好。于平将此“作为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戏核’。古丽米娜饰演的春君以充满戏剧性的舞蹈表演,起到沟通人物关系、化解戏剧冲突的关键作用,构成这部戏的戏剧张力,成为这部剧的点睛之笔。”她一出场,就以灿烂、美丽为敌对双方绷紧的神经带来些许缓解。热情的春君,用玫瑰花表达自己的欢喜。还未放下敌意的双方,被她吸引并共同踏着少女“三步一顿”的节奏。春君的出现,像一缕阳光,像一剂良药,以友爱修补双方被战争折磨的残破不堪的心灵。春君轻松的节奏不断放大,这“三步一顿”的节奏似乎具有魔力,在僧人和人群礼佛的虔诚祈祷中,众人慢慢地都踏着这一节奏,进入和平舒缓祥和的氛围中。

(二)以形式之“融”喻意念之“融”

这种“融”不仅是外在形式的一种多元呈现,而且带来意念上的“融”。“精绝城”就是这样一个载体。该城的集市汇集了南来北往熙熙攘攘的商队,充满各地风情。编导用生活中的小插曲调和了人们之间的情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琐事,伴随市集的繁华慢慢胶着在一起,越发融洽。三人穿梭在集市中,轻松快活地玩闹,慢慢结下深厚的友情。这场真正的“街舞”被戏称为“蹦迪舞”,凸显出的歌舞空间,不仅是视听觉上的兴奋和冲击,更是外化出集市上不同民族人们情感的高度融合的氛围和状态,所观之人无一不被感染和振奋,编导在这一段落中烘托出超越冲突的和合之象。

(三)以特定情境动作升华家园意识

当舞剧在热烈祥和的高潮时,一场沙尘暴摧毁了祥和与安宁,让所有人面对共同的考验。倒塌的房屋,受损的建筑成为一个特定情境。在此前融合景象的叙事逻辑下,天灾并没有击垮人们,团结一心重建家园就成为升华主题的核心所在。从舞台两侧引出数根绳索,众人以绳索的牵引,拉起一根根建筑的横梁,“绳索之舞”也见证这友谊之厦的构筑。绳索间彼此的起伏穿梭与多重空间的配合,不由令人想到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护膊,代表的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织锦。精绝城的重建之舞,又如同技艺复杂的蜀锦需要齐心协力、高度默契配合的编织之道。奉与建特的手紧紧握住并高高举起,象征相依相助的友谊力量。


奇:以梦境与幻象的描述展现理想彼岸之境

除了视觉盛宴的舞蹈语言设计之外,舞剧《五星出东方》的选题也具有厚重的使命感。自汉武帝设置西域都护府,第一次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之内,中国的概念就具有多元一体的天然肌底。“融”与“和”成为人们共同的美好理想和彼岸。如何呈现这一种祥和之境,又如何在奉和建特化干戈为玉帛的线索中发挥出既符合历史语境,又符合叙事逻辑的设计,就成为本剧主题是否能够完美呈现的关键。

恰好,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本身就带来想象的空间。此物的出现,基于汉时谶纬之学的思潮,也是当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盛行,以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齐聚东方的时刻,借充满吉兆的星象来预言国家兴盛,从而获得鼓舞信念的力量。也就是说,织锦本身美好的寓意和象征,就天然营造了一种充满幻象的可能。因此编导在舞剧中也借助梦境和幻象表达思想内涵,恰如其分地推进了剧情,升华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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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五星出东方》 剧照


(一)心灯之梦境

在精绝城众人款待奉和建特之时,觥筹交错间,寺庙壁画中佛像的“莲花心灯”一盏盏亮起。菩萨手捧的每一盏灯都是寄托生命的美好盼望。点点微光照亮了眼前的光景,充满平静和祥和。这段“心灯”舞蹈具有西域龟兹乐舞的风格,疾旋如飞,同时舞姿如同壁画和雕塑中的“正面规则”,尽可能将身体全部特征进行正面展示,尤其是腿部两侧旋开的,重心较低的深蹲起伏,每个关节尽量呈现出相反方向走势,形成整体的S曲线姿态。手掌持灯,限制了上肢,就有了手心向上“端、托、捧、绕、盘、掏、送”的手臂运动,同时突出了脖颈灵动和下肢重心的快速转移。这段舞蹈融合了西域舞蹈风格以及印度舞蹈婆罗多特色,同时也兼具汉代舞蹈旁折腰的大幅度起伏动作。身体顺时针自转与舞台同时的逆时针公转,体现了超越须臾的时空观。此梦境出现在残酷的战争场面之后,征战的苦难在无限时空中被消解了意义,山河无言却亘古永在。这是此时心存芥蒂的奉与建特酒后的幻境,是对他们常年征战造成心灵创伤的疗愈,也是他们渴望结束战争,期盼和平的心愿之境。

(二)长安之幻象

另外一场是奉向建特描述长安时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这是整部《五星出中国》舞剧中在时空叙事中最有特色的部分。通常历史题材的叙事使用线性描述,即使是结构的调整,也是基于时间的调整,因为所描述的是“原生事件”。但是如果只是客观事实,而没有经过人的意识的事件则毫无意义。只有通过人的意识的处理,成为“意识事件”,才能产生深意,对在场者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通过这样一场奉的“长安回忆”,现实与过去时空的互文与跳跃,由此形成特有的非常态化的叙事时空特征,引人入胜。从景象到观念,层层推进,这段对长安的描述,体现出实现和平与回归家园的渴望,成为本剧叙事升华主题的自然过渡,也是本剧编排最具华彩的部分。

大漠风起沙石漫天,远处天空出现了海市蜃楼,威严耸立的宫阁楼宇,一派壮阔的大汉气象。离家征战多年的将士见此情景俯伏在地,连连朝拜。长安在这里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拟的。一方面,作为汉代文明的空间载体,是真实的存在,是家园的象征;另一方面,通过奉的回忆建构起来的长安是虚拟的,“融合了创作者的意识创造,同时也聚合了观众的文化想象”。

这场幻象由三段群舞组成,通过奉的视觉指引进行时空交织的结构设计,在奇境中时空流转,更具张力也更有意味。

第一段“持灯面具舞”在长安坊市的上元节上,民众头戴面具,手持灯笼,舞台由暗转明,以对称构图展现透视景深式布局,远景灯火阑珊的宫殿,中景挂满灯笼的坊间,与近景群舞手中的灯笼相互辉映。灯笼舞者宽袍大袖的服饰,以斜靠挥袖、进退轻点地的动作,以旋转和快速流动穿梭的队形,以群舞的“动”对比主要角色相对的“静”,衬托其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和游走流连之感,展现了长安的繁华生活。

第二段“陌上农乐舞”由一个渔夫引到了长安的乡村,赤脚的农夫们轻松地展现乡间的劳动场景,模仿插秧、犁地、耕地、种植的动作体态,在劳作间轻松调皮地自娱自乐,以汉族民间舞中的秧歌作为主要元素,载歌载舞的形式使辛苦的劳作充满乐趣。尤其是歌词选取汉乐府《长歌行》的前两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清新自然,朗朗上口,感人至深。金黄的麦浪随风舞动,高高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怀抱丰收果实又是对一年好光景的赞美,众人体会到春种秋收,夏耘冬藏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段“锦服宫闱舞”舞段中,随着机杼声的洋洋盈耳,织锦女子以各种姿态展现了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汉代胜景。汉服曲裾裙款式包裹出苗条身姿,头饰设计为汉白玉质感纹样的造型,面部是极具汉时期代表性的妆容“长眉红妆”。编导根据汉代舞俑人像的造型,或身体后仰,或倾斜垂手,动作顿挫,上身摆与绕,带动绕袖和并翅的动作,旁折臂和“翘袖折腰”“长虹式”“踏歌式”等典型汉代舞姿,庄重而典雅。动作的线与点,如同织锦过程,需要高度协作,以织锦舞节制的动作体现了高度理性,寓意整个社会的协作有序,以及对文明礼仪的追求。万盏孔明灯冉冉升起,每一盏都寄托美好的祈福,缓缓布满天空的绚烂,一日看尽长安胜景,“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从幻境中离开,众人在庙宇的钟声中,一同祈求着天下如所见,万邦和平。奉手上的护膊,那五星连珠的星象,正是令人向往的中国。奉与建特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的深厚友谊,也用源于彼此文化风俗的致意之礼,结为兄弟,永修同好。

以回忆幻象特定情境,自然转换现实——幻象——现实的逻辑关系,既是眼见之实,又是一种奉向建特描述的安居乐业、繁花似锦的长安胜景,建特在身临其境的切实体验中完成对长安的憧憬以及精神认同的自觉。海市蜃楼的篇章以三个群舞和舞美垂直布局的多层次空间,以“长镜头”的效果,沉浸式体验“游”的方式层层递进,在不变的舞台上幻化出景深的推进,演化出从坊市——乡郊——宫城的场景变化,处处繁花似锦,家家安居乐业,充盈的生活和轻松惬意的情趣,对应着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丰富的状态。特别是汉代舞蹈风格的独特审美和思想观念,以灿烂的汉代文明照亮建特的心,也更加坚固了彼此的友谊,由此完成该剧在主题上的一次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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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五星出东方》 剧照


趣:戏谑幽默的语言风格层层沉淀深刻主题

舞剧《五星出东方》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整体诙谐幽默的色调。以往厚重历史题材中固有的严肃崇高的色彩,将历史沧桑包裹成有负荷的记忆,重压之下体现深刻的思想性,但也往往拉开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失去当下和在场的意义。因此,编导的创作导向是要把历史的预言活化成当下人的愿景,以新型的观演关系来拉近表演者和观演者的距离,这不仅要“接地气”,还要以一种寓教于乐的幽默方式达成情感的共鸣和理念的共通。

(一)以“间离”效果打破观演的“第四堵墙”

间离理论是戏剧中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间离效果使演员与角色、观众与角色之间保持距离,从而使观众和演员能理性地看待现实。这种方法在舞剧中当中较少使用,因为创作者希望观众能够沉浸在剧情中,能够在舞剧中达到情感共鸣,而不是“出戏”。但值得注意的是,观众当下的忘我反而造成观赏结束后,将作品当成一个故事而束之高阁。如果突出舞剧的假定性,破坏舞台上的“真实幻觉”,始终是观演者带着“自己”参与舞剧的铺陈,调动其主观能动性的思考,打破当下的忘我,用理性对描述的主题进行思考,此时产生的联想和感受,就可以将主题内化成为自我观念的一种方式。

舞剧中用演员“间离”式的表演,带来幽默搞笑的效果,虽然初看诙谐的方式并不深刻,但能够一下子将观众从沉重的观演体验中解放出来,推倒舞台上的“第四堵墙”,拉近演员和观众的距离,在情感上反而更加贴近。在起初奉和建特被救后依然心存隔阂的对峙之时,春君手执玫瑰的“劝和之舞”随着灯光营造出不同心理空间,游离在人群之中,与观众的交流和“比心”的表白,达到“间离”效果;又如奉在得到芳心时的“剪刀手”,不断提醒观演者不能沉浸在剧情的诠释中,而是一直呼唤与当下共情的心态去理解其间意味;又如奉、建特、和尚的“洗澡舞”,不仅以幽默可笑的动作编排巧妙化解了尴尬瞬间,也从寓意角度调侃二人关系的“赤“诚相待;再如失手打昏春君来道歉的建特人,也是通过夸张和笑料百出的表演,使出浑身解数求得原谅,而奉则用出乎意料的献花俗招,引发全场哄笑……编导用这些日常快乐生活、和平环境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轻松诙谐的舞蹈语汇塑造了人物得享祥和的幸福感。因此当北人的铁蹄踏破平静,以寒光战甲的无情摧毁家园之时,所有的个体情感都无可依附。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更是激荡出人们对和平的共同呼唤和强烈愿望。

(二)以幽默的僧侣角色升华深刻的主题

此剧中有三个僧侣的诙谐形象贯穿始终。这一角色的设置符合当时的历时背景。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后,当时由印度传到中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佛教的盛行在当时起到融合各族的作用,由此也为剧中精绝城的多元共生以及奉与建特的修好起到使者般的调和作用。有趣的是,这一人物设定并不是以救苦救难的形象出现,反而是以幽默的欢乐压过沉重的说教,成为舞剧中隐藏的一条重要线索。

奉与建特的殊死搏斗之后,僧侣出现在二人中间。二人同时倒地,只剩下长矛留在僧侣手中,形成“放下屠刀”的意象,也寓意着思想上的统合和调和。三个僧人以一种诙谐的方式将双方带进庙堂后,高大的佛像以“众生平等”消解了所有观念差异。围上来看热闹的各族百姓,用超脱和戏谑的态度看着执迷在斗争中的两拨人。他们双手合十,期待这些陷入战争的痛苦心灵得到拯救。“三僧之舞”动作幽默,分别拿着不同容器,一直不厌其烦地复现“洒水”的寓意,水也成为清洁污浊和受到蒙蔽的心灵的意象,并为他们干渴的灵魂送去甘露。戏谑幽默的轻松语言层层沉淀深刻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松意味着自信,当我们不以哭喊刻画苦难,不以悲痛铭记创伤,而是以一种小人物的真实,设立特定的困境,嵌入情境的创作方法,不仅笑得有风度,也有厚度。正如奉与建特对峙时,僧人举起“同一个太阳下的山河”画卷,这同样也是一个“间离”效果的使用,在观众的会意一笑中引发思考:所谓神佛的救赎,只不过是人放下自我,放下己见的开悟,给自己的心灵一个可以安然归置的器皿,一个超越自身局限的解决困惑的可能,一个对破碎观念的绝望和理想境地的渴望,有效升华了化戾气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的主题。


结语

越是宏大叙事,越是让创作者力图寻找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历史文物活化成为当下的热点和焦点,创作团队在初期同样也经历着对文物的考古和史实追溯的殷切,对故事线索挖掘的费心与吃力,这也在创作之初为创作团队带来难以突破的历史题材舞剧的瓶颈。一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护肘,是以最为繁复的五重经法,以经向彩条为基础起彩,由彩条添花而成,贯穿经向的主色,既调和了对比强烈的色彩,又突出了彩条间的花纹,具有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这不仅是西域在汉朝时即纳为中国版图,文化交流及贸易的见证之物,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更暗合了整个中国历史“多元一体”的脉络色彩。蜀锦技艺复杂,机杼相和之声,正如这中华大地自古以来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琴瑟和鸣。编剧许锐后来放弃了原先的故事束缚,并在宏大历史叙事的背景中,符合历史逻辑地设定“历史可能性”的情境,从而寻找超越具象的情感,以及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脉络和历史气象。如果说五星蜀锦护膊是汉代观星象以感人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卜辞是为了迷惑敌人,鼓舞人心的心理战术的话,那么,今天人们穿越几千年,看到此物依然鼓舞着当下的中国人,难道不是一种古人智慧跨越时空的印证吗?虽然“五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恰好都在彼时彼刻、此时此刻的中国同时具有深刻的意味。这方护膊,几千年来延续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历史之河未涸,传统之火未泯,就是这种种神奇的巧合,才在当下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当主创团队意识到这一点,放下按图索骥的执著,跨越时空寻求心理上的共情时,一切历史都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以锦为诗,以和为歌,友谊长存,和平万岁”,正如少女春君化身的手捧莲花灯的使者,点点微光是点点和平的敬虔,微光成线,在中华大地汇聚成炬,点亮了璀璨星河,也编织出万里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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