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画院在发展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对问题,曾经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一分为二的“改革论”,一种是不抱希望的“取消论”。基于两种态度,找出问题关键,着眼未来发展,在对当代画院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画院的当下改革和未来健康发展提出理论性思考和宏观建设性意见,有助于在建设新时代人民满意的画院的同时,推动中华文化在交流互鉴的全球语境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当代画院作为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重要组织机构和创作研究力量,不仅担负着延续地方文脉的重要作用,而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创作了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时代精品,锻炼、培养了一批美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人才。然而,随着时代变革,当代画院在取得丰硕成果、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不少问题,尤其是2000年前后,受市场经济冲击,画院的创作、研究职能有所削弱,机制运行和管理措施也出现相应问题,引发了美术界的讨论。
一、当代画院发展中的争论:两种不同的声音
当代画院发展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的,在不同阶段呈现了不同的问题。美术界对于画院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1997至2008年。针对当代画院如何发展,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一分为二的“改革论”,一种是不抱希望的“取消论”。
“改革论”者不仅承认画院存在的合理性,更从不同角度找出当代画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改革措施,指明发展方向。“改革论”者以全国各大画院的院长、画院的创作人员和相关研究者为主,其中的思想与观念可以从三次大讨论得知。1997年10月,《美术观察》杂志专栏刊发了《画院的现状和未来——全国部分画院院长笔谈》,北京画院、广州画院、山西画院等相关领导参加了笔谈。他们既肯定了画院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提出了其在用人机制、国家投入与分配机制等方面的问题。通过笔谈,他们重申与明确了画院的主体职能,虽然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同的画院面临不同的难题,但群体性的自我反思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1] 2000年12月,由原文化部艺术司主办,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承办的全国画院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各大画院院长与参会专家交流发言。此次大会在肯定画院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以江苏国画院为例,其曾为中南海、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中央军委创作70余幅画作,为国事访问活动创作礼品绘画200余幅,为江苏省委、省政府创作绘画60余幅、出访礼品绘画30余幅,为北京京西宾馆创作绘画60余幅,并捐赠、赞助作品近千幅。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画院存在的重要作用和贡献。 [2] 2008年4月22日,由岭南画院主办的首届全国画院院长高峰论坛在广东省东莞市举行,来自各地的40多位画院院长围绕“当代画院发展的思考”展开讨论。画院如何助力文化的繁荣发展、如何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走出时代新路等议题,成为此次论坛的热点。[3]然而,随着老问题解决一些,新问题又产生了。画院论坛作为画院自我审视、自我问诊、自我修正的一种方式,值得肯定,也需要持续开展。事实证明,画院之争只会让画院越来越好。
“取消论”者不相信当代画院具有自我修复和完善的功能,在指出画院弊端的同时,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声音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另一次在21世纪最初10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画家李小山提出,画院并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发挥应有作用。他建议取消画院,理由有三:一是画院没有将中国画这门传统艺术发扬光大,也没有培育出第一流的画家;二是画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是多余的;三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培养了如此之多的画家。因此,他认为画院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4]。李小山之后,吴冠中先后于2007年、2008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青年周末》《南方周末》等媒体采访,并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奖”与“养”》,从艺术创作的个性与“圈养”、画院如何出精品、画家如何逐利以及画院该如何进行职称评定、如何搞好艺术服务等角度提出质疑,其结论是应当取消画院[5]。此言论一出,立刻引起社会反响。吴冠中怀抱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艺术家的真诚、敏锐,以教育家的良知、操守,针对公立画院存在的诸多问题直言不讳,发人深省。他的观点有些激进,但确实提出了画院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功能缺失、作用弱化,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创作、研究“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比如部分画院人员追名逐利、乱象丛生,既要事业单位的待遇头衔又要市场交易的回报红利。然而,就此认为画院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则失于偏颇,而且没有着眼于如何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当代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深入分析、严格规范、推动发展,使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尊重民族传统,增强文化自信。
二、当代画院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发展现状与具体措施
21世纪以来,当代画院基本形成了以国家级及各省、区、市公立画院为主体的画院体系,奠定了我国画院体系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画院体制。在发展过程中,画院也逐步调整目标定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而不断探索。
在具体措施上,各级画院采取了拓展艺术门类、设立艺术委员会、成立美术馆、创办理论刊物等方法。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画院成立的初衷是解决中国画的民族性的问题,因此在相继成立的画院中,皆以“中国画院”“国画院”冠称,艺术种类也只有中国画一种。不久后,一些画院陆续更名,并增加了书法篆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名称的变化、艺术门类的拓展,并非削弱中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弘扬,而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更好地团结美术创作人才,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其二,早在20世纪50年代,艺术委员会便已出现。新时期以来,艺术委员会在省、市级画院中已较多见,渐已成为先进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体现。通过设立艺术委员会,打破画院壁垒,尽可能将地方优秀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囊括进来,对艺术创作、理论导向、收藏捐赠、展览策划、公共服务交流等重要事项进行决策,进而保障画院各项工作的健康运行。如北京画院在新时期之初就成立艺委会,其人员以院领导班子、著名艺术家、理论研究者为主,不定期举行会议,对画院引进人才、重大创研、展览活动等进行决策讨论。其三,随着画院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需求的不断提升,具有一定规模的画院相继设立了美术馆。据统计,31家省级画院中设有美术馆的有10家,占比32.3%;24家市级画院中设有美术馆的有4家,占比16.7%。通过设立美术馆,画院珍藏的作品以及画家的艺术成果得到展示,画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扩大,交流互鉴和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得到提升[6]。例如,北京画院于 2005年成立北京画院美术馆,旨在呈现北京地域文化和传统经典艺术的宏观构想并宣传中国优秀文化精粹。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画院创办刊物的做法已见于北京中国画院的《中国画》,随后又有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的《中国画研究》。此后,延续这一研究传统,各层级画院先后以创办院刊的形式不断提升理论研究能力,加强学术交流,促进艺术创作,同时也根据研究课题出版专题著作。浙江画院、湖北省美术院、甘肃画院等地方性画院也纷纷创办学术刊物。这些院刊成为画院倡导自身学术主张、与全国美术界沟通互动的重要平台。除此之外,不少画院还以学术展览或出版画册、专著的方式推动创作发展。
(二)多元关系与问题
在组织机构发展和创作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当代画院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也存在隶属关系与管理、职能定位与创作导向、人才配置与管理机制、学术性与市场性的关系、对外教学培训等多维度的管理问题。
不同层级的画院隶属关系多有不同,形成相对混杂的局面。省、市画院上级主管部门或为文化和旅游厅(局),或为文联,或为宣传部门,或为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演艺集团,情况极为复杂。市级画院的隶属关系更加纷繁复杂。隶属关系的多样性造成了管理上的复杂性与组织协调的不便性。由于上级主管部门在职能要求上有一定侧重,对下属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和任务传达的角度就有所不同。复杂的隶属关系,给画院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
创作和研究是画院的立身之本。人才培养、对外交流、收藏、展览等其他职能都应围绕创作、研究这两项核心职能进行拓展。然而,现在有些画院的职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够明确,甚至出现偏差,在社会上和文艺界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有的画院把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了抓礼品画、布置画的创作上,而不是搞主题性创作;有的画院热衷于“搞活”,把画家资源更多地用在对外招生办班,搞业余培训,而忽视了对创作研究人才的培养。资源和精力未用在主责、主业上的做法,偏离了公立画院的公益性,削弱了相关职能的发挥。有的画院只有个别画家名声与市场影响力大,整体创作水平一般。还有一些画院过于重视形象宣传,大办展览以扩大影响力,而展览的作品和宣传的内容却乏善可陈。然而,频繁的展览活动,挤占了画家们的创作时间,分散了创作资源,影响了创作质量,故而“有生活”“有温度”的精品力作较少。
人才培养、梯队建设是画院创作、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根本。画院的人才既包括画家和理论家,也包括管理人员以及外聘专家。续聘、返聘超龄的画家和理论家也是许多画院解决专业人才短缺的重要举措。目前,画院的外聘画家普遍多于在编画家,不少画家受聘于多个画院,表面上形成规模大、力量强的人才队伍,但实际效果却不理想。此外,画院的研究人员也不应只是本画院画家的宣传者,而应是具有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的绘画史论家和理论批评家。画院在创作、研究方面也要主动地团结画院内外的力量,形成联动。
当今社会,如何使市场机制在画院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如何处理好画院的学术研究与市场、商业的关系,是很多画院面临的挑战。画院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重视,画院是这一链条的上游,但市场运作往往重下游,轻上游。如果上游的、本体的内容没有改变,市场的作用也无法充分发挥,因为没有产品不行。因此,画院在市场机制中要努力平衡学术评价与市场评价的关系,促使高质量的绘画引导市场,以学术价值为核心,而不是反过来“跟风”市场或是听凭市场引导。
画院的教学培训是围绕创作而展开的。与艺术院校学历教育侧重基础教学不同,画院培训更注重创作方法和能力的提高。虽然画院与院校的师资时有重合,但在具体的教学中却有极大的不同,如院校所聘教授、专家多注重研究性和理论性,而被画院聘请的教师在短期教学培训时,更侧重创作技法与思路的引导等。很多学员的学习动机并不是提升专业水平,而是为了成为某位名家的弟子而“慕名”参加培训班、“画家工作室”等,存在为了名气而参加、为了“镀金”而学习的现象。有些画家在培训教学中也并非本人亲自授课,而仅仅是“挂名”,实际由他人代替进行教学辅导,损害了画院的声誉。
三、当代画院改革策略
当代画院不仅有源有根,而且在发展历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极作用更加突出,是新时代文艺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画院改革的步伐稍显迟缓。笔者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当代画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革。
(一)机构机制的统筹明晰
从主管部门角度出发,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充分调研论证和协商,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各级画院的隶属关系,从而实现统一归口管理。此外,研究出台画院系统的“行业标准”或“指导性意见”,也可明确定位画院的功能职责、发展机制等,形成对业务范围、运行机制等的制度规范。同时,各地区主管部门有必要根据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重新确立画院建制的必要性、合理性,本着“有条件就努力办好,没有条件不可硬办”的思路,打破行政区划和层级设立画院的格局,整合现有资产规模、人才力量、设施设备、藏品资源,转型、转制甚至撤销一些主业不明、管理无序、有名无实、重复设置的画院。针对各类情况,政府主管部门下大力气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对不同部门、不同系统、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画院分门别类,从强化职能、规范管理的角度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分类指导,实现正本清源、职能清晰、权责明确、推动发展的改革效果。例如,对于那些以创作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能且基础较好、作用较大的画院,政府主管部门可加强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和资源配置效能,力求办好办精;对于那些创作研究能力不足而教学辅导和社会服务活跃、市场经营能力较强的画院,要给予相关政策扶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和鼓励其走社会化发展道路;对于那些不具有画院基本职能,无法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且以营利为目的,从根本上偏离公益性的组织和团体,推动其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实现优胜劣汰。
(二)创作、研究根本职能的强化
创作和研究是画院的根本职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画院的创研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7]。因此,画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定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借鉴交流中得到提升,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以来,国家对于文艺方向的引领性越来越凸显,主导性越来越明确,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强调。“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都是在国家主导、画院作为主力的情况下开展的美术创作。
同时,画院在创作研究的自发性、自主性方面不断加强,导向更加明确。北京画院举办的“唯有家山不厌看——明清文人实景山水作品展”即是一个围绕创作中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性展览。该展立足于“古人如何对待眼前之景”这一主题,通过探讨当今美术发展创新面临的问题,针对当前中国书画中存在的困境,以回顾古人、寻根溯源的方式,揭示中国书画存在的规律[8]。有的画院规模虽小,但选题却颇具地方特色和针对性,比如嘉兴画院近年来集中对蒲华的作品进行理论研究,举办展览和研讨会,出版《蒲华研究文集》等,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9]。
(三)人才机制的激活与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界是思想活跃的地方,也是创造力充沛的地方,济济多士,英才辈出。我国文艺事业要实现繁荣发展,就必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10]。在全国画院事业高速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对人才素质、队伍结构的要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招聘、签约、外聘、返聘等各类引才机制,画院形成多元的美术创作和理论队伍,形成在职画家与合约画家并驾齐驱、相互竞争的局面,这也日益成为画院走向专业化、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近年来,画院针对业务骨干人才紧缺、人才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不断探索人才队伍建设新格局,通过建机制、定制度、搭平台等措施,实施了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上海中国画院长期以来一方面加强从社会上吸纳优秀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批优秀画家担任画院兼职画师,另一方面选择有潜力的院外画家,选送进画院开办的高级研修班、专修班等各类学习班进行悉心培养,从中挖掘合适的人才[11]。此外,发挥地方特色、引进特殊人才也是部分画院的重要举措。湖北省美术院与当地美术馆联合举办漆画大展与主题性研究,就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这一鲜明特色也将吸引漆画方面的创作和理论人才加入[12]。
(四)组织协调形成带动作用
随着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画院作为艺术机构的交流作用愈加凸显。通过对外交流、画院之间的互动,以及画院与相关艺术机构的合作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交流成为当代画院发展的大势。国家级、省级画院应切实发挥牵头带动、组织协调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倡导画院之间加强交流互动,鼓励和指导各地积极建立美术创作“共同体”,推进本地域画院系统创作力量和公共文化资源共享,促进画院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协作,同时强化对地方文化底蕴、旅游资源、风土人情的挖掘和呈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已经举办了八届,这种促进全国画院之间交流,提升画院画家创作水平,全面展示全国画院创作成果的展览已经发挥带动作用,并持续产生积极影响。
(五)进一步增强公益与文化服务意识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各地画院积极拓展服务公众、服务基层的职能,渐已成为社会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它们一方面通过开展公共教育活动推动大众美育,一方面通过组织画家走基层、下乡村、深入老少边穷地区,捐赠资金、文具、图书、画册并以进行辅导、举办讲座、扶贫扶智的方式开展惠民服务。
成都画院2019年共举办公益讲座22场、公教活动7场,“成都画院小圆桌”系列线上公共教育活动12期,策划了“我与大师的时空交汇”“小手牵大手”“测试老成都艺术指数”等公众互动主题活动,创新使用云导览等新媒介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吸引市民参与互动。此外,还特别策划了“艺术大家与四川”系列公益活动,包括系列讲座、主题美术展、线上公共教育三大部分,邀请齐白石、李可染、陈子庄、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家的后人或家属、相关研究学者、纪念馆长,与观众分享艺术史上名家与四川的联系。据统计,通过线上观看讲座直播的总人数超过50万,系列讲座专题片在地铁传媒播放覆盖人群超百万,为市民带来更好的艺术探索与体验,营造了浓厚的城市艺术氛围,同时对研究近现代四川艺术发展文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3]新疆画院为了让优秀美术作品惠及各族群众,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开展“文化润疆”走基层活动,于2020年派出专职画家组成文化服务工作队,分别赴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巴楚县面向当地文化工作者、各学校美术教师开展绘画基础知识培训,提高当地美术创作水平和能力[14]。此外,很多省级、市级画院在开展社会公益方面起到示范性作用。浙江画院长期开展书画义卖等活动,并于2012年与龙游县桥下小学形成结对帮扶,画师个人自愿认领,帮助30名贫困生解决生活、学习困难;2013年再次开展绘画慈善拍卖,为桥下小学捐赠作品38幅[15]。济南画院始终倡导“国有画院应成为公益活动的主力军”,2008年汶川地震后,为擂鼓镇中心小学创作并捐赠作品百余幅[16]。只有不断增强公益与文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使文艺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画院。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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