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同时还通过丝绸之路促进了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为多样的世界文明增添了独特的色彩。2023年12月14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二十八场成功举行，本场论坛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沈冬梅研究员解读典籍与文物里的中国茶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刘桂荣教授等参与对谈。受大雪天气影响，论坛以线上方式进行。

茶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要选择一项古今中外都认可的、体现中华民族身份的物品，茶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讲座伊始，沈冬梅老师结合大量出土文物论证了中国茶文化的起源问题。科学发现，3540万年前，茶树始祖宽叶木兰出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2000万年前，中华木兰出现在云南；100万年前，贵州晴隆茶园里发现了茶树籽化石，表明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

沈冬梅指出，在田螺山遗址茶树根遗存出土论证之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基本达成了一些共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巴蜀地区则是世界茶业和中国茶文化的起源之地。在田螺山遗址发现人工种植茶叶树根遗存之前，已经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茶叶的传说记载。神农氏是传说中种植农业的引领者。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上有神农氏耕田的图像，画侧榜题：“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他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人，唐代陆羽《茶经》中就有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唐人已经把茶叶发现利用的开始放在了神农的身上。

随后，沈冬梅结合文物文献资料，讨论了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兴盛。《晏子春秋》一书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山东诸城邾国故城遗址出现了原始青瓷碗的植物残渣，科学检测，认定碗内遗存的是煮过或泡过的茶叶残渣，遗留在了青瓷碗里，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茶叶实物遗存。邾国古城遗址发现茶叶的时间，与晏婴记载的时间比较接近。考古新发现文物，对于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相关文献和历史，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茶叶遗存，陕西省汉景帝阳陵外藏坑出土

到了三国与六朝时期，茶文化相关文献材料相对多起来。如魏时张辑《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时候的茶饮是加了葱、姜、橘子的，这样口味会比较浓郁和辛辣。所以到陆羽写《茶经》时，他批评像煮羹饮一样的饮茶方式，让大家都不要添加这些东西。所以，之后茶从羹饮变成了人们一直所习惯的清饮。

陆羽《茶经》书影

隋唐五代时期，茶文化和茶产业不断发展。在隋代，因为有人用茶治好了隋文帝的头痛病，带动了茶的消费和利益追求，经营茶叶成为一桩大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当时俗语云：“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这显示了茶叶在北方商品贸易的兴盛。通过隋代凿通的京杭大运河，南北得以沟通，货物运输的成本大大降低，特产于南方的茶叶遂有可能以较低的运输成本运输到北方市场，这也使南方的茶叶逐步成为全国饮用的物品。

隋唐以后一直到现当代，文物文献更加丰富，茶文化更加兴盛。从茶叶生产来看，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工艺多是蒸青绿茶，鲜叶采摘后经过蒸气杀青，简单捣烂，陆羽《茶经》中有“叶烂而芽损笋存焉”，蒸捣过的茶叶可以直接放在圈模拍制成饼。唐代蒸青的饼茶主要是经过蒸捣叶而成，不完全是叶、也不完全是末的状态的饼茶，类似现在普洱茶的饼茶。这种生产工艺发展到宋代，特别是在宋代的贡茶生产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明清时期，散条形叶茶成为茶叶的主流形态，六大茶类全部出现，制茶工艺与茶类的多样性更加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时节人们饮茶的需求，既丰富了人们茶饮及茶文化的多样性，也为国际贸易的开展与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刘松年 《撵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煮茶法的基本程序是：备茶、择炭、选水、煮茶、分茶。具体步骤是：先将茶饼酌取适量碾成茶末，按喝茶人数以人各一盏的茶量约多取一碗水，放入锅中烧煮，水烧开第二滚时，先舀出一碗，再将茶末从锅中心放入，同时用竹在茶汤中搅拌，加入调味用的盐，过一会儿以后，将先前舀出的那碗水再倒入锅中，以之“育华救沸”，既可以消止烧开的茶水沸腾，同时又可以养育茶汤的精华。到这时，一锅茶水就算煮好了，再等分到准备好的茶盏中，就可端出待客。

文徵明 《惠山茶会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饮茶方式变成了泡茶法，直接泡饮散茶。开千古茗饮之宗，自此以后，散茶的泡茶法成为我们主流的饮茶方式。

饮茶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茶具。茶具的发展历经了一个过程，在唐代，陆羽《茶经》设计的煮茶方法，使煮茶法成为唐代主流饮茶方式，并推动了茶具专门化的进程。宋代文人使用并推介多种宜于点茶的器具，使点茶法成为宋代主流饮茶方式。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使用多种特质的茶具，促进了茶具的专门化与多样化，并为中国茶具历史留下独特的审美情趣。

宋代点饮技艺，从器、水、火的选择到最终的茶汤效果，都很注重感官体验和艺术审美，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价值。陆羽《茶经》论茶碗之釉色以青瓷为上，以“越瓷青而茶色绿”，故“青则益茶”，青瓷能够映衬绿色茶汤，得和谐之美。宋代上品茶点成后的茶汤之色尚白，青瓷、白瓷对其色都缺乏映衬功能，只有深色的瓷碗才能做到，深色釉的瓷器品种有褐、黑、紫等多种。

明代以茶叶泡为主流方式，茶具就成为以壶杯为主。尤其以紫砂壶，在明代文人介入之后，文人壶也从大壶渐变到小壶为主。

在对谈环节，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教授刘桂荣从物的角度切入，审视典籍与文物里的中国茶文化，以哲学美学的视角谈到了生命的共在，以及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她还阐述了作为物的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将茶视为超越物质之上的精神生命的文化存在。谈到品茶，刘桂荣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关于“成人”和文化精神建构的问题，由茶性联系到人性，再到儒家的君子人格。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在讨论中引用南宋时期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他表示，茶和茶器有被人格化的传统，充满了抒情意味和历史感，虽然本次论坛讨论的是茶，以及和茶相关的典籍与文物，但是沈冬梅和刘桂荣两位老师每句话都没有离开“人”。古人以茶喻人，今天我们把茶作为具象化的物质对象去进行分析研究，其实也是在表达对于我们自己乃至人类生命的一种个人化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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