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地处山东半岛，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根据出土文物考察，早在7000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境内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址有270多处。大禹治水划九州，青州为九州之一。被公认为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我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古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中就有青州，称青州“东北据海（渤海），西南距岱（泰山）”，有“海岱惟青州”的说法。《周礼》记载：“正东曰青州”，并注释说，“盖因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曰青州”。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青州迭为名城重镇，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山东境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达1400多年之久，佛教中心更是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佛教传入汉地最早的地区之一，有净土宗、禅宗、唯识宗、密宗等佛教宗派，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迹，其中属佛教造像最为著名、影响最大。
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中国就开始了制造佛像的历史。特别是两晋以后，随着来华的天竺和中亚僧人逐渐增多，加之历朝皇帝的推崇，佛教逐渐从本土宗教中独立出来，佛教的建寺造像以及译经、讲法等活动也日渐盛行。当时山东境内的齐州（今济南市及周边地区）和青州两地成为中国东部的佛教中心，而青州的佛教地位尤为显著，是当时除“两京”（开封、洛阳）、“两府”（大名、京兆）之外，中国北方唯一设有戒坛的州，且佛教造像活动也蔚然成风。近年来，青州市境内及周边多次发现佛教造像，如具有典型特征的驼山、云门山石窟造像和龙兴寺窖藏佛像等，其中尤以1996年龙兴寺遗址出土的400余尊窖藏佛教造像最为引人瞩目。
该批佛教造像历经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以及北宋数朝，跨越五百余年，并凭借其古雅的造型、完好的贴金彩绘、精美的雕刻，被评为“1996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中国 20 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除了出土造像数量的众多让人惊异外，更为重要的是，这批重见天日的北朝佛教造自成风格，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不论是造像题材、人物形象，还是造像形制、服饰、装饰纹样以及刻绘技艺等都融入了该地区的文化传统，广泛运用了秀骨清像、宽衣褒带、飞天托塔、倒龙衔莲、“曹衣出水”等多种风格的艺术形式，人们把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称之为“山东样式”或“青州风格”。在青州出土的佛教造像中，还有几尊造像上画有许多人物故事，这就是非常珍贵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这种画像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保存数量非常稀少，尤为宝贵。这些新鲜的元素，展现出了当时青州地区佛教造像丰富的创造力和活力，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积极融合与吸收，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造型集中代表北魏景明到东魏末年佛教造像的显著特点，是佛教祖述祖传的信仰与中国地域性的审美文化彼此消涨逐步融合的表现。青州自古就地处南北交通的要道，历史上一度从属南朝，南北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汇融合，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因此在佛教造像上自然响应并且主导了造像的汉化风格。“秀骨清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的形象，是典型文人士大夫乐于接受的汉化的体态样式。而“褒衣博带”的服饰则是中国北方汉人典型的穿着样式，是取材于青州当时的流行服装样式和穿着风尚，是佛教造像艺术关照当地生活的创作表现。这一时期，背屏三尊像样式（主尊佛像携左右胁侍菩萨）十分流行，且主尊佛多为弥勒,这与与当时青州、山东盛行弥勒信仰的历史大环境相一致。东魏时期则出现了单体圆雕像，这是中国雕塑上具有空间立体感、单体人物造像的早期成就，表明东魏佛教造像适应汉文化环境进一步东方化，地方特色更加鲜明。佛像上的汉化风格也是当时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普遍汉化倾向的一个缩影。
“飞天托塔，倒龙衔莲”指的是背屏式造像中上有飞天与宝塔、下有翔龙与荷莲组合，该造型富有极高艺术成就而又极具地域特色。飞天源于印度神话，常遨游在菩提树下，最初传说是云和水的女神，所以塑造的形象多如水的婉转，云的灵动；而中国也有飞神传说，即“羽人”、“飞仙”的神话，青州是“东夷文化”发源地，佛造像中飞天伎乐图像众多与东夷族崇拜鸟图腾息息相关。塔是佛教用来供养舍利的,为佛教崇奉之物，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建塔供养舍利之风尤为兴盛，塔随之成为佛教的象征。而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记载,青州地区同样有着悠久的佛塔建造历史，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青州地区佛塔崇拜之风甚为流行。所以，飞天、宝塔出现在背屏式造像中，在雕制构思上是一个创举，凸显了异质文化的相互吸收与融合。
“龙衔莲”是青州佛教造像中最具典型性的造像图式，这种造型特征究其根源，一方面来源于宗教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信仰，是异质文化佛教信仰和中国固有的神仙信仰融合与创新的表现。莲自古在中国民间就有祥瑞的寓意，出淤泥而不染，象征廉洁、高雅的品质，又有“连生贵子”之说。莲花象征着佛的诞生，佛教对莲花的崇尚，使中国原有的莲花图纹被赋予更多的含义，有了更丰富的样式。而龙源于中国原始图腾，具有民族精神象征意义。《吕氏春秋》载，青州为中国的“东方之州”，青州先民有着悠久的崇龙历史，对龙十分的偏爱，龙被称为青州的祥瑞神兽。因此，在佛教造像上雕刻上龙的形象，突出体现了佛教造像的地域特色。有专家指出，龙兴寺背屏式造像中龙的形象在其他地区同类造像中并不多见，认为龙图形是青州佛教造像中最有地方特色的内容之一。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的造像艺术不是一味的模仿与照搬照抄，而是与地方特色紧密结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青州龙兴寺出土造像百分之六十为北齐时期作品，佛教造像艺术在此时发展到了高峰。北齐造像在青州地区乃至全国的造像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地域特征更加凸显。造像风格也较之前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单尊圆雕立像盛行并成为风尚，人物造型饱满、自然，立体感极强，更注重人体造型美感，服饰上也化繁为简，轻薄贴体，宛如绘画史中记载的曹仲达的“曹衣出水”样式。《图画见闻志》记载，曹仲达的人物画，衣服褶纹多用细笔紧束，似衣披薄纱，又如刚从水中出来，后人因之命名为“曹衣出水”。曹仲达是北齐时期中亚曹国著名的佛画家，以画“梵像”著称于世，但是从他创立的“曹家样”来看，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审美理念和文化要素，不是照搬外来的佛像样式。如圆领袈裟，袒露右臂是印度的披着方式，但低开的“U”字领袈裟则是中国人的服装样式；薄衣和无衣纹是印度人衣着的流行特征，而衣纹和厚衣穿着则又是中国的服饰特点。因此，青州北齐造像的表现手法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中国特色。
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造像在中国经历了由早期完全仿西域化到魏时期的汉化过程，以及继承魏文化艺术传统的北齐的再次演变发展，直至发展到唐宋，佛教造像的风格已经完全中国化和本土化，形成了形式独特而内涵丰富的“中国样式”。“青州风格”的佛教造像，以本地传统文化为基础，既有对印度造像式样的借鉴、吸收和改造，也有依据文本的全新创造，体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以及文化的大融合，而且成为中国自北齐以后继续流行的佛像样式，对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广泛性、深入性及其不断中国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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