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半丁 和平多寿 纸本设色 1956年

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风格流变

◇ 马明宸

中国画中的花鸟一科，因为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在中国画的百花园中自有其特殊的位置。花鸟画的表现以简笔和平面为主，讲究笔墨韵味和书写效果，不以描摹外在的人物、山水为重心，抒写性、主观表现性强，所以就逐渐沉淀为中国画中外在摹写性最弱、主观性表现最强的纯粹艺术，是中国画最为本体的核心层。另外花鸟画还属于中国画本体笔墨元素的重要载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通俗易懂，是中国画中最为普及和通俗的艺术形式，属于民族面貌比较强烈的、体现民族精神趣味的艺术形式。很多花鸟画题材还被普通百姓和文人士大夫赋予了文化道德和精神内涵，具有深厚的人文内蕴，可以说成了中国人的情感与道德符号。

关山月 红棉 纸本设色 1994年

因为花鸟画科在中国画中的地位比较本质与核心，所以在封建末世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之下，花鸟画在技法层面与西画的类比性也不强，在变革中就表现出独立性和滞后性。它代表了中国画的本体与核心，与西画的差异最大。新中国时期因为艺术功能的转换，花鸟画取材于自然景观，又抒写个人志趣，不能反映外在的社会现实。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国家体制强调艺术的政治功用的前提下，花鸟画遭遇的冲击最为严重。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它才又引领中国画进入了自觉和独立状态，开辟出了与西画拉开距离、保持差异，保住特色和独立价值的独立路线。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一枝独秀

在近现代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大写意绘画遭遇冲击，尤其是人物画与山水画，与西方的人物肖像和风景画相比较，更显示出造型和空间结构的偏失，正是因为有这种差异，接受过西画造型训练的学院派艺术家们也才最早着手进行中国画的变革。所以到了清末民国时期，传统中国画领域里的人物画和山水画创作都渐趋式微，这两个画科很少再有传统主义路线的大家出现。这个时候花鸟画以其独特的类别和性质成为中国画取材和创作的主要门类。花鸟画在清末民国时期作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虽然没有受到政府体制的眷顾，但是在社会上还比较普及，所以依靠社会生存的中国画大家大多以花鸟画创作为主打。在人物画和山水画领域里领时代风骚者都是走中西融合的学院艺术家，在花鸟画领域里则还是传统主义者。

在20世纪前半期，花鸟画的发展相对稳定，艺术家们所进行的还属于形式层面的内部变革。以海派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花鸟画艺术传统汇聚的渊薮，海派后期诸家在维持中坚守明清时期积淀的笔墨传统，强调雅俗共赏，尝试从自身传统内部逻辑中发展创新，像任伯年追踪宋画、吴昌硕的金石入画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海派画风影响和覆盖了北方传统留存比较浓重的政治中心北京，南风北渐成为世纪潮流，陈半丁、陈师曾、齐白石都是直接或间接受了这种影响的北方大师。他们在对传统的开掘之中实现创新、延伸传统。接受欧风美雨影响前站的岭南地区则成为花鸟画革新的热土。岭南画派更偏重于用西画的写实方法来改造中国画。这里的艺术家大多经由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他们以光影取代笔墨、增加写生元素，为中国画的世纪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何香凝等，他们是传统阵营中主动接受西画影响的一辈人。

广东朱屺瞻画展合影（前排左起关良、李苦禅、王震、朱屺瞻、关山月，后排右一黎雄才）

万里、谷牧等人看李苦禅作画，共同筹备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

李苦禅应邀赴青岛、济南、烟台、合肥等地举办画展和学术讲座（1961年）

郭沫若观看潘天寿作画（20世纪60年代）

全国美协、中央美术学院为齐白石庆祝寿辰，周总理到会祝贺（1953年）

民国政府迁都南京之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地区的花鸟画坛十分活跃，又涌现出了新一辈大家像潘天寿、陈之佛、朱屺瞻、王个簃、钱瘦铁、孙雪泥等人。在世界舞台上，高剑父、方人定、赵少昂的花鸟画纷纷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还有很多中国画家进入世界艺术舞台，陈师曾、张善孖到日本、欧美参加或举办展览，证明花鸟画作品是最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为最能够代表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也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画形式特征和精神内涵的艺术样式。在这个时期的中西融合时代背景下，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就越具有独立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画坛，在传统写意人物和山水画饱受冲击的情况下，大写意花鸟画一枝独秀。

二、新中国初期的波折起伏

进入新中国时期，花鸟画又遭遇到了极大的误解，因为官方的美术领导者们认为中国画不能够表现现实、无法为政治宣传服务，尤其是山水画和花鸟画，是表现个人性情的艺术，对于社会政治主题的表现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南北两个美术学院的中国人物画与油画教学合并，花鸟画与山水画教学则被取消，中国画被改名为彩墨画。中国画的传承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国画家们都自发成立学会，摸索中国画在新中国初期的变革路径。

但是在新中国实际的社会建设之中，传统花鸟画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之中，包括与国际友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向外国元首赠送国礼书画方面，首先都是使用的花鸟画。1955年，齐白石、陈半丁、何香凝、于非闇等14位画家合作《和平颂》，向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献礼。1957年，北京画家于非闇、王雪涛等合作《松柏长青》，作品被中共中央赠送给苏联作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国礼。1957年，齐白石、陈半丁合作的《松石牡丹》被国家作为国礼赠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1958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陈半丁受命作八尺《达摩像》馈赠。1959年，陈半丁又为钓鱼台国宾馆和全国政协创作了多幅大型中国画，用于陈列布置，另外还有人民大会堂各省会议厅的陈列布置画以及重要的驻外和涉外宾馆饭店、民族文化宫的陈列画，也都是使用传统的花鸟画或者山水画。由此可见，和平年代国家厅堂布置陈列使用的还是具有民族样式和汉文化形式的传统书画，并且还是以政治题材之外的花鸟画与山水画为主，花鸟画虽然在主题性上不“革命”，但在现实世俗性层面却自有其作用。

中国画院花鸟组合作 东风吹遍百花开 纸本设色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画也迎来了一次保护和发展的契机，花鸟画艺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传统主义画家大多以擅长花鸟或山水画为主，进入了画院机构，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和创作阵地，他们又为国家创作了一大批的布置画。1957年8月，唐云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制《蕉鸽图》。1962年，刘继卣为辽宁省博物馆创作《动物条屏》多幅。1963年，郭味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厅绘制花鸟画四幅。

李苦禅 老农之馔

74cm×35cm 纸本墨笔 1961年

另外这个时期因为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与农业相关的蔬果题材就成为花鸟画创作的突破口，以此为题材的花鸟画创作得到发展。处于政治中心北京的大师齐白石就因其蔬果和农具画得到新中国政府的张扬，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郭味蕖、王雪涛以及其他众多的花鸟画家也都转向了这个方向，创作了很多直接用蔬果题材来歌颂农业路线和农业大丰收的作品。60年代，郭味蕖的花鸟画变革达到成熟期，产生了一大批洋溢着乡土气息和劳动者情怀的佳作，成为新中国花鸟画变革中的经典之作。另外，陈秋草还创作了用写意花鸟画来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照亮革命万里程》，这是运用花鸟画来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尝试。

中国画院花鸟组合作 力争农业大丰收 纸本设色

60年代中期“文革”开始，在相对和缓的政治环境中，花鸟画创作小有繁荣。这个时期这一领域出现了几位大家，如北方的李苦禅、郭味蕖都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时期，江南地区画坛也一度复兴，潘天寿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潘天寿是江南地区丰厚的笔墨传统汇聚后在新中国时期结出的硕果，他的创作也成为五六十年代的经典。这是传统保留比较丰沛的江南地区在新时期创新的路径，潘天寿的艺术取向更加符合传统艺术本身的逻辑，是中国画艺术符合自身逻辑的内在自然演变形态。潘天寿提出的“中西绘画拉开距离”中国画内在变革主张，也正是从他所从事的花鸟画创作实践之中来的。因为花鸟画艺术与西画之间类比性和可借鉴性都不强，花鸟画代表了中国画的核心与本体，在这个问题上中西绘画融合的空间很少，所以不是融合统一，而是拉开距离、适当借鉴、各自发展，遵循自身的内部逻辑，而不是强作统一。

潘天寿 雨霁图

141cm×363.3cm 纸本设色 1962年

潘天寿的这个中国画变革主张提出来之后，就彻底颠覆了徐悲鸿的中西融合、逐渐统一的方向，这让整个中国画界都如醍醐灌顶、大梦初醒，艺术家们纷纷效仿，返璞归真、寻根溯源。可惜“文革”到来之后，花鸟画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又遭遇重创，传统绘画属于“封资修”的东西，被批为黑画，潘天寿、李苦禅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遭遇打压和批斗，花鸟画的短期复兴也仅只是昙花一现。

李苦禅 山岳钟英

146cm×362cm 纸本设色 1961年

三、新时期的蓬勃复苏

“文革”结束之后，在审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感情和性灵复苏，人的价值尊严得到了尊重和表现空间。相比较于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更加轻松抒情，也成为表现时代轻松情怀和情趣的重要载体。所以传统花鸟画与山水画在新时期又成为人们眷顾的对象，尤其是花鸟画艺术，更以其轻松优雅的风格成为民间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热门题材，传统花鸟的创作迅速复苏并以强劲的势头迅速勃兴。

李苦禅 朝晖 138cm×68cm 纸本设色 1973年

王雪涛 同憩秋荫 纸本设色

北京地区以及江浙地区的花鸟画会又活跃起来，“文革”后幸存下来的花鸟画家们如王雪涛、李苦禅重新进入创作状态，画坛又涌现出了崔子范、孙其峰、董寿平等艺术家，活跃在新时期。还有李可染、钱松嵒、吴作人等老一辈山水画家和油画家在晚年也都把创作的重心转向了花鸟画，包括人物画家黄胄、周思聪在八九十年代也开始聚焦或转向花鸟画领域，由此也可以看出整个时代审美风尚的变化。江南作为传统留存比较丰厚的地区，在进入新时期后解冻复苏、百花齐放，幸存下来的老一辈艺术家也成为传统的宝贵资源，唐云、来楚生、朱屺瞻等又焕发出艺术的青春，成为新时期江南画坛的代表性人物。岭南画派的艺术家们也再度把创作重心聚焦到花鸟画领域，关山月、杨善深、赵少昂成为新时期岭南花鸟画坛的重要代表。其他湖北、四川、陕西各地，花鸟画创作也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朱屺瞻 秋肥图 纸本设色 1964年

新时期的花鸟画坛还产生了一个畜兽题材的绘画高潮，一时间很多画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题材，产生了自家的经典形象，比如这个时期李可染创作的牧牛题材系列、黄胄笔下的小毛驴形象、李苦禅的雄鹰、吴作人画的骆驼，人们还梳理出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等，这些艺术形象都成为普通民众认识和了解艺术大家通俗简易的渠道。

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花鸟画的民族形式特征明显，幅面小巧、主题轻松、雅俗共赏，所以也成为国家外交和各地政府交往馈赠的主要礼品，外交部、全国政协书画室多次组织有创作能力的老一辈艺术名家作画。早在1972年王雪涛等一批花鸟画家就为配合国家外交政策的开放以及北京一批大型宾馆的改扩建，创作了巨幅花鸟画以供陈列布置之用。这一年中美两国建交，王雪涛还为联合国创作了巨幅花鸟画《万紫千红》《紫藤白鹇》。1978年，黄胄创作的《百驴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裕仁天皇。1984年，黄胄受外交部委托创作《松鹰图》，由国家领导人赠送美国总统里根。

胡佩衡、秦仲文、郭味蕖等   兰竹山茶

纸本设色 1957年

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勃兴，主要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美术“红、光、亮”和“高、大、全”的反拨，中国画中最具纯粹形式审美的大写意花鸟画强势复归。因为花鸟画早已沉淀为中国人民情感的符号，梅兰竹菊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君子品格，荷花、牡丹所寓意的和谐富贵也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向往。最无用的画材却寄寓着中国普通百姓的精神情感，花鸟画是属于人民的艺术，它寄寓了普通中国人发端于农耕文明时代的对于草木、生灵的生命情感。

齐白石 秋菊 136cm×33cm 纸本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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