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遗产正在越来越受到中国与西方学者的关注，它已经成为中国规划史[1]4-7、城市发展[2]91-145，[3]53-64 以及“156项工程”所在城区的现状与特点 [4]，[5]105-110 的研究对象。近年来的出版物也集中讨论了旧工业区的更新。[6-7]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主要限于分析苏联专家[8-10]和标准[11] 的作用与影响。在俄罗斯，研究50年代中国新工业城市的规划成为研究中国和苏联之间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历史的一部分 [12-13]，[14]167-190，但这些研究最近才出现，而城市规划和建筑历史与理论方面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 [15]2-3，[16]95。因此，对俄罗斯的建筑和规划专业而言，中国和苏联规划师之间的合作依然是“未知领域”，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城市规划产生背景与思想来源的认识模糊不清。有关50年代中国城市规划新理念和思想的研究并未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内城市发展模式及其相互影响。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50年代初在中国建立的新社会主义城市模型和模式的新颖性，及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城市范式整体演变中的重要性。这些规划仅仅是之前在苏联发展的模型的复制，还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发展的新模型？
为了回答此问题，有必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结果纳入社会主义城市范式演变的背景中，这一范式始于三十年前的苏联。本文对“156项工程”中四个案例的研究试图引起对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和中国规划师共同成果的关注，它们是社会主义城市全球演变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探索的新道路。
1 研究方法
为了达到此目标，本文分析了“156项工程”中三座城市和四个城区的布局和模式的典型特征，并将其与同一时期或更早的苏联理论模型和项目进行了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大，就越有理由将中国发展的空间模型单独列为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一种新的演变路径，其重要性也就越高。
中国、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学者提出了苏联城市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转移到中国的各种可能情景，确定了这些情景的范围，并按照影响的大小罗列了社会主义城市概念的跨国演变的影响因素。
1）“最佳实践的复制”情景带来了一条持续的演变线，根据阿拉·维尔琴科（Alla Verchenko）[13]136的观点，中国建造的设施“在许多方面复制了苏联工厂”的基本原则和原始模型。
2）“实践理想的实现”情景意味着一条重生的演变路线，其实践在苏联并未完成或停止发展。这一定义源自雅各布·德雷尔（Jacob Dreyer）对现代中国城市作为苏联规划的“突变后裔”的看法[17]，以及塞利姆·汉-马戈梅多夫（Selim O. Khan-Magomedov）的观点 [18]9，即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建设一个‘典范’社会主义城市”。
3）“理论理想的实现”情景必须导向一条具体化的演进路线，这条路线之前只在理论上发展，而且在苏联并没有付诸实践。“苏联城市模型可以在中国土地上实现，而在俄罗斯却无法实现”[17]。
4）“经验的融合和新模式的综合”情景确立了一条新的演变路线，其中城市模式和城市空间模型不能归属于任何特定的苏联模型。Ying Shu将苏联专家在西安的工作方式描述为“指导‘如何’，也告诉‘为何’，然后教导‘如何做得更好’”[9]725，可能是这种跨国演变的前提条件。
本次研究对“156项工程”的案例选择基于数据的可用性。苏联案例的选择基本来自1917—1941年[18-22] 和1945—1954年[23-24] 苏联规划史的关键出版物，以及当时苏联建筑与规划期刊的原始出版物。
按年代顺序，对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模型演变的分析限于1917—1954年；在中国则是对选定区域和城市进行规划的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初期。
笔者没有获得档案文件。为了确定应用于选定城市和区域规划的概念，采用了理论重建方法，即直观比较中国案例和苏联项目，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学者对其理论基础已进行了深入研究。
2 “156项工程”中的西安、武汉、洛阳、长春：城市总体规划和重点工业区的布局模式
本次研究选择了中国新工业城市规划的四个案例。
1）陕西省西安市的纺织城，建于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25]351，原为西安以东的新卫星城，集合了五家工厂：国棉三、四、五、六厂（目前四厂和六厂已被拆除，三厂和五厂已停止运营），和西北第一印染厂（现已改建为半坡国际艺术区的一部分）。2）湖北省武汉市的青山区，包括红钢城。该区在1955—1962年建设武汉钢铁厂（现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简称“武钢”）期间形成。[26]575
3）河南省洛阳市的涧西区，建于1956—1959年，用于容纳由东方红拖拉机厂（现为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领衔的一批工业企业集群。[26]577
4）吉林省长春市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现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居住区，建于1953—1956年。[26]577
本次研究分析的空间尺度包括三个层面： 1）城市层面：城市的空间模型以及新区和工业企业的选址原则；2）城区层面：新工业区的空间模式与布局；3）单元层面：新工业区的城市形态和建筑方案，如居住街坊、主要广场等。
前两个层面是本研究的重点。如果特定单元的模式影响了所选城市或区域的空间组织和建筑外观，则会将这些模式纳入考量。
2.1 西安市总体规划及纺织城纺织城是西安市1954年总体规划的一部分，由西安市政府城乡建设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穆欣（A. Mukhin）和巴拉金（D. D. Baragin）[1-2]的协助下设计。[9]723总体规划的意图是沿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条历史悠久的城市轴线向外扩展。“156项工程”的关键工业企业位于电子工业区和军工区，分别在历史核心区域的西部和东部；纺织企业集中在卫星纺织城，位于城市东部（图1）；[9]725主要的南北轴线连接北部的铁路车站和南部富含历史古迹的新文教区[9]724。总体规划设想将城市向南扩展，并在那里创建一条由工业、绿化和居住区组成的半环绕外围带。
1. 西安总体规划（1954年）
总体规划在整个城市区域保持了一种绿地与建筑区相互交替的、单一中心的城市模式。该模式参考了传统的“棋盘式”城市规划，可追溯至唐代[9]724-725。位于工业区边缘的林荫大道和公园是西安总体规划的典型元素，并成为规划中仅次于主干道的第二种重要的线性元素。电子工业区和军工区的布局融入了城市路网，很难被看作独立的区域。纺织城具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内部路网连接本地工厂和工人住区（图2）。庞大的绿地[27] （图3）及公共设施使其在日常生活服务方面相对独立于城市的其他区域。
2. 西安纺织城大致的规划方案
3. 西安纺织城鸟瞰图（20世纪80年代）
1954年的西安总体规划延续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规划格局，以满足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9]724可以推测，该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建造一座理想的中国城市的尝试，将传统的“棋盘式”规划格局与新建的工业区融合在一起。2.2 武汉市总体规划及青山区红钢城和青山区是武汉市总体规划的一部分，该规划由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1954年在苏联专家巴拉金[3]55的协助下完成（图4）。[3]57事实上，总体规划的任务是规划一个工业驱动的城市群，并将其与武昌、汉阳和汉口这几座历史城市以及丰富的自然景观整合起来。
4. 武汉总体规划（1954年）
城市规划沿着河流和河岸的方向发展。[28]416新建区沿着这两个方向延伸，并具有独特的带状路网。城市布局根据地形特征自由绘制，突出自然景观的引入。[3]57规划通过引入轴线大道、新建居住区的副中心，以及位于武昌市历史核心区以东的洪山这一市级中心，重新组织了武汉三镇的多中心体系。主干道的斜向道路清晰地显示出武汉新中心的位置。工业区分散在城市边缘的绿地中，而不是集中起来形成大型工业区。新工业区与居住区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并通过居住区的干道和路网将二者灵活地连接起来。围绕社区中心建设独立的居住区是武汉规划的第二个关键原则[28]416。青山区很好地遵循了这一原则，该区位于长江沿岸，连接了城市中心和武钢的北郊。新区土地被划分为三个居住区，每个居住区在大道交汇处设有自己的中央广场。该区的城市形态遵循“棋盘式”规划，即绿地广场与居住区交替布置。青山区的路网呈现带状特征，并沿着长江沿岸延伸。最终，工业区并没有主导整体城市空间结构。这一精心绘制的总体规划的关键特征包括：城市扩展的明确方向性，城市与自然景观的融合，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以及大型工业区分散布局在绿化区内。
2.3 洛阳市总体规划及涧西区1956年的洛阳市总体规划也是城市大规模扩展的一个规划案例。涧西工业区和居住区占据了新城区大部分的区域（图5）。[29]511城市肌理同样是“棋盘式”，绿地和建筑区交替出现，其形式由主轴线和关键的几处中心广场所限定，就像西安和武汉的规划一样。该城市规划还具有另几个特点。首先，两条城市发展带相交，形成了富有活力的街道模式。第一条城市带是涧西区本身，它沿着西北-东南方向延伸，正交路网沿着涧河和河对岸铁路旁排列着的工业企业延伸，区域的横向轴线将居住区与工厂入口大门连接在一起。另一条城市发展带顺时针转动约120°并向东北方向延伸，沿着洛河河岸连接了新的工业区、主要铁路车站，以及洛阳旧城。其次，工业区的位置在主干道旁边，这样的布局使城市未来可以非常容易地向东西南三个方向进一步扩展。这些大道的两端是开放的，通向周围的自然景观，确保了城市能够沿着这些方向连续发展。第三，大多数纵向和横向轴线向河岸或公园汇集，这使得新的居住区和公共中心跟周围景观紧密相连。第四，规划几乎没有预设任何明确的城市级中心。洛阳古城的城市核心区被边缘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成了城市主要轴线上的一个“站点”。这也适用于涧西区的其他主要广场，以及纵向大道和横向轴线的交叉点，这些横轴指向铁路车站。事实上，洛阳成为了一座带状的、没有中心的城市。与武汉的工业集群和西安的多个工业区不同，东方红拖拉机厂所在的大型工业区是洛阳市最具标志性的区域。
5. 洛阳总体规划（1956年）
2.4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尽管第一汽车制造厂（下文简称“一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汽车工厂，长春却没有为此制定新的总体规划。1948年，长春城市人口已达到70万，而且拥有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供一汽厂使用。[2]120-121在日本殖民时期，长春即确定了现代化的城市布局，“成为日本规划团队实施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实验室”[30]6。一汽厂区位于长春的边缘，该区域早先计划用于在铁路后方向西扩展城市（图6）。新区的布局模式为居住区、工业区和绿地通过横轴连接在一起，与洛阳市涧西区的规划类似（图7）。[28]412工业区的主要街道和中央大道（主干道）在两个区域都形成了主轴。一汽厂区的特点包括一条通往城市中心的额外的斜向轴线，居住区相对于工业区的不对称性，以及两种类型的居住区：一种是中国风格的，另一种是西方（苏联新古典主义）风格的[2]131-137。居住区的绿地是中央大道和一个大型公园，与其他三个案例中小型绿地广场的融合不同。
6. 1932年长春（新京）规划方案中第一汽车制造厂区的位置
7. 长春一汽厂区的职工住宅区规划
2.5 城市布局与空间模型的多样性和相似性这些新总体规划的共同特点包括主干道、广场和绿地体系，以及由小公园和居住街坊组成的“棋盘式”融合布局。所有三个总体规划都遵循了保护旧城中心的原则，城市布局设计遵循了一体化表现性构图原则、城市区域和自然景观融合原则，以及建筑地标体系建立原则（如广场、大道、入口、纪念碑）。由绿地和干道分隔工业区和居住区，同时满足工人社区和工厂的功能和空间完整性，这些都是城区布局的共同模式。常见的通用规划设计方法允许在城市体系的各个层面发展出不同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型。城市模型包括单中心大都会及其卫星城（西安）、多中心城市（武汉）、带状非中心城市（洛阳）、单中心城市及其次中心（长春）。在新的布局中，对旧城中心的保留程度有所不同。在西安和长春的案例中，旧城被完全保留下来作为核心，甚至得到加强；而在另外两座城市中，旧城的中心性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转向新的城市中心（武汉）或新的工业区（洛阳）。除了城市模型的多样性之外，每座城市的路网也各具特色。武汉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流动路网，西安纺织城是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路网，西安主城区和长春一汽厂区是秩序严格的正交和斜向路网，洛阳是两个正交路网的动态对立。
新工业区在城市中的选址也没有遵循一个标准模型，而是有三种不同的模式：（1）在绿化区或自然景观片段内形成独立的工业集聚区；（2）大型边缘工业区完全融入正交网格中（西安市电子工业区和军工区，以及洛阳市涧西区）；（3）设立在主要城区之外的工业集聚区（西安纺织城和长春一汽厂区）。
新工业区的空间组织模型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如图8所示，“包含综合汽车厂的工业区”的概念性方案[31]37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样本进行比较，因为它清晰地展示了工业区的关键组成部分，及其在当时中国的组合原则。所举的工业区例子显示了这种基本模型的灵活应用。此外，涧西区沿横轴的工业区和一汽厂区一条斜向街道补充了这一模型；纺织城的绿地被改造成绿色中央公共区，更加紧凑；在青山区和武钢区，松散的居住区和工业区的空间完整性使得同样的成分能够重组为空间上离散而功能上完整的城市形态。
8. 复合型、专业化企业集中的工业区类型，包含综合汽车厂的工业区概念方案（1958年）
居住街坊的城市形态并不多样化。除了长春案例中的几个封闭庭院的街坊和别墅区之外，城市形态主要限于围合半开放庭院的2~3层建筑的紧凑型街坊的变化（图9）。
9. 住宅小区布局，从左到右：纺织城（西安）、青山区红钢城（武汉）、涧西区（洛阳）、第一汽车制造厂区（长春）
事实上，尽管专业人员短缺[9]722-723，[8]194，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些新城和工业区的城市形态呈现出惊人的差异性。其中规划方案的多样性使我们很难认为，当时规划知识向中国转移的关键途径只是简单地复制苏联模型，除非苏联的原始概念和样本就有大量和多样的特征。
3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概念的演变及其在“156项工程”案例空间模式中的反映
这一演变导致了社会主义城市的各种空间模式与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式与模型遵循不同的理论概念和意识形态原则。这种多样性同时也是对全国电气化、工业化和战后恢复计划的各项任务和条件的回应。
苏联社会主义居住体系概念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被提出[20]51。在接下来的20年内，社会主义居住模型经历了从20世纪20年代初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概念的诠释[21]140（图10），到30年代初苏联、美国和德国建筑师提出新型社会主义城市即“sotsgorod” ①等的演变，如图11[32]30、图12[18]259、图13[33]46、图14[34]31，[18]157。这些概念都强调工厂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将新型社会主义城市改造为一体化的居住工业综合体。“sotsgorod”是一种新型人居模式，在其中“工业企业不仅确定了社会主义城市存在的‘意义’，而且设定了居住体系的规划构图”[35]52。在实际应用中，这种模型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与之相对立的一些替代概念的特征。“sotsgorod”必须像20年代的工人田园定居点一样绿化充足，基础设施自给自足，同时所有公共设施必须设置在步行范围内，就像苏联去城市化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最终，无论一座城市采用何种形式，其居住区和工业区都必须被明确地划定并由绿地分隔，同时经由交通网络融为一体（图15）[35]53。
10. 卡西拉电力计划田园定居点（1925年）
11. 尼古拉·米卢廷设计的城市规划的大规模带形-功能方案，下诺夫哥罗德汽车厂的布局
12. 社会主义定居点科学设计理念提出（1931年）：12万人口城市的住宅区布局总体方案
13. 下诺夫哥罗德莫洛托夫汽车厂项目总体规划，工人城市和工厂 (1931年)
14. 埃弗托斯特洛伊市公社（大型公社住宅区，内置全套日常生活公共服务）模型与轴测图
15. 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今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化学设备厂（可容纳 5万名居民）的“sotsgorod”总体规划，不晚于1933 年
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国家政策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因为当时“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苏联城市已经是社会主义城市了”[18]296，[36]63-663。在这个转折点上，关于新型社会主义城市的新建筑类型和社会空间模型的讨论停止了，大集合体（grand ensemble）的城市规划概念开始被实施。这种规划范式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资源，未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造200座新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和100座农业城市 ② [18]9。新的任务包括兴建主干道（图16）[37]206-207、重要广场（图17）[38]26，以及具有视觉形象和象征意义的大尺度城市布局，在某种程度上类似19世纪或20世纪初在欧洲、美国或俄罗斯建造的城市。这种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方向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1955年工业化生产的大规模住房模式出现才被取消。
16. 高尔基街-列宁格勒大街的重建（1934年）
17. 捷尔任斯基大街延续上的新区中心布局透视图
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城市演变的趋势，可以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建筑、规划实验及其辉煌成就都在新中国“156项工程”的四个城市规划案例的空间模式和布局中留下了痕迹。在城市层面上，研究所选的中国项目与苏联的类似规划和原型都遵循轴向构图，这是最明显的特征。西安和洛阳的主轴线及武汉主干道的整体设计（图18）[28]415，与苏联20世纪30年代（图19）[39]185 和战后时期（图20）[23]67城市主干道的规划非常吻合。与此同时，在苏联应用田园城市模式重建大城市的早期案例中，也采用了轴向构图。由亚历山大·伊万尼茨基（Alexander Ivanitsky）设计的巴库北部新城市中心（图21）[40] 在形态上与武汉洪山的新中心很相似。分散的小片绿地体系，与中国城市的“棋盘式”格局相呼应，是这一概念以及其他受田园城市概念启发的城市布局方案中的一个可识别的模式（图22）[20]81。当时的苏联总体规划遵循同样的原则，即通过顺应地形平缓弯曲的路网将城市与自然连接起来（图23）[19]48，这种原则也体现在武汉总体规划中。
18. 武汉解放大道住宅区改造项目（1961年）
19. 杜尚别城市中心区总体规划方案（1935年）
20. 沃罗涅日城市中心区布局设计（1944—1945年)
21. 巴库城市布局规划方案（1927年）
22. 莫斯科城市重建初步设计，中央区西部透视图（1920年），莫斯科市议会结构部的建筑工作室
23. 埃里温总体规划，未实现的方案（1924年）上述中国城市总体规划案例中呈现的四种空间模型，在苏联是存在的。然而，与这些概念在苏联的应用相比，在西安、武汉和洛阳的城市规划中，这些空间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构了。
西安总体规划的特色在于将老城区与新的电子工业区和军工区完全整合在一起。除了纺织城外，社会主义建设和历史城区似乎完全融合，边缘区的制造企业是城市工业特征的唯一证据。一些早期的苏联历史城市总体规划与西安总体规划具有相同的特点，尤其是1936年的雅罗斯拉夫尔总体规划（图24）[41]37。
24. 雅罗斯拉夫尔市开发重建总体规划（1936年）在50年代，“156项工程”建设对新城市规划原则的引入，与对中国古代建筑遗迹保护和修复的兴趣高涨同时发生。“新中国的建筑必须建筑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③ [42]74。而在苏联，有关历史保护的国家政策并非如此毫不妥协。根据由阿列克谢·舒舍夫（Alexey Shchusev）和伊万·若尔托夫斯基（Ivan Zholtovskiy）于1918—1924年制定的“新莫斯科”规划，必须保护并修复莫斯科的旧城中心。新的田园郊区带应该成为城市的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并遵循历史上“轴向-环形”的城市扩展模式[18]64-66。后来，1935年的莫斯科总体规划提出将城市改造成新的大集合体。这种改造相当激进，苏联建筑科学院在1940年的报告中提到，“1917—1940年间，莫斯科有50%的俄罗斯风格的纪念性历史建筑被摧毁”[18]299。自从莫斯科城市发展政策发生这一变化，苏联其他历史城市的重建也以类似方式进行，只有些许差异。在战后重建时期，旧城中心和大型历史建筑群（如修道院）再次成为总体规划的重点。然而，当时的城市规划更强调历史城区的独一性和特殊性，而不是其与新城区的整体性（图25）[23]49。
25. 伊斯特拉总体规划（1942—1944年）西安总体规划的新颖之处在于卫星工业城的建设。虽然这种模型在20世纪30年代很常见（图26）[43]，但对苏联的“大集合体”城市规划来说并不典型。
26. 哈尔科夫和新哈尔科夫位置示意图洛阳总体规划也因古城保护而具有特殊性，将旧城核心融入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动态带形结构，使这个规划显得异于常规。米卢廷（Milutin）带形城市模式的所有要素，如铁路、工业区、居住区、绿地甚至河流，在这个规划中都能被轻易地辨认出来。然而，原始模型并没有设想与旧城发生任何互动。与此同时，在本研究中，也未发现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的总体规划中应用米卢廷模式的例子。将历史城市与不断增长的“发展走廊”相结合的想法，直到60年代末才在NER建筑设计团队的实验性项目中出现 [44]。
在1954年武汉总体规划通过时，苏联工业聚集区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已经相当发达，发展出各种模型，包括城市核心和卫星田园定居点的体系（图27）[18]81、工业集群（图28）[22]218、“sotsgorods”集群（图29）[22]209和多中心城市（图30）[45]。武汉总体规划具有与苏联案例相似的特征，如结合自然景观布置工业集群（斯大林格勒工业区），在旧城核心周围开发绿化居住区和工业区的整合（巴库和阿普歇伦半岛），将分散的工业企业融入整体城市规划方案（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终，该规划并不是苏联任何城市模型的复制，而是对沿不同轴线扩展的多中心工业城市理念的原创诠释。
27. 巴库及阿普歇伦半岛定居点规划方案
28. 谢格洛夫斯克“sotsgorod”（1932—1934年）
29. 斯大林格勒工业区，工厂和“sotsgorods”初步方案（1930年）
30. “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中心（叶卡捷琳堡）规划（1930年）而在城区的层面，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初在“sotsgorod”的实际应用中经历了诸多变化，其最终版本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原始的概念原则。这种转变使得我们有必要经由苏联路线发生替代和演变的对比视角来观察理解中国新工业区的实例。
3.1 连续性与片段性米卢廷的带形城市模型允许一座城市沿着生产单元线性地发展主轴，并持续地扩大规模。因此，城市应该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连续空间，而不是一种固定的城市形态或建筑的“大集合体”。而基于这种模型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sotsgorod”是自成一体的紧凑型单元，其布局模式看起来像是从带形城市中切割出来并冻结的一部分。它们可以根据工业需要和现状条件进行组合或单独布置，但不能持续生长。“大集合体”规划的引入首先导致“sotsgorod”的住宅部分转变为古典构图（图31）[46]，并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一步完全分离成一个新古典主义建筑和布局的“理想”社会主义城市。就服务于工业企业的主要目标而言，这样的新城市仍然是20世纪30年代的“sotsgorod”；但从布局上看，则不再是了。这种分化使新城的规划更具灵活性，并更注重利用地方景观的有利条件，如建在第聂伯河畔的新卡霍夫卡市（Novaya Kakhovka ） ④ （图32）[47]。
31. 斯大林斯克（新库兹涅茨克）“sotsgorod”住宅区改造：E.May 的总体规划（左，1930 年）；新库兹涅茨克中心的形成方案，1940 年（中）和 1960 年（右）
32. 1955年新卡霍夫卡市档案鸟瞰图作为卫星城，西安纺织城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 “sotsgorod”模式，是一处独立于大城市的、自足的工业定居点，而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布局并未考虑未来进一步的拓展。米卢廷的功能区分层原则在这里的应用是为了创造一种静态的、自给自足的功能、服务和公共空间形式，而不是不断演进的形式。从这一角度，纺织城符合理论家列昂尼德·索布索维奇（Leonid Sobsovich）[48]对“sotsgorod”基础性的注解，即“用同质化的小城镇系统取代等级化的居住系统”[18]141。
前文提及的洛阳涧西区和长春一汽厂区布局模式的基本模型，显然是早期“sotsgorod”模式逐步转变为30年代“大集合体”的结果。根据米卢廷的概念，它具有带形功能结构，并根据新古典主义模式在厂房入口前设置明确的广场。在“156项工程”的这两个例子中，这种“混合”模型是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起点。涧西区的案例回归到米卢廷规划方案的连续性，因为其规划是开放的，可以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反，一汽厂区的布局和建筑外形则是这种转变的典型，“sotsgorod”最终成为一个理想的“大集合体”，然而与50年代初的苏联新工业城市不同，其布局仍然由工厂主导，并遵循米卢廷的分层模式。
武汉青山区是上述四个中国工业城市中唯一一个部分符合苏联20世纪50年代规划趋势的案例，即将居住区规划得更独立于工业区。它位于长江沿岸，与武汉钢铁厂分开，整体上类似新卡霍夫卡市。然而，青山区并不是一个靠近工厂的独立城市，而是一个连接着偏远工业区和城市核心区的连续的居住区。相对于苏联规划中的连续或分离形式，青山区是工业区的一种中间模式。它既不是一处横向延伸的带形城市，也不是紧凑聚拢的“sotsgorod”。
3.2 去中心化与创建新中心米卢廷城市规划的带状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城市的初始模型，排除了中心性的可能甚至必要。后来，工厂、公共建筑和行政建筑的主入口，成为主要的横向大道（图33）[22]210、纵向大道和斜向大道（图34）[49]的焦点。然而，工业基地本身才是这座社会主义新城的主导和吸引力所在，位于主要大道交叉口的广场没有起到将周围居民集中起来的功能节点作用。而如前文提到的，“sotsgorod”在50年代初分解为一个新古典主义城市和一个工业体，这导致工业城市的居住区形成了自我中心性。青山区的规划也延续了这一趋势，甚至更为超越，因为总体规划方案将其设想为城市整体的一个节点[3]56。涧西区和一汽厂区仍然是以工业基地为主的无中心区域。
34. 鄂毕河左岸新西伯利亚新区总体规划（1931年），VOPRA（全俄无产阶级建筑师协会）团队单中心的卫星工业城，作为西安纺织城的规划模型，发展自工人田园定居点的理论方案（图35）[20]60，在工业区和居住区的边缘设有中心绿化区。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新工业城市的建设中，这种设想几乎没有实现。建于50年代的沃尔日斯基市（Volzhskiy）是本研究中发现的唯一一个以绿化区域为中心的相应实例 ⑤ （图36）[50]。
35. 一种标准的居住区规划（1925年）1-行政部门，2-合作社总部，3-人民之家（俱乐部），4-学校，5-医院，6-商店，7-生产区，8-仓库
36. 沃尔日斯基市建设第一阶段模型中国其他纺织厂的厂区，例如北京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也有绿色公共区域。这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延续了当时苏联小区带有中心公园的模式[11]，而这种模式又源于早期的“sotsgorod”的实验模型，即“zhilkombinats”集群，一种内置日常生活服务设施的大型居住综合体（图37）[18]153。
37. 斯大林格勒工业区“sotsgorod”布局方案（3.12万居民），12个Zhilkombinats的公共区域（1930年）与此不同的是，西安纺织城的中心绿化区是一个城市尺度的中心。它地处工业区和居住区的边缘，这使得它既成为城市尺度的吸引点，也成为去往工厂和回家途中的日常服务中转区。研究显示，纺织城的单中心“sotsgorod”模式是20世纪20至50年代苏联规划中社会主义新城模式演进的一项特例。
3.3 简洁性与表现力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建筑表现力和功能组织之间的二元关系逐渐发生变化。早期实例（图38）[18]159的城市布局实际上是一种巨大尺度的至上主义建筑构成，以期实现城市形态功能的最大效率。建筑外观和构图遵循了工业建筑的形式词汇，强调功能效率和社会完整性的首要地位。后来，受工业输送带的启示，通过向“大集合体”规划原则的转变，成功吸收了主广场的大轴线和象征性的构成中心。可见，“sotsgorod”城市空间的象征意义与其功能组织一样重要。
38. 埃弗托斯特洛伊城市公社提案，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涧西区、青山区、一汽厂区工业企业的中央大道、工厂入口广场的构图和建筑形象，都运用了工业使命至上的象征性表现手法，甚至相比于苏联案例更为夸张。一汽工厂主干道的象征意义远比莫斯科斯大林卡车厂更有表现力，后者的建筑相当朴素，这与一汽工厂“几乎完全复制斯大林卡车工厂”的观点恰恰相反[13]137。第一汽车厂的全景（图39）[14]188-189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关于工人未来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已经实现。工业区和居住区的建筑风格与19世纪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企业住区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并非体现在风格或布局上，而是体现在试图创造一个完美工人空间的理念上，表现为富有活力的实景，而非田园牧歌的想象。
39.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全景纺织城没有主干道，因其总体布局既没有“大集合体”模式的明确轴向构成，也没有20世纪30年代苏联“sotsgorod”时期工业和居住街坊的严格几何形状。相反，它运用了许多自由绘制、艺术化和复杂的多主街布局方案。其工业意义的象征性仅体现在工厂正门那不事张扬的形式上。
就城市形态而言，案例中居住街坊的布局模式与5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住区模式相同（图36），而没有采用早期试验类型的模式（图40）[18]171。
40. 斯大林格勒的Zhilkombinat竞赛方案（1930年）
4 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的起源——连续性与复合性，而非复制
田园城市概念在俄罗斯的应用，首先出现在帝国末期，之后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它可以很好地解释高比例的绿地、城市布局与自然景观的协调，如画美学的应用，以及街道网格的艺术化特征。这很可能是分散在居住街坊的小规模绿地系统的起源，也正符合中国传统的“棋盘式”城市格局。
米卢廷的带形城市反映在住宅、绿色和工业区的各种分层结构模式中，这些在中国城市和地区层面的规划实例中都有广泛体现。
“城市大集合体”的概念，通过主广场和轴线的层次结构，以及重要公共建筑和行政建筑的地标性，将中国选定的新工业城市的老城核心区和新工业区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实现了全市范围内功能和空间的统一，以及城市空间的景观。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许多空间模式在“156项工程”的案例中有所呼应。这证明了50年代初在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城市概念的跨国演变中，社会主义城市的演变路线是多样的。它们是中苏专家之间知识转移的不同情景的结果，并确实地对城市和区域尺度的规划有所创新。
4.1 “最佳实践的复制”中国新城的例子和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的模式非常相似，证明了这份图景应用在城市设计的各个尺度上。在所选案例中，主干道、广场和标志性纪念碑系统的应用可以归因于遵循“城市大集合体”的规划模式。洛阳的主轴朝向公园和河流，与苏联战后“理想”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方法如出一辙。
城区规划中，纺织城和一汽厂区是位于大城市之外或边缘的、自给自足的“sotsgorod”模式的例子，是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苏联规划模式。青山区选址在长江沿岸也与50年代苏联新兴工业城市的格局相吻合。
在以上四个案例中，居住区的模式都遵循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的苏联新工业城市模式。
4.2 “实践理想的实现”一汽厂区的建筑组合和布局可以被视为是实践理想的实现。该区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城市新模式的典范，是一种“大集合体的sotsgorod”，融合了30年代初米卢廷带形城市的分层功能组织原则和50年代新古典主义居住街坊模式。这种模式在苏联的形成与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工厂附近的“理想”社会主义城市模式。前者在中国重生，并在此达到顶点。
在城市层面，所有总体规划中的“棋盘式”小规模公园和城市建设模式与20世纪20年代苏联总体规划中运用的模式非常相似，其灵感来自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因而也能够重获生命力。
4.3 “理论理想的实现”在本文研究的“156项工程”案例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中，几个未实现的苏联概念的典型特征让我们可以推测，其中一些概念在中国至少得到了部分体现。其中包括洛阳总体规划中米卢廷的带形城市概念的痕迹；纺织城功能模型与列昂尼德-索布索维奇的“sotsgorod”模型的对应关系，后者将“sotsgorod”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非等级居住系统单元；武汉的新布局将大城市分解为城市核心和田园定居点系统，这与苏联田园城市支持者的主张相似。
4.4 “经验的融合和新模式的综合”中国案例的几种空间模式都是创新，而不是苏联模式路径延续演进的结果。
洛阳总体规划的带形模式甚至超越了米卢廷的概念，它与旧城核心区融为一体。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才出现了将旧城市连接到不断扩大的带形城市系统的想法。
武汉的总体规划是对多中心工业城市融入自然景观这一理念的独创性诠释。
青山区既不是紧凑聚拢的，也不是带形的“sotsgorod”，而是市中心和市郊工业区这两个固定点之间形成带状连接的中间形式。这一案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试图将“sotsgorod”作为一个新规划的大都市区的结构部分，甚至是中心，而不仅仅是为一个工业厂房服务。
在纺织城的案例中，“sotsgorod”功能模式以一种“绿色交通中心区”的创新形式获得了自己的中心性。纺织城的布局带有几种苏联概念的痕迹，但整体上与它们并不匹配。它融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模型，使纺织城成为一个“单中心的sotsgorod”，这是20世纪30—5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城市中十分独特的，至少与苏联相比非常罕见的类型。
4.5 社会主义城市概念在“156项工程”四则实例中的跨国演变路径社会主义城市作为一种“大集合体”的规划被移植到中国，在两国都比较常见。然而，新工业城市的模式却非如此。苏联的现代社会主义城市模式是工厂附近的“理想的”新古典主义城镇，除青山区外，它对中国案例中的新工业区模式影响甚微。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观的演进路线同时具有回顾性和激进性。它以20世纪30年代末期和一些20年代的苏联模式为起点，为一些概念重新注入生命力，将其总结并重新组合为工业城市的新模式和城市规模的多样布局。中国早期的规划将米卢廷带形模式的新古典主义版本改进为一汽厂区的“大集合体的sotsgorod”，并将不同时期的苏联概念重新组装为纺织城的“单中心自给自足的城市”。在青山区的中间“连接”模式中，“sotsgorod”城市形态的片段性和连续性的折中成为可能。
在“大集合体”规划的主流范围内重新解读现有模式，是分辨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城市概念演变新路线的另一种可能方式。可以说，这些“即兴创作”可能使田园城市思想在西安总体规划的“棋盘”模式中大放异彩，米卢廷的带形城市在洛阳规划中得到呼应，并在武汉的“绿色工业集群”规划与20年代初将大城市消解进田园定居点系统的概念之间找到了相似之处。
尽管规划的主要原则必然与苏联前一时期的发展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但西安、武汉、洛阳和长春的总体规划和工业区证明，它们与苏联专家合作开发的空间模式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源流。最终，就“社会主义城市”概念的跨国演变而言，苏联规划向中国的转变是积极的。仅四个案例就足以展示城市布局的多样性，以及不同于苏联的几种新的工业区模式。这表明当时中国城市规划的创新性和重要性。至少从“156项工程”的所选案例来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这些项目是社会主义城市新模式和新方向的熔炉与装配车间，这也正是当时工业精神的写照。
5 讨论
同时，苏联专家的个性也应成为研究对象。尽管他们在中国现代规划的基础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些规划师的名字和生平在俄罗斯几乎无人知晓。因此，关于他们的师承、职业轨迹、偏好与信条的资料很少。1954 年指导制定西安总体规划的穆欣从照片上看[8]186应该已经50多岁，这意味着他毕业于20世纪20年代初，上述所有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的演变都是他的工作主题。汉-马戈梅多夫（Khan-Magomedov）[18]76-77 引用了穆欣及其同学在1923年作为莫斯科土木工程学院学生提出的新型集体住房项目方案，间接证实了这一点。他那个时代的所有苏联专家在前往中国工作之前，都必然熟知20世纪20至5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概念。他们拥有足够的自由，并得到当地政府的信任，因此有机会应用这些不同的模式和方法，并将其整合成更适合当地条件和任务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也许，这也更符合他们对社会主义城市的愿景。
6 结论
这种综合的结果因其独创性而千差万别。与前苏联的城市规划相比，上述四个案例的城市规划同时具有折中、务实和创新精神。它们缺乏20世纪20至30年代初苏联案例的革命性和极致主义，但是谨慎而自由地将过去相互竞争的不同规划方法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由孕育了新的创新，综合了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新演进路线，即中国道路。
（作者衷心感谢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侯丽教授和建筑师张克，他们为获得武汉和洛阳案例的初步数据提供了帮助。也十分感谢俄罗斯的同事和朋友，俄罗斯艺术学院莫斯科苏里科夫国立艺术学院的瓦西里·巴布罗夫（Vassiliy Babourov）建筑师和尼古拉·瓦西里耶夫（Nikolay Vassiliev）教授，他们就20世纪20至5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城市演变的主线提出了宝贵建议，并在查找原始数据和选择苏联实例方面提供了帮助。）
（图片来源：图1来自参考文献[9]725；图2卫星图来自Google Earth，作者根据2018年7月23-28日在西安举办的ISOCARP和UPSC青年规划专业人士工作坊的数据进行制图；图3来自参考文献[27]；图4来自参考文献[3]57；图5来自参考文献[29]511；图6城市规划底图来自参考文献[2]5，一汽厂区的大概位置为作者标注；图7来自参考文献[28]412；图8来自参考文献[31]37；图9来自Google Earth；图10来自参考文献[21]:140；图11来自参考文献[32]30；图12来自参考文献[18]259；图13来自参考文献[33]46；图14来自参考文献[18]157；图15来自参考文献[35]53；图16来自参考文献[37]206-207；图17来自参考文献[38]26；图18来自参考文献[28]415；图19来自参考文献[39]185；图20来自参考文献[23]67；图21来自参考文献[40]；图22来自参考文献[20]81；图23来自参考文献[19]48；图24来自参考文献[41]37；图25来自参考文献[23]49；图26来自参考文献[43]；图27来自参考文献[18]81；图28来自参考文献[22]218；图29来自参考文献[22]209；图30来自参考文献[45]；图31来自参考文献[46]；图32来自参考文献[47]；图33来自参考文献[22]210；图34来自参考文献[49]；图35来自参考文献[20]60；图36来自参考文献[50]；图37来自参考文献[18]153；图38来自参考文献[18]159；图39来自参考文献[14]188-189；图40来自参考文献[1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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