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慧与文化记忆的策展叙事

文 / 张旭敏

策展叙事与文化记忆之场

记忆是表征民族/国家和历史之间内在关系的重要载体，人类通过记忆塑形了一个统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框架，历史以记忆的方式沉潜在个体、家庭、代际、社会和政治关系之中，直接影响到个体与集体对民族/国家的精神认同。德国学者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是一种文本的、仪式的和意象的系统，可分为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功能记忆和汇聚没有定型的价值规范的储存记忆。如果说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背后存在的是社会历史所使用的符号和象征体系，那么“文化记忆”则依托于外在的媒介装置和文化实践，是基于不动的绝对的过去而来的长时段记忆，是幸免于断裂和遗忘的文化价值在历史观念中的深刻烙印。

艺术史学者夏皮罗（Meter Schapiro）将艺术视为精神对物质的型构，是艺术家人格的表征，也是时代的症状。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文艺思潮从对纯粹审美的依附转向主体意识的哲学性表达，西方的当代艺术展览生产机制也随之倾向于配合时代征候中艺术话语对认知观念和稳定心理的解构、消解和弥散。事实上，艺术展览作为一种凝聚性的视觉文化文本，目的是将抽象的文化属性、认知概念与意识形态合成并转译为一种时代审美指涉下关联个体知觉经验的人文实践，而策展叙事主要基于观察（observation）与再现（representation）的现实条件，来组织这些抽象意图转变为可检视对象的具体工作。从过去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当下并置展演的视觉情境，到未来层叠潜伏的想象思维，策展叙事有意识地衔接了这些流动的媒介，将其组建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记忆系统。

作为对文化记忆的一种辩证性干预方式，策展叙事的基本条件应当满足：第一，具备一般叙事所必需的要素，如叙述者、受叙者、主题事件等，以保证文化记忆的基础内容；第二，遵循一般文本的叙事原则，即由叙述者/策展人按照一定的逻辑/时序，讲述和批判发生在某一特定时空的主题事件，暗合文化记忆的发生条件；第三，策展叙事转化为实际的视觉现场后，要通过观众的动态受叙而被转化接受，从而实现与个体记忆的融合传递。

“东方智慧”系列的立意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性生长，以“有机美术馆”的建构理念为指导，策展过程贯穿从研究、创作、展览、典藏到对外交流的系统运行机制，借助显性展示（Visible Showing）与隐形陈述（Sensible Telling）的共轭匹配，实现传统文化、文化记忆、视觉文化三者之间的有机转译和新释。在显性的视觉表征方面，该系列首选传统文化的原型母题为叙事蓝本，注重叙事文本层级的递进关系营构，巧妙处理不同章节板块的复调架构分布，并且将传统元素的提炼、编码、设计等汇合为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在隐形的叙事策略方面，该系列注重经典话语在逻辑关系及社会影响上的权威立场，以诗性化的叙事风格延伸文本的内涵解读，从审美、阐释、交流等多层面铺垫观众的共情基础，从回忆、观看、想象等多维度询唤个体的具身经验，将关联的视觉感官植入“在场”的文化记忆结构之中。

“东方智慧”系列作品集

显：文化记忆的叙事范式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风貌的内容，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涵盖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每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其独特性和持久性的具体内容融入历史的“过去”本身，文化记忆联系了被经历的时间和被唤醒的空间的总和——历史对生命的掣肘，生命对历史的再域，从而反映出一种群体身份认同下的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极为丰富的意象原型与母题故事，作为经典的创作素材渗入到历代的文学创作中，故中国自古便有自成一体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然而在当代艺术的叙事层面，一种中国式的评价尺度与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另一方面，现代生活越来越多依赖视像屏幕而发生，视觉文化成为一个不断辩驳、流转的挑战性场域，也是人们获得文化经验最直接的手段之一。相对地，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觉形式沿着图文、影像、数字等西方主导的技术发展之路逐步革新，艺术创作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诉求却从20世纪末全球化的后殖民思潮中渐渐淡出，转向对东方的、本土的、在地的“中国身份”的探求。

如同一部小说严密安排的结构形态，当艺术展览开始讲述文化故事的时候，策展叙事会充分考虑演绎文本的媒介特性，将需要被表达的文化思想与观众的视觉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尽可能地促成一个正典化、纪念化的记忆空间。“东方智慧”策展叙事的显性展示则集于原型母题、文本层级、复调架构、视觉修辞等方面的精准布局，赖以实现“视觉的记忆建构”和“记忆的视觉建构”的双重叙事进程。“东方智慧”正是基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自主进程而设立了传统文化为叙事选题，在资本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的全球困境中回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寻求一条批判与超越人文危机的有效路径。

“东方智慧”展览现场

神话是人类文化伦理的摇篮，相较于西方独立的人神谱系，中国的神话散落在浩瀚的经史子集之中，厘清自身的脉络和适合当代的传播形式可以更好地将文化瑰宝传递给公众。《山海经》是记载中国古代神话的经典文献，历代对该书的解释众说纷纭，或为地理、或为宗教、或为文学，唯一公认的是该书想象奇谲、知识庞博，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价值。“山海新经”的策展叙事从神话元典的定位探寻神话母题和中蕴含的文明基因，研究编制了《山海经》版本衍变、神话故事分类、对外传播史等知识图谱，同时提炼了古籍文献、古诗词、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汉画像拓片等记叙的原型形象，将神话隐喻融入当代艺术形变创新的可视化呈现中，在公共场域中搭建了神话象征与视觉媒介的记忆链接。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物质生产与艺术创作常常相生相辅。作为一种人类亲手缔造的文化传承符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首的“纸”在形上视域的历史转变中确立了内在与超越相统一的标记。“纸上谈缤”的策展叙事聚焦纸文化在中华文明千载流变中的身份迭新，从展、破、融三个层级的复调架构梳理了纸的本体脉络，包括古纸善本、造纸样谱、非遗纸艺、现代纸张、艺术用纸、纸质纤维等等，以物质转化的视觉表征彰显出文化记忆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中的叙事张力。另外，叙事主张还指涉了纸文化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多元题材，既有关于复原古代自然的纸艺术考古，又有纸媒介参与的数字科技实验，重新注释“纸”作为物质存在的本体性和作为精神存在的标志性，从而拓展了“纸”在记忆维度的文化脉搏与审美边界。

“东方智慧”展览作品

隐：策展叙事的记忆存储

记忆并不是一种隐喻，而是一种转喻，它以记忆头脑和提示性对象之间的直接接触为基础。这种提示“对象”本身并不拥有自己的记忆，但它们能够提醒、触发我们的记忆，因为它们携带着我们曾经注入其中的一些记忆。一个群体若想具备某种理想以便存在下去，就必须发展出尽可能清楚的自我表征，在此意义上，那些与文化记忆相关、存储在集体记忆当中的视觉表征，在某个社会空间中被整合之后，将自动带来构成群体的一种利益关系、一种关于理念和关切的秩序，从而完成群体成员确立共同理想的过程。对于集体和社团的交流记忆而言，外部文化符号的对象角色始终十分重要，因为群体不会拥有一致的记忆，他们更倾向于编制一种共享记忆，将某些对象作为一种提示记号，比如纪念碑、广场、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场所的地标，以及其他一些记忆物。以历史中的记忆为探讨对象与材料依据的文化记忆，也必然体现为一种或文本、或仪式、或象征的话语表现体系与符码组合方式，从而涉及记忆研究的历史维度、建构方法以及社会文化价值。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展览构成视觉文化的具象活动，直接影响艺术史、人文史的书写轨迹。作为社会文化意义生产的“中间介质”，展览情境从一个公共切面映射了国家文化建构的整体格局，文化意义的生效模式、文艺发展的现实诉求、大众文化的主流理想等问题均可能从展览的发生现场凸显出来。按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语式来说，展览或可视为一个对象配置（agencement），一个记忆多元体（multplicité），展览作为一具“无器官的身体”，它所表达的内容与它的创作方式本就是一回事。一场好的展览足以汇集艺术创作的多元可能，策展则将这种更全面的统一性或更广泛的总体性叠合于可度量的关联中，从而考察文化艺术的行为与流布。

“山海新经”文献展示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它既是输送物资的水路又是交融情思的文脉，大运河的记忆中承载着华夏历史，大运河的历史中充盈着民族记忆，运河文化遗产对于国家建设发展和文明赓续传播意义深远。因而，在公共美术馆构建高视点的权威叙事，引领国家规范、认知和审美领域的社会化建构是“大地史诗”展览叙事逻辑的关键立场。根据运河文化的政治背景、运河经济的社会变迁、水文化的哲学根源、运河历史的人文实践等勾勒出一个系统性的表征框架，策展将叙事结构安排为“天时：春风起棹歌”“地利：锦帆出长圻”“水德：千里赖通波”“人和：万古流不绝”等四个板块，展现出千年运河史中持续稳定的物质形态，为民族精神的切实源流提供了存在依据，为社会集体的思想或觉知过程提供了一种社会意识与文化记忆的国家权威即时赋予。

法国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将文化视为“一系列永无止境的排列（permutations）”，而策展则是经过对艺术作品一次又一次排列过程，从而建构起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公共视觉空间——个体的意识互动和各种社会关系得以联结，各系统之间的相互触发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多元化的艺术媒介则重点强化了视觉文化的物质属性。其中，记忆成为一条隐形的视觉化叙事线索，而“东方智慧”策展叙事的隐形陈述可主要表现为叙事逻辑对文化权威的确立，叙事风格对公共形象的定位，叙事情境对具身经验的渲染等等，其叙事范畴也并不局限于展览本身，还观照了相应的公共艺术计划、作品集整体设计、文创产品研发等配套任务，由此形成一系列特定的记忆存储机制，由观看主体自觉带入并施行于其主观认知力、能动力的作用之上，在视觉经验层面完成相互交织链接的文化记忆与认同，在亲身体验和知识获取的过程中将奠基的过去重新活化实现以抵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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