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纽约时报的资深摄影记者道格·米尔斯（Doug Mills）捕捉到了一次极为震撼的历史瞬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活动中遭遇了一次未遂暗杀，而道格·米尔斯按下快门时，甚至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拍下了那颗子弹高速划过总统头部后的画面。这一瞬间，最终为他赢得了2025年度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也是首次以个人名义获奖。
当地时间2025年5月12日，道格·米尔斯在获奖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深入回忆了现场的惊心动魄与内心的复杂情感。他讲述了在紧张混乱的环境中，如何凭借职业直觉、技术设备与些许运气，捕捉到这罕见而震撼的画面。同时，他也反思了新闻摄影师在当今政治极化和社交媒体充斥的时代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以及如何在激烈纷争的环境中坚持中立与职业操守。
后半部分，访谈还探讨了摄影技术的飞速进步，尤其是新型的传输设备如何改革了突发新闻报道的现场操作流程，让极具历史意义的照片能更迅速地抵达公众视野。与此同时，道格·米尔斯也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向年轻一代摄影师分享了许多如何进入行业、如何进步的宝贵建议。
接下来是访谈正文。
恭喜你获奖，这是你第三次拿到普利策奖，也是你第一次以个人身份获奖。那么对你个人来讲，这次和以前两次相比，感受有什么不同？不论团队还是个人获奖都很光荣，但从你个人角度，区别在哪？
道格·米尔斯：确实不一样。这一次感觉更特别、更有价值，也更让人振奋。能被普利策评委选中让我感到无比荣幸，因为我知道他们看过很多非常棒的作品。我真的很感激他们选了我，这感觉非常好。
我想请你简单描述一下拍摄那组照片的现场体验。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脑子里想些什么？
道格·米尔斯：那天我们只有四位持证摄影师被允许到前台媒体池拍摄，那儿也被叫做缓冲区。我们跟着总统车队一起出行，抵达演讲现场。这个缓冲区就是靠近舞台的区域，每次我们可以在那儿待上大约 10 分钟。
当时特朗普正发表讲话，我在舞台周围走动，尝试不同的拍摄角度。那时大约是夏天晚上六点，光线开始变得很漂亮，但天气非常闷热。我早上 5 点半就到场，一整天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我平时没有接触过枪，也从未听过 AR-15 这类步枪的真实枪声，所以一开始听到砰砰声时，我以为是什么烟花或摩托车声。可随后我看见特朗普瞬间倒下，他似乎先看了看自己手，然后摔向地面。当特勤人员在喊“有枪手！快趴下！”时，我意识到是现场有人开枪。
当时周围的人，包括一些在缓冲区的摄像师，都已经开始就地隐蔽。特朗普摔到了舞台上为他预设的防弹板后面，那块防弹板并不是非常高，却足以挡住我的视线。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冲过去看他伤得严重不严重。
在那一瞬间，我脑中回忆着，我开始听到了几声枪响，然后又听到四声。听上去后面仿佛是特勤局开枪击毙了那名刺客，但那几声枪响很闷，我并没听得很清楚。等场面稍作清理，特勤局开始喊到“安全解除”，他们必须把总统尽快带到 SUV 里撤离。特勤局都有既定的应对流程，所以我就跟着往右侧跑，看到他们正把特朗普扶起来，试图让他重新站稳。他站起来，摆了一个握拳的动作，然后马上被护送进 SUV 里。
我当时不知道他中了几枪，或者是不是身体其他地方也中弹了。就像当年里根被枪击时，一开始也没人知道他已经中弹。可当我快速翻看自己照片的时候，发现他捂着耳朵，我心想“天啊，他肯定被子弹击中了耳朵。”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居然拍到了子弹在空中飞过的瞬间？
道格·米尔斯：当时我第一时间先把他握拳和耳朵流血的照片通过索尼新的无线传输设备发回报社之后，事实上也没花多长时间，那套设备不到 5 秒就能发送一张照片。传完前面几张后报社编辑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情况如何。我说“我还好，我现在只能从相机上传图，没有办法马上连上笔记本，因为我们在一个警戒区。”随后记者玛姬·林赛·哈伯曼 (Maggie Haberman)也打来电话，她说“你在哪儿？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白宫刚刚发声明说总统没有中弹。”我回答：“玛姬，可我从照片上看来完全不像没中弹的样子。”
玛姬告诉我，网上谣言说是演讲提词器的碎片或玻璃碎了，划到了他的耳朵，才让他流血。我告诉她我看了讲台，也看了我的照片，没有任何提词器受损的迹象，他肯定是中弹了。她问：“为什么你能这么肯定？”我说我看到了他捂耳朵的动作，他痛苦皱眉，捂耳朵，然后看见耳朵流血，然后倒下。她惊呼“天啊，真的吗？”我说“对，我这就给你。”于是我们更新了报道，我的目击描述也被写进了稿子里。
稍后编辑部再来电话，问我还有没有总统还在讲话时、子弹飞过那个当口的照片。我就去翻相机回放，我那时用的是广角镜头，所以我在画面里放大看。然后我发现我确实拍到了他先皱眉，然后下意识躲闪那一瞬。于是我就把所有相关照片都传过去，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查看高分辨率的版本，只是先把JPG传给了编辑。
然后编辑又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排版的时候，图片编辑发现我其中一张图里，子弹就飞在他后脑那儿。这下子轮到我震惊了。编辑说：“是啊，我马上发你看。”我看到图后整个人都呆住了，但我还是说，“等会儿，我先去确认 RAW 文件里是不是真的也能看到子弹，不然别急着对外发布。”
于是我恳请现场的特勤和工作人员，能不能让我回到那个放着我笔记本的摄影平台。刚刚枪击一结束，总统的车队走了以后，特勤局就过来跟我们四个摄影师说“这是案发现场，你们不能继续站这儿了”，然后把我们带到了讲台后台的一个安全区域。目前为止我所有的图片都在在这个安全区域内通过相机直接发送的。
后来我好不容易回到笔记本前，插上卡打开 RAW，一看真的有那颗子弹。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赶紧打电话告诉编辑：“我这里 RAW 文件确实清晰可见子弹。”编辑说让我把所有连拍帧全部传过去。我就在停车场里把全部图都传过去。看到那颗子弹，实在让我震惊。1/8000 秒的快门真能把子弹凝固住，简直不可思议。
你在时候的采访中提到，“从没遇过这么恐怖的事，也一直害怕自己会遇上这种情况”。这件事显然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你现在又因为这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你是怎么平衡的？
道格·米尔斯：是啊，我在纽约领奖时也提到过，这件事中有人丧生，还有总统的一些支持者重伤，甚至到现在还在与伤残作斗争。当然我也庆幸总统并没有更严重的伤势。作为新闻摄影记者，我们有时会被抛到各种危险场景里，你无法料到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但你还是要拍下这些瞬间。对我而言，这张照片的确带来荣誉，但它背后是一场悲剧。
这就好比当年我去拍摄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惨状，见到死去的人，自己在想“我是摄影记者，我得把这些拍下来，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同时我要让读者看见真实情况和关键时刻。”身处其中会有极其痛苦的感受，但这就是摄影记者的职责。
除了你这次拿到普利策的这组照片之外，你今年还获得了白宫记者协会（WHCA）奖，那又是另外一张照片？你觉得这两件获奖作品，是你今年最好的作品吗？
道格·米尔斯：关于白宫记者协会的那个奖，网上很多人表示困惑，因为他们的评选规则是当年的参赛照片必须拍的是“现任总统”，即那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之间只要拍到现任总统的都能参赛。我甚至去问他们，可不可以投特朗普的照片，回答是“不行，他不是现任总统，我们只看现任总统的照片。”
所以我这次得 WHCA 奖的，是一张拜登的照片。老实说，那未必是我全年的最佳作品，但评委觉得它体现了“拜登那段时间的某些微妙之处”。拜登在过去这一年都比较难拍，他不像特朗普或奥巴马那么上镜，也不给什么好的拍摄空间，所以我费了不少工夫才拍到这张。也许正是因为大家都不太好拍，所以我那张才获得了机会。
我听说评委之所以选那张拜登照，是因为那一年对拜登来说比较沉重，可能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新闻氛围。我还投过一张拜登在电视上宣布自己退选的照片，照片里还同时出现了在飞机上观看直播的特朗普。但评委最终没有选那张。
而说到普利策那边，我那天并不是唯一拍到好照片的人。当时美联社的的亿万·武奇、还有安娜·搞钱（Anna Moneymaker，真的叫这个）等等都拍到了很强的作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都拍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瞬间，也各自拿到了不少其他奖项。但普利策这次之所以选我，大概是因为只有我拍到了那颗子弹，以及他检查自己耳朵、确认出血的画面。那是别人都没捕捉到的。说到底，这并不是因为其他摄影师不如我，而是我运气也好，卡在正确的时间疯狂连拍，抓住了那个瞬间而已。
是的，你还提到那个特朗普举拳头的照片，我对白宫那个奖项也有点不解。白宫的那个“荣誉提名”获奖作品，似乎并没完全遵循“只能拍现任总统”的规定，所以这引发不少人困惑。
道格·米尔斯：对，我同意。那是吉姆·沃特森（Jim Watson）的照片，我记得可能跟我们当时一些人的照片角度差不多。可我自己看了规则说，只能是关于特朗普当上总统之后拍摄的照片才算，所以也搞不清楚评审是否完整阅读了规则。总之，这类评奖往往都有不少争议，也很难说清到底怎么判断，也可能评委就特别喜欢那张照片吧。盖蒂图片社的的奇普·索莫得维拉（Chip Somodevilla）投稿之前还问我能不能使用拜登竞选期间的照片投稿。我说你看看规则，好像只谈到了现任总统，并没说前任或候选人的问题。这种模糊的规定确实引发了很多争议，我也收到了不少奇怪的短信或推特消息骂我。但毕竟这个奖不是我颁给自己的，我也管不了评委如何决定，对吧（笑）。
比赛就是这样，主观性很强，甚至取决于评委当天的口味。有时只要有一个在评审团里话语权强的评委坚持，大家就跟着选了。有的人喜欢体育类作品，有的人偏好特写或硬新闻，这不是我能左右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人对我的获奖表达不满，或者说对普利策的选择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最具标志性的就是那张特朗普挥拳、脸上带血那一帧，只有那一张有资格获奖。
有些人觉得，那张带血握拳照没被列入白宫记者协会颁奖里，而在普利策颁奖公示里好像也没作为主要展示，就好像有人在刻意压制它似的。你怎么看？
道格·米尔斯：我并不觉得是刻意压制。伊万·武奇的那张确实很标志性，背景是国旗，前景是挥拳的特朗普挥拳。但现场并不只有他一个人拍到了这个瞬间，只不过大家各有不同角度，而武奇是第一个发出来的人。这就像当年美联社罗纳德·爱德蒙兹 (Ronald Edmonds)拍摄里根遇刺，最终他获奖的原因也是他在当时拍摄的一系列照片，而不是高潮的那一张。
评委选择突发新闻摄影奖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到整个事件的进程，而不是时间的高潮。如果我没拍到那颗子弹，也没有特朗普耳朵流血的画面，可能就没那么大的震撼力。那天我自己也拍到了那个挥拳镜头，不过我当时不小心把相机设置成了裁切模式，所以我拍到的总统举拳的画面都是在裁切模式下拍的，背景看起来更紧致干净，但也少了一些环境信息，好在我没把人拍得头脚都被裁掉之类。当一切结束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一直在裁切模式里”。但回头看，我也无所谓了，反正拍到的照片该有的都有，也许更广一点会更好，但那天大家都挤在一起冲到舞台边缘，也没太多选择。
听你聊到器材，我还挺好奇这个话题的。现在很多摄影师对器材非常迷恋，天天聊设备。对你来说，新器材的出现到底有什么影响？
道格·米尔斯：我觉得新器材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摄影其实是种带有工匠特质的工作，相机就是我们的工具箱里最重要的一件工具。每当有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我都想要第一个试试看。我从1983年起就开始拍摄白宫，那时候我们拍完了马上就要把胶卷送到白宫西北门，让等在那儿的人骑摩托把胶卷送到报社冲洗。正因为经历过这些旧时光，所以我更能体会到新技术的价值。当年的美联社摄影主管 鲍伯·多尔蒂（Bob Daugherty）曾经跟我说，“小子，你要是跟不上技术发展，就会被淘汰”。这话一直铭刻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能一直活跃到65岁，一直还在一线拍摄。
我一直努力保持体能，因为这行真的很耗体力。我也自豪于自己的敬业态度，这些都是跟前辈学来的。大约八、九年前，索尼找我试用他们刚推出的无反相机。我只用了 3 个小时，就觉得这玩意我要定了，它能改变整个行业规则。它对焦更快、体积更轻、画质更好，一切都让我想立刻转到他们的系统上。我从没后悔过，因为索尼也不断推出新设备，比如能快速传输照片的工具。
就拿宾夕法尼亚枪击那天来说，如果我没有使用索尼最新的传输设备，我就会很被动。好像那天就我和美联社的伊万·武奇有那种设备，所以我们最快把照片发出去。现场十几万人抢手机网络，但我们事先就看好了信号车的位置，选择了正确的网络，所以能在事发第一时间把照片直接从相机传回编辑部，这是决定性优势。
这里我帮大家介绍一下道格·米尔斯说的这个冷门器材，它是索尼的PDTF-FP1传输装置，型号名字很拗口，但它能让相机通过 5G 网络把照片直接传走，现在已经成为大社媒体记者的标配。显然在你那个现场，它派上了大用场。那么关于相机呢，当时你还在用A1一代吧，你有没有试过刚出的A1 Mark II，还有你有用过带全域快门的新款 A9 吗？
道格·米尔斯：我用过 A9，也用过 A1 Mark II。我最近去大师赛拍高尔夫就用的 A1 Mark II。老实说，我觉得初代A1已经很强，但索尼又寄给我A1 Mark II，我才发现确实更好了，比如像素更高、对焦点可以缩得更小，我以前就跟索尼提过，想要更小更精确的对焦框。像在高尔夫球场，观众都在你前方，你只能在绳外拍，有时需要从人缝里对准球手，能用更小的对焦框就方便多了。
A1 Mark II的传输速度和连接速度也比初代更快。对我来说，每次拿到新器材都会让我重新燃起创作激情。我以前一直使用24-70、70-200这样的变焦镜头拍摄，后来也开始试着习惯对焦。现在索尼又出了一支 50-150mm F2，我刚拿到，下周要跟特朗普去沙特时就打算带上它试试。
你觉得如果是五到十年前的设备，你还能拍到这组画面并最终定格子弹吗？
道格·米尔斯：不可能。我不认为以前的相机能到 1/8000 秒快门，过去一般能用到1/4000就差不多了，再加上像素和反应速度都不行。像我这次的照片是从24毫米拍摄的全景中裁出来的，所以需要很高的像素，五到十年前的文件只有大约 2000 万像素，完全无法保证那颗子弹的清晰度。而且过去的自动对焦和连拍速度也没法做到这样快速捕捉。
不仅器材在变，你的职业生涯里，公众对照片的消费习惯也变了，尤其是政治格局变化很大。能谈谈这些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道格·米尔斯：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很多事。我这一生见证了从纸媒到网络再到社交平台的转变。以前我们拍完照片，如果报纸不刊登，也就很少有人能看到。后来有了社交媒体，之后又有了短视频，现在几乎每个摄影师都能随时把作品传到社交平台。好坏参半吧。
对我们这些主要拍政治的人来说，麻烦之处在于，你一旦发了张政客的照片，就会有人攻击你，不是说你在吹就是说你在黑。我其实更希望他们能单纯说说我的照片拍得好还是不好，但现实是在社交媒体上政治极化非常严重，于是评论里经常仅仅是因为立场不同就骂我在刻意丑化拍摄对象。但我们只是尽职记录而已，我们拍摄共和党总统，不代表我们是共和党；拍摄民主党总统，也不代表我们就是民主党。我们的职责就是让公众有机会看到他们看不到的场景，比如椭圆办公室、空军一号之类。
现在大家都在用手机刷新闻，多数人通过图像获取信息。据我所知，纽约时报有 1100 多万订阅用户，其中约八成都在手机上看新闻，而手机上最适合竖图或方图。这样的时代变化也影响了我们的拍摄和呈现方式。于是拍摄时我们也开始更加注重竖构图或方构图，因为这更适合手机端。总之，行业在变，摄影也跟着变。我不介意建设性批评，但更多时候批评总是在之一我们的立场。可是我们只是记者，报道事实而已；就像你写一篇新闻，别人会说你带倾向，可明明你只是陈述事实罢了。这就没办法了，但我们还是得做自己该做的。
说到底，你这组得奖照片也被政治化了。你自己怎么看摄影记者的“政治化”？以及你觉得在拍政治人物时，新闻摄影记者的核心责任是什么？你在取景器里时，会不会感到在履行“记者道格·米尔斯”而非“道格·米尔斯个人”的职责？
道格·米尔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不仅我经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我观察别的摄影师也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自己的原则是：每天都要尽可能保持“去政治化”（apolitical）。我和同事们都知道，当今的政治氛围极度两极分化，但我们工作的核心，就是让无法亲临现场的人看见这里发生了什么，并且不带倾向地记录。
我每天进入白宫大门时都很珍惜。从 1983 年起，我已经无数次进出 1600 宾夕法尼亚大道，但每次都觉得“这是种荣誉”。我并不是靠运气进来的，而是纽约时报需要我这样去拍。我确实热爱这份工作，虽然有时候很累。我前几年拍过特朗普，也拍过希拉里。报社要我跟谁的竞选团队我就得跟谁，这并不代表我政治立场就跟他们一致。无论面对共和党或民主党，我的拍摄方式都不变。我们从不会为了黑谁而去刻意捕捉所谓的“尴尬瞬间”。我发过很多特朗普的各种照片，如果是他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照片，会有人说我在丑化他；如果是他风度翩翩英明神武的照片，又会有人说我在给他洗白。社交媒体就这样，无论你发什么都有人不爽，他们把政治观点都投射到你身上。我倒不介意别人批评我拍得不好，或说另一个摄影师拍得更好，这些是专业上的反馈。但如果有人进行人身攻击，会让我有点受伤。当然，我也知道这就是行业现状。
如今政治环境非常分裂，比十年、二十年前严重得多，我没见过像现在这样撕裂的局面。我觉得一大原因是现在每个人都能在社交媒体发声，表达自己政治倾向。虽然这让有些人找到出口，也挺好，但也造成极端言论更多。可能未来也难有大改变。
你提到你也拍摄高尔夫之类的体育比赛，你的体育摄影和这种硬新闻政治摄影有何区别？有没有互通的技能？
道格·米尔斯：我最早其实干的是体育摄影的工作。我从小就爱打篮球、橄榄球和棒球。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对拍球赛感兴趣，所以试过用110胶片相机去给高中篮球拍照，那是一种超小型的胶片相机，一次只能拍摄12张照片。我会在场边使用闪光等拍摄，然后第二天早晨拿到当地一家药店冲洗。为了洗照片的价格能够便宜一点，我甚至还在那里打过工。这对于今天从数码相机入门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后在高二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台 Canon AE-1 Program，我还在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参加了摄影培训，每天 3 小时的摄影课程，从高一一直上到高四，学到了很多宝贵知识。我在本校上数学、英语、政治，再坐车到那儿学摄影。后来我开始给当地报纸做义工，跑去找体育编辑寻求工作机会。他们最后答应按照每张刊登的图片按版面大小5到10美元一张给我高飞，但是我需要自己拍摄、自己回报社冲洗放大，最后把照片放在图片编辑的桌子上。
因为报纸一周发行两次，所以我拍完周五晚的比赛，就得在周六上午去冲洗赶稿。后来在大学期间也继续这么干，直到最终我被报社正式雇佣。当时克里夫·欧文（Cliff Owen）做过我的导师，教我如何拍体育。我觉得体育和政治摄影在捕捉关键瞬间这方面很像，都需要你随时等待那个决定性瞬间。拍体育时会让你习惯高速连拍，这对我后来拍政治新闻也很有帮助。
另一位导师，先后在合众社和路透社工作过的拉里·鲁宾斯坦（Larry Rubenstein）也告诉我，“如果你能拍好体育，那你就能拍任何题材。因为体育里你不仅要学会如何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现场，还能练就一眼看穿瞬间的本事。等去拍人像，你能支配一切，那就更容易了。”他还教会了我要用脑子去审视整个取景框，要让画面里的每一处都值得看。这些前辈让我学到了很多。
那你如何判断自己拍到了一张成功的新闻照片？你有什么标准？
道格·米尔斯：对突发新闻来说，往往就是那一瞬间。比如我们进椭圆办公室或内阁会议室拍摄时，一般总统只给我们两三分钟，但特朗普时期常常让我们在椭圆办公室呆上 30-50 分钟，内阁会议室甚至 90 分钟。这给了我们寻找绝佳时刻或绝佳光线的机会。当然了，数量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最后只要拿出来的那一两张是顶尖的，就足够了。
在政治摄影里，有些照片当下不一定是重大新闻，但我知道纽约时报可能在三天后、五天后会用到做配图，因为涉及到同场出现的某位官员或议题。这就是能在椭圆办公室待久一点的好处，可以拍下更多素材。
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人看到你的事迹，一定会幻想着成为你一样的摄影记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他们在起步阶段应该怎么做？
道格·米尔斯：别放弃。我知道这话听着老套，但在新闻摄影这行，如果你真的想进来，并且肯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那么这是份很棒的职业。最重要的是去争取实习机会。如果你在大学就想进新闻摄影行业，就要主动敲门、找实习。实习是认识业内摄影师、累积经验、学会如何与拍摄对象打交道的关键。因为在报社，你常要去拍不认识的人，做访谈或肖像，如果你不懂与人沟通，拍出来也不会好。我自己现在也尽力去辅导年轻摄影师，让他们到白宫跟拍我。我每年都尽量安排几个人过来当我在现场的跟拍助理。你要去跟前辈联系，请教他们，给他们看你的作品。
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会接受批评。不要把别人的指点当人身攻击。就像我当年第一次给棒球队拍头像，把电线杆拍进背景里都没注意，被导师骂了一顿，但我也就记住了要看全画面的道理。我去合众社实习的时候也曾被编辑嫌太年轻没经验，把我赶出办公室。我当时在走廊里难过地哭了几分钟，但后来我的前辈又带我去拍橄榄球，一步步踏入这个行业。所以——千万别气馁，只要你能坚持下去，新闻摄影是个非常值得投入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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