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曾这样描述《水浒》中的两位人物：“李逵体现的是自然性，林冲体现的则是社会性……写李逵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单纯、天真、旷放和力必多，它考验的是放；写林冲考验的则是一个作家的积累、社会认知、内心的深度和复杂性，它考验的是收。”[1]巩中辉身上的“李逵”特质显而易见：他曾向往都市繁华，离开农村到大城市跳舞，经历种种现实的捶打后，他一度想遮蔽身上的“土”味儿，却逐渐接纳了自身天真烂漫的本性，热衷于自由自在的即兴表演，践行着一种“放”的身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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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中辉怒江即兴

杨悦（以下简称“杨”）：

请谈谈你的舞蹈启蒙。

巩中辉（以下简称“巩”）：

我老家在江苏宿迁农村，12岁时电视上说宿迁市要成立一个歌舞团，招人到无锡艺校委培。我妈问我：“小飞，你愿意跟我们种地，还是去艺校上学？”我说当然想上学，因为电视上说毕业包分配。而且我当时在村里看了一部电影叫《无敌鸳鸯腿》，很着迷，以为去了可以学武术。到了艺校才发现要跳芭蕾，男女混班。在女生面前穿三角裤，特别不好意思，我们几个男生躲在教室的幕布里不敢出来。并且老师是无锡人，很洋气，后来我们觉得她瞧不起苏北人。我当时开始自卑，心里有落差。

艺校毕业后，我在无锡歌舞团实习了一年。遇到了我的第一位现代舞启蒙老师——汪洋。他的第一堂课放了英格玛的音乐，特别好听。让我们躺在地上，做很放松的动作。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宿迁歌舞团没有成立，我们得自己找工作。我随初恋女友去了北京，考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全总”），呆了两年。这时碰到了第二位现代舞老师——滕爱民。他有一个舞蹈作品，用了《泰坦尼克号》主题曲，竟然让两个男生相拥，解构了影片中的经典姿势。

杨：

让两个男生抱在一起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幽默？诗意？

巩：

当时我猜不透，就觉得好美，冲破了认知。所以，2002年，我去考了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

我在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叫张元春。他曾在航空航天大学读书，学自动控制，毕业后进了一个国家单位，后来因为喜欢跳舞，特别是现代舞，又考了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他思想上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大一时，他带我们看了一部有关诗人兰波的电影《月之全蚀》，让我们意识到有人可以这么不受规矩地活着。

杨：

大学的课程内容有哪些？

巩：

主要以现代舞基训和编导为主。也有中戏老师给我们上戏剧表演课。基本功是在大学期间练就的，但真正的变化发生在“纸老虎戏剧工作室”和“草场地工作站”。

2006年，巩中辉首次参演纸老虎作品《酷》

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舞蹈学校芭蕾舞系当老师。系主任上海女人，一米七出头，很优雅，站着比我还高。人们说上海人对苏北人有地域歧视，我自卑心理又犯了。三个月后，我在上戏黑匣子看了王亚男（“纸老虎”主要成员）的作品《房子》，重新唤起了跳舞的冲动。因为大四我们一整年都在排舞剧《生活在别处》，导致集体厌舞。

杨：

怎么会这样？

巩：

老师拼命“抠”内心、“抠”质感、“抠”节奏……你知道吴珍艳的《也许是要飞翔》吗？这个作品在国内外都拿了奖，那都是王玫老师“抠”出来的。

杨：

那你觉得这样“抠”动作有必要吗？艺术需要注重细节吗？

巩：

我慢慢觉得需要注重细节，但是我的性格不是这样，我比较粗糙。我觉得不达到完美也行，抠到不喜欢跳舞了可能就没必要了，所以我现在喜欢即兴。当时看亚男姐的《房子》，她和丰海两个人没有接触，像是在互相打拳。原来拙朴的动作可以这么有力量。

在“纸老虎”排练很爽，下雨、打架……面粉、棉花往舞台上扔，乱七八糟的……说脏话都行。不用去演一个人物，很嗨。“纸老虎”是肢体剧场，感觉什么都能做。田戈兵说：“中辉，你在我们剧里就是‘暴徒’。”

而且只要田哥坐在下面，哪怕是排练，我就觉得是一场演出。他可以让我做生活中不能做的事，给我力量。

纸老虎作品《朗诵》

杨：

他怎么给你力量？

巩：

他老夸我，给我极大的认可。他相信我。我觉得在艺术上，他像我的父亲。

田哥既生活，又调侃生活。比如洪堡论坛请他做一个作品，他直接拿洪堡论坛开涮；他还在家里做表演；跟亚男姐去开面馆……他把现实和虚构混在一起。他会找一个大胖子在舞台上剁白菜；让一个小女生演黑帮老大，特别“搞笑”。他会把暴力瓦解，把悲伤变得温暖一点。田哥做演后谈，除了演员不怼，对谁都怼。

杨：

我不太理解怼人这样的行为，我总觉得怼人是因为觉得自己特厉害。

巩：

我觉得这是一种幽默方式。

杨：

那他会暴露缺点或者脆弱吗？

巩：

会。他有很强的自嘲能力，但不卖惨。我们有一次去香港排了一个作品，叫《铁马》。香港的音乐人黄衍仁说，田哥是犬儒主义者。

杨：

你说“纸老虎”不像原来北舞那样“抠”节奏、动作、表情，那它在身体上追求什么？

巩：

追求能量，舞蹈界应该没有追求能量的。

2014年，田哥他们移居德国；“草场地”散了；张献也回上海了。一个像乌托邦一样，允许我摔打、发泄、不用美、什么都行的地方崩塌了。并且“纸老虎”15周年演出，我已经化好妆、穿好演出服、准备上台，突然肠胃炎，上吐下泻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陪我去医院。我后来找了好朋友晓楠送我去医院。我在病床上用手机发了张照片，说：“我也在演出”，但其实心里酸酸的。而且那场演出没有费用，“草场地”和“纸老虎”演出费很少，演出数量本就很少。我受伤之后，他们当然也会关心我，但是那一刻我觉得他们更关心的是演出或者是自己。

杨：

所以艺术家也有缺点。

巩：

对。我觉得是我把他们神化了，想象他们不吃不喝。原来他们身上也有烟火气。现在能理解他们，因为我也会有不好的想法。后来因为媳妇在贵州，就来云南杨丽萍老师这儿跳舞了，云南离贵州近。

纸老虎作品《狂人日记》

杨：

大家都说你的舞蹈很“野”，你同意吗？“野”是怎么形成的？

巩：

嗯，这算是表扬吧，哈哈。大学时，我还觉得舞蹈要美。中专的时候比较喜欢古典舞，听古琴、二胡，想象高山流水，翻跟头，找古代侠客、武林高手那种感觉。那时候的我很崇拜屠洪刚唱的《中国功夫》：“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天天给自己扎头巾，要学绝技。到大四听了一首《土青春》，开始喜欢摇滚，喜欢民谣，也给了我很大影响。到了北京现代舞团（简称“北现”），我跳舞不记动作，节奏差。高艳津子老师从来不说我，她让我即兴，随便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动作拼命练，节拍数得好细，然后“北现”不管节奏，“纸老虎”更开放了：在舞台上吃火锅，往我脸上贴生肉……我有一次被火锅烫着了。人们说在“纸老虎”跳舞，不是要美，是要命。哈哈，太狠了。并且让我可以面对自己：我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不是一个城里人，让我可以把农村的那种力量完全使出来。在“纸老虎”、“草场地”和“北现”演出，我都非常卖力，像种地一样，砸在地上。有人问我有必要那么使劲吗？跳舞不该是美美的吗？其实我观察我妈，她种地，手很粗糙，全是泥巴；皮肤晒得黑黑的，不会浓妆艳抹。就是一个很朴实的状态，所以我自然也是这样。

后来到了2008年，德国两个导演——安吉·海森（Angie Hiesl）和罗兰德·凯瑟（Roland Kaiser）来“纸老虎”、“草场地”做工作坊。他们是我真正接触在环境里表演的人。他们排了一个作品叫《中国-毛发-联结-北京-科隆》。我们去科隆排了一个月，演出在科隆的火车站，有一个浴缸，里面塞满不同人种的毛发，我们在浴缸里做一些肢体表演，然后我在墙上玩毛发。我想我到贵州来用身体跟自然环境对话，可能出处是那儿。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环境身体”。

杨：

你觉得最核心的影响是什么呢？

巩：

我在纸老虎学到了在剧场什么都可以做，而他们让我明白可以在任何环境做任何事情。在德国的时候，他们还让我跟一个女生在一棵树上和面，然后把面跟树枝捏在一起。也不是故意错误搭配，可能是为了制造一种张力。

杨：

《凉亭》算是你比较重要的一个作品吧，创作的冲动是出于对过去农村环境的留恋吗？

巩：

小时候想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农转非”，后来又想回农村。所以作品用到了泥土。但我对土地是又爱又恨的，并不觉得是希望的田野。种地非常辛苦，所以小时候说不想种地，想去上学。但儿时的快乐还是蛮多的。我能闻到花香，闻到泥土的味道。我最近特别怀念以前夏天下雨时，我妈没办法出去干活，会在家里做吃的，或者缝衣服。我爸也在家里，我跟我哥、我姐去旁边的菜地里摘黄瓜，削着吃。现在人们的生活很忙、很累。要一些东西，淘宝上立刻就可以买到了，换来的快乐很短暂。

我最近回老家，看到一大片池塘全没了，以前村子里起伏的土地和茂密的树林变成了一大片麦田。虽然也漂亮，但我觉得被一下子抹得很平，只剩下一根高耸入云的烟囱，特别像一个工业文明的阳具，非常傲慢地挺在那里。

以前的村子会顺着河流慢慢形成。人和自然很近，比如我们家会养驴、养羊，有温度。前几天，我跟同事去旁边村子的学校那看，有很多水流，但水已经臭了。村口有个“秧苗土地神”，估计是很早以前人们用石头垒的，有点破败，旁边还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大概说谁要砍伐山林，就要被诅咒。过去一个族群几百年来跟他们周遭的土壤和生物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里很方便，厨房旁边就是厕所。我记得刚来城市上马桶很不习惯，因为农村拉屎要出院子，跑很远。在城市坐网约车或者呆在空调房，人完全被封闭在一个空间，其实是非常於堵的。也不认识邻居。小时候跟邻居相处几十年，虽然会吵架，但是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通过手机看到几千里外的战争、还有谁中了彩票、谁死了的讯息……这些好像跟我们有关，但其实很遥远。我们不感知身边的东西。我觉得我进不去城市，也回不到乡村。并不是说回去就美好，但确实有项飙老师说的那种“悬浮感”。

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校长说赶紧把就业率搞上去，不然你们系要被关掉，你们会被辞退或者得干别的。我们很慌。原来以为进大学是铁饭碗，这辈子不愁了。我们现在食物、工作和情感的有效期都极其短暂。一转身，那个地方变了。太快了。所以最后在《凉亭》里，塑料垃圾全扔上来之后，我用很开心的状态迎接它。痛苦没用，只能自己去寻找美好，不抱幻想。我尽量多去自然里找。

杨：

但感觉你最后在塑料堆里跳芭蕾，也不是真的欢乐，是一种带有苦涩的欢乐。

巩：

无奈感。

杨：

对，黑色幽默。你理想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巩：

我来贵州定居，也是因为这里有山，我喜欢爬山。并且我希望在我的生活环境里制造自然，比如我们家种了很多绿植。从精神层面上讲，我也不是真的要去山里，与世隔绝。我还有家庭。我觉得人间烟火挺好，我们家一下楼就有很多小摊小贩。我也还想表达。

杨：

你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身份，包括舞者、编舞、老师、创作者……你觉得哪一个身份最妥贴？

巩：

可能老师和表演者我更有把握一些。像儿子、丈夫这样的身份，我觉得还不够。我现在尽量有时间就回家陪伴家人。我想把我对所谓的艺术上面的付出，同样挪到家庭或者说真实的人上。因为我在舞台上表现的一切都来源于他们，而不来自我手机上看到的信息。去学习艺术大师和看上去很炸的东西，是无根的。像我在怒江前即兴，我觉得可能跟我的小时候有关。

我觉得我活到现在还没怎么孝顺爸妈，所谓的孝顺就是让他们觉得儿子很棒。我正在努力，也上了春晚了嘛，哈哈。我记得上春晚后大年初二回去，我妈就一直一边拿着手机看着跳舞的我，一边跟我说，“你看，你现在有十几个镜头。”

杨：

上春晚是哪一年？节目名称是什么？

巩：

23年初，叫《土地的歌》，还挺贴合的。那时候村子还没拆，邻里见我就说春晚，像是村里的骄傲，他们认为最高水准就是上春晚。

杨：

你一般怎么创作？是自己编动作，还是即兴，然后回头看视频，选择一些动作保留下来？《凉亭》里是否有即兴的成分？

巩：

录像那版《凉亭》都是即兴的。

杨：

哇塞！

巩：

我其实不太看录像。跳的时候觉得很爽，事后一看，还差点儿，所以基本不看。我不执着于动作，而专注于感觉。我正在学习纸老虎的创作方式。田哥在我的缺点上给我极大的鼓励。他关注大的结构，不需要特别花哨的动作。他觉得动作多反而太“舞蹈”，没有力量。

杨：

所以你不喜欢编舞？

巩：

对。其实也因为我不太擅长，但我在努力。在贵州需要教学生编。他们毕业后大概不会像我一样去做独立舞者，但我尽量不要以我们之前那种规则来“抠”他们，希望他们更自由一点。一般会从他们自己的身体出发。

杨：

所以排《凉亭》，你就写了个框架，然后按照这个框架即兴？

巩：

对。一位萨满老师跟我说，“玩尽兴就好。”我后来看《凉亭》和“怒江即兴”的视频，觉得有些部分编都编不出来，动作很自然。我在自然里跳舞的时候，会感受环境给我的力量。没想动作，它自然就出来了。

万物有灵，我们也是万物的一部分。我喜欢户外，喜欢自然，喜欢“野”。不喜欢在一个排练厅，一个剧场，给所谓高级的人看，那个地方是干涸的。我媳妇说我在怒江前即兴，背后怒江的水哗哗地流，有永不停息的感觉。

说得宏大一点，我是自然的孩子。我想我死了之后也不要一个墓地，就洒在海里或者土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不想变成一个骷髅，埋在某处让人害怕。我宁可让它没有形，长成一棵草，幻化成空气。可能我想找童年的感受。有一天打坐，我突然闻到了久违的雨后空气的味道，特别开心。

杨：

你在《凉亭》里提到希望“土”一点，什么叫“土”一点？或者你觉得“土”的反面是什么？

巩：

反的是精致，没有必要的多余。我记得上中专的时候，师姐、师哥带我们练早功，大家一起一边哭一边下叉，师姐说：“谁脚那么臭？”我很心虚。农村的买不起袜子，又舍不得洗，洗了之后突然冷了没袜子了，农民孩子的自卑感就冒了上来。现在我可以说出来就说明已经克服了。我以前上舞蹈课的时候也是在角落，永远没人看我。长得不帅，没钱，个头也不高。在舞台上的愤怒有一种“我摔给你看，我可以的”的劲儿。所以反的也有这层含义：我就是农民的孩子。

杨：

能不能多描述一下你的家庭环境？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个农村家庭的生活特点。

巩：

以前村落非常封闭。我奶奶说她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宿迁市，活了90多岁就去过一两次。我爷爷唯一自豪的是他去过上海。

夏天很干燥，我们不穿鞋，光脚在土路上走。一踩土，地上就“砰”地一下，像放烟雾一样，掀得很高，很好玩，像剧场里放干冰的效果。“哐”，几个人不见了。

真正的苦就是去地里干活。我们专门有农忙假。有两季，一季是小麦，一季是水稻。小麦收割是在六月，小时候会帮家里去割小麦。夏天很热，小麦又扎人。那时候没有拖拉机，一个村大概有一户有拖拉机，算是很有钱的。我们家养了一头驴，用平板车架着驴。割完麦子后要一捆一捆扛到坝上，很累。而且有七八亩地，应该有两个足球场这么大。我奶奶干不了重活，我爸在村里开小诊所，所以真正的劳动力就是爷爷、我妈、我哥和我姐，我打下手。小麦要割好几天，割完之后放到社场，一个大的空地，每家都在上面打粮食，用驴把小麦碾下来，然后用风扬。晚上还要住在那，搭一小棚，怕刮风下雨，还怕小偷。大概住十几天。要抢收，不然就淹在水里。水稻是在四五月份，那时候水很冷。插秧很累，要一直弯着腰，水里还有蚂蝗，它吸到人身上还不能拽它，越拽它越往皮肤里吸，要把它拍下来。还要给驴割冬天吃的草。大夏天，贼热，我跟我妈、我哥和我姐去割野草，割完之后晒，做它冬天吃的草。盖房子也很累，挑水泥、和沙，我妈都要参与。我们经常割完东西回到家，根本不脱鞋，盖上被子就睡觉了。脚上全是泥巴。

杨：

是因为累吗？

巩： 

一是因为累，二也不讲究。农村很脏。我那时候不觉得脏，冬天的时候可以一两个月不洗澡，我小时候的衣服全是我哥和我姐的。我记得有张照片，我穿着我姐的裙子，哈哈，蛮艰苦的。

杨：

除了辛苦，还有什么记忆？

巩：

我记得我们村旁边有一户，他们家是第一个装电话的，孙子在城市里上学，每次暑假回来跟我们玩，经常会带一些玩具。有一次，他带了奶粉，袋装的，他干吃。我从来没吃过奶粉，只吃母乳，问能不能给我吃一点？他还就分了一点点。我说：“真甜。”实际上觉得好腥。他还用圆珠笔给我手上画了一个蛇盘剑，像是那种黑帮纹身一样。当时我觉得很牛，出去打架谁都不怕。他还穿凉鞋和袜子。我小时候没有袜子，在路上乱跑，会踩到虫、草和树枝……满地踩狗屎，很美好。那时候我觉得城里人很“作”，但是又觉得他们身上好漂亮、好干净，想成为他们。

巩中辉与大朱

杨：

所以你的舞蹈很大程度上是去追求小时候的那种“土”一点的质感？

巩：

是的。我们几个男生夏天会去河里游泳，跳进水里后，会跑到河岸的树边，光着屁股，做一泥“滑梯”玩。还会把泥巴涂在身上，脸上涂得黑黑的，露一口白牙。一群人玩一个下午。我觉得那是身体动起来最开心的状态，啥也不用想。所以纸老虎让我在舞台上打架、骂人、随便跳，也是这种感觉。

我小时候除了爱玩，还爱看红白喜事，特别是白事。这算是农村人最大的文艺活动吧。

我觉得白事精彩又吓人。红事太喜闹了，就只是好玩。而且在白事上，经常有人会说些黄段子，特别是到晚上。

杨：

为什么？红事说黄段子我还能理解，在死人面前说黄段子？

巩：

对，很奇怪。我记得有个远房亲戚去世，大家拿着灵棒，就是一根很粗的柳枝，上面裹一白条。还要举着遗像，抱着火盆，绕村子走一大圈。中间在一个路口要把八仙桌放下，上面摆有很多供品：猪头、白酒……我爸拿一杯白酒慢慢跪下，旁边有人吹喇叭。我突然觉得我爸在跳舞，或者说在一个“非日常”的仪式里。白事的时候有人讲黄段子，还有汪洋和滕爱民让我印象很深也是这个原因，颠覆我认知，不顺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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