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为什么中国画家不画裸体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5-07-23 1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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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食母”,意味着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初生的婴孩。对于中国画家来说,自然不仅仅是一片故土,它还是一片滋养身心的场域。“画中云烟供养”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当一个人离开市镇生活,他能与山川林泽对话,而不需要后者变成人格化的神灵。千百年来,风景画家们不断尝试去攫取和描绘这样一种氤氲玄妙的视野,它如月色泽被而非暗夜笼罩,它似晨光熹微而非曙照耀人。单纯的墨色,隐秘的情感,遥远的视角,云气缭绕而又转瞬即逝,这难道不正是前世记忆的图景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实也对应着婴孩与母亲的亲密,也是意识与潜意识的关联。这正是心理学的一种原型关系,是生命的基础,不需要其他的证明。


在这里,中国人的思想与笛卡尔的“自明性”(évidence)不谋而合。这种简单明了的状态最大程度地综合了现象的世界。在此基础上,人可以着手构建知识的大厦或者校正行为的准则。“山水”乃是“天地(宇宙)”在绘画中的缩影。


南宋  夏圭  《捕鱼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也许正因如此,中国的画家没有足够的兴致展开“裸体”这一主题。他们不是面对一个充满情欲的身体,而是处在母腹的内部。王充在《论衡》中写道:“诸物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这种想法是有其心理学渊源的,“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被重新回归母体的深刻欲望牵引着导向未知”。在这里,孕育和死亡重叠在一起,诞生与终结合而为一。无边的纯粹静穆,即来源于此。


 约1508—1512年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创造亚当》(局部) 梵蒂冈博物馆藏


南宋  (传)李唐  《秋江待渡图》(局部)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的风景绘画是内敛的。非具象的书法在本质上更是如此。我们远离了勾勒和着色的手法,一切能够再现外部世界的形式,在书法中都只剩下遥远的记忆。我们只能面对一个陌生的符号世界。人的形象在书法中是缺席的,然而人的在场却更为真实:他的笔势留下了痕迹。它们像是指纹和脚印,为我们指明了人的动作。在重构作者的笔势时,我们追随着他最微妙的颤动去体会他的欢愉或焦虑,从而进入到作者隐秘的内心。可以说,书法中艺术家的在场是隐性的,人们只有在进入创作者的角色中才能进入到艺术家的世界。临摹一个古代大师的作品,就是让我们变成大师本人。面对一张画,我们感觉在一片风景中;面对一件书法,我们却是在一个人里面。


唐 韩滉《丰稔图》卷(局部)


中国的风景绘画描绘的是一个无穷宇宙,它澄明而超越时间。书法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内部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够读懂历史,理解人的命运。书法家在他的书写中留下了自己的生命力量、灵魂状态以及个人历史的年谱。


(传)唐  张璪 《万松秋林图》(局部) 


人类历史就是在起伏跌宕中发生的。历史学家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旁观者,却也不能幸免于命途之乖舛。中国最著名的两位历史学家就是如此:司马迁所遭受的刑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诟莫大于宫刑”;而班固殒命于牢狱。很可惜,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他们的手稿,不然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们内心最为隐秘的颤动,或者文字未能表达的苦衷。值得一提的是,张怀瓘在《书断》中提到过班固的名字,将他列为汉代书法家之一。



南宋   马远  《小品图·松阁远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终有一日退隐出世的想法,往往会削弱抗争的果敢和韧劲。中国人似乎在入世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退隐的准备。然而在情势所迫之下,他们也会选择与命运搏斗到底。这种时候,回归自然也就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一个永远丢失的天堂。他们也就不再想方设法地预先躲避悲怆的结局。


个人的命运,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总是在书法而非绘画中得以畅快表达。试举一例:


明末书法家黄道周(1585—1646)为抗清而壮烈殉国。当时清政府已经成为统治者,他在赴刑之前对仆人说,自己曾允诺某人一幅字,当在死前将它完成。于是他取出卷轴开始书写。起初写的是楷书,但渐渐地,每个字符开始挣脱扭动起来,变成了草书。落笔入锋如石掷地,顿笔回转剑拔弩张。文字也变得越来越大,似乎已要不堪情感之重负。行笔至末尾,斗大的字发出了最后的悲愤呐喊。书法家落款钤印,随即从容赴死。黄道周的书法风格遒劲果断,我们可以想见最后这件成为遗嘱的作品,承载了多少痛苦和悲愤,它是作者不屈的呐喊。


明 黄道周 《自诗书卷》(局部) 韩天衡美术馆藏


这样一个悲壮的时刻,我们还能想象别的艺术形式,比如绘画,能比书法更淋漓地表达一个人的感受吗?元僧觉隐曾说:“吾尝以喜气画兰,怒气画竹。”然而在这一个时刻,画家如何还能再悉心布置画面,仔细区别枝叶的形态?尽管初看之下,书法作品没有血与火的战栗景象,但是墨渍本身就已经融入了鲜血、眼泪和惊恐。


唐代的书法家张旭的人生固然没有这样起伏跌宕,更没有悲壮地结束生命,然而他的书法却展示着不凡的精神。在道家浪漫主义的启发下,他高扬着人的情感,在他的书写线条中蕴含着数不尽的悲欢。韩愈从中看到了灵魂的所有状态以及天地事物的无穷变化。那些无形之形,满纸云烟,都被韩愈喻作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对书法家本人,对其他观者来说同样如此吗?诗人自己也看到了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


张旭 《肚痛帖》拓片(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张旭的悲情是内在的。他生活在一个激情蓬勃的时代,唐朝的国运已经达到了顶峰。人的才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精神面貌也全然一新。不仅是儒家和法家强大的秩序力量,还是道教术士的寻道问仙,道家哲人的诗意情感,佛门僧人的玄妙境界,还有印度雕像的冥想姿态,塞外胡人的激昂音乐和舞蹈,这一切都在张旭内心产生了不息的回响,并且融入他的书法之中。


张旭 《思差帖》拓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这里,没有扭曲的裸体,没有天际的紫霞,亦没有面庞的亮光。只有白纸上毛笔经过字符留下的黑色墨迹。然而人的命运却在我们眼前淋漓尽致地展现。


这“不平之鸣”,有形体之态,亦有玄冥之境。


本文节选自《张旭与狂草》

作者:熊秉明


作者简介


熊秉明(1922—2002),法籍华人,祖籍云南,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之子。1922年生于南京,1927年随父迁居北京清华园。


1944年熊秉明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7年考取公费赴法留学,于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一年后转入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学习雕塑。1962年起执教于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及哲学,同时开办书法课 ,从事书法实践与教学研究,曾任该校中文系主任多年。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1984年被法国教育部任命为终身教授。2001年被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


熊秉明旅居法国五十五年,集哲学、文学、雕塑、绘画、书法之修养于一身,学贯中西,无论是对人生哲学的体悟,还是对艺术创作的实践,都融合了中国的人文精神。


内容简介


“狂草”作为草书中最恣意的书体,狂草之中蕴含了这一时代最具生气和反抗的精神,它的出现掀起了书法世界的一场“狂飙突进运动”,它的影响力势不可当地波及绘画和诗歌艺术。张旭作为狂草的代表人物,没有哪一位书法家达到过像他这样激昂的表现力度,书写成为一种纯粹的表现。为了让自然力量与主观性达到彻底释放,张旭常在醉酒中创作。他想要将“人”完全袒露在创作的行动中。书写行动应当体现书法家的个性。尽管他存世作品极少,而且作品真伪也难以确定,但作为艺术家的张旭依旧是一个参照、一座丰碑。在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他将草书推到了极限。因此,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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