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m A.的一个艺术介入作品《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Berlinische Galerie，2023，图片：©️ Victoria Tomaschko

如今，有更多人投身于艺术创作、攻读学位，可能比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人都急切地渴望获得创意行业的认可。尽管艺术教育本身是具备价值的，我们却不能忽视一个现实：艺术院校正源源不断地输出毕业生，但这个系统却无法真正承载他们。艺术世界已经显得饱和、乃至曝光过度。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艺术家的供过于求，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艺术学院的宗旨是激发学生的创造潜力，但毕业生们却常常在艺术圈内外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在美国，艺术专业毕业生的失业风险是所有专业中最高的——他们甚至会被视为“不适合”从事非艺术相关的工作，尽管他们其实具备许多通用技能。我亲身经历过试图离开艺术领域时遭遇的种种拒绝。别人告诉我，我的背景“太艺术了”——仿佛这是一种负担。我尝试转向其它行业的每一次努力，都被同样的反馈拦下，哪怕我所具备的技能是可以转型的。讽刺的是，就在我彻底放弃艺术职业生涯之际，我却意外成了“注意力经济”的中心。我在愤怒之下开设的Instagram账号（最初没有任何粉丝）竟然变成了打开我多年来费尽心力也打不开的方向的那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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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毕业生被排斥在非艺术工作的门外时，留下来的那部分人却被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这个艺术生态系统。这个行业从未像今天这样体系化、专业化。很显然，我们今天奉为“巨擘”的艺术家，生前大多从未拥有稳定的职业或经济状况。在今天的语境中，一个艺术家的“相关性”往往不再依靠其作品本身的艺术史价值，而是看他们如何参与艺术市场（我自己也是如此）。即使在有艺术资助和展览费用的国家，也很难想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可以不靠一年数场个展就能维持自己可持续的生计。我不确定，艺术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集体默认“有前途”的艺术家必须完全依附于这个系统——也就是说，他们既不能在经济上偏离，也不能在创作上游离。如今，给艺术家们唯一的出路似乎是：与市场、文化和政治趋势全面对齐，同时默默承担代价。他们疲惫不堪，要直面创作过程中可能的被牺牲，以及实验空间的不断缩减。如果我们坚持要求艺术家严格地在艺术生态中运作，那么我们也必须用同样的职业化逻辑去直面它所制造的种种矛盾。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不仅是如何创作艺术，更是如何重建艺术世界本身。我们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可见度与完整性之间，重新划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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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与其创作艺术，不如交朋友
艺术圈靠关系运转，但真正有意义的关系是基于互惠，而非交易。正如Isabelle Graw在《论友谊的好处》中所写，朋友并不是因为“是什么”而被重视，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在你职业发展中带来的益处。在艺术圈和其它创意行业中，占主导的都是一种功利性的友谊，亚里士多德可能会称之为“工具型友谊”。无论你采取的是上进型还是非竞争型路线，友谊都是你在艺术中最宝贵的资产。真正的连接带来合作、坦率有意义的反馈，以及情绪支持。很难想象在没有友谊所带来的理智支撑下，能与艺术维持一段可持续的关系。真正的友情会超越潮流，把你从艺术职业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中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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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别追流行
艺术学院往往训练学生模仿当下流行的风格——无论是在工作室还是市场中。但潮流总是会变的，而且预测下一个潮流要比跟随正在消退的热度容易得多。相反，你应该跟随那些挥之不去的想法，尤其是那些不合时宜、甚至难以解释的想法。像Donald Evans那样为虚构的国度制作邮票，像Ben Wilson那样在口香糖上作画。正如Pope.L所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件事其实被人们高估了。哪怕从市场视角来看，这个建议依然成立。艺术市场虽然总是会把短线的回馈给到那些可预测的潮流，但历史真正记住的是异类。我一直很欣赏小野洋子的作品，但随着时间推移，有些部分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她的《Imagine Peace》在我眼里曾一度显得有些“尬”，毕竟我是个在全球相对和平年代成长的Z世代。但如今，它的意义变得完全不同。艺术的意义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对它的回应也一样。不同历史时刻对同一件艺术作品的体验是值得庆祝的，这也和当今双年展遍布的“普世道德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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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改变航向
菲利普·加斯顿放弃了抽象表现主义，转向具象绘画，明知这会让同行疏远他。他当时在想什么？如今看来，也正是这些后期作品定义了他的艺术生涯。杜尚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不卖自己的作品，而是转行做艺术顾问，代理布朗库西，开辟出艺术生态中的一条非常规路径。或者再看看激浪派艺术家们，他们可做的是房地产呢。认为艺术家只能是艺术家的观念，其实是现代社会的构造，而且是个愚蠢的构造。如果换个宇宙，杰夫·昆斯可能会是个极其成功的画廊主——系统让你只能选一条路，但最聪明的人通常是走多条路径的。整个艺术世界（乃至艺术史本身）常常是一个“保存空间”，而非“发明空间”：它就是一个保存已被创作、被接受、被喜爱的东西的博物馆。这种总是回顾的姿态，会制造一种惯性，悄悄地把艺术家推向旧路径。但真正的创新并不来自重复，那些真正留下来的，往往是会游走、暂停，或干脆彻底转向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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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你可以（或许也应该）暂时“消失”一下
也许我是在自欺欺人，但我喜欢这样想——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时退出艺术圈。无论真假，在某些存在主义危机时刻，这个想法本身就能带来某种慰藉。Martin Herbert在《Tell Them I Said No》中讲述了那些在巅峰时选择离开的艺术家，他们有些是幻灭了，有些是被压垮了。这本书提醒我们，离开系统，不论是暂时还是永久，都不等于失败。它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自由，当然也可能是无法挽回的遗憾。以Cady Noland为例，她完全退出艺术界，甚至拒绝参与，但这并未削弱机构对她的兴趣，反而在她缺席的状态中，保留了其作品的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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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记住那些“留下来”的艺术家，但我们也应该研究那些“消失”的人，那些曾经是头条主角，却最终销声匿迹的名字。你不妨回顾一下十年、二十年前的艺术新闻。谁曾被誉为“下一个大人物”？哪些艺术潮流曾吸引万众目光，最后却消失无踪？（比如，谁还记得曾经红极一时的“僵尸形式主义”？）也可以留意ArtReview的“权力榜100”。谁曾从98名一跃至第4，然后又滑落至72？又是谁，无论潮流如何更替，从未掉出榜单？（顺带一提，这个榜单的权威性是否值得这样“神化”，又值得另写一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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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有没有“公式”？
在艺术界，没有通往成功的明确路径，就像创作艺术一样，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成功往往是时机、运气、才华和人脉的随机组合——通常是你无法控制的。持续进行与你的想法相符的创作实践，即便这些想法暂时不合时宜。成功可能需要几十年，可能意味着需要暂时退出，或者靠非常规方式维持创作。许多最终获得认可的艺术家，在早几十年都没有获得任何外部肯定，他们只与家人和亲密朋友分享作品。想象一下，把40年甚至50年献给自己的创作，通过其他方式谋生，直到某天终于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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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些经历纯当故事看，你或许觉得很传奇，但真正去活成这样的故事，却困难得多。在当今这个多巴胺泛滥的时代，这种耐心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也别忘了，历史偏爱“重新发现”的故事。也许你的作品某天会像Hilma af Klint那样被挖掘出来，彻底改写西方抽象艺术史。又或者，未来某天有人为你会拍一部传记电影，把你变成全球女权偶像。你愿意相信，作品能比你活得更久吗？这才是真正能使你脱颖而出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