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边界的消失与重建

高建平

2025-09-07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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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艺术界,有一个很流行的、很具诱惑力的口号:所有人都是艺术家!所有作品都是艺术品!这真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仿佛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奇幻的新世界,看到听到的一切都是艺术,所制作的一切也都是艺术。于是,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被取消了。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假定,艺术原本有一个边界存在,自古以来一直都被人们默默地困守着,时至今日,突然获得解放,边界一下子消失了,有了充分的自由。这多好啊,一切都是艺术了。于是,谁再坚持艺术边界,就是保守;谁试图突破这个边界,就是新潮。艺术要不要越界,成了潮人与古人的分水岭与试金石。潮人制造事件,于是艺术的功效就是去电人、雷人,原有的艺术标准已经过时。


其实,正像人们在给艺术下定义时所揭示的那样,艺术边界的形成,本来就是一个历史过程。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代表着一种对人的活动及其产品的特殊分类法。这不是依据其外形和功能所做出的桌子与椅子之分,不是依据其媒介所做出的唱歌与画画之分,而是依据某种形而上的、心理的,以至社会的观念所做出的带有根本性的区分。


不同的理论家对这种区分做出了不同的论述。在欧洲,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柏拉图的学说,以至有人夸张地说,此后的欧洲哲学都是在给柏拉图做注脚。在艺术边界这个问题上,这句话真有几分真理性。柏拉图依照一个宏大的理论来对艺术与现实做出区分,这个理论就是:摹仿。他提出“三张床”或“三把刀”的命题,据此形成“三个世界”的理论。第一个是理念的世界,它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到,却是世间万物的根本和原型。第二个是现实的世界,木匠打造了床,铁匠打制了刀,各种手艺人制作了现实世界中的万物,他们都摹仿了作为原型的理念(朱光潜将之译为“理式”,以强调它所起的“范式”的作用)。第三个是艺术的世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这里略去理念的世界不谈,柏拉图毕竟暗示了艺术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的不同。摹仿不是再造,摹仿者与被摹仿者只是外观相似。一张关于床或刀的画,当然不是现实中的床或刀,由此,艺术与现实不同,分属于不同的世界。艺术家摹仿了现实世界,构成了一个关于世界的虚幻的镜像。柏拉图的这种理论,代表了一种理论向度,即尝试将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尽管柏拉图本人对艺术持否定的态度,但这种论述毕竟表明:艺术属于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有着独立性。


古代中国人也有过不少对艺术的规定。例如,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评论吴道子的画时写道:“夫用界笔直尺,界笔是死画也,守其神,专其一,是真画也。死画满壁,曷如污墁,真画一划,见其生气。”张彦远以是否使用制图工具作画来区分“真画”与“死画”。宋人苏轼《净因院画记》中谈画理,认为:“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郭若虚则在《图画见闻志》中提出:“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这里,“理”和“气韵”成了能否被称为“画”的标准。艺术与工艺的区分,与是否是“高人逸才”联系了起来。在古代中国人的这种种论述中,我们虽然看不到柏拉图式的形上论辩,但区分艺术与工艺,则是中欧艺术家和艺术史论家的共同追求。


18世纪时,法国人夏尔·巴托尝试建立一个艺术体系,将诗、绘画、音乐、雕塑和舞蹈包括进来,称为beaux arts,英文一般译成 the fine arts,中文通译为“美的艺术”。巴托建立这种艺术体系的意义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把“美的艺术”与其他的“艺术”(arts)或“工艺”(crafts)区分开来。有所包容,就必然有所排除。他所包容的是五种艺术,所排除的则是其他的艺术和工艺。巴托建立艺术体系,还有第二条意义,就是为“美的艺术”寻找“同一原理”。他所寻找的这个原理,还是那个老概念――摹仿。柏拉图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提出摹仿说的,到巴托那里,形成了正面的、统一而涵括一切艺术的,带有定性的概念。对于18世纪的人来说,诗、画、乐都是摹仿,只是摹仿的方式不同而已。后来的研究家们批评巴托的摹仿概念,但对他的努力是肯定的。通过巴托的努力,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被划定。


将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这是现代美学的巨大理论努力的一个中心目标。现代文学与艺术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的评论、各种与艺术有关的机构的设立,以至艺术理论的研究,都是围绕着这种目标运作的。


现代艺术体系建立后,有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这种体系的建立,原本依赖于诗、绘画和音乐三者的结合。有了三,很快就延伸为五,即巴托所说的诗、绘画、音乐、雕塑和舞蹈这五项的结合。如此进一步延伸下去,进而各门艺术门类内再进一步细分:诗可分为叙事和抒情,就有了小说和散文;其他各门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也各自再细分,各自形成自己的家族。各门类之间又相互交叉,呈现出各种形式的组合,由此终于发展出巨大的艺术家族群。


这种家族扩张所遵循的路径,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原有艺术基因在新的条件下复制。例如,从古老的戏剧这种集文学、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为一身的综合艺术发展为电影、电视剧等新型综合艺术,从传统音乐展为电子音乐,从印刷术引发的小说繁荣发展为当代网络小说的大爆发。由于媒介的变化,这些艺术无论在表现力、影响范围,以至内在容量、表现形式、与接受者的互动程度等方面,都必然会发生巨大而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另一条是向原有艺术边界发起冲撞。例如,民间艺术和通俗大众艺术的大量引入,就已经挑战了原先的“美的艺术”体系。“美的艺术”概念的提出,原本是在区分艺术与工艺的同时,强化精英艺术,对民间和通俗艺术进行压制。这种美学上的要求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温床上培养起来的:18世纪,随着繁华都市的兴起,从辉煌的路易十四,经历漫长而平庸的路易十五,再到风雨欲来的路易十六时代,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法国君主专制政体下,贵族趣味和新的城市艺术风尚占据着统治地位,并借助当时法国的中心地位,对其他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当时的艺术具有重古典而反民间、重高雅而反通俗的特点。


然而,从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再到后来的历次社会革命浪潮,总是不断地把来自民间、底层和东方的趣味带入艺术中来,这就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原有的艺术的边界。18世纪的艺术用“古典”一词演出了一幕现代的大戏,19世纪的“民间”概念随着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初年,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现代艺术体系”与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概念一并传到中国。随着革命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民间趣味成为一个潮流。在中国,曾经有过三种“民间”,即革命意识形态的民间、市场所推动的通俗文艺的民间,以及人类学研究者所倡导的民间,三种民间之间有着复杂的混合交叉关系。这种种民间概念,撞击艺术边界,也通过这一次次的撞击使边界变得更有弹性。


到了当代社会,艺术所面临的是另外两种挑战,它们直接威胁着艺术的生存。


第一个挑战来自艺术家们自己。他们不再满足于制造柏拉图所规定的镜像了。柏拉图说,艺术家们所制作的,不过是“影子的影子”而已,其中真理成分很少,道德上也有问题。说它真理成分少,是因为理念才是真理,现实生活摹仿理念,已经历一次损耗;艺术摹仿现实,又再损耗一次,真理成分更稀少了。说它道德上有问题,是看到艺术家总是喜欢摹仿灵魂的低下部分,欲望膨胀、情绪失控,原因是这才成戏,观众才愿意看。于是,在古希腊的悲剧中,充满着凶杀、乱伦的主题。对柏拉图的批评成为走出摹仿说的突破口。一些先锋艺术家所做的事是,走出镜像,实现生活的还原。这样一来,现实中的一切,都能成为艺术。杜尚就是这么做的,拿来一个便池,说这是艺术,硬是要往艺术馆里放。于是,拾得物、现成物、日用生活用品,都能成为艺术。艺术不再是特地制作出来的、独创的、成为美的集中体现的物品,而是与生活中的物品“在外观上不可区分”。艺术原有的边界被一下子、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地彻底打破了。


第二个挑战则来自艺术家的“学生们”。以“美的艺术”概念为标志的现代艺术体系的建立,暗示着一种结合,这就是美与艺术的结合。“艺术”与“工艺”的区别,在于“艺术”要比“工艺”高雅,更能代表美。


艺术家们所培养出的第一种必然会成为自己掘墓人的学生,是工业设计人员。在各行各业中,小到手机、手提电脑、手提包、家具陈设,大到汽车、房屋,都发狂地追求美,也美得令人发狂。造得漂亮些,让人一看就喜欢,把感性的吸引力发挥到极致,使产品个性化,适合不同性别、年龄、行业、社会身份的人,这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无论是产品的形状、色彩、光泽,还是材质的使用,设计者们都从“美的艺术”那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同时也把它们用到了太多的地方。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徒弟得了师傅的真传,也就砸了师傅的饭碗。美被工艺设计接管,艺术就只好与美分离。由此,我们来到了一个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艺术成为多余。


艺术家们还在另一种行业中培养另一种学生,甚至他们自己最终也不得不到这个行业中去打工,这就是“文化产业”,或者叫作“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可阻挡,这也是时代的潮流,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搞文化产业的人,当然得向艺术家们学习,最好的情况是,艺术家们也放下身段,也去参与。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问题是,文化产业是艺术吗?文化产业之外还需要艺术吗?这样的艺术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如果说,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艺术中,18世纪的艺术关键词是“古典”、19世纪的关键词是“民间”的话,20世纪的关键词大概就是“通俗大众”了,那么,现在到了21世纪了,我们又怎么办?艺术走向大众,大众的趣味进入艺术之中。美被大规模生产,整个世界被美化。美的全面胜利,带来的却是“艺术终结”的恐慌。


阿瑟·丹托在讲到什么是艺术时,感到一种下定义的困难,于是,他给了一个极抽象的定义:艺术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借助理论阐释能获得意义之物。这个定义能够满足他所面对的对象,特别是解释现成物和拾得物为什么能成为艺术。依照他的理解,一物是否能成为艺术,不是由于它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历史和理论阐释。然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对于丹托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像杜尚的《泉》和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这样的作品能够成为艺术品,以及外观上不能区分的两件物品,一件能够成为艺术品,而一件却不能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定义是一个创举,解决了许多难题,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这种说法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艺术被看成只是一种被动地存在于历史之中、等待解释的事物。


由此,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们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对艺术的理解也是如此。面对一些公认的艺术品,那些说明它们是艺术品的理由,不过是解释而已。人人都说某物是艺术,例如杜尚的《泉》,这就向理论提出了要求。一个最好的理论,仿佛就是给这种物品提供它成为艺术品的合理合法的解释。但是,它解释清楚了吗?解释后又如何呢?人们接着问下去,于是这一理论又得到了发展。然而,如果一种理论只在解释中打圈圈,所“终结”的,就不是它的解释对象,而是理论本身了。


让我们回到那个似乎充满浪漫精神的口号:所有人都是艺术家!所有作品都是艺术品!当人们对工业产品的美的关注胜过其功能本身时,它是不是就艺术化了?当人们对艺术品的消费被文化创意产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取代时,艺术与工艺之间是不是就在18世纪出现的分离之后,又在一个高层次上相遇并融合了?


近年来,出现了众多的关于把艺术与工艺重新结合,于从“生产”和“消费”方面来看待艺术,从而建立艺术的“生活”和“消费”理论的尝试。这时,艺术的边界问题就再一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


艺术的边界问题,似乎是一个老问题,被人们关心了3000年,议论了300年,这次再提,会不会是新瓶装旧酒,只是花样翻新?以前,艺术的边界只是一次次被撞击,这些撞击使艺术从原本在18世纪所具有的刚性的边界,变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越来越具柔性的边界。这一次则不同,无论在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之中,都有一个更大的企图,要一举全胜,毕其功于一役,实现艺术与工艺、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融合。


当人们可以开着最漂亮的汽车,用着造型最别致的平板电脑,手持功能最全的手机,住在最美的居室里,欣赏着超大屏幕的立体电视时,艺术可以终结了。不是说艺术的本来功能就是造梦吗?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携手造梦,等到梦实现了,艺术的功能就被取代了。


然而,人不能只是生活在梦里,梦醒后还会有现实。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要克服现代人的“单向度”需要艺术来救赎的观点。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不仅马尔库塞有,格奥尔格·齐美尔、马克斯·韦伯,许多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都有过多少类似的观点。沃尔夫冈·韦尔施对此说过他的看法,一些英美左翼学者也提过。这种观点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美被滥用,其结果是负面的。处处皆美,也就无所谓美。艺术的使命,是通过震惊而使人警醒。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艺术应该是生活的解毒剂,而不是迷幻药。


如果把艺术的存在放在这样一个基点上,认为艺术是“异化社会的异化”,即由于市场和资本的运作,在浮面的美丽外观下,社会被异化了,中毒就要解毒,昏睡需要唤醒,那么,社会的异化程度越深,反异化的药就要下得越猛,由此推导出艺术繁荣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病得沉重。这显然是一个可笑而可怕的推理。


艺术可以而且必须起救赎的作用,但艺术的本质不在于救赎。“异化”理论基于一种思路,这就是“回归”。在思想史上,人们在构想未来时,总是喜欢从过去汲取灵感。问题在于,回到什么样的过去和怎样利用过去。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马克思曾经做出过一个区分。马克思说:弥尔顿出于春蚕吐丝式的需要而创作《失乐园》,后来他得到了五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如果一位作家为书商提供工厂式的劳动,他就是生产劳动者。


这一区分很具有启发意义。艺术与非艺术的不同,不在于所制作物品的形态,不在于它所产生的效果,而在于制作者的处境、意愿和姿态。作家也要生活,艺术家也要有经济利益。如果他们能将创造本身当成第一需要,那他们就还是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就仍是艺术品;如果他们把追逐赢利的要求看成第一需要,以赢利为成功的证明,以赢利的量来衡量成功的量,那他们就是生产者,他们所制作的就是产品。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艺术的边界就是创造的边界。艺术与市场总是处在博弈之中,在其中有冲突,也有妥协。艺术是在与工艺、与市场、与平庸的重复、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的相区别中存在的。它所珍视的,是个人的独创和这种独创的春蚕吐丝式的流露,只要这样的东西还存在、还受尊重,艺术就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精神。它的发挥,就成了真正的艺术因素,它的边界,正是艺术的边界,不管存在于什么媒介之中,也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


同样一种物品,如果从独创性的角度来看,它是艺术品;如果从赢利的角度看,它就是商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一位制作者始终在制作中保持原创精神,就是艺术家;一位制作者将赢利和其他外在目的放在第一位,就是生产者。这样一种差别,使得艺术的边界扩大了,也缩小了,使得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也使成为艺术家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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