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出版的《跨文化艺术美学》一书中,王一川教授曾对“跨文化艺术美学”做过一个定义:“跨文化艺术美学属于跨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具有跨越一种特定文化界限而与另一种异质文化发生关联的居间性质或中间特性”,“是横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关联域之间的艺术美学研究”。对于这个定义,笔者基本上是赞成的,但从细节上要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既然跨文化艺术美学是跨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领域,那么,从逻辑上讲就一定存在着这个研究领域的独特对象。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觉得除了跨文化艺术之外不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跨文化艺术,跨文化艺术美学就缺少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提出“跨文化艺术”这个概念是顺理成章的。那么,什么是跨文化艺术呢?在我看来,跨文化艺术作为跨文化艺术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指跨越不同文化界限的艺术,包括跨文化艺术创作、跨文化艺术作品、跨文化艺术欣赏和批评等。其中,跨文化艺术创作是从作者层面对跨文化艺术的界定,例如一位作者处于异文化环境中并受到异文化影响而进行的艺术创作。华裔作者的流散创作或者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作者共同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如来自多个国家的不同艺术家共同根据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创作的同名科幻漫画,都属于跨文化艺术创作。跨文化艺术作品是指作品中吸收了异文化的因素,或者是借鉴了异文化的艺术技法,或者是对异民族艺术作品的再创作,如徐冰的作品“方块字书法”、京剧《王者俄狄》等。跨文化艺术欣赏和批评是从读者(欣赏者和批评者)的角度对跨文化艺术的界定。欣赏者和批评者欣赏和批评异文化的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就是跨文化艺术欣赏和批评,如梅兰芳京剧访美演出。对跨文化艺术创作、跨文化艺术作品、跨文化艺术欣赏和批评进行美学研究,显然属于跨文化艺术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跨文化艺术美学首先意味着是对跨文化艺术的美学研究。
跨文化艺术也可以被看成是与国别艺术、世界艺术相并列的概念,它既不同于国别艺术,也不同于世界艺术。在这里,国别艺术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具有本国文化特色,并适宜于本国观众欣赏的艺术,例如中国书法、中国戏曲与曲艺。跨文化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国别艺术,是因为它是跨越国别文化界限的,包括跨国别文化的艺术创作与生产、跨国别文化的艺术作品与商品、跨国别文化的艺术欣赏与消费。世界艺术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数量上指全世界艺术的总和;二是质量上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跨文化艺术之所以不同于世界艺术,表现为在数量上它不是世界各国艺术的总和,在质量上它也可能不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经典,而是跨越一个国家文化界限而与另一个国家文化产生关系的艺术。国别艺术要走向世界,跨文化艺术是一个中介。换言之,跨文化艺术就是超越国别艺术、走向世界艺术的艺术。
由“跨文化艺术”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引申出不同的跨文化艺术门类的概念,包括跨文化建筑(如圆明园海晏堂)、跨文化雕塑(如圆明园十二兽首)、跨文化绘画(如《诸神的盛宴》中的青花瓷)、跨文化书法(如徐冰的方块字书法作品)、跨文化音乐(如根据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妈妈》和日本歌曲《旅愁》所创作的歌曲《送别》)、跨文化舞蹈(如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跨文化戏剧(如京剧《王者俄狄》)、跨文化影视(如美国电影《功夫熊猫》《木兰》)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新媒介艺术和人工智能艺术,由于其传播的跨国别文化性质,都应该被视为跨文化艺术。当然,跨文化艺术门类这个概念也包含着不同门类的跨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王一川教授所说的“横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关联域之间的艺术美学研究”。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里所说的“艺术关联域”,一定是在跨文化语境之下的“艺术关联域”。如果仅仅是在同一文化语境下,例如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被改编成郭帆执导的电影,尽管涉及小说和电影这两个艺术关联域,却依然不能被视为跨文化艺术美学研究,而只能被视为国别艺术研究。在跨文化语境下,我们可以对艺术关联域做进一步的区分,大体上可分为跨文化艺术的跨科研究、跨门研究、跨类研究、跨别研究四个层次。
所谓跨文化艺术的跨科研究,是指艺术学这门学科与艺术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如艺术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艺术与经济、艺术与宗教等,也包括音乐与数学、绘画与解剖学等。所谓跨文化艺术的跨门研究,是指艺术学这门学科之内同一媒介形式的艺术与其他媒介形式的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按照媒介形式的不同可以将艺术划分为语言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影像艺术,这四种门类之间的艺术关联域的研究,如语言艺术与造型艺术、表演艺术、影像艺术之间,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影像艺术之间,表演艺术与影像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即可视为艺术的跨门研究,也可以称之为艺术的跨媒介研究。同一媒介的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如语言艺术内部的诗歌和小说之间的关系研究、造型艺术内部的建筑与雕塑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演艺术内部的音乐与舞蹈之间关系的研究、影像艺术内部电影与电视关系的研究,均不属于艺术的跨媒介研究(跨门研究),而只能视为是艺术的跨类研究。由于同一媒介形式之下不同类的艺术仍然存在不同的别,如诗歌艺术内部抒情诗与叙事诗之间关系的研究、音乐艺术内部管乐与声乐之间关系的研究、建筑艺术内部建筑与园林之间关系的研究、戏曲艺术内部京剧与昆曲之间关系的研究,诸如此类的艺术关联域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的跨别研究。在跨文化语境下,我们对艺术的跨科、跨门、跨类、跨别的艺术美学研究,即可视为跨文化艺术美学研究。
必须承认,我这里所说的跨文化艺术的跨科、跨门、跨类、跨别研究,是受到王一川教授在其《跨文化艺术美学》一书中提出的“跨门类艺术美学”“跨形态艺术美学”“跨学科艺术美学”“跨价值艺术美学”这些概念的影响和启发。但我们的着眼点也有不同。我并不认为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必然构成跨文化艺术美学的研究内容,正如我不承认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所主张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可以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一样,而更强调跨门类、跨形态、跨学科、跨价值的艺术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的前提下才能进入跨文化艺术美学的研究视野。
谈论跨文化艺术美学,必然会涉及它与比较艺术学的关系。王一川教授指出:“比较艺术学概念是比较文学概念的一种面向文学以外的诸种艺术门类学科的横向移植的产物。”我很赞同这个看法。目前,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有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两大学术范式。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中国学派的跨文化研究这一学术范式。在笔者看来,跨文化研究能否成为中国学派的学术范式,取决于跨文化研究能否成为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相并列的学术范式。如果跨文化研究能够成为独立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学术范式,并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普遍认同,那么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便是可能的。否则,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沦为空喊的口号。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跨文化艺术美学除了是跨文化艺术的美学研究之外,当然还包括艺术美学的跨文化研究。但这里所说的艺术美学的跨文化研究只能是比较艺术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比较艺术学的全部,因为比较艺术学除了跨文化研究之外还包含着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除了艺术美学的跨文化研究之外,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艺术美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笼统地将艺术美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视为艺术美学的跨文化研究。如果只要是跨越了某一国别文化的界限就被视为是跨文化艺术美学,跨文化研究就失去了其规定性,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人们会问,如果跨文化研究就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还有何必要再提出跨文化研究这一概念呢?所以,跨文化研究存在的合法性一定是由于它存在着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不同的独特之处。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
在笔者看来,跨文化研究不同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其居间性。简言之,如果说影响研究注重实证研究、外部研究,平行研究注重美学研究、内部研究的话,那么跨文化研究则是将实证研究与美学研究、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所以它恰好居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间又区别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综上所述,跨文化艺术美学包含着跨文化艺术的美学研究和艺术美学的跨文化研究两层含义。前者是跨文化艺术美学的本体论,后者是跨文化艺术美学的方法论,二者共同构成了跨文化艺术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当然,我们还可以将跨文化艺术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为跨文化阐释学,并细分为跨越式跨文化阐释、沟通式跨文化阐释和互动式跨文化阐释三种形式。
跨文化艺术美学被视为是艺术学之下的一个研究领域,那么在现行的艺术学体制中,它到底居于怎样的学科地位呢?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新修订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以下简称《新目录》),对艺术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类别设置进行了较大修订,取消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含艺术学理论及相关专门艺术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同时另外设置了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6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
总体上看,《新目录》有以下三大特点:(1)艺术学作为一级学科存在,预设了一般艺术学的存在前提,再次强调了一般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评论存在的合理性;(2)通过增设专业学位类别,更加突出了艺术学的专业性和实践性;(3)通过设置书法、戏曲与曲艺等艺术门类,凸显了学科设置的中国特色。我认为,《新目录》为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三条基本线索。
首先,《新目录》为艺术学“三大体系”建构提供了逻辑线索,这条线索展示了一般艺术与特殊艺术(即专门艺术)之间的学科关系。艺术学学科体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一般艺术与专门艺术之间、各专门艺术之间、艺术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学科关系。这条线索要求我们既要处理好一般艺术学与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部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各个专门艺术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一般艺术和各专门艺术与其他学科门类之间的关系。例如,处理一般艺术学与教育学的关系的时候,就形成了艺术教育这门专门学科;处理一般艺术学与生态学的关系的时候,就形成了生态艺术学;等等。
其次,《新目录》为艺术学“三大体系”建构提供了时间线索,这条线索展示了一般艺术学与各专门艺术之间的学术关系。就我们常说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评论)的关系而言,艺术史、艺术批评是艺术理论的应用,具体而言,艺术史是艺术理论在历史中的应用,艺术批评是艺术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艺术学的“史论评”就是运用艺术理论去研究艺术历史和现实中的艺术具体现象。这就是艺术学学术体系建构的时间线索。它要求我们既要加强一般艺术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同时又要加强各专门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音乐理论、音乐史、艺术评论,舞蹈理论、舞蹈史、舞蹈评论,戏剧理论、戏剧史、戏剧评论,影视理论、影视史、影视评论,美术理论、美术史、美术评论,设计理论、设计史、设计评论等学术研究领域,构成了艺术学学术体系建构的基本内容。
最后,《新目录》为艺术学体系建构提供了空间线索,这条线索展示了一般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的话语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此次学科目录设置了书法、戏曲与曲艺等专门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如何看待戏剧与戏曲、美术与书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学界迄今为止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因为很明显,戏剧与戏曲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美术与书法也是如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空间维度去认识一般艺术、比较艺术和国别艺术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新目录》中的戏曲与曲艺以及书法都是国别艺术的概念,体现了艺术学研究的空间线索。一般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也是术语与话语的关系。如果我们说学科术语具有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学无中西之别),那么学科理论话语则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特殊性。话语是术语的语境化表达,它一定要阐述一种立场和观点,所以话语体系建构一定要考虑语境问题,要考虑是谁在说、说了什么、向谁说、怎样说、为什么说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问题。
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设目标各有侧重,但却是一个相互依存、无法割裂的整体。因此也存在着一种生态关系。其中,话语体系为学术体系、学术体系为学科体系提供理论资源和思想活力,而学科体系为学术体系、学术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框架支撑和平台支持。通常情况下,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遵照从话语体系到学术体系、再到学科体系的顺序发展的;一个学科的最终产生要等到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成熟,不能拔苗助长。与此同时,一个学科的学科体系成熟后,又会为促进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提供保障。“三大体系”建构要着重解决学科设置不健全、学术体系不完善、话语体系不充实的问题。这都要求我们按照生态文明的原则去建设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目前,我们要尽力避免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说假话、说空话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当下有愈演愈烈之势,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艺术学这门新学科的健康发展。
总之,在笔者看来,《新目录》中将艺术学一级学科定义为“含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其实隐含着三条逻辑线索:从逻辑线索上看,艺术学就是研究一般艺术与特殊艺术部门(如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美术等)以及这些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同时也研究艺术学作为整体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艺术教育等。从时间线索上看,艺术学就是研究一般艺术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体现出来的特殊现象的学科,如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评论。在这里,艺术史是艺术理论在历史中的体现,艺术评论是艺术理论在现实中的体现。换句话说,就是运用艺术理论去研究艺术历史和现实中的具体现象。从空间线索上看,艺术学就是研究一般艺术及其在不同国别中呈现出来的特殊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如世界艺术、比较艺术、国别艺术。跨文化艺术美学应该居于艺术学研究的空间线索上,即属于居于一般艺术学、比较艺术学和国别艺术中的比较艺术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正如前所言,比较艺术学除了跨文化研究之外,还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我觉得跨文化艺术美学的首要问题就是“美学”这个概念到底是如何引进中国的。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是从国外引进的,但2000年以来不少人认为是花之安本土创用的。如果是前者,那么“美学”显然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如果是后者,则可以说不是一个跨文化概念,而是一个本土概念。因此,这的确是一个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让我们从此问题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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