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语：本文无意对“升龙”事件作出任何最终评判。文中所呈现的事实、观点与争议，均整理自公开网络信息。我们并非为批判，亦非为辩护，仅希望作为一家关注艺术的平台，以冷静的旁观者视角，记录并探讨这一复杂事件的多重维度。我们相信，独立的思考，永远比现成的答案更有价值。

现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

想象一下。

海拔5500米，喜马拉雅山脉，江孜。空气稀薄，寂静统治着一切。

突然，一声闷响。一道火光贴着山脊窜升，像一支蘸满岩浆的画笔，在大地上勾勒出龙的脊骨。紧接着，第二幕、第三幕，鳞片、龙爪、龙须次第炸开。一条由烟与火构成的巨龙，在雪山身侧短暂地活了过来。

这是2025年9月19日，蔡国强的作品，《升龙》。

从艺术家的构思来看，这依然是他熟悉的东方符号——龙，代表着“吉祥”与“生生不息”。但这一次，画布不再是奥运鸟巢的上空，也不是家乡泉州的海滩。他把印章，盖在了地球的屋脊上。

值得注意的是，项目的设计本身似乎已经预见到潜在的争议，组织者从技术层面进行了深度解释，反复强调，这是一次日间烟花活动，其噪音与光污染“均远低于夜间焰火”。传统的夜间烟花表演常常因噪音和光污染而受到诟病。通过在黄昏时分利用彩色烟雾而非强光来塑造形象，组织者希望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可以从这些常规的环保议题上移开，转而聚焦于他们更有信心的领域——即烟花材料化学成分的环保性。

笔者稍微做了一些调研，将传统烟花和“环保”烟花做了一个对比，供大家参考：

传统烟花与“环保”烟花成分及环境影响对比分析

这种将风险管理思维融入艺术创作过程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该项目是在充分意识到其争议性的前提下被推进的。

二、

几乎是在爆破视频出现的同时，另一个引爆点在社交媒体上被点燃。

起初是错愕，然后是愤怒。

没人去讨论它的艺术形态，没人关心三幕烟花的编排。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一个问题上：“你们怎么敢？”

“户外品牌，在户外的心脏上搞爆破？” 这句话成了始作俑者“始祖鸟”品牌评论区里的高频句式。一个以敬畏自然为核心价值的品牌，与一场在脆弱的冰川生态系统里进行的爆破艺术，并置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像一个素食主义者在推广和牛。

很快，批评的矛头直指艺术家本人。2014年，蔡国强在上海举办的个展《九级浪》，被认为是其对中国严峻环境危机的直接而有力的批判。展览的核心装置是一艘载着99只奄奄一息的仿真动物的渔船，漂浮在曾发生过万头死猪漂流事件的黄浦江上，直指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灾难。当时，蔡国强明确表示，他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

将这一充满生态忧思的艺术家，与在地球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进行爆破项目的艺术家形象并置，构成了公众对其“虚伪”指责的核心依据。

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组织方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辩护逻辑。他们声称，所使用的烟花材料是“环保的”、“可生物降解的”，并通过了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多个国际机构的环保认证。他们还将此次燃放的风险等级评定为最低的V级。此外，组织方还详细介绍了一套“预防—监测—恢复”的全链条方案，包括在燃放前转移牧民的牲畜，用盐砖引诱鼠兔等小型动物离开核心区域，以及在事后立即清理残留物并翻土修复植被。

然而，这些说法未能说服公众。批评者指出，“环保”最多意味着“污染较少”，而非“零影响”，在如此敏感的环境中，任何外来化学物质的引入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可生物降解”不等于“无痕”。在海拔5500米、生态恢复能力极低的高寒草甸，即使是可降解的物质也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分解，而爆炸的物理冲击对地表植被和土壤结构的破坏是无法避免的。更有人指出，爆炸产生的声波可能对因气候变化而日益脆弱的冰川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

三、

很快，蔡国强工作室和始祖鸟发布了道歉信。措辞很标准，也很谨慎。“我们对当地民众的情感和担忧缺乏足够的体察”、“将积极配合所有相关的调查与环境评估工作”。

而在所有争议点中，最具破坏性的一项指控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该项目最初计划在日本富士山实施，但因未能通过当地严格的环保审批而作罢，最终才转移到了生态更为脆弱的喜马拉雅地区。

如果属实，它将组织方的叙事从一次“考虑不周的致敬”转变为一场有预谋的“环境监管套利”。这意味着组织者并非不了解其项目的环境风险，而是在一个国家碰壁后，选择了另一个国家来强行推进项目。这表明，实现奇观本身是其首要目标，而环境保护则是一个可以协商甚至规避的次要因素。

这一未经证实的传闻，极大地加剧了公众对组织方诚信的质疑，并使其所有关于“谨慎评估”和“尊重自然”的声明都显得苍白无力。

四、

要理解今天的蔡国强，必须回头看他放过的另外两场“火”。

一场，是2008年的北京。29个巨大的烟花脚印，沿着北京的中轴线，一步步走向鸟巢。那是一场写给全世界的情书，一次国家意志的艺术呈现。彼时，蔡国强是“国家的人”，他的艺术，是民族荣耀的一部分。烟花是宣言，观众是世界。那场火，放得理直气壮。

另一场，是在2015年的泉州。一座500米高、完全由火焰构成的梯子，拔地而起，连接天地。这是他酝酿了二十多年的《天梯》，一个纯粹私人的梦。他避开所有官方程序，自己筹资，在黎明前的家乡，把它放给100岁的奶奶看。那是一件献给至亲的礼物。烟花是情话，观众只有家人。那场火，放得温柔缱绻。

蔡国强曾为国家造梦，也曾为奶奶造梯。这一次，他为谁升龙？

当赞助商从一个主权国家，或艺术家本人，变成一个商业品牌时，艺术的性质似乎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漂移。

北京奥运会的烟花，服务于一个宏大的集体叙事，没人会质疑它的合法性。《天梯》的实现，源于一个微小的个人情感，没人会苛责它的动机。

而《升龙》，恰好卡在了中间。它既不具备国家叙事的绝对豁免权，也缺乏个人情感的纯粹性。它是一次商业合作，一场品牌事件，一个需要被计算投入产出比的项目。它试图复制奥运的宏大，却暴露了内在的脆弱。

当艺术进入商业的精算表，它就必须接受另一套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估。 这套评估体系里，没有“艺术表达”，只有“风险控制”。

五、

回看整起事件，真正的问题或许不仅仅在于烟花本身是否环保。

它揭示了一个在今天越来越清晰的现实：这世界上，早已没有一片真正“荒芜”的土地可供艺术“开垦”。

在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时代，每一座雪山，每一条冰川，都不再是沉默的地理坐标。它们是数据，是符号，是无数人情感与记忆的投射。你以为你面对的是一片无人之境，实际上，你面对的是亿万双眼睛。

艺术家曾经扮演着“从0到1”的创造者角色，在空白的画布上赋予其意义。但在今天，任何一块“画布”，都早已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看不见的文本——地质的、生态的、文化的、历史的。

艺术家的工作，既是“创造”，也是“对话”。

从这个角度看，《升龙》的失败，不是一次技术事故，也不是一次公关危机。它是一次“对话”的失败。它试图用一种强烈的、单向度的表达，去覆盖一个本身就充满复杂性的场域，结果必然是被其反噬。

最终，这场在喜马拉雅山脉上演的烟花，最响亮、最持久的，并非火药的爆炸声，而是它在观念世界里引发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那才是真正“看不见的焰火”。

它提醒我们：在今天，一件艺术作品真正的“材料”，早已不仅是火药、画布或大理石。它还包括作品所在的时空，背后的资本，以及它所要对话的观众。艺术家点燃的，也绝不仅仅是引线。

文章来源： 那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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