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化退圈,连滚带爬

皮格马利

2025-11-07 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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拄着拐杖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的老牌歌手郑智化,最近遇见了一场算不清的痛。


11月3日,郑智化清空微博。此前,他发布25分钟视频,宣布自己将封麦退出歌坛,并将在3日内关闭微博。他称:“喷子们把我的微博当公共厕所,不再参与无意义争论。”

 

事情的起因是,1025日,身为轮椅旅客,他在深圳机场登机时陷入窘境。航班停在远机位,升降车抵到舱门口,却与机舱地板差了25厘米。轮椅推不上去,腿也迈不过去。

 

感到不快的郑智化忍不住连发两条微博炮轰。

 

他将自己狼狈、丧失尊严的登机体验形容为“连滚带爬”,抨击深圳机场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没人性”。他说,这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刁难,让他有了引退的念头。

 

深圳机场随即发布通告,解释升降车无法调整高度的技术原因。

 

个体的发声让日常被遮蔽的群体困境被看见、被回应,本是好事。但不到48小时,加速版的现场监控录像流出,情况急转直下。

 

视频显示,那25厘米确实存在。年过六旬的郑智化尝试拄着拐站立而不得,一名工作人员只能艰难搀扶,抬起他的双腿一点一点挪进舱门。

 

那个过程,别人只要从从容容一秒钟,他却花了三分钟。

 

就这样,郑智化的隐私和弱点被赤裸裸地公之于众,舆论反噬而来。因为情绪化的表述,郑智化被绑上非完美批评者的柱子,这场本应严肃讨论的风波沦为一场娱乐化批判。

 

高呼“反转”的网友,有人抠字眼,称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连滚带爬”,有人数有几个服务人员,论证“冷眼旁观”不属实,批判郑智化矫情、煽动情绪。更有甚者,控诉郑智化诽谤,斥责他的愤怒是特权。

 

25厘米成了文明的分水岭。对残障人士来说,那是身体的坎;对其他人来说,那是共情的坎。

 

郑智化最终道歉。他称“连滚带爬”是一时气愤的遣词,希望不要影响服务人员,并表态:“因事件引发的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关注,比我个人感受意义更大。”

 

可道歉后,风波愈演愈烈,郑智化成为“全民公敌”。关于8500万残障群体困境的讨论,也淹没在骂声中。


我们为何总是纠正愤怒的情绪,却很少正视愤怒背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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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这场风波,郑智化的名字或许早已蒙尘。

 

1992年8月,“92圣火”晚会上,郑智化拄着拐杖站在舞台中央,反复唱出“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那股沧桑倔强、情感浓烈的嗓音打动亿万观众。

 

次年春晚,小品《追星族》中,赵丽蓉一句玩笑让“郑智化”成了全民偶像:“郑成功是谁?——郑智化的弟弟!”

 

那一年,郑智化就是顶流,是九十年代的励志代名词。

 

此后,《水手》和《星星点灯》传遍大街小巷,“励志歌手”的标签,也紧紧贴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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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化在央视“92圣火”晚会演唱《水手》

 

郑智化的故事足够励志,但“励志歌手”是他人生底色中最浅薄的部分。

 

他两岁罹患小儿麻痹,七岁前只能爬行,经过手术治疗,虽然能站立,但终生只能拄拐行走。


尽管身体不便,没背景没后台,没系统学过音乐,郑智化却在娱乐圈闯了出来。

 

但郑智化从未接纳过这个标签。他拒绝将苦难浪漫化,“励志”在他看来,是公众对残障人士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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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智化谈残障与创作


或许是七岁以前一直靠爬行移动身体,郑智化天生看东西的视角和别人不太一样。


他骨子里是一个“反叛的朋克”。


“智化”取自佛语,用来降服他天生叛逆之气,但他这一生,从没成功“智化”过自己。他另类、自我、孤傲,甚至有点愤世嫉俗。


和他的偶像——存在主义作家卡夫卡一样,郑智化总是一脸不忿地审视善与恶之间的灰色地带。


他的歌词像锋利的手术刀,切向社会系统的缝隙,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人性中的虚伪。


可正因为如此,他的歌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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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的郑智化


人们只记得《水手》中“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的鼓舞人心,却忽略了“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对人性贪欲的批判。

 

写出歌曲《蜗牛的家》,讽刺当年台北飞涨的房价,“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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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手》MV截图


他作品中对社会、对人性的针针见血的批判力度,来自于他始终沸腾的情感,敢怒敢言的胆识。


但他的表达同时也是情绪化的、激烈的、有漏洞的。因此,他常常因为语出惊人而卷入是非争端。

 

1990年,29岁的郑智化在新加坡宣传新专辑《单身逃亡》,却因为“新加坡让我感觉像个被阉割的男人”的不友善言论,几乎断送了他在新加坡的发展之路。

 

时隔35年,两鬓掩不住白发的郑智化才低调去往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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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的郑智化


在日益偶像化、商业味渐浓的90年代华语乐坛,郑智化的严肃表达显得格格不入。

 

1998年,他选择淡出乐坛,有人说因为那时他太幸福了,赚了钱,有了爱人和家庭,也有人说,因为他想写的歌已经写完了,他想痛斥的问题也唱遍了。

 

自那时起,郑智化虽然鲜少通过音乐表达,但他骨子里的愤怒没有冷却,他没有停止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2016年刚注册微博时,因为看不惯当代娱乐圈乱象,郑智化发博讽刺道:“这个年头只要上过综艺节目就叫艺人,参加个歌唱比赛就叫歌手!那我今天钉钉子扎到手,是不是也可以自称为耶稣?

 

不仅讽刺娱乐圈,他还怒批社会乱象。2021年,60岁的郑智化自创一套犀利的书法式点评风格,多次喜提社交账号禁言


尽管如此,郑智化遇到自己看不惯的社会问题,还是会大胆发声。


郑智化书法胜过张铁林:落笔有佛性,字里行间透露着法度

 郑智化书法作品


这一次,郑智化“口不择言”并不意外。他的表达还是那么犀利、直给,也依旧裹挟着争议。

 

郑智化用“连滚带爬”形容被服务人员“提溜”进舱门时尊严尽失的痛感,这本是玩梗。

 

出自用王世坚金句改编的流行神曲《没出息》,“我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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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目前社会系统的无障碍设施距离真正的平等存在落差。


但舆论场彻底失焦,玩起咬文嚼字的游戏,辩驳郑智化登机时并没有真的“连滚带爬”。

 

换言之,如果郑智化当时用“屁滚尿流”来形容自己的登机体验,那么他登机时只有真正地大小便失禁,才能满足看客们的“真相洁癖”。

 

为什么人们要求他优雅地表达痛苦,却看不见他没有被优雅地对待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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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智化的自传中,有一张黑白照片。他拄着拐杖,走向一辆公交车。

 

旁边的文字写道:“和所有著名歌手最大的不同,是郑智化关心这个社会,深入这个社会。”

 

童年时期身体的残缺和外界异样的目光,让郑智化敏感而自卑,但他所承受的那些痛苦,也让他有一颗超越常人的同理心。

 

除了讽刺和批判,郑智化也有着悲天悯人的温度。他关心那些具体的人和问题,矿工、舞女、打工人……他不高谈理想,而是写下他们的日常与困境。

 

500

 

1984年,中国台湾海山煤矿的重大矿难,72名矿工遇难。

 

为了解矿工的真实处境,郑智化拄着拐杖,亲自跑去矿区,和矿工们同吃同住了一个月。

 

一位阿婆告诉他:矿工不是在坑里就是伤在床上,有什么好可怜的?都是命哦……”

 

那一刻,郑智化深受触动,“亲人的死去,对矿工而言是一种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来大肆渲染的社会问题”,最终创作出歌曲《老幺的故事》。

 

这首歌的前奏,采样自矿工在洞底劳作的声音。他从一位矿工儿子的视角,讲述了父亲葬身于矿难后,他不留恋家乡,只身去往城市打拼的故事。


它诠释了矿工悲惨的命运,也揭露了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的异化:“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

 

为了缅怀一位因生活所迫自杀的舞女朋友,他写下《堕落天使》,记录她悲惨的命运。


在《中产阶级》中,他唱出了都市打工人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的焦虑: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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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化为歌曲画画


然而,到了今天,在这起因为“连滚带爬”引发的口水战中,舆论场却将这位昔日多次为底层群体发声的老牌歌手,推向了对立面。

 

大多数网友自我代入机场工作人员的角色,认为郑智化发声是滥用名人效应。作为名人,控诉机场工作人员,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

 

可抛开艺人身份,就事论事,郑智化作为一名轮椅旅客,在这次登机过程中,他的身影颤颤巍巍,站立都无法做到,与行动自如的服务人员相比,谁才是弱势,显而易见。

 

网友也担忧着并未发生的事:郑智化制造矛盾,会导致机场工作人员被网暴,让他们丢饭碗。

 

但郑智化并未指名道姓。监控录像流出前,没人知道工作人员是谁,视频公开后,真正被网暴的却是郑智化。真正能决定谁丢饭碗的,也不是郑智化,而是机场。

 

有人说,残疾人被服务是一种特权,郑智化被四名工作人员服务,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但对于郑智化,这种过度服务,不是特权,而是一种屈辱。


流出的监控视频经过加速处理,整个过程看似流畅,实际上持续了三分钟之久。郑智化像一件货物,被工作人员围着研究、反复摆弄。

 

对郑智化而言,身体的残缺被注视、被讨论、被视为麻烦,远比跨不过那道25厘米的坎更狼狈,用“连滚带爬”来形容这种痛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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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机场事件监控截图


25厘米不只是郑智化一个人过不去的坎,它也横在8500万残障人士面前。

 

在上海电视台《新闻夜线》中,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残奥会运动员金晶称,她理解郑智化的用词,身边有残疾人朋友甚至字面意义上连滚带爬进过飞机。

 

她还分享了残障社群的真实心声:“圈内普遍认为郑智化替我们发声了。”

 

她解释说,即便有工作人员在场,服务流程中的迟疑、设备的不完善都会强化“我是累赘”的心理暗示。这种“协助中的屈辱”是健全人士难以体会的隐形伤害。

 

25厘米的高度差,正是无障碍与有障碍、体面与屈辱、共情与苛责之间的真实距离。


曾经传递奥运圣火的金晶认为她可以理解「连滚带爬」形容词的用意。 (翻摄自微博)

金晶认为她可以理解“连滚带爬”形容词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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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化很幸运。


他拥有名声、财富和地位,他的发声有分量,能被听见、得到回应。


可在8500万残障群体中,还有更多人的声音连传到门外都做不到。


陈小萍,和郑智化一样,也是一名残障人士。她患有先天性脆骨病,却乐观开朗,和三位残友一起开着改装三轮车,从深圳出发,跨越28座城市,一路去往布达拉宫,记录残友的励志故事。人们叫她“轮椅上的小仙女”。

 

然而,没倒在千里西藏之行的陈小萍,最终却倒在了繁华都市的一条人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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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萍(左)和朋友在布达拉宫前


2021111日,她在深圳宝安沙井参加完助残公益活动后,像往常一样坐着轮椅搭乘地铁回家。

 

因为去往地铁站路上的无障碍通道坡度过高、道路不平,她的轮椅侧翻,重重摔下。送医后被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三天后离世。

 

《南都周刊》记者后来推着轮椅实地体验:从她摔倒处到地铁站800米的路上,至少有7处“无障碍通道”不平整或被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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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前涉事路口照片


陈小萍们的悲剧,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中国有8500万残障群体,却鲜少在街头见到他们的身影。

 

因为很多无障碍设计,看似体面,实则傲慢。

 

如果无障碍通道存在障碍,对于依赖它们的人而言,不仅不能带来安全,反而可能增加风险。

 

而那些不依赖它们的人,却常常选择视而不见。郑智化没有选择沉默,他用尖锐的声音,指出了房间里的大象,也因为此付出了代价。

 

郑智化不是第一个吐槽无障碍设施的艺人。

 

视障脱口秀演员黑灯,也曾多次在节目中吐槽盲道。他说这是“障碍赛跑道”,经常让他磕磕碰碰,还抛出一个炸场爆梗:“某些城市的不锈钢盲道雨后极其湿滑,会让盲人‘瞎滑’”。

 

节目火出圈后,深圳福田连夜拆不锈钢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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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灯吐槽的不锈钢盲道


可荒谬的设计远不止如此。

 

比如,地铁里分别有两条盲道,一条铺到车头,黑灯调侃:“是让盲人去开车吗?”另一条铺得首尾相连,形成了“盲道闭环”,能让盲人在盲道上玩一天。

 

有的盲道把盲人导到轮椅旅客的无障碍车厢,让盲人们只能站着,说不清是帮助,还是歧视。

 

还有的地铁台阶扶手上刻有盲文“小心台阶”,但盲人必须先走到台阶前,再准确地扶上扶手,触摸到上面的盲文,才能知道这行字。

 

黑灯调侃道:“这些盲道不会是我们盲人铺的吧?”观众笑声四起。笑声里夹着尴尬,因为每一个笑点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荒谬。

 

当黑灯用幽默表达,观众笑了。而当郑智化用愤怒表达,笑声却成了骂声。

 

在这场骂战中,黑灯为郑智化发声:发现好多人不懂一个事情,人需要尊严。

 

他举了一个犀利的比喻:在有门的情况下,只需要把门打开我就可以自己走出去,你说不,今天情况特殊,开门太费劲了,我们安排两个工作人员协助您从狗洞出去,一样的,都能出去。

 

但太尖锐的声音,总会被围猎,有人在评论区冷嘲:“反正视频出来了,黑灯也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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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灯吐槽盲人设施

 

社会总是期待残障人士坚强、感恩和励志,然而当他们表达不满时,就被贴上“矫情”“不理智”的标签。人们希望他们冷静发声,其实是在要求他们安静受苦。

 

比起纠正他们的表达,更应该追问,为什么他们要一次次跨越原本不该存在的门槛?

 

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总摇着轮椅到地坛中去的作家史铁生就写下过类似的呼喊。


他不希望自己因为残疾有特殊的便利。他希望音乐厅、体育馆的建设能多考虑残疾人,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想听听音乐、看看球赛,做一些惬意的事。

 

1992年,他在《减灾四想》中写道,自己分到一套新,设施齐全。可他坐轮椅出家门才发现,楼房林立,却不见一处有轮椅的坡道截瘫者住在这里,需要有把牢底坐穿的胆魄。

 

后来,他在五星级酒店门前看到漂亮的轮椅坡道,感叹:你们想得真周到。工作人员回答:没有无障碍设计,就评不上五星级。

 

史铁生无奈写道:就算再过一百年,谁也是进出家门的机会比进出五星级酒店的机会多。


当时他设想,未来住宅小区的建设能立这样一条法规:“根据下肢残疾者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每一片新建住宅小区都要有相应数量的楼门设有轮椅坡道,或留出补建轮椅坡道的地方,否则视为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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