缂丝巧匠能以蚕丝为刃，编织经纬；雕漆大师会用百层朱漆，沉淀历史；皮影匠人可在方寸舞台，演绎人生……如果说，每一位非遗匠人，都是身怀绝技的“超级英雄”，那是否会有一个如同漫威宇宙里，将一个个单打独斗的英雄组织统筹起来的“尼克·弗瑞”呢？
在非遗大师聚集的廊坊市南汉村，就藏着一个这样的人。他叫邵荣伟，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不久前，《家族企业》杂志采访团队在他创办的“宫廷新造办”燕京八绝非遗工坊中见到了他。话语密集又极富逻辑，匠人的赤诚和商人的敏锐，罕见地在他一人身上同时显现。
自2014年接触廊坊非遗项目以来，他为廊坊非遗保护做了大量工作：舍下原有事业，创办了人人都可免费参观的非遗展馆；自掏腰包，将中国的非遗送到了米兰参展；抛下面子，长期奔波于市场，为非遗匠人寻找客源。
如此搭钱搭物搭时间，不禁让人好奇，他做这一切的原动力来自哪里？“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只是在做喜欢的事。”邵荣伟说。
就像“复仇者联盟大厦”一样，一个个散落民间的匠人，开始聚拢在“宫廷新造办”这片基地。大家一起努力将这个工坊打造成了集非遗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交流推广、设计加工、制作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系统性平台。
一块石头的回响
邵荣伟口中的“喜欢”，要从童年总爱蹲在路边捡石头说起。那些带着天然纹路、被沙石打磨得很漂亮的石块，在他眼里比任何玩具都珍贵，“小男孩可能对一些器物的手办，尤其对石头是情有独钟的。”
这份对“器物之美”的初心，成了他后来人生选择的隐秘伏笔。
长大后在选择深造专业时，邵荣伟避开了当时的热门，执意选择了珠宝鉴定与镶嵌——在2009年初，这还是个“没人看好”的冷门领域。他笑称：“身边人都问我‘学这个以后能干嘛？’”
事实证明，这份坚持自有回响：毕业后，他和同学们成了行业里的“香饽饽”，有人进了典当行做鉴定，有人深耕珠宝产业链。而邵荣伟则回到廊坊，在2012年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珠宝店。
珠宝店的运营顺风顺水，柜台里的钻石、翡翠在灯光下闪着贵气的光，可邵荣伟却渐渐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每天就是进货、销售，重复的流程像磨盘一样打转，二十几岁的人，总想接触点不一样的东西。
2013年底，初中同学的一个消息，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廊坊市群众艺术馆正在招一名司机，跟着馆长调研文化项目。
“月薪1600块，朋友说‘这点钱连生活都不够’，但我一听‘能接触文化项目’，立马就答应了。”当时的馆长张玉忠是文物鉴定专家，懂瓷器、通字画，跟着这位长辈跑调研的日子里，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传统文化的养分。
而真正让他“震撼”的，是一次廊坊民俗节的非遗展：“展台上的京绣、景泰蓝、面塑，那些手艺的细腻和温度，是珠宝行业里见不到的。我当时就想，廊坊居然藏着这么多宝贝，怎么没人知道？”
这次震撼成了他投身非遗的“火种”。2015年，当邵荣伟准备开第三家珠宝店时，原廊坊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晓燕找到了他。王晓燕是廊坊非遗志愿者团队创始人，也是灵魂人物，她向邵荣伟提议共同创办一家非遗展示馆。“一开始让我当职业经理人，我拒绝了——辞了工作再去‘打工’，不是我想要的。直到她说‘共同投资’，我最终答应了。”就这样，河北省首家民间非遗展示馆在廊坊落地，邵荣伟成了唯一的专职运营者。
那时的展馆没有盈利，每年光开支就20多万元，全靠他用珠宝店的收益“贴补”。有人问他“后悔吗”，他笑着摇头，“每个人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可能都不会过于在乎付出。虽然我做了几年的非遗展馆，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心里是开心的，因为收获了一些用财富换不到的东西。”
在质疑声中前行
“宫廷新造办”的名字，源于一位展览策展人的理念——“过去的清宫造办处为帝王服务，现在的‘新造办’，要为百姓造办”。这个理念也成了邵荣伟推广非遗的核心目标：“要让喜欢传统文化、喜欢非遗的人，能零距离拥有它、使用它。”为了这个目标，他成了非遗的“移动宣传大使”。
2019年12月，中国文化传媒集团邀请他带着廊坊非遗作品，赴意大利米兰参加第24届国际手工艺博览会，这个博览会也是全球最重要、规模最大、参观人数最多的手工艺品博览会。
在以“中国礼物”为主题的展会上，廊坊非遗作品与故宫文物同台展出。邵荣伟带去了燕京八绝、京绣龙袍、金漆镶嵌摆件等几十件作品，“国外友人围着龙袍拍照，问‘这是怎么绣出来的’，我当时特别骄傲，觉得给中国文化‘长脸’了。”
但是鲜少有人知道，这次“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他和合伙人王晓燕个人承担的40多万元费用。“当时没人赞助，朋友说‘40万能买辆好车了’，但我觉得要是错过这次机会，廊坊非遗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再走出国门。钱没了可以再赚，机会没了就真没了。”
除了“走出去”，邵荣伟还把非遗“搬”上了网。
2020年前后，他带着团队做抖音账号，最火的时候有21万粉丝，直播带货帮传承人卖产品。可流量带来的不只是订单，还有质疑——有人说他们“靠剥削传承人赚钱”，还有人说他们“借着非遗出名，把钱都揣自己兜里了”。这些话，无疑让邵荣伟感到刺痛，当时他觉得委屈，一气之下把直播停了。
冷静下来，他决定还是得接着做：“有人议论说明有人关注，总比没人理强。而且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传承人能赚到钱，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实我们实实在在帮到了人。比如我们给古建模型传承人张咏拍视频，帮他对接了一个25万元的订单。他家三代人做了十几年的紫禁城模型，但因为资金不够，做了三分之二就停了；我们还帮燕郊的古籍修复师亢长山对接客户。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只要有人找，我就会毫无保留把这些资源对接给非遗匠人们。”
他的坚持，让很多被打动的人向他靠拢。如今的非遗志愿者团队核心成员中，王晓燕负责资源整合；张泰源是媒体记者，主动帮传承人拍视频、写宣传稿；民俗专家王晟帮传承人整理申报材料，挖掘口述史；而邵荣伟则负责努力帮非遗匠人对接资源，向社会推广他们的作品和技艺。
手艺人大都不擅长营销，邵荣伟说起一段趣事：2019年春节，他带着面塑传承人高继泽去北京龙潭湖庙会摆摊。高继泽面子薄，面人放那儿，自己躲一边抽烟去，有人问价，他才小声答一句“十块”。“我看不对劲，就带头喊‘手链项链毛衣链，柳编钱包首饰包’，咔咔就来，嗷嗷就喊。他一开始觉得不好意思，后来也跟着喊，一天卖了好几千，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这支团队已从最初的不到10人，发展到了500多人。“核心成员各有所长，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是抱团取暖。帮传承人把作品卖出去，帮他们找回自信，这就是我们对非遗的‘守护’。”
非遗要学会“跟时代走”
多年的非遗推广经历，让邵荣伟比任何人都清楚，非遗传承最大的难题，是“活下来”。
“很多人觉得非遗是‘老古董’，其实不是——它分两类，一类是能形成产业带的，比如永清的橄榄核雕、大城的红木，这些项目有工厂、有工人，运营得不错，但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在经济下行时打开新圈层’；另一类是个体传承，比如父子相传、师徒相授，这些项目最大的风险是‘没人学’，年轻人不愿意干，很可能就失传了。”
但无论是哪类传承，“销售”都是绕不开的坎儿。“想买的人买不到，想卖的人卖不掉，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这些手艺人懂手艺，但不懂经营，不会拍视频，也不会上链接，再好的作品也只能‘藏在深闺人未识’，只有把产品卖出去，才是最重要的保护。”
新媒体的出现，本是破局的契机，却也成了“双刃剑”。
“一方面，社交平台能帮我们宣传，被一个人知道，他可能不买，被十个人知道也可能没人买，但被一万个人知道，可能就会有一个人来问，被两万人知道，可能会有一个人真买。所以宣传是最重要的。但另一方面，目前行业不规范，有些网红打着非遗的旗号卖假货，消费者上过一次当就不信了，真正的手艺人反而受连累。”
我们问他：“把昔日的皇家御用品推向大众，会不会导致审美降级？”邵荣伟不这么认为：“老祖宗的技艺不能改，比如花丝镶嵌的工序、景泰蓝的掐丝，这些必须保留。但我们可以改款式、改器型，让它融入生活。比如过去用大漆做瓶瓶罐罐，现在我们做耳钉、做吊坠，年轻人喜欢戴，这不是审美降级，而是让非遗‘活’起来了。”
他很佩服北京的“面人郎”传承人郎佳子彧（参见《家族企业》杂志2025年5月刊《郎佳子彧：95后“面人郎”的破壁突围战》）——既能捏传统面人，又懂新媒体运营，靠双手创造了不错的收入。不过他也认为郎佳子彧的模式不是所有人都能复制，“不是每个传承人都兼具技艺和新媒体思维。但这给我们指了一条路：非遗不能‘守着老本’，要学会‘跟时代走’。”
不求赚快钱，只想慢慢做
在“宫廷新造办”的展厅里，有一些特别的展品：从满月宝宝的银锁，到老人的大漆葫芦雕刻文明杖；从成人礼的玉佩，到结婚用的京绣挂屏；从企业开业的摆件，到朋友温居的茶具——这些被邵荣伟称为“具象化礼品”的作品，就是他破解非遗“销售难”的关键。
“中国是礼仪之邦，但现在的‘礼’太单一了，不是烟酒就是茶叶。我总劝企业家，把‘俗礼’改成‘文化礼’——2000块钱的中华烟，人家抽完就忘了；但2000块钱的金漆镶嵌小摆件，摆在办公室里，每次看到都会想起这是谁送的，这就是文化的价值。”
产品开发的核心，是“站在消费者角度思考”。邵荣伟的团队会定期刷小红书和抖音等社交平台，观察年轻人的喜好：“前两年朱砂火，我们就把朱砂和大漆结合，做了手镯、挂件；后来发现年轻人喜欢DIY，我们就开发了葫芦烙画材料包，让大家自己动手做。”
他还擅长把珠宝材质与非遗技艺结合——比如从南阳石佛寺拿回和田玉戒面，找花丝镶嵌老师做镶嵌，“珠宝的材质提升了非遗作品的档次，非遗的手艺又给珠宝赋予了文化内涵，这是一种双赢。”
在合作模式上，邵荣伟没有选择“聚集工匠”，而是采用“散养式合作”：“廊坊的工匠散落在各个县，有的从家到展馆要开两个小时车，把他们召集过来会耽误生产。不如让他们在家做，我们定期上门沟通理念，磨合设计，这样既保证了作品质量，又不影响他们的节奏。”目前，“宫廷新造办”已与几十位非遗大师合作，开发出了三十多件爆款产品。
在宣传推广上，他采取“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的模式：线下，带着作品参加国内外展会、走进景区和庙会；线上，通过短视频展示非遗制作过程，计划在今年年底正式重启直播。
如今，“宫廷新造办”已经能自己“造血”，“廊坊礼物”等品牌逐渐被认可。“我们不追求‘赚快钱’，只想慢慢做，让非遗作品真正走进生活。”
传下去，暖起来
邵荣伟常跟身边的朋友探讨一个问题——压力最大的时候，自己会干什么？
有人说，压力大就跟发小一起，不说话就喝酒，喝完闷酒回家睡觉；有人说去跑步，实在跑不动了就回家；有人说出门坐公交车，不管哪路车上去就坐，不管到了哪站想下就下。
而邵荣伟的答案是：“我会去福利院或者特殊教育学校，当我看到同样的生命，却经历着不同的生活，心里就豁然开朗了。”
所以在推广非遗的同时，邵荣伟还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帮扶福利院和特校上。而这，也被他认为是一段彼此治愈的重要的人生旅程。
2017年，邵荣伟的团队开始帮扶廊坊市社会福利院。最初，他们只是送些吃的用的，直到一次捐赠时，院长说，“孩子们更需要精神陪伴”。
“我们于是调整方向，把粮食画、风筝、面塑等简单易学的非遗项目带进去。其中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捏面人，我们请面塑传承人教她，后来她从福利院走出来，被一家非遗生产企业聘用，现在能靠自己的手艺赚钱了。”
2020年，通过福利院的介绍，邵荣伟又对接了廊坊市特殊教育学校。第一次去学校，他就被听障孩子们的“动手能力”震撼了：“我们上公开课，教他们烙葫芦，孩子们学得特别快，纹路烙得比成年人还细腻。”从那以后，他花钱请非遗传承人来学校上课，把葫芦烙画纳入校本课程，还带孩子们参加天津葫芦技能大赛——“每一届都能获奖，孩子们拿着奖状时，眼里的光比任何东西都亮。”
现在，特教学校有80多名听障孩子跟着邵荣伟聘请的传承人学手艺，能独立完成作品并销售。“我们给作品定价，比如一个葫芦烙画卖80元，在上面写孩子的名字，卖出去的钱一分不少全给学校，再由学校转给孩子。孩子们有收入了，我真是发自内心地骄傲和自豪。”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钱捐给寺庙做功德？’我说‘我没那么高的境界，只想把小钱花给看得见的人’。看到孩子们靠手艺赚钱，看到老传承人有人关心，比什么都强。”
邵荣伟说自己不是“企业家”，只是“一个喜欢非遗的创业者”：“能把爱好当成事业，能靠自己的力量让非遗传下去、暖起来，我已经很幸福了。”
未来，他计划在“宫廷新造办”里吸纳更多大学生实习，培养“新大师”；想让全国喜欢传统文化的人，都能来这里感受非遗的魅力。“非遗是有温度、有生命力的。只要有人愿意做、愿意传，它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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