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中国摄影》之邀,嘱写一些回忆。先是踌躇,心理上似乎还不愿意率尔“回忆”。转念一想,这也许是一个机会来“记得”一些也许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的“过去”。以下这些杂碎的回忆,是我尝试以个人史的方式来回忆的1980年代摄影琐事,希望能够有补于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外来风格的影响
虽然我在中学时代已经开始拍照,但在个人记忆里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较多机会看到外来的摄影作品。在写作本文时,跃入脑海最早的有关香港摄影的记忆,应该是一个冠名“海鸥摄影俱乐部”(也许有误)的香港摄影组织在上海的展览。可能是在1980年代前期或中期来到上海的,在当时还在黄陂北路的上海美术馆展出,我看到报纸介绍就去看了。印象里展厅里照片琳琅满目,更感觉新鲜的还有免费发放精美的场刊。当时国内的刊物印刷还比较简陋,因此其精美程度还是让人比较难忘。后来了解到,那就是香港的画意摄影,也叫沙龙摄影。这种风格当时对我仍然有某种清新感,因为毕竟不同于这边厢还是宣传式的“艺术摄影”。再后来,还有其他一些香港摄影展来上海,只要可能,我当然会去看,并且也开始感觉到香港摄影还是有各种风格追求。查自己零星保存的1980年代的摄影展请柬,至少有以下几个香港摄影展在上海举办过:李乐诗个展“背囊睡袋游世界”(1987年10月22日开幕,上海市徐汇区文化馆)、“静观——陈赞云彩色摄影展”(1988年11月2日到16日,上海美术馆)、香港李乐诗与上海陈克家双人展“你我看香港”(1989年11月4日到11月7日,上海美术馆)等。这些展览的作品,不管是沙龙的还是其他风格的,对于我如何与自身的现实感受结合发展出自己的摄影眼光与风格还是颇具启示的。此外,记得在上海还看到过亚当斯与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个展。当时还听说,上海有出版社趁某个国外大师的摄影展晚上闭馆之际,悄悄拆开镜框卸下照片火速翻拍出版画册。
上海女子摇滚乐队,上海,1990年 顾铮
上海女子摇滚乐队,上海,1990年 顾铮
随着大陆开放程度的提高,香港的摄影杂志也开始散见于上海的摄影爱好者手中。在我当时交往的上海摄影家中,有个叫叶勇明的(他后来移民澳洲),告诉我可以往香港的摄影杂志投稿,而且他已屡有发表。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我当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另外,通过投稿,如果能够发表并获得样刊,还可以了解中国香港与国外的摄影资讯,岂不一举两得?或者说以此了解海外摄影资讯也许是更重要的目的。于是向他要了(或者是他给了)杂志地址,开始投出自己的作品。当时投过些什么样的照片,现在大多记不清了,但肯定是满怀一种寻找知音的心态把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照片投了出去。差可告慰的是,还算是有杂志发表了。我记得那是本叫《摄影与设计》的杂志。记得当时这本杂志上还见到过摄影家法满的作品。我似乎也投过比《摄影与设计》影响更大的《摄影画报》,但从来没中选过。
“大都会速写”系列作品,1986年 顾铮
“北河盟”与上海摄影群体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国内各种“群体”比较时兴,这可能是受到美术界“八五新潮”的影响。所谓群体,我的个人认识是,没有组织背景却有相同摄影志趣的自发性团体。其性质与气质上类似于以前文学界的“同人杂志”概念。以我个人有限所知,1980年代,上海的自发摄影“群体”主要有两个:一是1986年成立的“北河盟摄影沙龙”,另一个是1988年成立的“天马摄影艺术沙龙”。
“北河盟摄影沙龙 作品展览”请柬正面和背面,上海, 1986 年
“北河盟摄影沙龙”的第一次展览是在1986年9月1日于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开幕。参加者有郑凤芳、黄懿、金弘建、张继文、尤泽宏、张少平、毛一青、计文于、王耀东、顾铮,共十个人。当时的展览空间还非常有限,时在淮海电影院任美工的乔士敏闻讯后,愿意为“北河盟”的第一个摄影作品展览去做电影院领导的工作,让他们同意利用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举办展览。这个咖啡厅设在电影院地下,从空间来说,也是一种非主流的选择。而“天马摄影艺术沙龙”的展览,名为“88’展”,于1988年10月26日在上海美术家画廊(今已不存)开幕,共计有十位成员(管一明、雍和、杨元昌、靳晓芒、沈浩鹏、叶导、陆梦、秦臻、龚建华、王剑华(已去世))参加。
1986年9月1日上午,“北河盟”摄影作品展览在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开幕。开幕那天,为了营造气氛,有人还想到用红布去把淮海电影院门口路边的法国梧桐树包裹一下。当然,这个达达式的出格举动引起了管理部门的干涉,他们要求拆除。由于这一举动只不过是逞一时之兴的即兴想法,大家当然马上配合,乖乖撤下红布。以后几天的展期中,进进出出的各界人士来得颇多,而且还以鼓励的居多。整个展览共展出了四十余幅作品,展出作品数量各有不同,一人最多的五六幅,最少的只有一幅。展出的作品中,既有纯形式的探索,也有出于个人视角的社会纪实,既有导演摆布的,也有运用摄影特技的。总之,这是一个包含了各种不同倾向的实验摄影展览。
虽然没有太多的宣传,但由于地处上海市中心,加之展览形式也还别致,因此还是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看。很快,留言本上写满了许多鼓励的话。最令人感动的是时任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理论组长的朱钟华老师的留言,大意是你们的现在是摄影的将来。现在看看这些热气腾腾的话,觉得那还真是一个需要鼓励而且大家也愿意鼓励的时代。当然,那些稚嫩的作品也确实需要鼓励。展览会在上海的反响应该说还是比较大。据说淮海电影院还因此得了先进,因为它把艺术与商业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在当时算是创举。
上海“北河盟”展览以后
在上海的“北河盟”展览以后,虽然当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媒体环境,但还是有了一些报道与传播。“盟人”们也萌生了一些希望和外部世界展开更多交流和联系的想法。我和尤泽宏两人因为各自父母在北京工作,所以首先想到可以趁我们回家探亲之际,去北京见一些摄影界朋友,寻求一些理解、支持和帮助。因为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当时的一些访问都没有确切的记录,因此接下来的叙述中“好像” “似乎”与“可能”这样的词随处可见,幸勿怪罪。
现在只是记得,曾经和尤泽宏两个人一起专程去了北京至少两次。其中一次两个人还在北上途中顺道去了趟泰山与曲阜。记得在北京见到的各位摄影家当中,有吴鹏、李晓斌、凌飞、鲍昆、谷大象、吕小中、李英杰等人。谷大象、于晓洋和李明智等人当时搞了个“裂变”群体。但我个人只见过谷大象一面,“裂变”群体的其他几位都没有见到。各种交流当然受益匪浅,但时过境迁,现在也都记不起说了什么。只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我们两人去见李晓斌。他家是在天安门广场边上。记得当时他夸我们不像上海人。我当时颇以此为荣,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似乎得了个大奖章。后来知道,有不少上海人在各地交流和游历时往往也会受到这样的“表扬”。见鲍昆和谷大象记得都是上家里打搅。可以直接打上门去请教也是当时的特色,似乎也很普遍,而且打搅了更无歉意。虽然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联系到这些摄影家的,但似乎是靠了在北京人脉更广一些的尤泽宏的联系。也记得曾经去过一些北京摄影家的单位,如李英杰所在单位的办公室和吕小中供职的《民族画报》社等。到处走访中,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了吴鹏当时所在的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拜访他。他那时好像已经贵为副社长了,但还是对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很有耐心,也很表关心。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真是如此,因为我们这样的毫无背景和资源的摄影爱好者,在他这样的已经是专业摄影工作者的人面前能够说出什么来呢?)当中,他起身打开背后的柜子,拿出两卷绿色包装的日本富士胶卷,说你们拿去用吧。我当时多用国产保定生产的铁盒装盘片胶卷。进口胶卷于我这样的爱好者显然属于奢侈品。我记得回上海后迟迟没有启封这两卷胶卷,因为觉得总得等到某个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时候才可以用。这里荡开一笔,当时除了胶卷用保定产圆盘装胶片之外,相纸在上海也还有五张或十张零卖的做法。
北京“寻找者 黑白摄影展览”丝网印刷海报,1986年
北京《寻找者 黑白摄影展览》请柬,1986
在此不妨一并和盘托出另外一些当时在北京的见闻。我家在团结湖,离金台西路的某大报社只有几步之遥。一天我父亲说帮你联系了报社摄影部的主任老师,你去请教请教。我兴冲冲地去了,见到的那位主任是位大姐。进门一看,只见屋内到处都是照片,甚至连痰盂里也倒插着照片,我稍微应答几句就可以说是落荒而逃了。那时还喜欢写诗,前面说到的叶勇明说你可以把你写的诗给诗人徐刚看看。到得文艺部,在此任职的徐老师出来见面,只见他腰里是用一根绳子代替裤带,也是让我受“惊”不小。
“寻找者 黑白摄影展览”场景之一,北京,1986年 佚名
“寻找者 黑白摄影展览”场景之二,北京,1986年 佚名
几番走访,记得应该是鲍昆的提议和联系帮助,我们在北京办展览的想法开始形成并具体起来。这个名为“寻找者 黑白摄影展览”的展览,在北京朋友的热情帮助下终于开张。因为主要是尤泽宏在张罗,所以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出力帮助。那时“盟人”们也不都是想去哪就去哪的身份,因此似乎没有谁从上海过去去捧自己的场。从现存展览请柬看,地点是北京市西城区工人俱乐部“八十平米艺术展厅”,时间是1986年10月18日下午至10月26日。展览的主办者是深圳的《现代摄影》编辑部和上海的《时代摄影》编辑部。现在看来,这个展览居然得到以“现代”和“时代”冠名的摄影刊物的编辑部支持,何其有幸。就摄影展览来说,得到了“现代”和“时代”的加持,太贴合对摄影的要求了。
“寻找者 黑白摄影展览”场景之三,前左一鲍昆,左二李媚,后中坐者瞿小松,1986年 佚名
我保存的一张展览场景照片上,前景站着鲍昆和李媚,后面还坐着当时名满天下的作曲家瞿小松。那时大家没什么钱,记得是各自凑了点作为展览费用。展览结束后尤泽宏还做了个开支明细,也带回了一本观众留言本。我依稀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正好有一个比较官方的摄影展,尤泽宏带了可能是撤展后的照片在美术馆门口摆在了地上。
《上海师大》报的“光影韵律”特刊版面
就这样,“北河盟”的影响渐次显现。除了在上海和北京的展览产生的影响,还有就是得助于各种媒体的关注。我和林路老师的相识是在他任《上海师大》报编辑之时。在一次讲座上订交后,他向大家邀稿并于1986年12月25日编发了一版名为“光影•韵律”的以诗歌与摄影对话形式的特刊。特刊版面上赫然印有“配诗 上海师范大学蓝潮诗社”的字样,这在当时实属别致。因为大家从来都是习惯了所谓的“图配文”,也都认为图像居于从属地位是天经地义的事,林老师如此策划,着实让大家倍感用心良苦,也很感动。回头看,这份报纸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也颇明显。此外,相关报道也有在京城的摄影媒体如《摄影世界》和杭州的《青年摄影》等刊物上发表。记得当时与《摄影世界》有联系的老师是魏学礼老师和章梅老师。而地处杭州的由浙江大学主办的《青年摄影》,其主编是傅司工,但联系较多的是编辑王瑾。和《大众摄影》有联系的是王大莉老师和与我们年纪不相上下的高琴老师。而与朱宪民老师初次相识则是在《中国摄影》编辑部。还记得有一次远在深圳的《现代摄影》的李媚老师和南京《光与影》的李主编一起来上海组稿。我们找的见面地点是长宁区文化宫。记得这是得到了当时任职于普陀区文化馆但在长宁区文化馆任课的画家黄阿忠的帮助,才有了一个可以聚谈看照片的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的摄影刊物并不像今天这样集中于北京。那时,广东、江苏、浙江、上海都有摄影刊物。上海先是有《摄影丛刊》和《时代摄影》,后者后来又改名为《摄影家》。这样的一种空间布局,当然不是有意为之,但客观上有助于摄影的发展。可能也是通过杂志的传播和口口相传,厦门的“五个一”群体也和我们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系。记得陈勇鹏来上海,我和王耀东似乎和他分别见了面。至于已经于1985年3月在深圳《现代摄影》第10期上亮出“陕西群体”旗号的陕西朋友们则还没有联系。只是在我见到《现代摄影》上刊出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征稿启事时,跃跃欲试投了一组《上海速写》,但没有入选。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交集吧。似乎从此以后,我就没有主动投稿参加比赛了。可见《艰巨历程》征稿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面积之大。和陕西群体真正发生交集,还得等到1988年的杭州会议。那时潘科来参会,得以一睹风采。
两次“北河盟”展览中,自己展出了什么照片现在已无印象。通过展览,自己面临如何找到自已独有的题材的问题。当时自己爱好的诗人都是以都市为题材,自己也感觉只对街头活剧有兴趣能兴奋。于是就不管不顾地上街拍摄。当时一个朋友单位里进到一个17毫米的西格玛广角镜头,见他似乎不用,于是张口借来,狠狠用了一段时间。
《现代摄影》12-13期合刊版面
等照片积累到一定时候,当然想要发表。而且总想发一组表现自已的整体追求,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发一张两张。自己觉得,只是发一张的话,自己的追求没办法让人感觉到。也是运气好,李媚在编辑《现代摄影》第12、13期合刊的“北河盟”专题时,慷慨给予两个版面来展示我这组在当时算是风格比较统一的《大都会速写》系列。更难得的是,她还发表了一篇我的创作自述《我的<上海>》。这样一来,我的不尽成熟的摄影观也得以一同示人。这种作品一发两个版面的发表方式,在当时颇为奢侈,发表后也当然引来许多朋友的羡慕。当然,这也成为我个人摄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记得《大都会速写》也曾经拿去给时在《中国摄影》工作的徐江老师看过,他也给予肯定,但最后没有发出来。还要提到的是,在当代摄影评论与理论相对薄弱的时候,我的摄影已经受到美术评论家和美术史家的彭德与皮道坚老师的关注并赐文给予指正。
随着卷入摄影的深度日益加深,一日,忽然受到李媚老师邀请,参加在杭州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召开的会议。此次会议后来被称为“杭州会议”,时在1988年。在盛二龙社长与李媚等老师的精心策划下,当时国内的美术理论与评论的人士也参加了会议。事后看到《浙江画报》的报道,是以美术界与摄影界左右两列“对阵”的版面设计加以呈现。这可能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美术与摄影的对阵式的交流。美术方面,记得参加的有:浙江范景中、洪再新、杨思梁,广东杨小彦、黄专、邵宏等,深圳钱超英,湖北彭德、皮道坚与祝斌(已去世)等。摄影方面有四川陈锦、陕西潘科、香港冯汉纪、广东伍时雄、河南陈晓琦、浙江初小青、上海顾铮等。会上,范景中老师从艺术史家的立场出发,提出中国摄影界需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世界摄影史的迫切性问题。会议同时也请冯汉纪老师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世界摄影的幻灯演示。在会上我曾经提出过“如果卡蒂埃·布勒松先进来而不是香港沙龙摄影先进来的话,中国大陆的摄影会是什么样子”的看似深刻的问题。这似乎也是对于彼时已经在大陆形成了广泛影响的沙龙摄影的反感与反思。在个别交流时,我还煞费苦心地向冯汉纪老师提出了自己觉得有点“水平”的问题,可能是有关美国摄影家斯蒂格里茨的问题。冯老师很耐心地与我交流而且在会议结束后,还从香港寄我一本他用复印机复印的摄影集。他的这部作品内容都是有关中国大陆,但其风格一看就不是香港的沙龙摄影,令人印象深刻。这个会议的可见成果是决定出版《摄影》丛刊,同年8月,封面刊有张海儿作品的《摄影》第一期出版了。再下一期则是1989年1月出版的“纪实摄影”专号,我的作品也被收录其中。一同收录的摄影家有柳军、安哥、陈炼一、金涌等。
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与节奏中,我的1980年代个人摄影小史就逐渐走向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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