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12月，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蒙古族春节习俗与汉族春节习俗既存在共性，也蕴含着蒙古族民众对春节独特文化内涵的理解与精神追求。以文化共生理论视角审视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习俗，可以发现其演变过程是多民族文化在长期互动中形成“共生互补”关系的具体体现。作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区域，前郭尔罗斯地区节日习俗的演变历程与传承实践，不仅为理解特定地域文化的动态发展提供了鲜活案例，更为研究文化习俗的传承机制、演变规律及内在特征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依据。

【关键词】节日传承；文化共生；蒙古族；春节；非物质文化遗产

引 言

“郭尔罗斯”是蒙古族古老的部落之一，源于蒙古部落名“豁罗剌斯”的译音，意为“江河”。13世纪蒙古草原各部统一后，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哈撒尔奉命远征辽东，在攻打金国宣抚使蒲鲜万奴返程途中，他一路收复了在松花江、嫩江流域游牧的郭尔罗斯部。元朝时期，郭尔罗斯一带是哈布图·哈撒尔的领地。明嘉靖年间，嫩科尔沁分四部，即科尔沁部及其右翼扎赉特部、杜尔伯特部、左翼郭尔罗斯部。清朝实行盟旗制，郭尔罗斯前旗与后旗同科尔沁六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会盟于哲里木。郭尔罗斯前旗属于哲里木盟十旗之一。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第19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撤销郭尔罗斯前旗建制，成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决定”，1956年1月1日正式成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992年6月6日划为吉林省松原市管辖^[1]。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行政划分的影响，当地形成了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19个民族杂居的现象。在特定历史因素影响下，前郭尔罗斯地区的多民族杂居格局，不仅对当地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及民俗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使得前郭尔罗斯地区的春节习俗在众多地域春节习俗中形成了独特风格，展现出鲜明的辨识度。

前郭尔罗斯地区的春节（查干萨日）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前郭尔罗斯地区，先后有10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春节（查干萨日）这一习俗自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于明嘉靖年间迁至嫩江、松花江汇合流域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农历春节为“查干萨日”的传统习俗并传承至今。蒙古语中“查干”含有白色和开始之义，“查干萨日”意为“白色的新年”。蒙古族视白色为纯洁、吉祥之色，故称这一节日为“白月节”。自元朝起，蒙古族开始使用中原历法，由此，蒙古族白月节与汉族春节在同一期间举行^[3]。查干萨日包括“庆小年”“度除夕”“迎初一”“闹十五”“终二月二”等与汉族春节节庆习俗类似的内容，同时仍保留“祭火”、除夕夜吃“手把肉”等蒙古族传统习俗。

前郭尔罗斯地区的春节习俗，在民众的交往互动、价值观念传递、文化身份认同等层面，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多元的表现形式。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人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共享同一个节日框架的同时也发展出不同的习俗内容和表现形式，民间春节的生活实践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地方性^[4]。因此，为深入探究前郭尔罗斯地区的春节习俗，探讨其作为我国春节组成部分所具备的共性，以及作为蒙古族春节所呈现的地方性，笔者将首先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切入，通过对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仪式与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春节仪式的对比研究，剖析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习俗中留存的传统蒙古族春节习俗。其次，采用比较法以及分析与整合并行的方法，对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文化中融入的多民族民俗元素进行归纳总结，并论证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文化与周边各民族文化是如何共生的。最后，通过对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习俗的节日传承与文化共生研究，总结出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习俗的传承与演变特点。

春节作为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大传统节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虽然经历着具体习俗的差异化演变，但其内核表达和主旨要义却穿透千年保持至今，在历史演进中留存着来自千年文化积淀的传统力量^[5]。而有关蒙古族春节实践活动的形成，格·策·切布科夫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最初蒙古族春节于秋季九月开启，因该月牛羊肥壮，故而称其为‘白月’”^[6]。蒙古族春节习俗的形成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3世纪，且在形成初期，蒙古族各部落之间的差异较小。到了清末，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大批汉族民众迁入蒙东地区，其中也包括郭尔罗斯地区。自那时起，迁入郭尔罗斯地区的汉族与当地蒙古族经历了文化制衡、交流、交往与融合的过程，这对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习俗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本文选取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春节仪式，并将其与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仪式进行对比，旨在探究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仪式中传承与演变的民俗元素。前郭尔罗斯地区的春节（查干萨日）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明该仪式具有代表性。而选取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春节仪式进行比较的原因在于，这里是保留蒙古族传统文化习俗较为完整的典型地区，其保留的春节习俗具有参考价值。

春节是中华民族共有仪式及符号的集中展示，春节前后纷繁热闹的节日流程背后是一套完整自洽的文化体系^[7]。作为我国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节日仪式与流程。以下从前郭尔罗斯地区春节的准备工作、小年、大年三个方面与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春节的相应环节进行比较。此处所述的准备工作指腊月二十三祭火仪式前的各项预备工作。小年即为腊月二十三，举行祭火仪式。“七日闲”是指从腊月二十三祭火仪式结束至除夕期间，用于筹备除夕夜的那几天。大年涵盖了从除夕开始，直至二月初二期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具体内容如表1、表2、表3所示。

从表1可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和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在腊月二十三之前的准备工作大致相同。在食物方面，主要是奶食品、红枣、酒等蒙古族传统祭祀食品；在物品方面，主要是香、竹子尖、针茅草等佛教用品。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在准备的食物方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以猪肉为主要肉食，而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以羊肉为主，除此之外，两地制作的火饭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准备物品方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祭火时会准备爆竹，而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则无此习俗。由此可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祭火时的食品、物品及打扫工作基本沿袭了蒙古族的传统祭火习俗，仅在部分物品的民俗要素上存在细微差别。

从表2可以看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在腊月二十三举行祭火仪式时，均会在夜幕降临之际备好火撑子，并将精心准备的祭品撒于火堆之上。祭火是蒙古族的传统习俗之一。桑琵乐诺尔布提出：“火，乃上天为守护人类生活而派遣的使者。人类存续之际，火焰亦相伴相随；火光燃起之时，正是生命延续之刻。人若逝去，火亦随之熄灭。”^[8]在蒙古族人心中，火是光明和温暖的象征，他们对火怀有深厚的崇敬之情。这种情感使得蒙古族的祭火习俗得以传承至今。在小年仪式中，祭火时将祭品洒在火堆上并进行跪拜祈祷的习俗，以及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九为迎接大年而进行的“七日”准备活动，都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除祭火仪式外，蒙古族在庆祝小年时还会进行庭院大扫除。这一习俗主要是为了清除一年累积的尘埃，象征着以洁净的环境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传统在整个蒙古族中代代相传，并且蕴含着“以毫无瑕疵的状态迎接新年”^[9]的美好寓意。从这一角度来看，祭火、打扫庭院等均属于蒙古族传统的春节习俗，且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东乌珠穆沁旗的蒙古族均很好地保留了这些习俗。

小年仪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会在腊月二十九当天进行礼佛仪式，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礼佛仪式则在除夕夜举行（表3）。除礼佛仪式的先后顺序略有不同外，前郭尔罗斯与东乌珠穆沁在小年仪式各阶段的步骤基本一致。两个地区蒙古族小年仪式的差异还体现在祭品和准备物品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举行小年仪式时，主要使用奶食品、红枣和白酒；而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的小年仪式，以羊肉和各种寓意驱除秽物的植物为主。

总的来说，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举行小年仪式时，仪式步骤基本相似，祭祀物品略有差异。

关于正月初一，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是日依俗大汗及其一切臣民皆衣白袍，至使男女老少衣皆白色，盖其似以白衣为吉服，所以元旦服之，俾此新年全年获福。是日臣属大汗的一切州郡土之人，大献金银、珠宝、宝石、布帛，俾其君主全年获有财富欢乐。臣民互相馈赠白色之物，互相抱吻，大事庆祝，俾使全年纳福。”^[10]庆祝正月初一一直是蒙古族的传统习俗，并且有一系列庆祝活动。从表3可以看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和东乌珠穆沁旗的蒙古族都很好地保留了这一习俗并传承至今。还有关于祭天的习俗，正月初一的祭天仪式是蒙古族共同的习俗。据罗布桑却丹在《蒙古风俗鉴》中记载：“夜半时分，于破晓之前举行祭天仪式。祭拜流程如下：依次面向南、西、西北、东南等方位跪拜，同时在庭院中设案焚香，虔诚祭拜。”^[11]通过表格对比分析，尽管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东乌珠穆沁蒙古族在祭天时间上存在前后一天的差异，但在仪式和流程方面却很好地保留并传承了蒙古族的传统祭天习俗。

在大年期间，两地蒙古族庆祝除夕夜和正月初一的仪式及步骤颇为相似。比如，两个地区的蒙古族都会在除夕夜当晚吃团圆饭，家人亲戚一同守岁、祭天，邻里之间还会相互串门拜年；正月初一也都会进行拜年、踩福路等活动。正月初二至十五，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的习俗仪式，除了正月初三至十四都有“破五不出门”“七不出”的习俗外，其他均不相同。例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有正月初二举行“祈月”仪式、正月初八举行“祭星星”仪式以及正月十五祭敖包、举办查玛舞会、猜灯谜、扭秧歌、吃元宵等习俗，而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并没有这些习俗。正月十五至二月初二，两个地区的春节习俗差异更为显著。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正月期间仅有正月十五举行祭祀弥勒佛仪式，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此期间会有庆祝元宵节、“抹黑脸”、填满仓、“龙抬头”等习俗。

通过上述对表1、表2、表3的分析可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东乌珠穆沁蒙古族的春节在祭火仪式、除夕夜与小年仪式等方面较为相似，差异主要体现在正月十五至二月初二。蒙古族传统春节习俗的时间范围是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祭火、祭天、小年、除夕夜等民俗仪式方面保留并传承了蒙古族传统习俗，同时也能看到，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正月十五至二月初二的春节习俗，与汉族明显相近。将此期间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春节习俗与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春节习俗、汉族春节习俗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些习俗极有可能源于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也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周边汉族、满族等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有力印证。

通过上述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和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春节仪式的比较可以发现，两地习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细节上。与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传统春节习俗的东乌珠穆沁旗相比，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习俗中存在差异的部分，恰恰是在与当地其他多民族进行文化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细节。下文将从饮食方面，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习俗与其他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展开分析。

（一）肉食耗用：共生单元的内在传承与变革

游牧并非蒙古族先民与生俱来的生计方式。远古时期，蒙古族先民主要从事狩猎、采集和原始种植业，即便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时，生活在森林地带的蒙古族人依旧以狩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黑鞑事略》记载：“其食，肉而不粒。获而得者，曰鹿、曰兔、曰野彘、曰顽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源之鱼。”^[12]当时蒙古族的食物主要源于他们狩猎所得的猎物。

10世纪之后，游牧业逐渐成为蒙古族人主要的经济模式，他们饲养的牲畜有马、牛、羊和骆驼。食物来源主要依靠这些牲畜的肉和奶，辅以捕获的动物肉类、少量粮食以及野生植物等。关于游牧传统以及蒙古族先民与肉食相关的饮食文化，有着丰富的史料记载。据《马可波罗行纪》：“彼等以肉乳猎物为食，凡肉皆食，马、犬、鼠、田鼠之肉，皆所不弃，盖其平原窟中有鼠甚众也。彼等饮马乳。”^[13]

从表1、表2、表3可以看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在腊月二十三前需要准备的物品大致相似，其差异主要体现在肉食方面。其中，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腊月二十三前准备的肉类以猪肉为主，而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则以羊肉为主。探究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全面放垦政策的推行，引发了蒙古社会一系列变迁与震荡。在饮食方面表现为，放垦前蒙古族人主要以肉、乳为主食，以粮食产品为辅助；放垦后，农业地区的蒙古族人则以粮食为主食，以肉、乳为辅助。远离牧区的农区在饮食结构上与汉族地区并无差异；半农半牧地区，粮食、肉类、乳类都食用，且不同地区对这三类食物的选择和食用比重存在差异；唯有牧区基本沿袭了以肉、乳为主，以粮食为辅的饮食结构^[14]。

东乌珠穆沁旗作为目前保留传统蒙古族文化的典型地区之一，至今仍保留着较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饮食以牛羊肉为主。而东部地区蒙古族的饮食习俗受各种因素影响，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自清代以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由于政策、历史等原因，与汉族、满族等多个民族杂居。随着大批内地汉族人口的涌入，以及前郭尔罗斯地区开垦面积的持续扩大，牧场面积不断缩减，饲养牛羊的条件逐渐恶化，开始转向饲养农区常见的猪。延续了近千年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向农耕方式转变，饮食结构也随之从以牛羊肉为主转变为以猪肉为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便形成了在春节期间以猪肉为主要肉食的习俗，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在多民族杂居的环境中，传统饮食习俗的继承与调适。

（二）馅食生产：共生单元间的互鉴与新生

随着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前郭尔罗斯远离蒙古族聚居的内蒙古自治区，周边以汉族、满族等群体为主。受周边民族生产方式的影响，农业较早地在前郭尔罗斯地区兴起，面食也逐渐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饮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前郭尔罗斯地区，将白面粉与肉食搭配食用的习惯极为常见，“蒙古族馅饼”这一面类食品也由此诞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开始食用馅饼习惯的形成与当地蒙古族发展历史紧密相关，因其生产方式与环境的变化，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开始由游牧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其饮食种类也因此发生了改变。蒙古族在与邻近民族进行实物交换的同时，也受到启发，努力培育出适应当地自然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地方农业产品，如小米、黏黄米、黍谷、荞麦等^[15]。随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开始向周边民族学习农作物的种植与加工技术，并逐渐使其成为当地蒙古族的主要饮食。

“蒙古族馅饼”是居住在前郭尔罗斯的蒙古族农牧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与对外交流中创新并传承下来的特色民族食品，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皮薄馅足，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如今，“蒙古族馅饼”不仅是这一地区颇具盛名的美食，更是前郭尔罗斯人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主食，它的产生与流传，丰富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饮食文化。

正月初二，是出嫁远方的姑娘回门给亲人拜年的日子，因为初二是双日子，被视为吉祥如意之日。每年正月初二，蒙古族家庭全体成员清晨便忙着制作具有民族特色的馅饼，这已成为家族团聚的象征。夜晚，家族亲友一同遥望新月、祈盼满月，祝愿新的一年事事圆满、前途光明。由于蒙古族有崇敬自然和吃馅饼的习俗，人们便将正月初二吃馅饼、望新月的日子称为“祈月节”“馅饼节”。祈月节是前郭尔罗斯地区广大蒙古族群众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具有独特历史特征、浓郁民族特色和鲜明地域特点的民俗节庆活动。

馅饼作为蒙古族的传统美食，是前郭尔罗斯地区游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方式相互补充、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产物。蒙古族自古以来就崇尚白色，将皎洁、圆满的月亮视为上天的圣物。正月初二是新的一年里人们能够看到月亮初现的第一天，他们制作并品尝馅饼，是由于馅饼的颜色和形状都与圆月相似。品尝馅饼以祝福家族团团圆圆，遥望新月来祈盼各民族和和美美，这正是蒙古族祈月节的核心内容与内涵所在。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以加工的面类为原料，学习汉族制作面食的工艺，并结合蒙古族对月亮的美好寄托，这不仅丰富了蒙古族的饮食种类，还使馅饼承载了他们对家庭幸福美满、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深厚情感。馅饼作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期间的重要饮食，彰显了其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互鉴与促进文化新生的深远意义。

（三）吸纳稷粟：共生环境下的接纳与认同

通过上述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习俗与东乌珠穆沁蒙古族春节习俗的对比可以发现，蒙古族的传统饮食中并不包含黏豆包，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春节期间食用黏豆包的习俗，显然是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影响。满族饮食文化中，主食首推黏食，即以稷（糜子）为主的各类黏食，其原材料涵盖高粱、黏苞米、糜子、红黏谷等。黏食具有抗饿的特点，古时候，人们外出狩猎或捕鱼时，通常会携带大量此类面食，尤其是黏食，它不仅能够抵御寒冷，还可以缓解饥饿。在清朝，黏食在满族饮食中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祭祀祖先和敬神的仪式中，被视为“祭神之谷”。满族人的日常生活中，“黏豆包”是黏食的典型代表，它外形与豆沙包相似，但使用的原材料不同，且体积比豆沙包略小。尽管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满族和汉族都有食用黏豆包的习俗，但吃法却各有差异。东北地区的汉族人食用黏豆包时搭配炖菜，不放白糖、荤油和黄油，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食用黏豆包时则会搭配白糖和黄油。除了春节期间有食用黏豆包的习俗外，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盖新房时也有相关习俗。当新房开始动工建造时，邻里亲朋好友都会前来帮忙，并赠送“黏豆包”或小米面豆包表示祝贺。在竖中梁时，会邀请一位儿女双全的老人来说吉祥话。之后，木匠登上新房中梁洒酒，然后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扔黏豆包，左邻右舍们争抢，以祈求吉祥。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期间食用黏豆包是受东北满族饮食习俗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饮食习惯对黏豆包的配料和吃法进行调整，还将黏豆包运用到了新房建造等其他民俗活动中。这一现象表达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对黏食文化的认同，黏豆包也成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共生环境中对其他民族文化接纳与认同的重要象征。

通过上述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习俗与周边民族文化共生情况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春节饮食方面，汉族和满族的饮食习俗与春节习俗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春节饮食习俗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文化共生环境中，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与周边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表现为文化象征物的引入，比如上述所提及的猪肉、馅饼、黏豆包等。引入过程可分为不同路径，如上文所举的文化共生单元内传统的文化象征物，因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在新的文化共生环境下接纳新的文化象征物，但保留传统习俗的类别；也有从文化共生环境中吸收新的文化象征物进入自己的文化单元，并将其融入自己文化单元内独有的众多习俗中。

前郭尔罗斯地区是蒙古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区域，历史源远流长。在多民族和谐共处、相互交往的进程中，各种民间习俗彼此影响、相互渗透。除饮食习惯外，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春节仪式方面吸纳了其他民族文化，将其与本民族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形成了既不同于其他民族习俗，又有别于蒙古族传统春节习俗的地方性蒙古族民俗文化。

（一）爆竹岁出：文化共生环境中认同的形成

由表3可知，与东乌珠穆沁旗相比，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除夕夜吃团圆饭前和正月初一祭天时，增加了燃放爆竹这一活动。爆竹是我国春节习俗中极为重要的民俗元素，其历史源远流长。《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16]由此可见，春节燃放爆竹这一习俗早在我国南朝时期就已形成，当时人们会点燃爆竹以辟除山臊恶鬼。

关于爆竹的来源，刘晓峰在《春节放爆竹习俗的形成》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流传了1500多年的爆竹，最初并非用于对付妖魔鬼怪，而是起源于异族群之间的相遇。爆竹最初的爆炸声，本是古代移民偶然发现的驱赶当地居民的巨大声响^[17]。对于爆竹的起源时间、缘由等问题，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前郭尔罗斯是与汉族接触历史较早的蒙古族地区之一。自清朝时期大量汉族迁入前郭尔罗斯地区以后，各种文化习俗也随之传入。春节作为中华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其习俗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不言而喻。在前郭尔罗斯地区，蒙古族与汉族相互共处，爆竹作为汉族春节习俗中重要的民俗元素之一，也逐渐融入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春节习俗之中。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依据爆竹的声音及其来源，巧妙地将其融入春节习俗。在除夕夜和正月初一的祭祀仪式中，增添了燃放爆竹这一步骤。该仪式本是蒙古族的传统仪式，加入燃放爆竹这一环节，寓意辞旧迎新。在祭祖、祭天之时，以此向祖先和长生天告知祭祀之事，同时祈求顺遂平安。

不仅是蒙古族，其他民族也将燃放爆竹的习俗纳入春节庆祝活动之中。例如，蔡颖颖在《满族节日礼俗中体现的满汉文化交融——以春节为例》一文中指出，满族入关后，在满汉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同样采纳了汉族过年放鞭炮的习俗^[18]。结合爆竹的起源与前郭尔罗斯地区多民族将此习俗融入各自春节庆祝活动的现象来看，燃放爆竹最初源自汉族春节习俗，随后被当地各民族接纳并融入其春节习俗中，这一过程恰好也印证了前郭尔罗斯地区各民族对燃放爆竹这一习俗的接纳与认同。

（二）蒙古文春联：文化共生环境下的平移与革新

春联是楹联的一种，最初起源于桃符。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19]明代时期桃符联语正式改称“春联”，据《簪云楼杂话》中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须加春联一副”^[20]。朱元璋要求各家各户贴上春联，他自己也亲手题了一联“国朝谋略无双士，翰院文章第一家”送给学士陶安。

关于蒙古文春联的形成及早期形式，张影在《蒙古贞蒙古文对联研究》中提出，也松格碑文、阿尔寨石窟、蒙古传统天马符号以及蒙古包上的云纹等蒙古族早期文化遗存，是蒙古文对联产生的早期形式^[21]。这一习俗传承至今，仍保留着创作韵诗、书写春联、升天马旗（一种印有天马图案的五色布）等传统。除夕夜，家家户户将所有房间的灯点亮，从居住的房间到牛马棚，都会贴上春联，以此向腾格里的使者、新火神祈愿新一年顺遂平安。

在蒙古族与汉族长期的交流过程中，蒙古文春联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自古以来，蒙古文春联上书写的韵诗一直为两行，且并无书写横批的习惯，原本由两行韵诗构成的蒙古文春联，如今演变成附带横批和“福”字的形式。而这一书写形式与汉族书写春联的习惯相同。由此可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蒙古文春联的内容与寓意方面，保留了传统蒙古族韵诗的特点，但在形式上，接受了汉族书写春联的习惯，并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增添了横批与“福”字。

通过春联的形成过程以及对蒙古文春联的分析，可以发现蒙古文春联不仅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春节这一大环境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蒙古文春联进行革新的具体体现。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引入周边其他民族的春节仪式时，在原有习俗上进行本土化改革，从而形成了蒙古文春联如今的面貌。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发生变化的方面主要聚焦于民俗仪式里的文化象征物。并且，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在接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融入了自身对外来文化的理解以及本民族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交流与共生的良性循环，不仅让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习俗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与活力，也使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成为文化传承与文化共生的有力载体和生动典范。

民族传统仪式作为文化的具象化表达，承载着特定族群对自然、社会的认知体系，亦是族群审美偏好与价值观念的集中呈现，其演变轨迹与文化交流深度始终同频共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查干萨日）作为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变迁的实践过程，为解析多民族杂居地区文化传承规律与共生机制提供了典型样本。春节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习俗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情感凝聚、和合共生、希望与新生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

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审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习俗的演变，本质上是多民族文化“共生互补”的体现。在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仪式环境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春节吸收着汉族、满族等民族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表现昭示着不同民族对共生环境的认同，积极地促进着文化交流，并形成了多样的庆祝新年的实践传统。

共生环境下的交流并非单纯吸收、接纳抑或传承。当自足的文化进入一个其认可与接纳的共生环境时，它与共生环境中其他共生单元之间、与历时的自己的共生单元内的文化都会产生互文互动关系。如本文所列举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对肉类食物的传承与发展，他们并非过分执着于对传统的坚守，而是在变革中逐步自我改造与演化，使之适应生产生活环境，这是一种自发的、从内部进行改革的创新式传承方式。又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对谷类食物的接纳，是在文化共生环境下自然地孕育了这一民俗事象。这种接纳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对文化共生环境下某一文化象征物所象征的整套文化的迁移。其中包含着对共生环境中吸纳物的接纳，也包含着对其背后文化象征意义的认同，更是对共生环境下其他共生单元文化的认可与接纳。

在仪式活动层面，这一现象更为复杂。以张贴春联的仪式活动为例，这既包含与文化共生环境交流而产生文化认同后的外部引入，也有源自蒙古族内部对联文化的进一步演变。在双重机制的共同推动下，才形成了今天前郭尔罗斯蒙古族张贴蒙古文春联的特殊仪式。以此方式审视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难发现，在民间文化互动过程中，先行的往往是对共生环境的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才有进一步的文化交流活动。而且这些交流活动也并非直接地迁、挪、搬、套，而是民间有序的和多元的文化传承与演变方式。

每一次春节庆祝活动都是人们对历史记忆的回溯和对当下生活的探索。这个过程中，既保持着传统的核心理念，又与时俱进；既维系着文化的统一性，又包容多样性；还以其和平友善的特质，展现着中华文明的深邃智慧^[22]。从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来看，当需要一种抽象且具身的方式表达情感时，文化往往扮演这一角色。例如，春节中多元文化变迁与家族传统融合形成的“固定”庆祝模式，实则是家族在社会性活动中对内部历史与文化记忆的深情表达。因此，文化有时也是一种在多元社会活动中保留历史记忆的特殊方式。文化承载着人类的认同与情感，反复穿梭于不同族群之间相互共生。在多样化的场域之下形成的多样的庆祝新春的活动，其中的传承与共生结果实则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多样化的情感倾诉与文化的生动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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