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伊朗，电影制作者受到更严的政治限制。1979年，一场起义把巴列维王朝的国王赶出了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接管了政府。在霍梅尼巩固伊斯兰国家的同时，他的国家遭到了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的袭击。这场战争（1980—1988）对伊朗来说代价高昂。霍梅尼的领导地位被动摇，而萨达姆的地位则上升了。

在伊朗国王治下，德黑兰以拥有一个重要电影节和一个每年发行70部影片的商业化电影工业为傲。1970年代初，这种大众娱乐电影被“伊朗新电影”所平衡，伊朗新电影的典范作品包括达留什·迈赫尔朱伊（Dariush   Mehrjui）的《奶牛》（1970）。一些导演离开电影工会，建立新电影小组，获得了有限的政府资助。迈赫尔朱伊的《圆圈》（1976）和巴赫曼·法玛纳拉的《风之长影》（1978）等几部影片批判了社会状况，甚至抨击了国王的秘密警察。

霍梅尼革命后，许多电影制作者流亡国外。1979年至1985年，只有大约100部影片被制作出来。在国王治下，审查制度主要局限于政治话题，而此时也聚焦于性的展示和西方的影响。外国电影被删减，然后被彻底禁止。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是一个世俗化的亲美国家（但城乡及贫富差距巨大）。

伊朗的神权政体谴责西方的许多传统，但霍梅尼的官员认为电影可以为政权赢得支持。政府继续举办“曙光旬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于1983年），并资助反映官方对伊朗文化和什叶派穆斯林传统看法的电影制作。法拉比电影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为导演的首部影片融资。在新一代电影制作者的带动下，制片量稳步上升。

最重要的是法拉比电影基金会的儿童与青少年部。在一个近一半人口年龄不到15岁的国家，关于儿童的影片能够吸引大量观众。伊朗一些最有才华的导演转向围绕年轻人展开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较少受到审查的限制。不久，一系列富有想象力、感动人心的伊朗影片出现在海外电影节上。

第一个获得广泛赞誉的电影制作者是老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他是儿童与青少年电影部的联合创始人。《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6）讲述一个孩子到邻村寻找同学的故事，朴实无华却意外地充满悬念，引发了外国观众对伊朗新电影的兴趣。阿巴斯的续集《生生长流》（1992）展现了一位电影导演和他的儿子开车穿越被1991年地震毁坏的地区，寻找出演前一部影片的男孩。阿巴斯用画外动作给地震的恐怖去戏剧化，展现幸存者的坚定，如儿子为相邻车辆中一个没露面的婴儿冲了一杯饮料。

阿巴斯在1994年以《橄榄树下的情人》完成了这一“套盒”三部曲，该片讲述了一个电影剧组在地震区拍摄《生生长流》。在一个既幽默又令人发狂的场景中，当年轻女演员拒绝与现实中追求她的男演员说话时，同一个镜头的多次拍摄都被破坏了。阿巴斯随后在《樱桃的滋味》中处理自杀这一禁忌主题，该片获得了1997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他的《随风而行》（1999）带领另一位媒体专业人士踏上了一段沉思的、略带喜剧色彩的乡村之旅。到1990年代初，阿巴斯开始从伊朗以外获得资金。

《橄榄树下的情人》中，本地非职业演员间的紧张关系一再破坏一个简单的场景。

曾在《橄榄树下的情人》中担任助理导演的贾法尔·帕纳希（Jafar   Panahi）根据阿巴斯的剧本执导了他的第一部长片《白气球》（1995）。在《谁能带我回家》（1997）中，帕纳希为了将儿童主演的状态调动出来，让她的姐妹也参与演出，该片讲述一个小女孩放学后独自穿过德黑兰的车流回家的故事。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一起，这类影片开创了“儿童探寻”类型，其中，一个坚定的孩子顽强地克服了障碍。

和阿巴斯一样，穆赫辛·马克马尔巴夫（Mohsen   Makhmalbaf）从1970年代就开始执导电影。他的国际突破之作是《电影万岁》（1994），这是一部关于影迷的风趣纪录片。他的众多抒情影片包括《纯真时刻》（1996），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影片，展现了浪漫爱情如何扰乱电影制作；《魔毯》（1996），这是一部关于波斯地毯制工的神秘剧情片；以及令人陶醉的《万籁俱寂》（1998），该片围绕一个必须找到工作的男盲童展开。

1996年，马克马尔巴夫成立了马克马尔巴夫电影工作室，这是一所培养青年电影制作者的学校。它迅速成为他家成员的制片公司。1997年，他17岁的女儿萨米拉（Samira）执导了《苹果》，他担任了编剧和剪辑。萨米拉·马克马尔巴夫的影片基于一对真实的夫妇，他们从未让两个12岁的女儿出门，萨米拉指导这家人和社会工作者以惊人的自然度重新演绎他们的故事。她的第二部长片《黑板》（2000）主要使用非职业演员，描绘伊拉克边境附近道路上为教育难民而苦苦挣扎的失业教师。穆赫辛·马克马尔巴夫的妻子玛齐耶·梅什基尼（Marziyeh  Meshkini）曾担任女儿的助理导演，后来自己执导了《女人三部曲》（2000），审视了三代伊朗妇女的处境。

所谓“电影始于格里菲斯，终于阿巴斯”，阿巴斯是世界电影当之无愧的巨擘大师、文体家，伊朗电影的最大荣光。

02

与中东邻国相比，伊朗维持了强劲的电影工业。政府禁止进口片，将市场交给本地影片。1980年，即国王倒台后的一年，只有28部长片被制作出来，而到2001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87部，到2010年代中期，超过100部。其中大多数是情节剧、犯罪片和盛大历史剧。外国电影在技术上仅限于电影节，不过热门影片（主要来自好莱坞）的盗版视频在私下流通。

出口国际的影片，如阿巴斯、帕纳希和马克马尔巴夫家族的作品，很少在国内上映。然而，当局对他们在国外树立的伊朗正面形象感到满意。法拉比电影基金会密切跟踪影片和导演的职业生涯，根据他们在电影节上的成就进行排名，并通过英文杂志《电影国际》进行宣传。更多资金被投注到制片业。平均一部长片的预算从1990年的1.1万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0万美元，尽管按西方标准仍然低得离谱。

1997年，伊朗选出了一位偏向自由派的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作为前文化部长，他帮助电影制作者获得了一些自由。他寻求打开伊朗与西方对话的大门，放松了对剧本的审查和官僚监督。伊朗影片继续赢得国际奖项，新的人才崭露头角。

《随风而行》之后，阿巴斯宣布他将主要舞台让给更年轻的一代，并且只用数字设备拍摄。更具政治性的穆赫辛·马克马尔巴夫对邻国阿富汗塔利班的严酷统治感到震惊，于是在那里拍摄了《坎大哈》。该片于2000年上映，在国际上取得成功，揭露了一个已移民国外的女子回阿富汗试图寻找妹妹时所遭遇的可怕状况。马克马尔巴夫决定留在阿富汗，帮助修建学校和医院。他的家人加入了他，制作了关于该国困境的影片：萨米拉的《下午五点》（2003）；玛齐耶·梅什基尼的第二部长片《流浪狗》（2004）；以及18  岁的女儿哈娜（Hana）的首部长片《佛在耻辱中倒塌》（2007）。

金棕榈、金狮、金熊三金得主帕纳希，是当前国际影坛最炙手可热的创作者。

新晋电影制作者摆脱了阿巴斯和马克马尔巴夫那种原型的“伊朗式”影片。正如导演巴赫曼·戈巴迪（BahmanGhobadi）所说：“太多人只是模仿阿巴斯这样的伟大人物。模仿一两次还好，但这么多就没意义了。”戈巴迪制作的“儿童探寻”故事绝不温馨。《醉马时刻》（2000）和《乌龟也会飞》（2004）展示了战争中挣扎的儿童们的悲惨生活。马尼·哈奇奇（Mani   Haghighi）的《男人做什么》（2006）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以喜剧的方式处理四个男人试图推倒他们在路边发现的一块巨石的荒谬决定。曾制作了《白气球》和《谁能带我回家》的帕纳希在《越位》中也转向了喜剧。这部影片围绕一群年轻女子展开，她们坚定地要观看足球比赛，尽管体育场只允许男人入场。这些好斗的姑娘骗过要把她们拦在外面的警卫，与“儿童探寻”类型中的弱小孩子相去甚远。

中东世界的残酷，在《乌龟也会飞》这样的儿童电影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阿斯加尔·法尔哈迪（Asghar   Farhadi）是2000年代开始电影制作的伊朗导演中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他避开政治题材，偏爱微妙、复杂的剧情片，讲述那些有缺陷但善意的人，他们的错误、误解和小谎言滚雪球般发展成危机。《烟花星期三》（2006）展现了一个女佣卷入中产阶级雇主的紧张婚姻；而在《关于艾莉》（2009）中，一个客人在海边野餐时失踪，考验着整个群体的道德责任。法尔哈迪精致的《一次别离》（2011）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奖的伊朗影片，他凭借《推销员》（2016）再次获得这一成就。法尔哈迪经常使用望远镜头，并保持多个面孔清晰可见，邀请我们从远处观察他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表情解读他们的想法。

《一次别离》开创性地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算是奥斯卡自己给自己争光了。

03

在穆罕默德·哈塔米治下，2002年至2004年，伊朗电影工业趋于稳定和开放，但2005年，右翼孤立主义者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严格的审查制度被重新实施，一些影片，包括帕纳希的《越位》，被禁。电影制作者被鼓励继续将作品提交到国外电影节，但被命令避免风格上的实验，并紧跟国家社会和伊斯兰的议题。几位电影制作者面临放逐甚至更糟的命运。

面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当选，马克马尔巴夫及其家人选择放逐，暂时离开伊朗。阿巴斯长期以来完全在欧洲的支持下工作，尽管他继续生活在伊朗，但直到2016年去世之前，他的大多数影片都是在国外制作的。其中包括在意大利拍摄的、玩味暧昧的关系研究之作《合法副本》（2010），以及他的倒数第二部长片《如沐爱河》（2012），这是一部在日本拍摄的法国–日本合拍片。戈巴迪也自愿放逐，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墨西哥制作电影。

帕纳希选择留在伊朗，但他在2010年被捕，被指控制作反政府影片。他被判处六年监禁，并被禁止在二十年内制作电影、接受采访以及出国旅行，他对此判决提出上诉，并在德黑兰的公寓里拍摄了《这不是一部电影》（2011）。政府没有将他关进监狱，可能是担心引发类似他被逮捕时的国际舆论风波，他又制作了两部关于自己处境的影片：《闭幕》（2013）和《出租车》（2015）。

帕纳希的年轻同事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白草地》（2009）；《手稿不会燃烧》（2013））在同一时期被捕，但他的刑期被减为一年，无需服刑。他毫不气馁，继续制作《谎言》（2017），这部影片激怒了当局，没收了他的护照。在将妻子和女儿安全转移到欧洲后，他坚持了一下来。《无邪》（2020）赢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项，但他未被允许出席领奖。

由于被禁止拍摄真正的电影，贾法尔·帕纳希在剧本中绘制了一个想象的布景图，并描述了情节动作。《这不是一部电影》通过藏在蛋糕里的硬盘被偷运到戛纳电影节。

拉索罗夫对政权的挑战呼应了许多其他电影工作者的做法。演员和导演们动员起来，挑战政府对街头抗议的暴力镇压。日益严苛的审查制度、经济压力，以及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使伊朗电影界团结一致。一位观察者指出：“电影制作者正试图探讨大家共同经历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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